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動物 天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日，中國人甚至知道自己出生的時間是幾分幾秒；只有我，什麼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屬於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小事，沒有人會為它眨一眨眼，可是，假如有一天，忽然有人宣佈我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恐怕就要勞動一大批考據學家忙得團團亂轉。
據說，我出生於一九二○年，這是我唯一記得的數字。不過到了後來，連這個數字也不敢十分確定，因為事實上，並沒有一個人告訴過我，包括父母。母親在我生下來不久即行去世，中國人的父親向來把兒女的出生養育歸於母親的職責，更不會記住兒女的生日。這個數字的來源，似乎是從家人口中，偶爾聽到，因而留下印象的，日久天長，或許記錯，或許講的人根本不是講我，而是講別人。我還模糊記得我的生日是陰曆九月初七，不過，更加不敢肯定這個日子。二十世紀二○、三○年代的內陸鄉村，幾乎仍是原始社會，除了大人物或是世家子弟外，很少有人為一個孩子慶生。所以我的生日是哪一天，毫無意義。我的出生就像一個動物族群中一隻小駒，誕生在茫茫的天地之間。
一九四九年，我二十九歲（假定我的生年沒記錯的話），流浪到台灣，在行政組織嚴謹的台灣區公所辦戶口時，因為不能肯定我的生日，所以臨時起意，順口報出一個印象中不容易忘記的日子——十一月一日。那是東北第一大城瀋陽市在國共內戰中陷入共軍的日子，當時，對正在瀋陽辦《大東日報》的我來說，是一項晴天霹靂。所以我選了十一月一日成為我戶口上正式記載的生日，一直保持了二十年。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七日，我被調查局以「共產黨間諜」以及「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的罪名，逮捕入獄，要求處死。其後，又被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於是從此，我就以三月七日做為我新的生日，不但紀念我的苦難，也強調自該日起，對籠罩我一生的蔣家父子政權的唾棄。然而，正當大家已經接受我的生日是三月七日時，卻在稍後出現的文件上，發現我真正被捕的日子是三月四日。為什麼發生三天的差誤？這和傳統官場作業有關，原來法律規定，任何刑事案件，調查機關收押被告，不得超過四個月，而且冠冕堂皇的宣示：如果超過四個月，被告在拘押期間所有的口供與證據，都作無效，用來保護被告的人權。而我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由調查局移送台灣警備司令部軍法處的，如果不把拘押日期從三月四日改為三月七日的話，調查局的拘押行為就完全違法，我則完全無罪。所以，特務們就把被捕日期後延到三七日，這是誣陷手法小動作之一。僅只生日一項，竟有這麼多曲折變化，難道一開始就命中注定一個小人物求活不能、求死不得的坎坷一生！
跟生日同樣曖昧的是，我不知道生在那裡。有人說，我生在父親當縣長的河南省通許縣縣長宿舍；有人說，我生在河南省開封縣東桐板街；沒有一個人明確的告訴我，到底我生在那裡。只是，在我長大後，發現我被歸類為河南省輝縣人。
輝縣是中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不過在歷史上卻默默無聞。最著名的一件事，發生在紀元前二二一年，秦帝國消滅了當時華夏土地上所有的獨立國家，統一了當時已知的世界，把他最後俘擄的一個名叫田建的齊國國王，放逐到共城（就是現在河南省輝縣），任憑他自生自滅。這位當了四十五年的國王，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之後，被軟禁在太行山麓松柏樹林中。最後，他的隨從全部逃走，妻子跟王位繼承人的兒子，飢寒交迫，日夜啼哭。田建傷心過度，終於鬱病而死。王后與王子都不知道下落。齊國遺民聽到這個消息之後，為他寫下一首哀歌：
滿耳松濤
滿目柏林
飢餓時不能吃
口渴時不能飲
誰使田建落得如此下場
是不是那些——平常圍繞著他的客卿大臣
這首哀歌，在輝縣廣大的土地上飄盪。兩千餘年之後的今天，輝縣已很少人記得這件事，它太遙遠了。現代的輝縣人，尤其是居住縣城東北六公里的常村郭姓居民，他們所有的記憶，最遠追溯到三百年前那個令人作嘔的明王朝末年。那是一個無邊無涯的大黑暗時代，整個中國北部大約五百萬方公里、比一百五十個台灣都要大的面積上，發生被貪官污吏製造出來的可怖飢荒，旱災、蝗災，所有含葉綠素的葉子，全被啃光。大地如焚，河水乾枯，一片焦土。飢餓的災民，互相交換子女，烹殺煮吃，當孩子們都吃盡的時候，他們吃觀音土——一種白顏色的鬆軟石頭，經水煮過，會變成漿糊，人們把它喝下去，暫時填滿腸胃，可是不久它就凝結，恢復成石頭硬塊，既不能消化，又不能排出，直到一個一個活活脹死。
就在山西省洪洞縣，一個郭姓大家族幾乎被飢餓消滅，殘存的一些族人，在一棵大槐樹下，把一個鐵鍋摔破，分給每一個支派的族長，然後互相祝福，四散逃命。他們相約等這場災難過去（人往往認為災難會過去，以寄望於未來），總有一天，大家從四面八方返回故土，重建家園。萬一到時候子弟已互不認識，鍋片就是信物，可以為證。
於是當中有一支從洪洞縣出發，向東逃亡。那是一段悲慘淒涼的旅程，中途幼兒夭折，老年人逝世，沿路寫下悲苦的河南輝縣先民移民史。他們翻過高達兩千公尺的太行山，繼續向東逃亡，終於在太行山東麓的輝縣定居，他們的子孫一直傳到現在。轉眼三百年，鍋片已經不知道何處而去，子孫們對往日大槐樹下摔鍋片的故鄉，早已失去記憶。今天，當輝縣人被詢問到這個故事的時候，只見他們的一臉茫然表情，透露無限人世的滄桑。
我，柏楊，就是這支苦難先民的後裔。
家庭 從我不知道出生日和出生地，如果推測我有一個原始、貧窮、沒有一點文化的家庭，也並不過份。不過，我們卻是小康之家。慚愧的是一直到年紀很大，特別向親友查問，才知道我的祖父名叫郭統。除了這個名字外，對祖父本人，以及祖父以上的祖先，一無所知。只知道祖父有兩個兒子，大兒子郭學忠，二兒子郭學慈。學忠就是我父親，從小念過四書，在清王朝政府被推翻、中國五千年專制制度結束、中華民國成立之際，讀過當時開風氣之先的警察學校，後來當過一任河南省通許縣縣長，又當過開封縣警察局官員。到了一九三著年，中國軍閥大混戰，父親參加反抗軍——第八方面軍，在樊鍾秀將軍手下當交通科長。這一場內戰，是地方軍閥閻錫山、馮玉祥，及樊鍾秀等聯合的反抗陣線，與中央軍統帥蔣中正對決，在中原地帶（也就是河南省）會戰。這場會戰中，反抗軍一開始就失利，樊鍾秀被中央軍的飛機炸死。
樊鍾秀之死，說明了世界上確實有很多絕頂聰明人，實際上卻是那麼愚昧無知。那時候中央政府的空軍，不過只有幾架飛機，偶而派一架到前線偵察或轟炸，全靠駕駛員的肉眼觀察，沒有任何儀器，威力有限。但是，每逢飛機在空中出現時，都會引起反抗軍官兵的驚慌，恐嚇力十分強大。因為人們一輩子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東西可以在天上亂飛，而且可以擊斃人馬。那螺旋槳的刺耳噪音，能使全城居民，像發生地震一樣的呼叫。第八方面軍總部設在許昌縣城，官兵也因驚慌過度，跳嚷喊叫四散奔逃。對於這一項來自天空的心戰威脅，馮玉祥有一項心戰的措施，他告訴反抗軍說，烏鴉是拉屎的，烏鴉屎拉到你們頭上過沒有？飛機難道比烏鴉多嗎？炸彈難道比烏鴉屎多嗎？你們怕什麼？
這一項漏洞百出的心戰教育，對那些幾乎全部來自貧苦農村、頭腦簡單的反抗軍官兵而言，是至理名言，完全接受，而且在酒酣耳熱之際，還譏笑那些對空襲心懷恐懼的人：「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認為自己才是天下第一智士。這種不允許別人反駁的安全感，成為一種理直氣壯的信念，以至於連樊鍾秀都確信不疑。於是，有一天，當他乘坐當時很少見的漂亮小轎車出城視察前線陣地的時候，遇到中央政府的軍機正好在天空出現，衛士建議停下來到附近躲避，樊鍾秀嗤之以鼻說：
「烏鴉屎掉不到我們頭上，你怕什麼？你這麼膽小，還不如回家抱娃兒去！」
那架飛機在天空上只盤旋了一圈，駕駛員雖然不知道車子裡是樊鍾秀，但可肯定車子裡必然是當時的重要人物，於是，投下炸彈，車子和車子上的人，全都粉碎。
這件父親親身經歷的往事，我從小就印在心中，刺激我產生一種思考，那就是，無論是哲學或科學，無論是政治或軍事，無論是文化或商業，一旦最高指導原則犯了錯誤，一定是一場悲劇。而它是不是錯誤的，並不一定不可以驗察，只要允許公開辯論就行了。一旦不准許公開辯論，指導原則變成皇后的貞操，不容許置疑，它一定會產生錯誤。
我就在這樣的家庭中長大，父親郭學忠於樊鍾秀被炸死、第八方面軍瓦解、反抗陣線失敗後，逃回開封，改業經商，從事花生進出口生意。在不久即統一中國的國民黨看起來，他是一個北方軍閥的殘餘，政治對他，從此絕緣。
至於親生母親是誰，我不知道，只記得她彷彿姓魏，家住輝縣西關，如此而已。我不知道母親的名字，不知道母親的容顏，也不知道母親那一年死亡。在一個從沒有人告訴我生日的家族裡，更沒有人告訴我為什麼母親年紀輕輕竟然去世。
而且甚至於一直到小學四年級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叫媽媽的那一個女人，不是我的親娘。四年級的時候，我才聽到一星點關於親娘的消息，唯一的嫡親姐姐郭育英，抱著幾個月大的我，孤獨的站在床頭哭泣。育英跟我是一母同胞，她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就嫁給一個父親朋友的兒子竇清淮。竇清淮長得什麼樣子，以及竇家情形，我並不清楚。我只和姐夫見過一面，但是沒有交談過一句話。那一年正是反抗軍失敗後的次年，一天傍晚，一個年輕人倉促的闖到家來，和父親在窗下密談，然後滿臉驚慌的踉蹌離去。父親告訴我說：
「這是你姐夫，有人告他是共產黨。」
從此就再沒見過他，後來聽說他終於被捕，在刑場上被槍決。育英姐一直守寡，帶著唯一的小女兒竇芳愛，母女相依為命，直到老死、苦死。
姐姐是這世界上最關心、最疼愛我的親人。她比我更是時代的受害者，纏小腳，幾乎不識字，使她無法維持自己的生活。她在繼母進門之後，首先受到衝擊。因為繼母進門後第一件事就是迫使正在讀小學二年級的姐姐停止學業，草率嫁人。以後，我回到輝縣讀百泉初中，欠了附近攤子很多的糖果錢，被債主追逼得無法招架，只好向姐姐求救。我是一個混沌的人，那年，我十四歲，根本不知道姐姐那麼樣的貧窮。姐姐拿出所有的儲蓄，不過一串錢（當時的一塊錢銀圓可以換四串錢），她仍託人帶給我，囑咐我千萬節省使用。這一點錢，根本不夠還債，不到兩天我就把它用光。那個時候，鄉下學生已經開始流行穿制服，制服的最大特徵，就是褲腰跟傳統式的褲腰不一樣，而又是機器對口雙線縫紉，跟手工的單線縫紉不同，我非常羡慕那種摩登的長褲。但是，已經中落的家道，供不起我做這樣的制服，我天天生氣，向已經出嫁、貧窮而又喪夫的姐姐要錢。姐姐沒有錢，就親手裁布縫紉，為弟弟做只有機器才可以做得出來的長褲，對口縫紉是那麼樣的辛苦，我仍不滿意，扔在一邊，連一眼也不肯看，惹得姐姐落淚。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一九四九年，我被內戰的戰火驅逐到台灣。四十年後，重返故土，姐姐已於前一年逝世，臨死還拿著我這個不爭氣弟弟的信，叫別人唸給她聽。
繼母 「人皆有母，我獨無！」這是我對自己身世的嘆息。
西方有一句話：「上帝不能跟每一個人同在，所以賜給他一個母親。」但上帝並沒有賜給我一個母親。正確的說，是賜給了我一個母親，但在我最需要母親的時候，上帝卻把她奪回。帶我長大的是繼母，這位繼母是滿洲人，她非常漂亮，也絕頂聰明（可悲的是，她只有聰明，沒有智慧），沒有人比得上她更能說善道。她原來是一個滿洲籍官員（河南省懷慶府道台）姨太太所生的兒子的妻子。一九一○年代，清王朝滅亡，民國建立，那位滿洲官員從高位上跌下來，一病而逝。不久，繼母的丈夫也一病而逝，全家只剩下婆媳二人。大概就在這個時候，父親中饋乏人，就把寡媳娶進家門，也把婆母接過來。婆媳的身份變為母女，問題是，她們到底不是母女。這位可憐的婆婆，孩子們都以北方的習慣叫她姥姥。
繼母共生有兩個男孩跟兩個女孩。以我判斷，繼母一定攜帶了她丈夫與她公公的全部財產，嫁到郭家。所以，她在家庭中，居於強勢地位，頤指氣使，沒有任何顧忌。因為她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緣故（那個時代所有婦女受教育的機會非常少），她時常對父親破口大罵，侮辱到祖宗三代。而且，她發起潑來，簡直像一頭瘋狂的野獸，級拉著鞋（鞋子被壓下後跟，當作拖鞋穿），不只是在家裡叫罵，而是到門外大街之上，有行人來來往往的地方，一面走，一面揮動著手勢，高聲叫喊，每一次幾乎都是父親把她半勸半嚇，扶持回家。吵鬧本應該就這樣結束，但是不然，這不過是更大吵鬧的開始。她回到家裡，仍然繼續她的詬罵，憤怒得擂著桌子，把桌子上的東西擲向窗戶或擲向牆壁上的字畫，砸碎的聲音和家人圍在她面前祈求息怒的聲音，使她更覺得自己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反而加倍興奮，然後再悲從中來，號啕大哭。等到眼淚哭盡或她覺得哭下去已經沒有意義的時候，她就乾號，乾號過久，她會上氣不接下氣，艱辛的氣喘，並口吐白沫，眼看就要斃命，這時父親總是從抽屜拿出經常放在那裡的「噴射管」（一種可以伸進口腔，把藥粉噴到喉嚨的一種管狀器材），噴一種粉劑（到現在我也不曉得是什麼藥），噴到她喉嚨深處。這時繼母臉色蒼白，雙手與雙臂痙攣，罵聲漸小，最後變成呻吟。這種鬧劇每次都需要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而每隔一月半月，總要上演一次。
夫妻吵架吵到這種程度，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烙痕。雖然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繼母不是親娘，但對繼母的潑辣手段，早生出強烈的反感。除了這種鏡頭之外，我跟每一個孩子一樣，對一個並不知道不是親娘的母親，仍充滿了孺慕之情。我是多麼渴望繼母能夠抱抱我，親親我，喊我一聲乖兒子。然而，在我的童年裡面，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
每一天早上，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被各人的奶媽安置在桌前，吃各人的牛奶和荷包蛋時，只有我沒有人理會。我也站在桌前，既飢餓又渴望溫暖的心靈，使我東看看，西看看，左跑跑，右跑跑，希望有人也給我一碗，結果當然沒有。眼看著香噴噴的荷包蛋和牛奶，灌入弟妹的口中，有時候，有些弟妹還拒絕早餐，也沒有一個奶媽願意把它遞給我，她們總是自己逕行坐下，把它吃光。我眼睛瞪得大大的，呆呆的望那紅紅的荷包蛋和熱騰騰的雪白牛奶，口水從嘴角淌下來。只有一次，我喊叫說：
「媽，我也要吃。」
繼母衝進來，一耳光打到臉上。她憤怒的倒不是我膽敢要求吃荷包蛋和牛奶，而是我的口水，繼母認為我沒有出息，詬罵說：
「叫炮頭（這是開封土話，就是被槍斃的頭），你也配吃？」
從此以後，我就沒有再期待媽媽會給我牛奶和荷包蛋。每一次，我都是自己用袖子擦乾口水，默默的走出房間，飢腸仍然轆轆。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全家孩子們，只有我一個人不能吃。
開封街上有一種販賣江米甜酒（南方叫「酒釀」）的小販，一根扁擔前面挑一個小櫃子，櫃子上有一個小小的泥製火爐，爐子右邊有一個小小風箱，左邊放若干小碗，櫃子下面放有一大罐酒釀和一大罐白糖，後面挑著一點木炭、木柴，和一桶清水，這在當年，是足以使全城小孩歡喜若狂的美食。小販經常把擔子放在有小孩購買的地方，拉開嗓子高叫：
「江米甜酒！江米甜酒！」
兄弟姐妹們只要聽到這個叫聲，立刻爭先恐後地跑出院子，衝出大門，站在擔子邊上，用同樣的聲音高叫：
「江米甜酒，江米甜酒！」
江米甜酒不久就到了兄弟姐妹的手上。我像一個冥頑不靈的小動物，每一次都隨著大家飛奔而去，也站在擔子前面，高叫：
「江米甜酒，江米甜酒！」
然而，江米甜酒永遠不會到我手上，因為小販明確的知道，弟弟妹妹身上都有錢，吃過後各人都會付各人的，而我身上則從來沒有一個銅板。所以我每一次都似懂非懂的，慢慢把手放下，兩隻眼睛骨碌碌的繞著那熱氣燻面的酒釀，一直看到弟妹們吃完後付罷錢一哄而散，才自言自語，用腳踢一下地面的小石子，低著頭回到我的破床上，直等到幾天以後，那種江米甜酒的聲音再起。
後來有一天，我從別人口中（大概是傭人吧），忽然發現娘親原來是繼母，不但有前夫，而且跟前夫還生了一個女兒。這消息對一個孩子來說，應該是一個晴天霹靂，但我似乎比其他男孩子粗糙得多，並不因這個原因而去探聽親生母親是誰，也可能是因為那個時候，身邊並沒有可以探聽的人。親姐姐和繼母以前所生的姐姐都已經嫁出去了，沒有人能告訴我更詳盡的訊息。而我對繼母也沒有敵視的心理反應，甚至忽然間為繼母的未來，憂心忡忡。因為有一次，我去城隍廟遊逛，看到「十八層地獄」的一個場景：一個女人赤身裸體的跪在那裡，被兩個面目猙獰的小鬼，用鋼鋸從她頭上鋸下，把她鋸成兩半，血水順鋸口流下，悽慘可怖。城隍廟裡的道士告訴我，這是再嫁夫人的下場，凡是再嫁夫人，死了之後，小鬼就要把她鋸成兩半，一半給前夫，一半給後夫。我被這種殘酷的手段嚇怕了，連做夢都夢見繼母被鋸成兩半，我深為繼母的命運悲哀。但是一個十幾歲的男孩沒有辦法解決繼母這種災難，所以很多次，我從夢中號叫驚醒，束手無策，但是我不敢告訴任何人。因為從城隍廟那個景象，使我隱約感覺到：再嫁是一種醜聞，所以我不敢告訴任何人我內心的焦慮。
當然，繼母對我並不是沒有和顏悅色的時候。記得一個夏天的夜晚，我光脊樑，趴在院子裡一張竹床上，迷迷糊糊乘涼。父親正要出門搭火車南下去許昌（第八方面軍司令部所在），穿過院子時，關心地對我說：
「快回去，快回房間睡覺，這裡會受風寒。」
送父親出門的繼母，也柔聲的重複一遍說：
「快回房間睡覺吧！這裡會受風寒。」
這是我記憶中，繼母給我唯一一句最溫暖的話。我這個十幾歲小男孩的幼弱心靈裡，覺得忽然溫暖起來，第一次嚐到母愛給自己的力量。我趴在那裡，咀嚼這份母愛，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幸福感充滿全身，漸漸的睡去。
可惜這童年第一次美夢——真正的美夢，幾分鐘後即行破滅。繼母送走了父親折回房間，經過庭院時，劈頭劈臉的就對我暴打。我臉上的血，順著繼母戴著戒指的手指流出來。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的時候，已聽到她尖聲地叫罵說：
「你這個叫炮頭，每次你爸爸在家的時候，你就仗著爸爸的勢力不聽話、找彆扭，叫你回房睡，你偏睡在院子裡，叫你爸爸認為我不疼你是不是！現在你爸爸不在家，你還仗勢誰？我要活活把你打死！」
那一次不知道誰救了我，當我回到房間時，滿身疼痛不堪。
我一個人住一間大房子，只有一張床，一條褥子、一個枕頭、一條棉被，和一個尿壺，春夏秋冬都是這樣。沒有人給我打掃整理，我自己也不會打掃整理。尿壺放在枕頭旁邊，每隔兩三天，提到廁所傾倒一次。夏天的時候，這間房子會發出一種臭味，那是尿和汗的混合體。而冬天是我最大的災難，我從小時候開始，一到初冬，雙手就開始發紅發腫，那是嚴寒引起的皮膚反應（也就是所謂的凍瘡）。手背被凍以後，天氣稍微轉暖，即癢不可止，忍不住要去搔它抓它。孩子沒有分寸，往往抓破了。接著天氣再冷，手再紅腫，再搔再抓，血痂破裂，血再流出。等到天再轉凍，舊腫未消，新腫再生，舊痂未癒，新痂重結。這樣反反複複，不到一個月，雙手就腫得比原來要厚一倍以上，全是凍爛而被抓破的鮮肉或鮮血，癢痛交集。每一個到郭家的訪客，都會感覺到吃驚和憐憫。我常聽到客人們歎息：
「可憐！你是一個沒娘的孩子！自己要保重！」
我這才逐漸的感覺到，繼母跟親娘不一樣，悲哀和怨恨在心中滋長。不過，事實上，我不是一個可愛的男孩，我倔強、逃學、功課不好、總是打架，也就是在一般情況下，被認為是不聽話、不乖的男孩。我雖然努力討好繼母，但是性格上使我學不會卑膝奴顏，也說不出討人歡喜的一些話。而我又好吃懶做，據我記憶所及，幾乎沒有一個長輩真正由內心喜歡過我。我除了愛吃零食外，還愛買書。那時，我最愛看的有「小朋友」雜誌，以及一些薄薄的兒童讀物，像「牛話」、「鬼話」之類，這是一個少年人無力負擔的。我曾經欠當時開明書店將近兩塊錢的書費，那時學校的伙食一個月才三塊錢，這個天大的數目字，逼得我暗暗的寫信給遠在許昌的爸爸，要求爸爸悄悄的寄錢給我還債。做父親的不會體念一個孩子的窮困和恐懼，他寫信給繼母，責備我亂花錢，要繼母給我錢還債。當我癡癡的在暗中盤算父親會不會來信、會不會寄錢，以及如何寄錢的那些日子，一個孩子的神經完全繃緊，不能承受任何一點點聲音的刺激。有一天，繼母把我叫到跟前，面帶微笑的用一根大姆指粗的麻繩，綁住我一條腿，和反伸在背後的兩隻手。我知道事情嚴重，而且預感到我寫信給父親的事件爆發。我想掙扎拒抗，可是看到繼母的笑容，不像是要責備我的意思，而心中也暗暗的期望，父親並沒有寫信。一直等到竹棍劈頭劈臉打下來時，我已經無法逃走。我只有跪下來哀號：
「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我不知道再不敢做什麼，對一個無助的、被綑綁的小孩，唯一的希望是藉「不敢」兩個字減少毒打的痛苦。繼母收回她的笑容，用另外一個使我心都凍結的面孔說：
「你長大了，可以給你爸爸寫信了，是不是？」
然後是竹棍一次一次的打下，比急雨還快的速度，遍佈我的全身。雙手被綁在背後，我無法抱頭，於是把頭埋在床下，脊背和小腿承受了所有棍棒。我哀號的聲音終於引起了家人的營救，他們把房門衝開（繼母是關著門打我的），大叫：
「太太，你會打死他的！」
這一次，我終於逃出一死，但我逃不出災難，一個沒有親娘的孩子的那種災難。
學校每次放學，小朋友的家長都紛紛來接，只我沒有，我始終是一個人孤單的來、孤單的往。清晨，我爬起來，悄悄的走進父母的睡房，在床頭小桌上，總有父親前一天晚上給我放的一個銅板（二百錢）。我就拿著，到巷口攤子上吃一頓早點。有時，父親忘記放那個銅板，我就餓著肚子前去學校，沒有一個人會關心我的飢餓和冷暖。有時父親不在家，我明知道床頭不會放銅板，但是仍癡癡的躡手躡腳，前去探看究竟，然後失望的跑出家門，聽到自己腸子發出的咕嚕聲音。
我對這種現象，從沒有感到難過，因為我從小就沒有過溫暖，可是每天上學下學，我卻感覺到孤兒的淒涼。有一次，忽然大雨傾盆，最後一節下課鈴響，成群結隊的家長們，拿著雨衣雨傘，在走廊上，或闖進教室，紛紛找他們的孩子，孩子們也叫跳歡鬧，撲到他們親人的懷裡，大手牽著小手，或小手牽著大手，紛紛離開學校，最後，終於走盡。雨勢仍然很大，空無一人的教室，空無一人的校園，只有大雨傾瀉的聲音，和滿地冒出來的空泡。雨像鋼絲一樣的穿過天空，十幾歲的我，感覺到無情的冰冷，我明知道沒有人會來接我，但仍盼望家人會突然出現。一個男孩心裡的眼淚，像雨一樣的流下，我靠著窗子，呆望著灰濛濛的天際，緊抱著書包，不知道在等待著什麼，只是呆在那裡，像睡夢一樣的迷濛。終於我猛然驚醒，一位老師站立在面前。
「你等家人來接嗎？」老師問。
「是的。」我回答。
「他們怎麼還不來，天都快黑了？」
夜幕已經降臨，而雨仍未停止，我不知道怎麼樣回答老師的問話，愣了一下，然後，拔起腳步，順著走廊，奔向校外。大雨瀑布一般的潑到我的身上，一路上，我聽到店家們的驚喊：
「這個小學生怎麼在雨地裡亂跑？」
半個小時後，我終於衝進家門。家人都聚集在堂屋的台階上看雨，小說上那種溫馨的鏡頭——媽媽緊抱著冒雨歸來的孩子——沒有出現。出現的是一聲著喝，那是繼母的暴怒，她跳起來，抓住我的頭髮，開始打我耳光，叫罵說：
「你這個叫炮頭，看你把自己淋成這個樣子。你知道你爸爸今天回來，故意淋給他看是不是？那我就打給他看。」
在家人勸解下，繼母終於鬆開了手，我逃回到我的小屋，自己脫下衣服，鑽到被窩裡發抖。我從繼母口中得知爸爸今天就要回來的消息，感到無限興奮。
上小學的日子 童年時候的悽慘生活，父親並不是不知道，所以，當他在許昌第八方面反抗軍供職的時候，常常把我單獨帶在身邊，但也造成嚴重的傷害。我一生在求學上所遭遇到的困難，使我終生沒有在一個學校畢過業，從小學到大學，每一個學校如果不是被迫離開，就是被學校開除。假定我在人生旅途創造了一些奇蹟，這個終生不斷被開除、從沒有畢過業的現象，應是一項奇蹟。回憶求學歷程的艱難和坎坷，懷無限的惆悵。
我沒有讀過幼稚園，一九二○年代開封似乎還沒有幼稚園。在我記憶中，有一天忽然被父親送到省立第四小學讀二年級，那一年正是一九三一年，入學不久，就發生九一八事變。什麼是九一八，什麼是東三省，什麼是日本軍閥，什麼是瀋陽，什麼是北大營，對一個十歲的孩子來說，沒有一樣知道。我最深刻的記憶是，當老師在課堂上告訴大家，日本軍隊侵略中國國土、屠殺中國人民時，全班小孩隨老師的嘶啞聲音，哭成一團。當時老師用「千鈞一髮」這個成語，形容中國命運，解釋說中國的命運就像一根頭髮，下面懸掛千斤重量的鋼板，我和小朋友們緊張得小身體都渾身淌汗，第一次為國家付出重重憂心。「千鈞一髮」是我第一個學會的成語，也是使我為愛國付出生命的起步。
朋友們都知道我的算術非常之差（我到七十歲，對九九乘法表還不太熟悉），但我並不是壓根沒有算術才能。讀小學二年級時，發生平生第一件最光榮的事。有一天，老師在黑板上出了一道乘法算術題，徵求同學解答，全班都不會，沒有一個人敢舉手，只有我舉手，走到黑板前把它答對了，那位女老師十分高興，就把手中用的粉筆（尖端在出題目時已經磨損了一點）送給我當作獎品。我小心翼翼的把那粉筆帶回了家，可惜不能向家裡任何人炫耀，使他們分享我的喜悅。再小心翼翼的保存那支粉筆，直到遺失的那一天。
然而，我的算術天才就到此為止，再也不能提升。不久，被父親帶到許昌，有一天，當我從許昌被送回開封要讀三年級的時候，發現第四小學已開學幾個月了，拒絕接受我入學。父親就運用人事關係把我送到省立第六小學，而且插入四年級。
這樣一個跳躍式的竄升，對大人講起來沒有什麼，可是對一個孩子來說，算術這一門，首先就跟不上，而且除了自己苦惱外，我無處傾訴。假使在一個正常家庭，父母可能為我請家庭教師。但對我來說，繼母不打我，已經是幸福的生活了，沒有人關心我的學業和我的學校生活，嚴格的說，只是像一個野生動物，讓我住在那間幽暗、寒冷，又骯髒的房子裡，自生自滅。偏偏那一年，第六小學施行新式的「道爾敦」制。什麼是「道爾敦」制，到現在也弄不清楚，依稀的記得「道爾敦」制是依據小學生的興趣，有時合班上課，有時分班上課。算術差的同學，彷彿可以分開獨立上另外一種課，於是我的算術就永遠的更無法長進。這種算術的惡魔利爪，從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就抓住我，深入心肺，幾乎把我撕成碎片。我在第六小學讀了幾個月後，又發生變化。不知道什麼樣的原因，激起了繼母的暴怒，她用一柄切西瓜刀（北方人專用來切西瓜的一種特製的刀，像前臂那樣長，半月形的彎曲，刀口並不十分鋒利，刀背比較厚）追殺我，我大哭著逃走。在逃出門檻的時候，被絆翻在地，繼母用西瓜刀砍下來，砍在地磚上，地磚都被砍出灰末。家人上去把她攔住，我只有蹲在街頭牆角大哭。
父親得到消息，從許昌趕回開封，發現他的後妻和他前妻所生的孩子，已不能併存，就把我交給正在河南大學讀書、他的堂弟郭學澐，把我帶回老家輝縣。輝縣距開封三百公里，位於開封的西北方，在太行山的東麓之下。在此之前，我從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一個輝縣，更不知道還有一個老家。這是一個使人膽怯的遷徙，可是我大概天生遲鈍的關係，並沒有特別的恐慌感覺。反而覺得能到一個沒有繼母的地方，那太好了，簡直是天堂，所以高高興興的隨著堂叔上路。輝縣對我來說，果然是一個自由自在的世界。今天，朋友都知道我是一個語言的低能兒，可是那次遷徙，卻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把開封話完全忘記，而改說一口輝縣話。我認為輝縣話是全世界最難聽的語言之一，不過，我學習語言的能力，跟學習算術的能力一樣，就到此為止。
我的老家，在輝縣縣城東北約六公里的地方，名叫常村，再兩公里之後又有一村，名叫沿村，這兩個村莊約有五百戶人家，就是本書開始時所敘述的從「山西省，洪洞縣，槐樹下，摔鍋片」逃難出來，在此安家落戶的郭姓一支家族。對這個龐大的郭姓族群，我所知道的，也僅是如此。
所知道的另一件事，就是我們家務農為業，祖父以上的名字，全都不知道。荒涼窮困的鄉村文化就是如此的簡陋，只知道曾祖父共有九個孫子（但不知道曾祖父有幾個兒子）。在這九個孫子中，父親郭學忠排行老大，同一個母親的弟弟郭學慈排行老五，攜帶我回輝縣的郭學澐，是最末的弟弟老九。父親是「學」字輩，我這一代是「立」字輩，下一代是「本」字輩，再下一代是「迺」字輩。這種用字來排輩份的文化，可能始於大分裂的南北朝時代，是一種凝聚家族向心力的方法。在這一點可以看出東西文化最大的不同，西方人稱呼爸爸的弟弟為約翰叔叔或強生叔叔，顯示出來他們個體的獨立存在。中國則稱為二叔、三叔、四叔、五叔，表示他們親密無間的團結，個體完全消失了，以致很多中國人只知道他有二叔、三叔、四叔、五叔，而不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向朋友介紹時，也不知道怎麼介紹，因為朋友總不能跟著他叫三叔、四叔。輩份或排行，事實上是一種脆弱的形式，《資治通鑑》上可以看到，當一個家族內鬨互相屠殺時，僅僅靠一個字相同，或排行順序，沒有一點作用。
我家裡也是如此，雖然有「學」字輩、「立」字輩，看起來血濃於水，實際上，親情的冷淡，使我在小小的年紀時，都深為吃驚。以致不久就產生一個具體印象：
「家族不如親戚，親戚不如朋友！」
父親和五叔學慈，是一母同胞兄弟，當時還沒有分割遺產，所以常村有一座祖屋，由五叔居住，而在輝縣縣城裡，父親另有一座四、五個院子的巨宅。這座巨宅空空盪盪，父親就請一位表嬸，專責照顧我——給我煮飯和洗衣服。這位表嬸姓什麼，是怎麼一個親戚關係，我全不記得。但是她為人慈祥、寬厚，十分健談。我從繼母手中，逃到這個小小的自由天地，已經躊躇滿志了。而且，不久就暴露出野性的一面，喜歡頂嘴，喜歡逃學。繼母那種嚴苛的管教雖然沒有了，卻又跌進一個亳無管教的陷阱。
一到輝縣，就被送到縣立小學，仍讀四年級。就在四年級上，遇到影響我最大的恩師，名叫克非，他可能是猶太裔的中國人，命我們這些小學生叫他克非老師，教我們國語和作文。他大約二、三十歲，瘦瘦的，精神奕奕。記憶最深的一件事是，克非老師為我們講解一本新文藝小說《渺茫的西南風》，事隔六十多年，內容已經模糊，但仍記得他上課時的情形。有時坐在講台上，有時坐在學生的課桌上，態度很自然很和氣，臉上一直掛著笑容，在說到哀傷的時候，一臉悲痛。
在一九三○年代，一個小學老師竟在課堂上講解課本外的小說，實是一種創舉。輝縣是一個荒僻的縣城，會請到這樣的老師，是輝縣人的福氣。就因為他的講解，引發了我內心潛在的閱讀興趣。
除了像《渺茫的西南風》這樣的新文藝小說，我開始偷偷的看《三國演義》
、《水滸傳》、《七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等等，以及新式的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荒江女俠》等等，看得如醉如癡。
四年級結束後，克非老師不知去向，從此再也沒有見過他，而他也根本不知道我，即令知道，也不會曉得我是對他心懷感激的學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