解剖劇場 現場觀看解剖過程的濫觴，源自於 13 世紀末或 14 世紀初的波隆那大學。波隆那大學藝術暨醫學院開放讓學者親臨現場，觀賞解剖學家剖開人類屍體。而他們進行解剖的方式可以比喻為：一手持解剖刀，一手持參考論文。這類系統性解剖的興起，其實和翻譯古羅馬文、內外科兼修的醫師蓋倫（Claudius Galen）留下的解剖文獻同時並進。文藝復興時期的解剖領域雜揉了古典哲學和天主教神學思潮，並從三句格言汲取靈感，其中兩句源於異教思想、一句則來自基督教思想。聖經《創世紀》中提到「神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而異教思想則有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Protagoras）的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權衡」，以及另一個古老諺語，呼籲人要「認識自己」。蓋倫對希波克拉底的「體液學說」進行了許多回顧與繕修，這些論點廣為後世文獻採納，包含 1316 年波隆那的解剖學家蒙迪諾（Mondino de’Luzzi）所著的《人體解剖》（Anathomia corporis humani），扮演了接下來四個世紀西方醫學思想的理論骨幹。
但在蒙迪諾之後登場的解剖學家，紛紛對前輩蓋倫提出挑戰與質疑，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布魯塞爾出生、遊歷四方的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蓋倫曾訂下一條戒律，就是「所有解剖學家都應有自己的論述」，而維薩里就本著這一點挑戰了前輩蓋倫的人體解剖論述（後經證實，蓋倫的論述可能是解剖猿猴和豬得來的）。維薩里在1543 年的作品《人體的構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中，交代了自己解剖帕多瓦和波隆那兩地死囚的經過；他認為文中詳盡的描述大幅修正了蓋倫的解剖形態學，甚至可謂更臻完善。到了下個世紀，又有一些解剖學家推翻了更多蓋倫的觀念教條，如義大利的法布里修斯（Hieronymus Fabricius）和他的英國籍學徒哈維（William Harvey）；其中最知名的莫過於哈維著於 1628 年的《心血運動論》（De Motu Cordis）。哈維在書中證明，血液並非在肝臟內製造，而是由心臟壓送至全身。
時光輾轉來到 17 世紀，儘管希波克拉底的體液學說（humoralism）仍主導醫療思想，當時的自然哲學家卻已開始解構古典文獻所描述的人體深層構造，及其在萬物中的秩序法則。其中，笛卡兒、霍布斯和牛頓各自以獨特的方式重新解讀宇宙，並且根據普遍定律將宇宙形容為物質移動和彼此交錯的空間。生命的基本成分可能是分子，不是液體；而身體從物質上可視為一臺機器，或一個以水管、幫浦與槓桿組成的系統。而在機械化的宇宙中，內外科醫師的任務是修補損壞的關節，好似鐘錶師傅或工匠更換破舊的齒輪一樣。
這種醫學的唯物主義，呼應了當時西方文化許多影響更為深遠的思潮，這些思潮通常被歸類在啟蒙運動思想之下。從洛克（John Locke）、休姆（David Hume）和孔多賽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等人留下的著作中，我們可以了解啟蒙運動思想體系主要細分為三項：首先，它是理性的，並試圖為學術、社會和政府建立一個理性且堅固的基礎；第二，它不僅推導與建立理論，同時也依賴經驗法則和感官體驗，由此創造並檢測知識的真偽；第三，它還象徵文雅，意圖使教育和對話成為社會運轉的手段，而非鎮壓和暴力。最重要的是，它催生了群眾和文化進步的可能性，並提供人類享受更多自由、活得更健康也更長壽等美好遠景。要理解這種激勵人心的論述，必須先考量到 18 世紀的文化與政治情勢並不理想，尤其歐洲仍延續著蓄奴劣習，整體環境相當嚴峻。但解剖、手術和醫藥卻在無形中與政治、哲學合而為一，建構出全新的「科學人」概念，做為啟蒙社會的基礎。
醫學受到這些影響，開始偏離希波克拉底的體液整體論，並將疾病視為物理損耗的一種形式。比如說， 莫爾加尼（Giovanni Morgagni）在 1761 年所著的《疾病的位置與病因》（De Sedibus et Causis Morborum）和貝利（Matthew Baillie）著於 1793 年的《人體重要部位的病理解剖》（The Morbid Anatomy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Body），都採用了觀察解剖學的傳統，並將身體不同組織所代表的病理學類型加以細分。病理解剖學讓死者開口說話，而死者發出最宏亮嗓音之處莫過於革命時期巴黎市內的醫院和太平間。
死亡的亮度 「20 年以來，你日以繼夜地在病人床邊進行記錄心臟、肺臟、腹部臟器的變化。但這種種對你而言，均是令人困惑的，因為諸症狀拒絕展現其意義。呈現於你之前的，只是一連串不一致的現象。去剖開幾具屍體吧！你將立刻能驅除那單憑觀察無法驅除之闇暗。」
上面這段話出自巴黎解剖學家比夏（Marie-Francois-Xavier Bichat）在 1801 年的著作《普通解剖學在生理學與醫學的應用》（Anatomie generale appliquee a la physiologie a la medicine）。在後世歷史學家所定義的「巴黎醫學」中，這句話已成為一種復古宣言和中心思想。經過法國大革命的洗鍊，巴黎城市醫院紛紛以世俗化的樣貌出現，巴黎醫學也因而在病理解剖領域獲得了醫學思想、教育和實踐的立基。這些城市醫院內，僅具一般公民身分的內外科「醫師」一同廢寢忘食地做著研究，和戶外滿街的無套褲漢（sans-culottes，對法國大革命群眾的普遍稱呼）一樣充滿自覺與激進的精神。這樣的畫面不禁讓人聯想到英國諷刺畫家吉爾雷（James Gillray）諷刺法國大革命人士的作品，只是題材稍有不同—另一幫披著醫師袍的激進分子，也在政「體」上精雕細琢。
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菁英醫師看病的對象大多是有錢的患者，診斷的方式自然根據他們的需求和怨言調整。有錢人可不想讓地位比自己低下的醫師，透過體檢擅自侵犯自己的隱私；這些醫學奴僕只能坐在富裕的病患身旁，耐心聽他們絮叨、傾訴病況，因而招致了比夏的嘲諷。在大型城市醫院裡，擠滿了哀哀無告的窮苦病人；比夏的學生能在此以接近工業化的規模診斷並進行解剖，將生死疾患融會貫通。原則上，局部病變大多適合以外科手術處理，不似全身體液失衡如此棘手。巴黎醫學的臨床視角重振了外科醫師的聲譽，他們透過新工具（如聽診器）和新方法（如體溫波動紀錄表、標準化病例統計），讓疾病更加具體，醫師不再只能傾聽患者的發言。縱觀 19 世紀，巴黎醫學的概念就像盤古開天一樣神聖，而且適用許多不同情境；比如說，美國內科醫師在獨立戰爭後援引巴黎醫學的部分精神，為了與英國醫學做出區隔。而歐洲、美國及各處殖民地的執業者，縱然各有門派，卻也大多認同這樣的精神。套句民族主義學家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話，這個精神讓醫學專家凝聚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一同秉持全新的、科學的唯物主義醫學思維。
實際上，做為主體性思想和技術，巴黎醫學正是影響 19 世紀西方醫學傳統最有力的單一思潮，同時也是現代的象徵。在這種思潮影響下，內外科醫師不再認為身體是統一的整體，而是由各種組織拼湊起來的。根據杜魯茲大學英文教授塔萊瑞奇維瑪（Laurence Talairach-Vielmas）的觀點，1818 年瑪莉．雪萊（Mary Shelley）的作品《科學怪人》（Frankenstein）中的怪物可被視為一具活體解剖標本，尤其是他被描繪得活靈活現，同時又令人感到憂傷。而當時的醫學就像《科學怪人》中的怪傑醫師法蘭克斯坦一樣，想要學會拆解身體、顛覆人體完整性，甚至重新思考生與死的意義。
對健康和疾病的描繪通常是在解剖室裡製成並使用的，這並非巧合，因為解剖室空間象徵臨床醫療權威不斷增加。但若僅是將人體開膛剖肚，那和觀賞庖丁工作就想領會解牛的意義一樣，離臨床專業還有段不小的差距。除了徹底的實證主義外，比夏也倡行整體性的觀察規訓。解剖病理學圖鑑是集體實證主義的重心，達斯東（Lorraine Daston）和蓋里森（Peter Galison）兩位學者在 18 與 19 世紀的歐洲科學與醫學著作中發現，實證主義正慢慢抬頭。
這些研究著作都能用來解釋傅柯的「規訓性凝視」，在這種凝視下，「科學實踐的把握」和「某種自我的刻苦修煉」連結在一起。對19 世紀醫學界的領袖來說，解剖既是入行儀式，也是道德和情感教育，更是臨床教學的工具：他們認為，從屍體獲得的經驗是醫療和手術性格的重要養成。一個好的醫師要審慎分析、思慮周到、深刻反省，更要在情感抽離之餘，意識到這個職業肩負的龐大責任（而不至於被壓垮）與優勢。反過來說，如果專家慌張了、嚇傻了，拿不穩手術刀或下手不知輕重，那最細微獨到的解剖知識也將無用武之地。解剖者的身體因而產生變化，如眼清目明、手指靈活、頭腦變靈敏，神經變大條，還有最重要的—不那麼容易噁心反胃。人類健康和患病時的身體圖像（或在教學和實習時使用這些圖像）建立了一種共同體和共通的技術、原則與價值，讓同行能用一致的方式觀察病患身體。
而附有這類圖片的書籍也不時在改變。18 世紀的解剖作品通常都煞有介事：採高級紙張印刷，裝訂精美而且體積龐大，一版僅印幾百本，且多半只給訂戶。但隨著 19 世紀初醫學教育的普及，出版社開始大量印製便宜實惠的教科書，供手頭拮据的醫學生使用。在停屍間裡，實習學生可能需要參考書上的解剖或病理學資料，而用手提袋將書包著、架在太平間裡某具屍體上；儘管如此，書頁上仍沾滿血跡和潦草的筆記，頁緣被翻得破爛不堪。這些教科書並非醫學生服裝的配件，反倒像是野外求生包裡的工具，好比一份值得信賴的地圖，靠它才能完成手邊血腥的肢解任務。
這些書和書中的插畫，可謂達斯東和蓋里森兩位學者研究的集體實證概念的縮影，也是解剖學家、雕刻家與畫家、出版商、教授、老師和學生齊力合作的碩果，那就是不要忘記死者的身體。像哈茲利特這類細心的讀者，對醫療知識的本質提出了有趣的問題：人體插畫是如何表現（也許還決定了）學生或解剖學家實際在手術臺上或停屍間裡可能看到的東西？這些圖像承載了什麼樣的審美和文化價值觀，繪者又是哪些人？當然，還包括了西方藝術中的傳統命題：一幀圖片如何才能比一具真正的人體看起來更寫實、更具說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