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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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學的迷思
林保淳
在中國近代武俠小說發展史中，毫無疑問地，金庸是首屈一指的重要作家，而其作品也是質素最高的。儘管倪匡所稱許的「古今中外，空前絕後」八字，未免過於阿諛，但是在金庸之前，的確找不出任何一位作家和作品，曾經擁有過如此盛況不歇的贊許及實質上雅俗共賞的創作水準；未來如何，雖未可逆料，但以目前武俠小說日逐式微的趨勢看來，期盼未來能有第二個金庸出現，恐怕也是一種奢望。因此，倪匡的論斷，倒也不能說是不符實情的。
金庸作品在臺灣的流傳，實際上遠比他成為家喻戶曉的傳奇性作家來得早。
在一九五五到一九七二的十七年之間，金庸完成了他「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所有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國武俠小說史上的地位；但是，由於政治因素，除了少數學者專家津津樂道外，臺灣的讀者幾乎不曉得有這一號人物。非但坊間各式各樣改頭換面出版的金庸作品，分別隸屬於古龍（《飄泊英雄傳》，即《連城訣》）、司馬翎（《獨孤九劍》、《一劍光寒四十州》，即《笑傲江湖》）、歐陽生（《至尊刀》，即《倚天屠龍記》）名下，不能「正名」，而且廣泛流行的時間，也晚到一九七０年以後；至於相關的評論，更到一九七九年以後才開始出現。
獨領風騷的金庸時代
一九七九年，金庸的作品解禁，聯合、中時兩大報紛紛以大篇幅介紹金庸，並刊登了著名學者如曾昭旭、孟絕子、段昌國等人的評介文章；一九八０年九月，遠景出版社正式發行金庸十年修定後的作品《金庸作品全集》；七月，倪匡《我看金庸小說》出版，金庸獨霸臺灣武壇的序幕，正式拉開。最近十五年間，金庸獨領風騷，不僅作品一再版行，相關評論在「金學研究」的名目下，陸續出籠；甚至在大學中，社團紛紛成立「金學研究社」，研究生以金庸小說為碩士論文題材；此外，影響力最鉅的電影、電視傳播媒體，也推波助瀾，爭先恐後地改編金庸作品。一夕之間，儼然就宣告了武俠的「金庸的時代」之來臨。
「金庸時代」的誕生，就金庸而言，可以說是實至名歸的，這點，不但他的作品的質素足以說明，就是環繞在金庸作品周圍所架構出來的金學「體系」之宏偉，也可窺見一斑。
金庸之備受矚目，就武俠小說的定位而言，無疑為它步上文學的殿堂築下深厚的根基，從此，武俠小說大可高視闊步，挺立於文學天地之間了。然而，以一個研究者的立場而言，在一片「金庸效應」的繁雜與喧囂中，卻不得不指出，其中實際充滿了許多的「迷思」，而此一迷思，對有心研究武俠小說的人士而言，是必須先加以解構、破除的。
金庸作品對臺灣的影響
金庸（梁羽生亦包含在內）的作品，開創了所謂「新派」武俠小說的新貌，在武俠小說史上，自有其「宗師式」的定評；但是，此一「新派」的影響，尤其對臺灣作家的影響究竟多大，甚少有人追根究柢地加以討論。挾著一片望風披靡架勢而在武壇創建霸業的金庸，在「天下歸心」之下，往往被過分誇大了他的影響力，甚至導生「先有香港的金庸武俠，才有臺灣的武俠小說」的誤解，不但違背了武俠小說發展的事實，更忽略了臺灣作家自足的努力成果。
事實上，自一九四九年國府轉進臺灣之後，大陸文人紛紛流亡於港、臺二地，其間不少深受民初武俠小說影響的作家，藉筆耕糊口，開始以武俠小說創造個人寫作的生涯。臺灣的武俠小說，其實是與香港同步成長的，甚至嚴格說起來，比香港還來得早。
在一九五四年梁羽生創寫《龍虎鬥京華》之前（金庸的《書劍恩仇錄》成於一九五五年，更晚），夏風在一九五０年五月已經連載了五十四期的《人頭祭大俠》，孫玉馫在一九五三年九月發表了《風雷雌雄劍》，太瘦生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也開始連載《獨眼鬼見愁》。而最重要的臺灣武俠小說先驅郎紅浣，於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間，更已完成了《古瑟哀絃》、《碧海青天》、《瀛海恩仇錄》、《莫愁兒女》、《珠簾銀燭》等代表作。這些草萊初闢的作品，自然無法擺脫民初武俠小說的影響，仍屬於舊派的範疇；但毫無疑問地，卻為臺灣的武俠小說締造了一個新的契機。
「新派」武俠小說，對臺灣的武俠小說界的確產生相當大的刺激與影響，但是，由於政治性因素的掣肘，此一「新」的介入，遠比一般人想像中的晚。
早期的臺灣名家，如郎紅浣、成鐵吾，及中期臥龍生、伴霞、司馬翎、諸葛青雲、古龍的初期作品，顯然都一循故轍，走的是「舊派」路線，就是身為香港僑生的司馬翎，也是從一九六二年的《聖劍飛霜》才開始步上「新」途；以「百變怪傑」古龍的銳於求變，一九六四年的《浣花洗劍錄》，也才算是「新」作品的啼聲初試之作。在此之前，臺灣的武俠小說，已獨立自足地發展了十年之久，而中堅作家，也一一產生。這個階段的臺灣武俠作品，顯然不能夠忽視。
金學效應之「排擠現象」
就金庸的作品本身而言，因其內容之深沉博大，技巧之純熟練達，享有盛譽是理所當然的事，再嚴厲的批評家，也應毫無疑義。但是，如置於整個武俠文學發展的環節中，過分推崇金庸，甚至將金庸的作品等同或代表所有的武俠小說，就難免是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了。
近年以來，金庸炙手可熱，幾乎成了武俠評論的唯一焦點，只要一提及武俠小說，沒有人不談論金庸，更多的讀者，視野中也只有金庸，而一筆抹煞了其他所有的武俠小說。在此，因金庸崇拜而導生的「排擠現象」，是頗令人憂心的。
事實上，近代武俠小說的盛況，金庸儘管曾貢獻過心力，然而，畢竟還是五百多位作家、四千多部作品的心血，共同締建的，其中古龍、梁羽生姑不具論，亦不乏如司馬翎、臥龍生、諸葛青雲等作品質素頗有可觀的作家。即或大多數的作品水平乏善可陳，但是，通俗文學的評價標準，恐怕並不能純由「雅文學」的立場先行預設，而須由眾多平凡卻受歡迎的作品中，歸納出一套專屬通俗文學的理論體系，而這些乏善可陳的作品，正是通俗文學理論的胚胎。
簡要而言，金庸小說的成就，不足以概括武俠小說的成就，以金庸作品的標準，衡量武俠小說，正免不了混淆了武俠小說的真面貌。因為，金庸的作品，充其量只說明了「武俠小說應該如何」或「可以如何」的問題，卻無法呈顯「武俠小說究竟如何」的實情。金庸效應，排擠了大多數的作家和作品，無論就武俠小說的研究或未來的開創而言，顯然都是一種傷害。
說「傷害」，或許是苛責，畢竟，金庸作品一馬當先的馳騁入文學殿堂，對武俠小說地位的確立，功不可沒；但是，對原來就已經備受歧視的大多數武俠小說，非但無所助益，反而因金庸之成為聚光點，像黑洞般吸引了所有的矚目，而雪上加霜，孤零零地踡屈在掌聲之外。
「解構」金庸──從整理文獻始
武俠小說的定位如何？相信這是所有喜愛武俠小說的人士最關切的事了。
金庸的武俠小說，相對於其他作家，明顯是武俠小說發展中的異數，異數當然不能視為定規。因此，關心武俠小說的人士，假如不是單純地喜愛金庸，實在應將眼界拓開，翻越已儼然成為武俠權威的「金庸體系」，落實到另一片廣袤肥沃的武俠田園，作更詳細的省思和體會。因此，「解構」金庸權威，另闢蹊徑，不但攸關著武俠小說確實定位的追尋，更屬目前最迫切的工作。
迫切儘管迫切，但目前實際進行起來，卻是困難重重。首先，在長久以來社會刻意的低抑、漠視武俠小說之下，為數龐大的武俠作品，日逐散佚，非但蒐羅匪易，連一分完整的作品總目，也難以入手整理，遑論其它；其次，武俠小說在臺灣的創作與出版，托名冒用、張冠李戴、刪削割裂、魚目混珠的情形非常嚴重，以致正名號、序年代的問題，難以順利解決；最後則是老成凋謝，作者名姓隱晦不彰，考獻困難。
連橫在〈臺灣通史序〉中所提到的「斷簡殘編，蒐羅匪易，郭公夏五，疑信相參，則徵文難；老成凋謝，莫可諮詢，巷議街談，事多不實，則考獻難」的窘境，宛然重現於今日整理武俠文獻的工作中。然而，也誠如連橫所意識到的，「然及今為之，尚非甚難，若再經十年、二十年而後修之，則真有難為者」，正因目前的困難，其迫切性也越發凸顯出來。
當我們審視中國古典小說的成就時，往往會為古人蔑視小說，因而斲喪了許多珍貴的古典小說可延續的生命而感到深深遺憾，進而不免埋怨古人觀念偏狹、不識大體。「後之視今，猶如今之視昔」，我們這一代的人，怎能再重蹈覆轍，不為後代子孫留下一些「遺產」？重新而全面地整理武俠文獻，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
推薦人的話
解「金庸之謎」，破「金學之障」
陳墨
林保淳先生要出版他的金庸研究文集，囑我寫一篇序言，實在使我左右為難。寫吧，不僅自覺得「身份」不合，而且隔岸觀人，雖知風景佳妙，總覺影影綽綽，無法描畫；不寫呢，又覺得有些對不住他的一片誠意，忝在同好，於道義上總是說不過去。思來想去，猶豫不決，不知不覺已過半年。
半年後，林兄從臺北來到北京公幹，帶來了他的文稿複印本，這回可是「在劫難逃」。既是如此，那就只好「認命」，也就是說：寫。
一
雖然早就知道林保淳博士的大名，知道他在臺灣是最早將武俠小說引進大學課堂的人之一、並在淡江大學中文系創建了專門的通俗武俠小說研究室，對現代武俠小說的研究有莫大的功德；真正得見其面，還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召開的「金庸小說與廿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林先生的一篇論文〈通俗小說的類型整合──試論金庸的武俠與歷史〉，從通俗小說的類型分析入手，將金庸小說創作的特色、成就和「練門」一一點出，充分顯示出他的闊大的學術視野和扎實的學術功力。更有趣的是，他還「話裡有話」，多次插話且「挑起爭端」，在金庸小說研討會上，為大家對臺灣武俠小說的成就「視而不見」而打抱不平！
林先生的會上插言雖然多少有些讓我瞠目結舌，但他和我都不是那種意氣用事之輩，所以會下的交流卻是非常的愉快而且充實。他在金庸會上說古龍、臥龍生、司馬翎和臺灣武俠小說發展的研究現狀及其憂慮，看似有些「文不對題」，真正的意思卻是，希望大家不要「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要將金庸這個「武林第一人」當成了「武林唯一人」──多年以前，他就發表過〈救救臺灣的武俠小說──解構金庸與走出金庸體系的迷思〉這樣一篇文章1，提出了金庸熱潮及金學研究的「排擠效應」這一觀點。
所謂金庸研究的「排擠效應」，簡單地說，就是指金庸小說的愛好者和研究者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只知道有金庸的武俠小說而縱不知有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宮白羽、王度廬、朱貞木，橫不知有梁羽生、古龍、臥龍生、司馬翎、諸葛青雲；前不知唐宋傳奇、話本及明清俠義、公案，後不知溫瑞安、黃鷹、李涼及黃易；左不知臺灣現代武俠小說自成體系和傳統，右不知大陸的新武俠小說創作正風起雲湧、如火如荼。金庸小說研究正走入了一個就金庸論金庸，將「第一」當成「唯一」的迷途。愛金庸而至蔑視其他、乃至完全忽視其他，這就是所謂金庸小說的「排擠效應」。
就整個的武俠小說研究言，金庸研究的這種「排擠效應」。對其他武俠小說家的創作研究顯然是不公平的，對武俠小說的研究及武俠小說創作的發展顯然也是大大不利。就金庸研究而論，忽視了其武俠小說創作的傳統和背景，無法將其與別的作家作品進行比較，則如何能說明金庸小說創作的成就與價值，又如何將金庸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做真正準確的定位？所以無論怎樣，林先生提出的「排擠效應」觀點，應該引起所有武俠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視。
林先生的觀點，是從整個武俠小說事業發展的大局出發的。
二
我與林先生的第二次見面，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由臺北遠流出版公司、《中國時報》社、漢學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在這次研討會上，林博士發表的〈金庸小說版本學〉論文，不僅對金庸小說的「刊本」、「盜本」、「修訂本」等幾種不同的版本做了較為詳細的考證、比較、研究，還對金庸小說創作歷程及其小說版本的「歷時性」與「共時性」關係作了認真而又明晰的分析和說明。這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更具有明顯的理論意義；在我看來，林博士的這篇論文堪稱本次會議最重要的收獲之一。
在臺北期間，我有幸到林先生府上拜訪，還有幸拜訪了他一手創辦的淡江大學中文系通俗武俠小說研究室──這不僅是海內外第一個、也是到目前為止唯一的一個專門的通俗武俠小說研究室。在他那令我羡慕的「說劍齋」裡，談武論文，大快人心。我也瞭解到，他的扎實而又漫長的「磨劍」過程：由古典文學─古典小說─通俗小說─武俠小說史─現代武俠小說─金庸小說等個案研究，是正宗的「先練氣、後練劍」，「先練功、後說劍」，「內力」深厚，當然會無往而不利，也就決不會輕易地走火入魔。
如果說他的說劍齋令我羡慕，那麼他的通俗武俠小說研究室則令我感動，並心生敬意。那數千部現代武俠小說作品，果真組成了一片大為壯觀的武俠小說的「森林」！這片森林並非「原始」，而是出於林保淳先生的人工培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少到多，來自坊間書肆、巷陌人家，或盤或買、或求或乞，不知需要多少時間、精力、心思！更令人驚歎的是，他還正在創建淡江大學通俗武俠小說研究室的武俠網站──一個規模驚人、包羅萬象、資料豐富、時空無限的武俠世界！非有大志願者，決難成此壯舉。而所有這一切，還都只是林先生在「業餘」時間內完成；想到他的身體殘障，又想到他的精神誓願和艱辛善行，能不熱淚盈眶！
寫到這裡，我想我不能不公開一個小小的秘密：林保淳先生不僅僅是現代武俠小說名家溫瑞安先生的同班同學，也不僅僅是溫瑞安先生所組織的詩社的骨幹成員之一，而且還是溫瑞安先生的成名作《四大名捕會京師》一書中天下四大名捕的大師兄無情形象的原型。無情最勤奮、無情最聰明、無情最多情，這正是對林保淳先生的最佳寫照。只不過，現實生活中的這位「名捕大師兄」，四處搜捕的不是罪犯，而是天下武俠小說、「說劍」之書。
正因為他有心、有情，聰明又勤奮，「搜捕」天下武俠書籍，彙集天下武林資訊，才終於成為一位當代「武林」的「百曉生」2。
三
我與林先生的第三次見面，就是開頭說的，一九九九年八月這一次，林先生來北京。同道相見，其樂可知。遇到這位武林百曉生，更是人生的一大樂事。說起他的通俗武俠小說研究室，說起他們的有了進一步擴展的武俠網路，說起他對臺灣和香港兩地新生代武俠小說作家的新「發現」，說起「百曉生兵器譜」的現在和未來，笑談的時間真的是轉瞬即逝。
然後，當然就該言歸正傳了。
在這裡，「正傳」當然是指金庸小說及其金學研究。
認真拜讀過他的一部分金庸小說研究文章，才知他的「解構金庸」的真意。
一方面，他固然是不斷地堅持「破金學之障」，即主張破除金庸小說及其金學研究中的「排擠效應」，主張武俠小說研究一定要開放視野，既見樹木、又見森林；另一方面，他其實也是在不斷地「解金庸之謎」，在金庸小說研究上下了不少的真功夫，做到了既見森林、又見樹木。實際上，他和我們大家一樣，從來都認為金庸小說是當代武俠小說世界中最大的一棵「樹」，或者說，是最高的一座山峰。證據是，他所寫下的一系列金學研究論文，如上面提到的〈通俗小說的類型整合──試論金庸小說與歷史〉、〈金庸小說版本學〉等。
進一步言，他的「破金學之障」和「解金庸之謎」非但並行不悖，恰恰應該「陰陽調和」──要想「破障」、必須「解謎」；要想「解謎」、必先「破障」；合二而一，方是正道。
當下的金學研究中，除了「排擠效應」這一「障」，還有「泡沫效應」這一「障」。所謂「泡沫效應」，是指讚美之辭堆成的巨大泡沫，實際上無法建構成真正的學術天地。用林先生的話說，是「總體而論，這些研究儘管可以說是『不乏創見』，但是『批判性』或『專業性』相對不足，若干文字頗有幾分『書迷俱樂部』的『歌德』味道。」這一批評，可謂點到了目前金學研究的一個大「練門」。此「障」不除，金「謎」難解。
林先生本人的有關文章，則是在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學術研究，類型研究也好、版本研究也好、更不用說金學研究相關論著目錄的收集和研究分析，這些都是學術研究的真功夫或硬功夫。相信他的這些論文，都將是金庸研究者的必備參考文獻。
四
寫到這裡，我倒要插上一段，就是所謂的「金學」，到目前為止，依然是探討和論證階段。也就是說，誰也不知道，或誰也不能規定，「真正的金學」到底是「什麼樣子」。這就需要大狗叫，小狗也叫；不僅應該用不同的方法去談、從不同的角度去談，且更應該要在不同的層次上去建構。可以是書迷俱樂部式的欣賞，可以是較深一層的評說（review），可以是再進一步的評論（critic），當然還可以是再進一步的學術、理論研究（study）。用大陸人習慣的說法，就是不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金學研究最終當然必須有自己的學術規範。不是什麼東西都可以稱為「學術」，更不是什麼東西都可以稱為「金學」──「金學」之成為「學」，自必有其獨特的術語、觀念、方法體系或邏輯方程。而這種自立為「學」的術語、觀念、方法等等，又多半是要從大量的不同層次的欣賞、評說、批評、評論、研究之中「提煉」而來。
至少，我本人對於金庸小說及其「金學研究」進入「學術的殿堂」，目前是喜憂參半。「喜」的一方面是不用多說了，「憂」的一方面，是怕森嚴的「學術殿堂」或許會使金庸小說的藝術生命及其「金學」的生機窒息：不是任何人都能解「金庸小說之謎」的──正如金庸小說《俠客行》中俠客島上的「俠客行武學之謎」曾難住了當時天下所有的武功高手，反倒是石破天這樣一位武功「低手」一針見血、豁然貫通。其原因，恰恰是天下高手的「所之障」──這大約要算是「金學第三障」了吧──那麼學術殿堂中的高手有沒有「所之障」呢？
但願我這是杞人之憂。
不過，我看了不少這類大掉書袋、亂拿雞毛當令箭的論文，總是有些放心不下。人類的知識和智慧的發展，當然需要理論、邏輯和學術規範作為橋樑，但有時，這些東西卻會成為一種「異化」的力量。正如古人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時候，就需要單刀直入、開門見山，需要石破天的那種「直接看見（劍）」的方式──不過，這又不夠「學術」，奈何？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
五
再回到「正題」，說林保淳先生的金學研究文章。
林先生的這些文章，是「各種各樣」的文章。有些是高頭講章，〈金庸的武俠與歷史〉之類，很「學術」的，不免要大掉書袋。有些則是零金碎玉，如〈師生戀與禮教規範〉、〈便做釣魚人，也在風波裡──《笑傲》的江湖路〉等等，好處是單刀直入，且清新可喜。例如對不戒和尚、桃谷六仙等人的形象分析，就令人耳目一新，且開懷大樂。還有一類，介乎二者之間，如〈「降龍十八掌」與金庸的武學設計〉、〈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笑傲》的少林與武當〉等文，分量適中，「內外」兼顧，屬於「中量級」評論和研究文章。
「各種各樣」的文章，適合各種各樣的人讀，相信每一位讀者都能夠在書中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這是它的一個好處。同時，各種各樣的文章，不僅僅是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讀解金庸」，同時也標示出林先生在金學研究中的探討學術的不同向度。
連起來，當然就是他探討金庸小說的一段重要的歷程。
最後，我要說的是，林保淳先生雖然學識淵博、遍覽典籍，但他的學術文章有一個極大的好處，就是從不故作艱深，更非晦澀難懂；沒有堆砌術語，更不會濫造新詞。所有的文章，無論是羽量級、中量級還是重量級的，無不就事論道，且情辭懇切，曉暢明白；與時下的某些大擺「學術架子」或「學術樣子」的文章，不可同日而語。而實際上，這樣的寫法，絲毫也不減其文章的沈甸甸的學術分量。
不信，就請您自己去看。
註釋
1載香港《明報月刊》第三十一卷第二期，頁十八至二十。
2百曉生是古龍小說《多情劍客無情劍》中人物，通曉武林百事，所做《武林兵器譜》被公認為權威之作。林保淳先生有志於建構中國武俠小說發展史，並自稱是他的「百曉生兵器譜」，由此以「武林百曉生」而知名。例如臺北《佛乘世界》雜誌第十八期載有專文：〈舞劍論詩說英雄──專訪武林「百曉生」林保淳〉，可見「百曉生」之號已眾所周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