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探求：培根論文集

台大外文系教授--蔡源煌說：
 
　　「讀培根的文章，總是要邊讀邊細思才能體會出一個陳述背後的深義。文體上的簡明，思維的科學性和精確性，或許會讓人讀了而不覺其真味，不能體會其觀念；有了一層認識，讀培根論文集，只要多加思量，一定會大有收穫。培根從不同的題材上去探討人的問題，小自個人切身的問題，如死亡、婚姻與獨身、父母和子嗣；大至邦國之變法興亡等等都包括在內。對人性的弱點如嫉妒心、虛榮心等等也都有發人深省的觀察。讀這些短文，讀者當可以找到許多正確的人生信念。」
 

弗蘭西斯˙培根
 
　　於1561年生於倫敦，父親是掌璽大臣男爵尼古拉˙培根。
 
　　自幼即喜研讀較他的年齡應讀的書更為高深的書籍，所以他的態度老成的原故或在於此。培根從少年就熟悉宮廷的儀節習尚，這可從他的《論說文集》初稿中看出。
 
　　1597年《培根論說文集》初版出書，文筆精悍，因此這卷文集遂成為劃時代的作品，非常受人歡迎。
 
　　培根的天才不限一隅，他是法學家、政客、科學家、哲學家、歷史家、且是散文作家。
 

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外如闌男爵，聖奧本斯子爵(Baron Verulam and Viscount St. Albans)，於1561年１月22日生於倫敦臨河街(Strand)之約克府(York House)。他的父親是掌璽大臣男爵尼古拉˙培根(Sir Nicholas Bacon)。母親是繼室，共生二男，弗蘭西斯是次子。
 
　　弗蘭西斯從小體弱多病。後世傳者多以為這就是他少年老成的原因。其實他自幼即喜研讀較他的年齡應讀的書更為高深的書籍，所以他的態度老成的原故或在於此而不在於彼。
 
　　關於他的幼年我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的生活是在兩個地方度過的：一處是倫敦的府邸（約在現在的臨河街與泰晤士河之間），一處是哈弗州的高闌城(Gorhambury, Hertfordshire)的別墅，到了他十三歲的時候他同年長於他二歲的哥哥安東尼(Anthony)同入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我們這才對他的生平知道得較為詳細一點了。
 
　　他在劍橋住了三年。離開的時候，如麥考萊(Macaulay)所說：“他是帶著這麼一種心理走的。對劍橋的學科深為輕蔑；對英國的學校教育制度堅決地認為根本有害；對亞里士多德派的學者虛耗精力於其上的‘學問’有一種應有的渺視；對亞里士多德本人亦沒有多大的尊崇。”
 
　　這時他已經見過英國朝廷的生活了。他父親的高位和他們家庭的顯親貴戚使這件事易於發生。據歷史所載，女王伊利薩白(Elizabeth)為了訪問他的掌璽大臣，曾經巡幸到高闌城的別墅不止一次。在這座美麗堂皇的別墅裡，在古老的橡樹榆樹叢中，這位喜歡奉承的女王也許接受過年青的弗蘭西斯的優美的頌詞。女王在答覆的時候也許因為看見他少年老成的態度，因而稱他為“朕的小掌璽大臣”，這也是記載上有的。至於培根從少年就熟悉宮廷的儀節習尚這件事，可從他的《論說文集》初稿中兩篇文章的題目看出。一篇是（論禮儀)(On Ceremonies and Respects)，另一篇是（論尊榮與名譽）(On Honour and Reputation)。他的關於處高位時對上對下對平輩應持如何態度的議論，不但是說理公允，而且是參透世情之作。他認為對於在上的人表示尊敬並不是一種奴氣，而是處世應盡的一種責任。因為假如我們不這樣做，那麼居於我們之下的人又怎麼肯對我們表示尊敬呢？
 
　　安東尼˙培根和他的弟弟都有志於外交。為了準備起見，他們於1576年６月進了葛萊律師公會為“老生”(Ancient)。他們不久就在會中地皮上造了幾間住屋，這幾間屋子後來培根在裡面住過好幾次。二人入會三月之後（1576年９月），培根就跟隨當時的英國駐法大使包萊男爵(Sir Amyas Paulet)奉使巴黎。這次旅行可說是他在外交事務上實際訓練的開端。他用關於歐陸政治外交的研究結果做材料，著成了一篇《歐洲政情記》(Notes'on the States of Europe)。這篇文章在他的全集裡多有印出者。當時法國正在鬧內亂，天主教同新教徒鬥爭正烈。有許多殘酷事件引起了培根在“論黨派”一文中最恰當的議論。下面的話即其一例也：
 
　　“為帝王者務須小心，不可偏向一方，以致斂然成為某黨某派的黨徒。國內的黨派總是於王權不利的，因為這些黨派常向黨員要求一種義務，簡直和臣民對君王的義務差不多，並使君王變為‘吾輩之一’：如法蘭西的‘神聖同盟’中所可見者是也。”
 
　　培根在法京的居留並不很久，雖然在這短期間內他學會了法文。他父親的突然逝世使他匆匆返國。返國之後他發現他的前途頗為黯淡。他雖然曾向當寺的執政者（他的姨父，伯萊公爵，可算是朝中領袖）求官，而且以他父親在日的政績而論，這種請求也不能說是冒昧，但是他的請求終未發生效力。塞西父子(The Cecils)，即公爵父子似乎對他們弟兄頗懷嫉妒。於是培根只好專攻法律。結果於1582年他被認可為律師，於1586年當選為葛萊公會的首席會員之一。
 
　　時光一年一年的過去，而培根仍然不見重用，也沒有人幫他的忙。他也曾自己努力，幾度被選入國會，但是仍然不能出頭。他在議會中所抱的政治主張，簡單說來，可說是一種“中庸主義”。他主張在君權與民權之間，尤其是在教派的紛爭之間，要採取一種不偏不頗，寬容互讓的辦法。對於他自己的這種政見他曾有兩篇文章發表。在這兩篇文章裡他都是主張無論在教義的解釋或刑罰的執行方面，都應當採取伸縮性較大的辦法的。
 
　　在這個期間內培根也曾得到兩度小小的升擢。他被委為女王的特別法律顧問(Queen's Counsel Extraordinary)之一，又獲得了御前會議(The Star Chamber)登記員的候補權。這個候補權是他的親戚，塞西父子，壓倦他不時的請托而替他謀得的。但是這個職位要等原來在職的官員死了以後才能填補。培根等了多年，這事才得實現。在候補死人的缺的期間內，培根受了許多的辱蔑，就如同後來英國的另一文豪司各脫(Sir Walter Scott)一樣。司氏等了多年，才補上了一個法庭書記官的位置。鑒於培根的父親的名望，有人曾對他的多年不見重用表示驚異，認為雖然塞西父子對他冷淡，而女王伊利薩白竟對尼古拉培根的兒子不理不睬，殊不可解。不知培根在當國會議員的期間，曾因擁護民權，攻擊朝廷強迫下院與上院直接會商籌款問題之企圖，並且曾反對增加國用的要求。類此的行為在當日是需要極其卑躬屈節的道歉才能使君王息怒的。培根似乎沒有這樣做過。同時塞西父子又從中媒蘗其短，證實了培根的“目無朝廷”。結果女王的不悅之感竟被煽動成了不息之怒，培根請求重用的企圖遂被漠然擱置或婉辭拒絕。
 
　　於是培根決意不再向他的親戚請求幫忙，而轉附艾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之黨。伯爵年少貴顯，意氣飛揚，初時極得女王寵信，後以勇而無謀，行同叛逆而被誅。當培根轉附門下之日，正是伯爵官星高照之時，熱情的友誼，屢次為他親向女王請求要職。曾先後替他固請法部長官（或檢察長Attorney－Generalship），次官（或辯護長，審判長 Solicitor－Generalship)，以及案卷司長(Master of the Rolls)之職，干請頻繁，致使女王壓倦，請他“談別的問題”。如此屢請不遂之後伯爵竟以自己在退肯南(Twickenham)之府邸田產值二千鎊者，贈於培根。此時一人交情甚密，對於伯爵的各種交際游樂，培根亦常常參與，並且寫過一本宮劇劇本樂會(The Conference of Pleasure)作為宴樂之一助。培根對於這一種文藝表現出特殊的才能。後來曾為葛萊公會寫過兩本戲，一名《學問之宮》(The Palace of Learning)，一名《葛萊歷史》(Gesta Grayorum)，都可見此言不誣。在1625年出版的論說文集中有一篇（論宮劇與盛會）(Of Masques and Triumphs)的文章，更足證他對這種娛樂的藝術，有多麼深的研究。
 

《培根論文集》首度出版是在公元一五九七年，後來經過兩次增訂。現在我們所讀的《培根論文集》全部共計五十八篇，並加上一篇未完成的殘篇，這是根據一六二五年的第二次增訂本。
 
　　雜文是西方文藝復興時代以前盛行的東西，作家喜歡用書簡體或對話錄的形式進行討論。不過，讀者必須先有個認識：培根寫的是「論文」，而非雜文。就「論文」這一類而言，培根的成就在十六、十七世紀是最上乘的。培根的論文，最顯著的特點之一就是無論他討論的是什麼題材，他很少赤裸裸地把自己的個人色彩寫進文章裡去。例如，比培根稍早一點的法國論文家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文章裡面常挾雜著自己的傳記，討論事情也老是要自我剖述一番。
 
　　培根的論文不但難得涉及個人的隱私，而且對人間事物的觀察往往採取高姿態的嘲諷。這也許和他的出身有關。他父親是英國伊莉莎白女士宮庭的朝官，而培根自己後來也敕封為英王的大法官兼掌璽官，最後因晚節不保，坦承收受賄賂而遭罷黜。這種出身和背景使他寫起文章論起事情，活像大法官在宣判一樣，扳著冷面孔---雖然，當中也不全活潑拔的語氣。一般的評論家相信，唯獨當培根充滿了宗教的情思時，他的文章方流露出感情。難怪十八世紀英國文人波普(Pope)要說，培根是全人類中「最聰明，最了不起，但也是最卑鄙的」--因為他觀察事物和人性一概是那麼冷眼看待。
 
　　文藝復興時代醞釀出西方有史以來最可觀的人文主義。培根論文集裡面的文章，大體上說，乃是在探討人的問題，探討人和他的周遭世界的關係。十六、十七世紀，由於科學上不斷的新發現（例如哥白尼和伽利略）以及宗教改革之後教會的世俗化，使得文人對人的問題感到興趣。理由是，在這兩項因素的衝擊之下，許多舊的思維習慣和信念，都受到空前未有的考驗，人們必須接納新的知識，培養新的理想，重新去為「人」定位。從這個觀點來看，儘管培根下筆冷尖刻，他的用意是要人類重新去建立尊嚴。
 
　　培根寫作的方法是摹擬科學的精神去探討人的問題，所以他的文體講究科學的思考和辯證。譬如，論文集裡邊的第一篇文章〈論真理〉說：「真理是世人眼中其價值也許等於一顆珍珠，在日光之下看起來最好；但是它決夠不上那在各種不同的光線下顯得最美的鑽石和紅玉的價值。攙上一點偽說的道理總是給人添樂趣的。要是從人們的心中取去了虛妄的自是，自諛的希望，錯誤的評斷，武斷的想像，就會使許多人的心變成一種可憐的、緲小的東西.......。」培根一方面拿真理去和虛假(falsehood)做辯證性的對照，一方面則藉此指出人性的弱點。
 
　　培根的文體還有一項特點，那就是簡潔明晰。他的文章裡面，格言式的名句俯拾皆是，而且他一向喜歡用簡單的隱喻，讓人覺得親切、明瞭。例如說把野心比成膽汁，把才德比作寶石等。」另一方面，在引經據典時，他只求一目了然，而不是想要炫耀他的學問。例如〈論友誼〉一篇便開宗明義地引述亞里斯多德的句子「喜歡孤獨的人不是野獸便是神靈」當作開場白，申論了友誼的功效。
 
　　讀培根的文章，總是要邊讀邊細思才能體會出一個陳述背後的深義。文體上的簡明，思維的科學性和精確性，或許會讓人讀了而不覺其真味，不能體會其觀念；有了一層認識，讀培根論文集，只要多加思量，一定會大有收穫。培根從不同的題材上去探討人的問題，小自個人切身的問題，如死亡、婚姻與獨身、父母和子嗣；大至邦國之變法興亡等等都包括在內。對人性的弱點如嫉妒心、虛榮心等等也都有發人深省的觀察。讀這些短文，讀者當可以找到許多正確的人生信念。
 
【作者簡介】
 
　　蔡源煌，台灣嘉義人，畢業於台大外文系，一九八一年獲紐約州立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現代台大外文系教授，著有《文學的信念》（時報）、《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海峽兩岸小說的風貌》（雅典）、《解嚴前後的人文觀察》（遠流）。
 

論真理
 
　　善戲謔的彼拉多曾說：「真理是什麼呢？」說了之後並且不肯等候回答。世上盡有一般人喜歡把意見變來變去，並且認為固定了一種信仰即等於上了一套枷鎖；在思想上和在行為上他們都一樣地要求意志的自由。並且雖然這一流的各派哲學家已成過去，然而仍有些心志游移的說者和他們同聲同氣——雖然這般人比起古人來血氣薄弱一點。但是使人們好偽說的原因，不僅是人們找尋真理時的艱難困苦，亦不是找尋著了真理之後真理所加於人們底思想的約束，而是一種天生的（雖然是惡劣的）對於偽說本身的愛好。希臘晚期哲學學派中有人曾研究過這個問題，他不懂得偽說之中有什麼東西竟會使人們為偽說的本身而愛它，因為偽說既不能如詩人之所為，引人入勝；亦不能如商人之所為，導人得利。我亦不懂得這是什麼緣故，可是「真理」這件東西可說是一種無隱無飾的白晝之光，世間的那些歌劇、扮演、慶典在這種光之下所顯露的，遠不如燈燭之光所顯露的莊嚴美麗。真理在世人眼中其價值也許等於一顆珍珠，在日光之下看起來最好，但是它決夠不上那在各種不同的光線下都顯得最美的鑽石和紅玉的價值。攙上一點偽說的道理總是給人添樂趣的。要是從人們的心中取去了虛妄的自是，自諛的希望，錯誤的評價，武斷的想像，就會使許多人的心變成一種可憐的、渺小的東西，充滿憂鬱和疾病，自己看起來也討厭。對於這一點會有人懷疑麼？早期的耶教著作家中有一位曾經很嚴厲地把詩叫做「魔鬼的酒」，因為詩能占據人的想像，然而詩不過是偽說的影子罷了。害人的不是那從心中經過的偽說，而是那沉入心中、盤據心中的偽說，如前所言者是也。然而這些事情，無論其在人們墮落的判斷力及好尚中是如何，真理（它是只受本身的評判的）卻教給我們說研究真理（就是向它求愛求婚），認識真理（就是與之同處），和相信真理（就是享受它）乃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
 
　　當上帝創造宇宙的那幾日中，他所創造的頭一件東西就是感官的光明；他所創造的末一件東西就是理智的光明；從那以後直到如今在他工作完畢而休息的期間內，他的作為全是以他的聖靈昭示世人。最初他在物或渾沌的面上吹吐光明；然後他由人的面目中吹入光明；至今他還在往他的選民面目之中吐射光明。有一派哲學在別的方面都不如他派，可是有一位詩人為這派哲學增光不少。這位詩人曾說：「站在岸上看船舶在海上簸蕩是一件樂事；站在一座堡壘的窗前看下面的戰爭和它的種種經過是一件樂事；但是沒有一件樂事能與站在真理的高峰（一座高出一切的山陵，在那裡的空氣永遠是澄清而寧靜的）目睹下面谷中的錯誤、漂泊、迷霧和風雨相比擬的。」只要看的人對這種光景永存側隱而不要自滿，那麼以上的話可算是說得好極了。當然，一個人的心若能以仁愛為動機，以天意為歸宿，並且以真理為地軸而動轉，那這人的生活可真是地上的天堂了。
 
　　從教義中的真理和哲學中的真理再說到世事上的真理，即使那些行為並不坦白正直的人也會承認坦白正直地待人是人性的光榮，而真假相混則有如金銀幣中雜以合金一樣，也許可以使那金銀用起來方便一點，但是把它們的品質即弄賤了。因為這些曲曲折折的行為可說是蛇走路的方法，蛇是不用腳而是很卑賤地用肚子走路的。沒有一件惡德能和被人發現是虛偽欺詐一般使人蒙羞的。所以蒙泰涅在他研究為什麼人說謊算是這樣的一種羞辱，一種可恨之極的罪責的時候，說得極好。他說：「仔細考慮起來，要是說某人說謊就等於說他對上帝很大膽，對世人很怯儒。」因為謊言是直對著上帝而躲避著世人的。曾經有個預言，說基督重臨的時候，他將在地上找不到信實；所以謊言可說是請上帝來裁判上類全體的最後鐘聲。對於虛假和背信的罪惡，再不能比這個說法揭露得更高明了。
 
論死亡
 
　　成人之怕死猶如兒童之怕入暗處；兒童天然的恐懼因故事而增加，成人對於死的恐懼亦復如此。當然，靜觀死亡，以之為罪孽的工資，通往另一世界的去路者，是虔誠而且合乎宗教的；但是恐懼死亡，以之為我們對自然應納的貢獻，則是愚弱的。然而在宗教的沉思中有時亦染有虛妄和迷信。在某種苦行僧的自戒書中你可以看到一種言辭，說是一個人應當自己思量，假如他有一指的末端被壓或被刑，其痛苦是如何，由此再想那使人全身腐敗潰滅的死亡其痛苦更當如何。實則有多種死亡的經過比一肢之受刑其痛苦尚輕：因為人體最生死攸關的器官並不是最敏於感堂的器官也。那位僅以人間哲學家及世人之一的資格說話的古人說得好：「與死亡俱來的一切，比死亡更駭人。」呻吟與痙攣，變色的面目，朋友的哭泣，墨絰及葬儀，諸如此類都顯得死的可怕。值得注意者，是人心內的各種感情，無論多麼薄弱，沒有一種是不能克服對死亡的恐怖的；既然一個人身旁有這樣多的侍從，都能打敗死亡，可見死亡不算是那樣可怕的敵人。復仇之心勝過死亡，愛戀之心蔑視之，榮譽之心希冀之，憂傷之心奔赴之，恐怖之心先期之；不特如此，我們在書中還讀到奧圖大帝自殺之後哀憐之心（感情中之最柔者）使得許多人也死了，他們之死是為了對他們的君上的同情，並且要做最忠心的臣子的緣故。此外塞奈喀還加上了苛求和厭倦兩事。他說：「試想你做同樣的事已有多久！不止勇者和貧困者想死，即厭倦無聊者亦想死亡。」一個人雖然既不勇敢，也不困窮，然而為了倦於屢作同一的事，也會尋死的。同樣值得注意者，是死的來臨在豪傑之士的心中所引起的改變是如何地小，因為這些人好像到了最後的一剎那仍然是依然故我似的。奧古斯都大帝死時還在讚頌他的皇后：「永別了，里維亞，請你終身不要忘記我們婚後生活的時光。」泰比瑞亞斯至死仍然作偽，如史家泰西塔斯所謂：「泰比瑞亞斯的體力日漸衰退，但他的作偽如故。」維斯帕顯死時還說笑話；他坐在一個凳子上說：「我想我正在變神哪。」加爾巴臨死作壯語說：「砍罷！假如這是有益於羅馬人民的。」一邊說著一邊伸頭就死。塞勒諾斯死得爽快。他說：「假如還有什麼我應該做的事，快點來吧。」諸如此類。那些畫廊派的哲學家把死的價值抬得太高了，並且因為他們對於死準備過甚，遂使死在人看起來更為可怕。「他把生命的終結算做自然的恩惠之一。」說這句話的那人比較我得對的多了。死與生同其自然；也許在一個嬰兒方面生與死是一般痛苦的。在某種熱烈的行為中死亡的人有如在血液正熱的時候受傷的人一樣，當時是不覺得痛楚的；所以一個堅定的、一心向善的心智是能免於死的痛苦的。但是，尤要者，請你相信，最甜美的歌就是一個人已經達到了某種有價值的目的和希望後所唱的「如今請你讓你的僕人離去」。死還有另一點，就是他打開名譽之門，熄滅妒忌之心。「生時受人妒羨的人死後將受人愛」。
 

書號：F1004

ISBN：9789573204022

規格：平裝 / 312頁 / 20.9 × 13 × 0 cm / 310公克

類別：語文類

分類號：826

出版社：遠流出版

 

本書分類：文學小說>文學研究>華文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