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從價值發現到價值變現 中國從來都不窮，只是資源分配不當，以及一大部份資源未被開發利用。如今，資源有了新意，開發工程更是如火如荼。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那天上午，我在加拿大多倫多市區一家飯店房間裡，正在收拾行李。那是八點五十分左右。我順手打開電視，CNN頻道正播出冒煙的紐約世貿大樓畫面，螢幕上還打著Live。我沒有在意，反正電視只是做為背景音，讓打包這件工作不會太無聊。
按照計畫，那天稍後要飛紐約，晚上再飛西雅圖，準備隔天一早去採訪Amazon.com的老闆貝佐斯（Jeff Bezos）。如果紐約真發生什麼事，我可以在當天下午到達後找空檔去看看。我太把心思專注在既定行程上，以致於幾分鐘後，當另一架飛機撞上世貿大樓的另一棟樓，即便畫面透過電視直播很震撼，但第一時間我沒有想到這件事會完全改變行程。
我拉著行李下樓，到櫃檯辦退房，櫃檯旁的大堂咖啡座裡，已聚集不少吃完早餐的房客，在那裡看CNN直播。有幾個從大門拉著行李走回來的客人，氣極敗壞地說計程車不去機場，因為多倫多市政府已宣佈進入緊急狀態，關閉機場並徵用市區所有飯店，做為救助和安置人員之用。也就是說，這下子走不了，也留不了，因為飯店已不接受重新入住。
我和幾位已辦好退房的大陸媒體同行，在櫃檯前聊了起來。我們一起參加北電網絡(Nortel，來自加拿大，銷售電信和網絡設備)的大中華區媒體參訪團，他們從北京出發，將近二十人，來自電視台、電台、報紙和雜誌，我和另外兩位台灣的工商時報和經濟日報記者，從臺北出發，在舊金山和他們會合，一路從矽谷、芝加哥到渥太華，再到多倫多，參觀北電網絡在各地的分公司和研發中心。多倫多是這趟行程的最後一站。
昨天晚上，我們才在多倫多的指標性建築CN電視塔頂的餐廳吃飯，互相舉杯，紀念這一趟為期一週的參訪之旅。突然間，我們那裡也去不了。電視報導指出，芝加哥的席爾斯大樓和多倫多的CN電視塔，可能是下一個被攻擊的目標。
北電網絡負責媒體接待的工作人員，反應很快，馬上訂了郊區一棟酒店式公寓，派了一台車把我們全接過去。在等待機場重新開放的那五天，日子過的都一樣。每天一起床，先看電視新聞，瞭解機場是否會開；中午，車子來把一夥人接去一家當地的中餐館吃飯，吃完再送回，下午則去逛住處附近的購物中心，或者待在房間寫稿看新聞；晚上，車子再把我們載到同一家餐館，坐同一張桌子，吃同樣的菜。
現象一：購買力嚴重低估 在百無聊賴當中，有一件事很快吸引我的注意。一位同行的大陸中年女記者，在打聽多倫多當地一所大學的地址，想去看看。她的英文不是太靈光，找了我和另一位台灣記者幫忙。我很好奇這時候她去那裡做什麼。
「我女兒今年高考（台灣叫大學聯考）成績不理想，很難上好的大學，我和我先生想送她到這裡上大學，已經找好一所學校了，」她說。
我的反應和多數台灣人一樣：大陸的物價和加拿大應該差很多吧，只為了在國內考試沒考好，就跑到多倫多來讀大學，那得多花多少錢？以大陸的所得來說，怎麼可能負擔得起？
結果，我錯了，但也學到重要的一課。她告訴我，她的職稱雖然是記者，但其實是廣告業務，服務的單位是一家政府部門和外資合資的媒體，這使她在名義和敘薪制度上是公務員，但實際待遇比照外商。
什麼意思呢？她一個月的工資只有兩千人民幣，但因為是國家幹部，所以有配車配房，這些不用她出錢，每個月還有一定額度可以報銷吃飯和招待費。另外，她做廣告的部份，可以從銷售額裡拿獎金，每個月可以拿一萬多，每一季和年終視表現還有額外將金，一年下來可以拿到二十萬，等於是純拿，因為平時的吃住交通招待都由單位買單。她先生也在同一單位的不同部門，一年也能拿到差不多的錢，等於家裡一年能存下四十萬人民幣(相當於一百八十萬台幣)，要供一個女兒到加拿大唸書的確不成問題。
在台灣的薪資結構裡，每個月底發的薪水條上寫了多少就是多少，其他補貼很少，只是聊備一格。但是在大陸，工資只是收入的一部份，在談工作時還會問能享有那些福利，比方有多少額度的報銷費用，在國營單位則要問有沒有配車配房。這些「福利」的實際價值加起來，往往比基本工資還高，甚至是好幾倍。這是我從二００三年到上海至今，經常聽聞和經歷的事，回想起來就不覺得九一一時聽那位中年母親說的故事有多特別。
可支配所得大於名目所得？ 即便不在國營單位，情況也類似。今年四月，我幫一家跨國公司在上海和成都各主持三場焦點團體會議，總計四十六位受訪者中，大多比我年輕（我是一九七０年出生），有創業當老闆的，也有在外商和民營企業任職，月薪在兩萬人民幣以上，流動資產（存款加股票）在二十五萬人民幣以上。有趣的是，他們薪資單上的數字，只有實際收入的三分之二到一半，其他的以房租、招待、進修和交通等名義補貼，避免被課太多稅。
一年前，一位朋友原本在民營網路媒體當總編輯，年薪四十萬人民幣，折合下來一個月三萬多，之後回鍋先前的國營媒體，薪水降為不到一萬。台灣的朋友很難理解，為何有人願意接受減薪七０％的工作，但實際上回國營單位後，他有配車和司機，每個月還有可觀的招待費用，算下來總和並未減少。
也因此，一群朋友去吃飯，最後買單的未必是平常賺最多的那位，可能是同桌裡頭賺最少的那位，但他的報銷額度最高。由來已久的報銷文化，不能單純以「吃公款」的角度，用道德來判斷，這已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潛規則，是薪資的一部份。它提醒了我們，對投資者來說，必須考慮在中國的隱性成本；對工作者來說，必須考慮在中國的隱性收入。
經濟學上的「名目所得」(nominal income)和「可支配所得」(disposable income)，對應的是不同概念。「名目所得」減掉「通貨膨脹」和「所得稅」之後，是實際的購買力，等於「可支配所得」，正常情況下名目所得大於可支配所得；但是在大陸，「可支配所得」則等於「名目所得」減掉「通貨膨脹」和「所得稅」後，加上「報銷費用和補貼」，可支配所得因此可以大於名目所得。
有關學習新加坡，把公務員工資調高到市場行情的討論，在中國行之有年，但一直未被採納，原因之一是政府部門的低薪制度，可以抑制物價上漲過快，一旦大幅調薪到市場行情，許多半官方機構、公營事業和民營單位都要比照，會使已經緊張的通貨膨脹更趨惡化。
現象二：隱性資產浮出水面 用傳統經濟學那一套人均GDP的方法，算不出大陸工作者的實質所得，特別是針對官員、公務員和國營事業人員，因為太多屬於他們的「福利」，沒有納入計算。比方公家分房給你，是用比市價低許多的價格，只要你不出售，算是內部行為，沒有在市場上交易，也就不納入GDP計算，但房子的市場價值明確存在。
我在二○○三年剛搬到上海時，住在徐匯區的岳陽路上，房東是一位國家幹部。那是一間一百一十平方米(約三十六坪)的房子，當時市價一百五十萬人民幣，而他則用不到三分之一的價格取得，那是他所服務的單位蓋的房子，做為「福利」之一，分售給內部員工。每個月底我付下一個月房租給他，他並不開發票（這筆收入不反應在GDP）。房東的太太在國有銀行任職，兩人合計已分了四套房子，自己住一套，另外三套出租。他們是典型的每月只領幾千塊工資的公務員，家庭月收入卻有好幾萬，是「準」千萬富翁，只差公開出售這個市場行為，就能把「隱性資產」變現為「實質收入」。
價值，要經由交易來確認，交易越活絡，價值經由轉手就可能上升，要進行交易則需要有市場，市場除了有買賣雙方，還要有法律和配套機制到位。
岳陽路不長，但路兩旁的梧桐樹長得很高大，夏天時枝葉茂密，會交錯在一起，形成綠色隧道，走起來很舒服。往北走下一條是永嘉路，那一帶是以前的法國租界，附近有很多獨棟帶院子的花園洋房，大多在一九二０到一九四０年代，上海最繁華的時候興建，目前牆上則掛著上海市政府的保護建築銅牌。
以現在的市場價值來算，這些房子一棟值幾千萬甚至上億人民幣，多被境外投資者買走，但是在二０００年之前，卻沒有價格可言。當時，境外投資者按規定不能買這些房子，只能買政府特別規畫興建的外銷房，而這些老洋房的持有者，也未被獲准可以賣。沒有交易，價值自然無法體現。
價值靠交易確認 麥肯錫顧問公司在二○○五年做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全世界在那一年的資產總值約一百四十兆美金，其中中國約五兆美金。所謂的資產，指的是黃金、房產、地契、股票和一切能用等值貨幣表述價值的東西。
對一個在過去二十個世紀中，有十八個世紀是全球最富有的國家而言，一直到清朝乾隆年間，其他國家的財富仍然難望其項背。僅僅因為在工業化進程落後，以及社會百年動盪下，就讓它和世界的差距拉得如此之大？中國的資產規模顯然被低估，它還有太多價值沒有被發掘、被表述的資產，等著被發掘出來。
北京電視台自二○○六年開播的〈天下收藏〉節目，直接了當說明問題。主持人是在熱門電視劇〈宰相劉羅鍋〉裡扮演奸臣和珅的知名演員王剛，他在中國名氣很大，這檔節目迄今收視率非常高，但觀眾可不只是來看王剛表演。內容很簡單，歡迎所有觀眾報名，把家裡的骨董帶到現場，由製作單位找專家來鑑定。如果是真品，當場由專家開具証書、並且按照行情幫忙估出市場價值；如果是贗品，則當場打碎，免得再拿出去騙人。
〈天下收藏〉節目的口號叫「去偽存真」，點子抄自日本，但在中國特別刺激，比買體育彩票過癮，一翻兩瞪眼，要麼全贏要麼全輸，All or nothing，沒有中間地帶。那些把家傳或自己收藏的骨董帶去鑑定的民眾，多懷抱一夕致富的夢想，反正nothing to lose，何況萬一是真的呢？
誰能想到，就在三十五年前，文化大革命鬧得最凶的時候，家裡放著這些骨董，不但不是資產，反而是負債。在「破四舊，立四新」的口號下，這些都算四舊，當紅衛兵上門抄家，就會成為被批鬥的罪名，最好趕緊扔掉。
如果你有機會到杭州西湖，一定要記得搭船遊湖。船夫會告訴你很多西湖的典故，像是唐朝的白居易和宋朝的蘇東坡各建了白堤和蘇堤，以及白蛇傳裡許仙和白娘子在清明節相會的那座斷橋；還有，前幾年整治西湖把水放乾時，意外在湖底發現許多花瓶和古董傢俱，那是文革時附近民眾連夜拿到湖邊來扔的。
現象三：轉大彎，負債變資產 把曾經的負儥變為資產，是中國政府的拿手工作，從二○○三至二○○七年的銀行業改制就是例子。
在先前國有體制和計畫經濟下，中國的銀行所承擔的任務，是為公共建設和國有企業提供貸款，以及每年吸收大專畢業生創造就業機會。獲利並不在他們的任務當中。由於缺乏專業經營和監管機制，加下特殊國情衍生的三角債問題，以及特權勾結造成的違法放款，導致逾放和呆帳比過高，許多銀行早就資不抵債，一旦清算都要宣佈破產。
中國的銀行的資金來源是民間儲蓄，一旦破產將引起擠兌，金融危機馬上升級為國家安全危機。但是，在基本面不變僅靠行政力量干預下，只是把破產時間延後。這是中國在改革過程中最敏感的一塊，是複雜的歷史共業，遠比台灣的特別費和國務機要費險惡。
這也是美籍華裔律師章家敦在二００一年出版的《中國即將崩潰》一書中，所主張的論點，後來並被西方國家做為〈中國崩潰論〉依據。不過，中國政府在解決這個問題上，展現了高度智慧。二００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國加入WTO，在商業和貿易上與國際接軌，並吸引外資大舉進到中國投資，並藉產品出口累積外匯，外匯存底快速成長。根據WTO的五年緩衝協議，中國最遲到二００六年底前要開放金融業。
自二００三年開始，中國政府共注資四百五十億美金到國有的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打消呆帳，改善財務結構，並著手更換內部管理團隊，將涉及弊案的行長和高管下獄，為股票上市做準備。另一方面，外資銀行要進到中國市場，除了要申請獲得許可，主要途徑就是入股中國本地的銀行，借本地銀行來推廣外資銀行業務。講白一點，外資銀行進中國市場的門票，要靠購買中國的銀行股份取得。
玩大數概念 經過一連串調整，原本逾放和呆帳比偏高的銀行，在政府資金挹注和外資銀行入股後，成為搶手貨，在紐約和香港上市，股價一飛衝天。從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到中國銀行這三大國有銀行先後上市，再到招商銀行和中信銀行等二線銀行上市，再到如北京銀行等城市銀行上市，中國平穩完成銀行業改制與開放。中國工商銀行的市值一度超越花旗旅行家集團，成為全球市值最大的金融機構。
原本燙手的金融負債，經過處理，順利轉化為資產。外資銀行曾對此避之唯恐不及，後來卻爭先恐後上車。在中國市場缺席，等於在全球金融版圖重畫中缺席。中國政府在處理舊有制度遺留問題上，堅持不採俄羅斯和韓國在一九九０年代的「休克療法」，而是強調在「穩定壓倒一切」原則下，「轉大彎不轉急彎」。
對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內部存在許多差異的社會而言，任何躁進之舉都可能適得其反。中國政府是「以時間換取空間」的高手，正如中國社會常說的「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和「事緩則圓」。另一方面，十三億人所形成的潛在市場，也讓中國政府得以玩轉這個概念。中國總理溫家寶的名言是：「再大的數字，除以十三億就變很小；再小的數字，乘以十三億就變很大。」
中國是一個玩大數概念的國家，看大不看小，官方公佈的數字未必反應真實，而且經常不能。
在中國，民間對於經濟學和統計數字有許多嘲諷，曾流傳這麼一個笑話：「兩位經濟學家碰在一起，互相打賭，對方如果敢把地上的狗屎吃掉，另一方就輸十萬塊。結果，雙方都不願意，所以持續加碼，最後到了一百萬的時候，有一位真地趴下去吃了。由於太噁心，他吐了一些出來，並向對方說，如果他願意把這一部份吃掉，那一百萬就還給他，最後對方也趴下來吃。結論是：所謂的GDP，就是兩位經濟學家各吃了一嘴狗屎，然後GDP就多了兩百萬。」
現象四：沒統計的更火 中國每年對美貿易逆差超過兩千億美元，美國經常施壓，限制中國產品出口到美國的種類和數量，並要求人民幣升值，反應中國真正的經濟實力。人民幣自二００四年七月二十二日開始升值，自8.28兌一美元開始，到二００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的6.99兌一對美元，45個月內升值18%。但根據多家投資銀行的研究指出，人民幣至少有升到6.5甚至6的空間。
這些空間存在那裡？舉例來說，中國在二００六年修正經濟數字，上調前一年GDP達16%，原因是從這一年開始把民營經濟列入計算。在之前政府的經濟統計中，未列這一塊，因為先前是計畫經濟，全部都是國營，民營經濟沒有合法地位。這在今天聽來荒唐，但卻一直到二００六年才修正納入統計。
對於私有產權的承認，更遲至二００七年初。在那年三月份召開的兩會上，首度通過〈物權法〉，從法律給予私有產權合法身份。在此之前，個人購買房子和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都不合法，也不違法，因為沒有相關法律規範。直到今天，在中國購買房地產，只能擁有地上建物，土地不含在內，用戶有七十年土地使用權，土地產權仍屬於國家，七十年到期後國家有權收回。這一部份勢必得再修法給予住戶更明確保障。
還有多少經濟行為和資產沒有納入計算？從二００六年下半年開始，上海和深圳股市走出四年空頭，配合一連串國有企業上市，成為全球最受矚目市場，從一千一百一路飆高到六千一百點，存在已久的地下金融跟著浮出水面。
中國的銀行都有政府背景，貸款對象為國有企業和大型民營上市公司，中小企業完全被拒於門外。地下金融應運而生，成為兩千萬家中小企業除了家族資金之外，第二個融資來源。當熱錢氾濫游資過多時，地下金融也跨足股市、期貨和黃金等業務。
你好，我是私募基金 二００七年五月，在上海一場有關投資的活動上，我遇見一位來自北京的演講者，名片上的職稱是投資顧問，但他告訴我，實際做的是私募基金業務。客戶把錢交給他，他拿去購買黃金，並保証一年有三成以上的回報率。至於如何保証？他笑而不答，只說如果不能有三成回報，客戶還不如把錢交給地下錢莊放高利貸。
他為時三十分鐘的演講，更像一場投資黃金的說明會，但台下聽眾不以為忤，還提了許多問題。演講結束，這位中午才從北京飛過來的顧問，急忙坐車趕到虹橋機場，因為晚上北京還有一場演講等著他。
二００七年九月，在另一場於深圳舉行的活動上，我遇見一位二十六歲的小伙子，已是一家私募基金的董事長。他說手上有三億人民幣，全從親朋好友那裡募來，標的就是股市。他也得確保有三成以上的年回報率，至少高於地下錢莊的年息，才有吸引力。小伙子從經營地下錢莊出身，當「私募基金」概念開始熱門，加上股市飆升，乾脆將公司改裝為私募基金，把生意從放款給中小企業改為投資股票。
這位看來像大學生的老闆告訴我，生意越來越不好做，因為競爭對手太多，一堆人在搶客戶。他雇了兩位年薪五十萬人民幣、有証券分析師執照的人進來做研究，並把重心放在參加新股上市抽籤。他的公司去年抽中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前的提撥股份，因此賺了一票。
北京投資顧問和深圳私募基金老闆從事的業務，以及他們一定要贏過的地下錢莊，在中國都未開放，因此不在政府的統計數字中，但明眼人都清楚這一塊的規模和價值。地下金融的資金，來自民間游資和一部份外資。
到今年四月，上海股市跌到三千一百點，市值離去年高峰蒸發一半，那些資金和操盤手卻未消失。中國目前的上市公司僅一千六百家，但民間儲蓄高達十六兆人民幣，在股市開戶的更有一億三千萬人，光去年就新增五千萬戶。在外資方面，去年第一季加第二季，就有六千億美金進到中國，造成人民幣升值和通貨膨脹壓力，迫使中國政府在第三季對外資急踩剎車。今年第一季剛放開，立刻又湧進三千億美金。
現象五：政府放手，就活 至於那些經過中國政府核准，進到中國市場的正規外資私募基金，則把目光鎖定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營運績效不一定好，但擁有某項或幾項事業的特許經營權，以及機器設備和客戶。接手這些資產，再予以重組後出售，是近年來以美國為主的私募基金在中國的賺錢之道。雖然小布希代表美國政府在檯面上對中國施壓，但是他父親老布希所掛名的凱雷集團（Carlyle Group），卻是在中國最活躍的私募基金之一，和中國政府互動頻繁。
去年，中國政府宣佈將進一步改革國有企業，經由資產重組、業務合併或切割，將一百六十一家縮減到一百家以內，意味著許多新的資產，以及和資產綁在一起的特許經營權，將釋放出來。長江商學院的郎咸平和北京師範大學的吳敬璉這兩位知名經濟學家，對國有企業改制看法南轅北轍。郎咸平主張應儘速改革國有企業，否則資產隨著時間流失，有很多甚至進到私人口袋，拖得越久弊端越多；吳敬璉則主張在改革國有企業之前，要先培養民營企業，有了創業家和經歷市場考驗的民營企業，國有企業和資產要轉讓才有對象。
關於國有企業如何改制、以及改制時間表一事，存在許多爭議，但無可爭議的是這絕對是一塊大肥肉，而且放手交給市場後，價值會放大。根據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估計，中國國有企業的總資產扣掉總負債後，淨值至少有十三兆人民幣，如果平均分配給十三億人，每人可得到一萬人民幣。
當然，國有資產不會轉成現金，直接進到老百姓口袋。老百姓要創造財富，也不指望政府發錢，只需要政策鬆綁。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形成一種說法：「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管，一管就死。」
農村成為上市公司 位於江蘇中部、長江南邊的華西村，體現了基層民眾的智慧。開車走沿江高速公路、從揚州往南到無錫方向，經過江陰大橋後，你會在左手邊看到一排標語：「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表示你已到這個「天下第一村」。整齊畫一的公寓建築，一排一排往後往旁，順著公路延伸，一眼望去沒有盡頭。
在村書記吳仁寶帶領下，一九六一年華西正式建村，當時村民僅六百六十七人。這位有著絕佳資本主義頭腦的社會主義農村幹部，透過集體勞動、財富共享的號召，將村民組織起來，並把勞動所得按貢獻分配，為村民蓋房子、買車子、建學校和蓋醫院，集眾人之力造眾人之福。雖然這些東西的產權屬集體共有，不得分割，但村民確實過上好日子，外地募名而來加入的更是絡繹不絕。
從務農到買機器設備做紡織和生產鋁板等工業，再到跨入服務業發展旅遊，一個農村的轉型和累積資本運用資本的經驗，竟然比大多數沿海城市還早。一九八八年，華西村的經濟從農業轉換為工業為首；一九九四年，進一步成立江蘇華西集團公司，吳仁寶以村書記兼任董事長；一九九九年，華西股份公司股票在深圳股市上市，創下中國和全世界紀錄，一個農村變成一家上市公司；二００六年，華西村更跨出中國國門，到墨西哥投資建廠；二００七年，華西村的年產值突破四百五十億人民幣。
已交棒給兒子的吳仁寶，今天仍是各地前來取經的官員和媒體，都想請益的對象。言必稱「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科學社會發展觀」，出身草根、閱人無數的吳仁寶始終保持政治正確，再透過自己闡述將這些對應到現代的工作方法上，轉化為管理學上的激勵和KPI，被形容為「中式底盤配上西式輪胎」。
中國還有多少沒被報導的吳仁寶和華西村？他們分布全國各地，因為中央鞭長莫及或政策默許，抓住社會大變革的契機，大陸話叫「敢打敢上」，以挖煤、辦工廠或開發地產的形式，大賺其錢。今年四月到台灣訪問的地產富豪團，是其中較高調的一群，但也僅是冰山一角。
現象六：提現人才紅利 因政策放開而被激活的財富，除了來自草根黑手，還來自高階腦力。自一九七九年開放出國以來，中國迄今已逾一百萬人次到海外留學，學成回國的則近三十萬，這表示至少還有七十萬在國外。與台灣在一九七０年代的輿論類似，大陸留學潮在一九八０年代被視為楚才晉用為人作嫁，是社會的損失，但眼光放長卻等於把人才暫存國外，有需要時再提現外加利息。
張朝陽、邵亦波和李彥宏僅是這三十萬人中的三位，卻把中國相對世界的時差至少撥快三年。張朝陽是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博士，邵亦波是哈佛商學院企管碩士，李彥宏是紐約大學水牛城分校電腦博士生。這三位留美學生在一九九九年前後回到中國創業，將美國的雅虎、Infoseek和eBay這三家網路公司的模式帶回國，各自成立搜狐、易趣和百度，推動中國網路業的第一波和第二波，進入數位時代。
李彥宏領軍的百度，主攻搜尋，公司位於北京海淀區北四環附近，離他的母校北京大學不遠，目前有近七千位員工。在二００五年八月五日於那斯達克掛牌上市當天，打破外國公司在美國上市首日的漲幅紀錄；到二００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以一百二十二億美金市值，居中國網路公司之最，被美國投資人封為「中國的Google」。
除了網路業，在半導體、晶片設計和太陽能電池等關鍵科技產業，都有大量大陸歸國學人，甚至台灣留學生的貢獻。
位於江蘇的無錫尚德，是中國第一家上市的太陽能公司，創辦人施正榮畢業於長春理工大學，再遠赴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讀博士，師從太陽能電池權威馬丁．格林，之後回到中國，在無錫市政府出錢出力支持下開始創業。
全世界蓋過最多晶圓廠的張汝京，在南京出生，在高雄長大，在美國留學，是德州儀器培養出來的蓋晶圓廠大將。他於二０００年在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成立中芯半導體，之後幫中國蓋了第一座十二吋晶圓廠。
留學生就像園丁，從國外帶回種子在中國播種，然後灌溉施肥，期待未來收割。而在中國本地的人才園子裡，也在整地並改良品種，收獲更多果實。自二０００年之後，中國的大學快速擴大招生，二０００七年大學畢業生高達四百五十二萬，是美國的兩倍。
擴招引起大學生平均素質下降的批評，但也培養出更多人才，特別在理工科方面。美國本土學生讀理工的比例一直降，但是在中國，「學會數理化，走遍全天下」的觀念仍在，優秀學生首選是理工科。以理工見長的清華大學，一直被認定是中國最高學府。
全球首富的人才後花園 每年大量畢業的理工科學生，吸引外商在中國廣設研發中心，並以擁有超過七十所大學的北京為優先。從二００一年到二００六年，我曾多次到北京參觀IBM、思科和微軟這三家頂尖公司的研究中心，尤其以微軟最讓我印象深刻。
一九九八年微軟中國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並於二○○一年升格為亞洲研究院，與微軟在西雅圖、舊金山、倫敦和班加羅爾等地的研究院，共同組成微軟研究集團。微軟亞洲研究院有三百位研究員，僅次西雅圖的三百五十位排第二，遠高於微軟在倫敦的九十位和班加羅爾的四十位。現任院長洪小文（台大電機系畢業，美國卡內基．麥倫大學電腦博士）是搜尋技術專家，先前在ＩＢＭ開發「深藍」電腦打敗西洋棋王卡斯帕洛夫（Kasparov, Garry）的許峰雄（台大電機系畢業，美國卡內基．麥倫大學電腦博士），也在微軟亞洲研究院。
微軟過去十年吸納三千多位博士生，來自清華、北大、哈爾濱工業大學和交大等中國頂尖學府，到亞洲研究院實習。「很多研究要有足夠人力才能做，在美國很難，在中國卻開始容易，」許峰雄比較，在一場內部會議上，有一位美國同事提問，如何鼓勵年輕人讀電腦科學，一位中國同事回答：「中國沒這問題，這裡最優秀的人都搶著讀電腦系。」
美國過去是全球每年產出最多電腦博士的國家，這是它掌握最先進電腦技術的原因之一，但是二００五年，中國在這方面超過美國，也讓提前壓寶的微軟擁有一座人才後花園。
微軟和中國，兩者先前都和創新無關，結合在一起卻有可能完成創新；從知識產權賺到最多錢的企業，希望卻寄託在目前每年造成知識產權損失最大的市場；資本主義造就出來的全球首富，在全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至少表面上還是）大筆投資人力。一連串的矛盾，說明一件事：跨國公司的研發模式和資源配置正在改變，這並非蓋茲引起，也不會只影響到微軟一家公司。
矛盾，在轉型快速發展的中國，是必然現象。它有八億農村人口，是全球最大農業人口國家，但糧食仍依賴進口；它是目前的世界工廠，擁有龐大廉價勞動力，但今年一月一日施行的勞動合同法，卻讓雇主傻眼；它有全球最多的上網人口，但超過一半是在網咖上網，還沒有自己的電腦。
按照趨勢專家艾文．托弗勒分類，人類從農業、工業到資訊社會的三階段演進，在中國卻是同時並存。它不是線性發展的循序漸進邏輯，而是同一時間做好幾件事，是平行運算的邏輯，讓農村民眾安居樂業，幫勞動階級改善工作環境，為白領精英創造條件，同時還要解決三者發展不同調造成的城鄉和貧富差距，難度非常高。
風險和機會，正如光與影，相生相伴，風險越大，機會就可能越大，反之亦然。正如投資學兩項定律所揭示：承擔風險，就有可能獲得報酬；風險越大，報酬就可能越大。今日的中國正是如此，這也是它迷人之處。
中國現場／
百度創辦人李彥宏：我知道怎麼用資本市場 二００五年八月五日在那斯達克上市當天，百度打破了外國公司在美國上市首日漲幅紀錄，並在去年被選為那斯達克成份股之一，也為中國公司創下紀錄。
一九六八年生的李彥宏，是全世界最懂網路搜尋技術的三個人之一。二００五年九月和今年五月，在他位於母校北大對面的辦公室裡，我兩次和這位安靜但熱情的創業者，交流他這一代人眼中的中國變化和機會。
Q:和國際公司競爭，百度有什麼機會？ A:網際網路不只是技術現象，更是文化現象，在中文搜尋這一塊，我們比別人更瞭解中國字和詞的意義，而且比別人早進來。更何況，有關網頁搜尋的超鏈分析方法，美國第一個專利是我發明的。
與競爭對手不同，百度很專注，只做中文，不做其他語言，而且百度只做搜尋，不提供電子郵箱或網路電話等其他功能。
Q:你比楊致遠和Google的兩位創辦人都早跨入研究搜尋技術，但為何直到二○○○年才想要創業？ A:一九九五年我就想回國，但是當時中國的網際網路沒有基礎，並不需要我。到了一九九九年，規模漸成，網路已是年輕人的時髦工具，機會成熟。我回來時，有人建議我乾脆開發自動翻譯軟體，把英文網頁翻譯成中文，因為當時絕大部分網頁都是英文，中文搜尋技術再好也沒什麼中文內容可搜。
一九九五年，九成網頁內容是英文，所有其他語言加起來占剩下的那一成。二００五年中文頁面就占一成，英文和其他語言加起來占了九成。換句話說，英文頁面占的比重下降，中文頁面的比重上升，趨勢是朝著對百度更有利的方向走。Google能搜多種語言合計八十億頁面，百度則能搜八億中文頁面。現在，競爭對手要進來做中文搜尋，很多我們走過的路他們一樣要走，不是花大錢就能走得快。
中國的網際網路人才不多，做搜尋的更少，我敢自豪地說，中文搜尋技術排前二十名的人，有十五個在百度。即便要花大錢做研發，投一千萬甚至五千萬美元，我們也可以，百度是美國上市公司，知道怎麼用資本市場。
Q:你怎麼和父母以及上一輩的人，解釋網際網路和你在做的事？ A:的確滿難的。中國三十歲以下網民人數是全球最多，跟美國不同，美國五、六十歲的人也在上網。在中國，年齡稍大一點的，仍有恐懼心理，靠我們一家的力量不見得能推動這個事情，只能隨時間推移網際網路向更高年齡層去滲透。也許再過兩年，四十歲左右的人就會上網，然後再過兩年，再逐步往上推移，這方面我們需要有耐心。
Q:在美國，一個新的產業會造就一大批相關企業和創業家，像一九六○年代的半導體工業、一九七○年代的個人電腦工業，以及一九九○年代的網際網路產業。在中國，這樣的現象開始於你這一代，就在網際網路產業。你怎麼思考自己在這裡頭的角色？ A:我們這一代人被時代賜予這個機會。網際網路對中國來說，是第一次我們可以站在全球範圍內平起平坐，去跟其他公司競爭，去融資、去跟投資者溝通，完全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國際資本市場規格來做事情。因為網際網路是新的，美國還沒有產生足夠強大的公司，能迅速在全球滲透，所以中國造就一批創業家，懂得資本市場，懂得現代科技，按照市場規律來辦事情，滿足客戶需求。
在這方面，我們這一代人跟以前的中國企業不同。我們跨出這一步，以後可以有更多人走出來。在傳統產業裡，比方汽車，中國要跟國外車廠合資，才能獲得相應的市場地位；在網際網路領域，這種合資關係就不重要，大多數都是自己獨力做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