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有強迫症陰影徵候的人能夠得救的關鍵，就在他如何善用他的頓悟。史華茲與他的同事在ＵＣＬＡ做的研究成了這個專業領域的頭條新聞。他們用ＰＥＴ掃描證明強迫症病人僅用行為的方法就真的能夠改變腦的化學機制。雖然，精神科醫生和遺傳學家都一樣，許久以來已說過環境，包括行為治療，可影響腦的生理機制；不過，ＵＣＬＡ這組人用影像技術驗證了這種變化的實例。
這項研究採用十八位典型強迫症的病人，在接受認知行為治療前，先作供將來實驗結果比較的基準的腦掃描。他們不用藥物，只用傳統的行為治療法稍加修改。通常著重於「曝光」（exposure）和「氾濫」（flooding）。基本上是訓練病人去控制自己，以對抗經常引發強迫症狀的刺激，譬如髒毛巾，或沒有檢查火爐開關，或任何可以引起他們的強迫症狀的刺激。
為了找一種病人可以自己執行的行為治療，史華茲新法是放棄傳統去除敏感作用（desensitization）的步驟而改用分心的方法；要求病人，當他被非去洗手或檢查爐子的渴望抓住時，就去做某種完全不同的事。病人必須先練習他的頓悟，告訴自己，他所感覺的強迫思想不是真的，而完全是他的強迫症虛構之事。然後，這樣想以後，他必須忍著不執行強迫行為（剛開始時，只能忍住短時間，能控制了以後就可忍住較長的時間），反而強迫自己去做一些比較有生產性、可使人快活的事情；至少持續做十五分鐘。任何一種嗜好對這個步驟都管用。有些病人發現做有助於別人的好事--例如當義工或好好對待朋友或心愛的人--都是很好的分心法。這種嚴格的行為步驟非常重要：ＵＣＬＡ的研究小組發現，只讓病人經歷知道他的強迫思想乃是根源於一種腦的故障還不夠。頓悟本身還不夠有力，必須有行動的配合--不僅要有取代的行動，而且要有拒絕去執行強迫行為的行動。
十八位病人中，六位沒反應；另外十二位對行為治療有反應的病人很明顯地減少了他們的強迫症狀。有位叫邁克的病人本來有「讀書」的強迫思想，一想到要讀書就先要去做很多先前的「讀書」準備工作；經過行為治療以後，他報告說，目前他在一個月內讀完的書比他從前一年讀的書還多。另一位叫傑克的病人以前每天洗手五十至一百次，現在他的徵狀好了百分之九十，他已經能夠每天只洗一般人可以挼受的次數。第三位病人叫凱恩，是個貯藏者，她家裡堆滿了二手貨；她先生和她連點火爐都不能，因為怕引起火災。他們也不敢叫工人來修理房子，因為怕工人會去報告衛生處。（譯註：雜物堆如倉庫，不合住宅規定，衛生處可取締查封。）經過行為治療後，凱恩終於開始整頓家中的雜物堆。兩年後，她已達到百分之七十五的目標，並且開張了她的小生意。所有這些戲劇化的改進，都沒有用藥物治療就達成了。
這些變化也反映在病人們的腦掃描上。這十二位用行為治療就有效的病人們，治療前與治療後的腦掃描圖片可看到明顯的腦機制變化。而且，掃描顯示腦變化愈大的，臨床上也看到愈大的反應--病人自己報告他們的機能進步更多。所有十二人都有兩種生理機制的變化：在尾狀核的活動量減少，而且，在尾狀核與眼眶皮質及扣帶回之間緊密關聯的活動量也減少很多。換句話說，強迫症的腦連環扣縮小了，而腦的這三個部位比較可以獨立操作，像正常人的腦一樣。
這是革命性的資料，「革命性的」是因為它不僅以實驗證明用思想和行為可以改變基本的腦功能，而且給所有要與反抗的生理機制搏鬥的人一線希望--這種方法雖然不可能對所有的人都有效，不過，很可能對許多人會有效的。ＵＣＬＡ的專家們已經證明人的心靈可以用意志來轉變他的冥頑不靈的腦。
這項事實對像珊卓這種輕型病人有何意義呢？對本書中任何陰影徵候群的人又有何意義呢？
首先，掙扎於任何一種腦功能異常的人必須開始整天注意他自己的思想過程，隨時隨地用他的思想來鼓勵他的行動。為了要能做好這一步，他必須先學習能從遠處來觀察自己；他必須在內心中培育一個公正的旁觀者。目的是在客觀地列表記下自己的思想，就如同傳統的行為主義者統計行為一樣：一個小時之中有幾次憂鬱的思潮，有幾個狂躁的念頭，有幾次上癮的渴望等等。
有趣的是，這個特意地記下無用之思潮的舉動其實正可以減少那些思潮。派特森（Gerald Patterson）在《家庭：社交學習對家庭生活的用途》（Families: Applications of Social Learning to Family Life）一書中寫道：遠在一九七○年，行為主義學者就已發現這種效果。他寫道：
計算你自己的一些行為發生的次數，這個簡單的舉動就足以改變發生的次數！！舉例說，如果你想要增加你花在讀書的時間，你可以開始算算你每天讀幾分鐘書。對一些人來說，這個觀察與記錄的舉動就能增加他們讀書的時間。相反地，如果你有興趣減少咬指甲或對你配偶生氣的思潮，你每天記下這些行為發生的次數，那麼它們發生的次數就會減少了。
對任何一位正與陰影徵候群搏鬥中的人，這是非常有用的建議。因為，陰影徵候群的定義就是只有輕微的問題。典型的盛發型的強迫症病人幾乎不可能不知道他正浪費好多時間強迫自己去想爐子的開關；但是，陰影徵狀的人卻很可能根本沒注意到自己每天花了好幾個小時強迫自己反覆思量配偶的不良行為。人真會把他們生命中寶貴的時光浪費在毫無生產價值的思潮。如果把這些心裡的思潮寫下來，知道我們心中在想什麼，想了多久，想了幾次等等，這種記錄本身就是改進一個人生活的重要工具。（令人發生興趣的是，派特森的報告還提到，有意地寫下別人的行為--譬如，有不良行為的孩子或配偶--也能夠得到這種效果。在特殊教育裡，大家都知道，即使是嚴重如自閉症兒童，他的父母簡單地把自閉症兒童的不當行為寫在表格上，也能減少那些行為的次數。沒有人知道，怎麼會有這種事發生。）
然而，只有頓悟還不足以改變腦的功能：雖然只知道我們有問題可以有幫助，但不能解決問題。如前所提，ＵＣＬＡ研究人員發現除了開發頓悟以外，他們的病人還必須固守計劃中的行為部分--他們一定要防止自己去執行他們的強迫行為--不僅如此，他們還得代之以令人喜愛且有益的行為。
僅只用認知行為的方法，我們能改變腦的基本生理機制到什麼程度呢？目前，我們還不知道。至少，從他們自己的描述估量起來，ＵＣＬＡ這些病人離痊癒還有一段距離：他們並不是變得完全沒有症狀。（我們不知道他們的ＰＥＴ掃描圖與正常人的有多少相像之處，因為這個實驗的設計是用病人自己做對照標準。那就是說，十八位病人在治療後的腦掃描不是與十八位沒有強迫症的人腦掃描作比較，而是與這些病人自己在接受治療前的腦掃描作比較。）這些病人雖然進步很多，但他們大部分的人必須天天都很努力去做，才能保持那種進步。
芭芭拉，這位曾因此病而有嚴重障礙的病人，這麼說：「我的少數殘留的強迫症的儀式『就像一些小小的討厭事，例如必須每天用牙線清潔牙縫』。雖然她對她這治療結果的描述聽起來離奇蹟不遠，但是，接下來的另一段，她又寫了第二種陳述：「我的強迫症以它自己的方式，存在我的生活中，好比一個煩人的嬰兒一樣地真實而且堅持不消失。」
對任何不是強迫症的病人而曾經與一個煩人的嬰兒相處過一段時間的人，這個描述說出了它的複雜性。大概可以說，像芭芭拉這種病人，經過行為治療後，可以由嚴重的強迫症設法進步到比較沒有障礙的中等或甚至是輕微的強迫症。或者，在自閉症與特殊教育的說法，就是從低官能作用變成高官能作用。這種效果當然已算是治療的成功，比其他方法好多了。然而，當我們觀察珊卓的生活，我們會再次面對頑固的現實；至少在家庭和孩子們的王國裡，輕微的強迫症所造成的問題不一定就是輕微的。珊卓的問題已經算小的了，本書中其他例子的人，問題也不大。他們都沒有很嚴重的腦故障（雖然，有些人從前真的有過嚴重的精神上的毛病）。不過，每一位接受訪問的人，輕微的腦問題有時候真的會造成大的損傷。在特殊情況下，即使是腦的小毛病，也可能引起大災禍。
現實是如此，我們用邏輯學的假設說，如果嚴重的強迫症病人只用行為治療方法，就能把他的腦功能改進到滿意的程度，那麼輕微的強迫症病患當然也做得到。每一個人需要用什麼方法才能達到他想要的效果，永遠是決定在他所面臨的考驗。如果試圖做對他們自己的生理特性太困難的事情--以更深的層次來說，根本不是他們該做的（這就是珊卓的情況）--行為治療法永遠不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