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就像在高中之前沒聽過「二二八事件」，1989年之前我也沒聽過「台語片」。我在大學唸的是社會學，到了國外才轉攻電影研究，這些事實至今仍然令我感到驚訝。
和我一般在六(年代長大的小孩，能有多少選擇？我當然沒有抱怨。
我有無數上海路上知了喧囂的夏天、金華街上的火把衝鋒陷陣，杭州南路上兩側的水鴛鴦大戰，還有淚秋、游龍輝和葉宏甲的漫畫。新公園、再春游泳池、台北監獄口、陸軍總部、台大醫學院、師大操場、新生南路的塯公圳、植物園到西門町，這差不多是我的勢力範圍了。我剪指甲、我折手帕，我熬夜跟著全台灣一起為胡武漢和許金木吶喊加油。我唱第三部的蔣公紀念歌，我也排在十萬八千里之外，等著進國父紀念館瞻仰遺容。如果什麼地方出了差錯，一定是台南的台南戲院、台中的舞台樂戲院、古坑鄉的竹仔屋戲院、台東的太和戲院、嘉義的三山戲院、彰化的溪湖戲院、斗南的斗南戲院、台北的大光明戲院等等等，全都熱鬧地迎接著文夏的《再見台北》的時候，我不是在第一百貨公司玩彈珠機（pinball），聚精會神地將replay累積到十八次，就是在中華商場的哥倫比亞唱片行，搜尋著剛來的Led Zeppelin II專輯。
在紐約唸書的時候，我第一次在《世界日報》的影劇版讀到有關台語片的歷史。這段在台灣電影史裡幾乎被抹滅的過去（蔡國榮在《中國近代文藝電影研究》中，根據中華民國電影戲劇協會出版的《中華民國電影年鑑》第一、二、三集，統計台灣地區從民國38年到民國61年的製片量數，台語片時代從1955至1972之間總計有上千的片產，而台語片到達百部以上的民國52年，在「官方」的片產記錄是五部，可見一斑），當我逐漸知曉它們幾乎難以想像的風光歲月之後，確實令我感到失落悵惘。我一直以為我瞭解台灣，我至少熟悉台北，我也曾經到大光明戲院、第一戲院、大觀戲院、萬華戲院和愛國戲院看過電影。
直到1993年我從花蓮回台北，跟著李行導演轟轟烈烈地辦了金馬獎三十屆的盛大活動，並且重返看電影、談電影的日子。然而，真正開始有念頭想要深入研究這批電影，是在1995年我到台灣藝術學院的電影學系服務之後。從看過第一部完整的台語片到這本書的完成，算來大約也有五年的時間了。
無論如何，我的研究工作要不是有在我之前，早已深入這個議題的前輩們努力成果，幾乎也不可能進行。多虧電影圖書館前後兩任的館長，井迎瑞和黃建業兩位老師的推動，台語片才有今天再受重視的可能。世新大學李泳泉老師主持的台語片研究，更是為我們奠定了彌足珍貴的基礎。除此之外，黃仁、葉龍彥、焦雄屏、李道明、李天鐸、盧非易、陳儒修、劉現成、黃秀如等學者，或是有關台語片、或是有關台灣電影歷史的研究成果，都是本書的仰賴所在。最後，我也要在此對電影圖書館參與史料整理和口述歷史的研究人員，以及所有熱心支持重建台語片史料的企業與資深電影工作者，表達個人的感佩與敬意。
本書開始動筆之際，正值澳洲的拉夫特拿下1997年的美國公開賽，直到拉夫特在2000年的第一輪遭到淘汰時完成初稿，三年之間的變化委實難料。追隨著多位前輩的步伐，對於台語片，我不知道我多說了些什麼、或少說了什麼，我可以確定的是三、五年後我或許會有不一樣的看法。提供一個不一樣的看法，正是本書希望達到的目的。最後，就像「二二八事件」，就像光鮮亮麗雪梨奧運的背後，浮現出一段被掩蓋長達半個世紀之久，「遭受剝奪世代」（"stolen generation", Time Magazine, Sept. 4, 2000）的醜陋歷史，我也相信只有深入瞭解我們的過去，才能確定我們的現在，也才能知道未來怎麼走下去。
廖金鳳 2000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