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閱讀巴金的《滅亡》、《新生》、《死去的太陽》和《海的夢》是種痛苦不堪的經驗。
夏志清在《中國小說史》中，對於這種經驗有著深刻的描述，他說：「在《滅亡》一書裏，儘管充滿著一本處女作的新鮮和大膽，我們都已看出，作者對於文藝腔調的倚賴，以及好用抽象的、誇張的戲劇方式去簡化人生的明顯偏頗。」
「文藝腔調和「誇張的戲劇方式去簡化人生可能是我們這一輩較為世故、習慣閱讀精簡短小篇幅的讀者的痛苦來源。舉例來說，有誰會相信《滅亡》中的杜大心和李靜淑那種在瞬間爆發出來的戀愛？這種愛情似乎只有在三○年代的舞台劇或六○年代的瓊身上才找得到；而杜大心這位時刻思索如何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的英雄，卻不時發出歇斯底里式的囈語，也難以說服我們，一個沒有冷靜頭腦的人，如何成就革命的大業？而在現實生活中，《新生》中的二個女人勇往直前，毫無所求的為工人們犧牲奉獻的精神，似乎應該出現在文革時期的樣板戲或國府遷台後的教條文學中。
當然，只從文學創作技巧的觀點去評價巴金並不盡公平，批評他視野簡化也忽略了他後期作品較為成熟的事實；另一方面，大多數五四新文學的作家們固然在作品中致力連接文學與政治，但卻未必都中了魯迅一派的寫實遺毒。仔細分析巴金的作品，會發現許多精采有趣的線索，足供打發「文藝腔調和「簡化人生所帶來閱讀上的不耐。
在本輯收錄的四本小說中，我們不妨從時序上巴金最後創作的《海的夢》說起。在題記中，巴金把《海》註為一個童話，但閱畢全文，讀者會發現這可不是寫給孩子們看的故事書。相反的，作者有意以「童話的常識義為諷刺，道盡在動亂的年代，知識份子滿懷理想，卻又無法改變現狀的憤與失望。
在故事一開始，巴金有意的塑造出一種迷離的氣氛：汪洋大海中一對男女在船上相遇，由好奇到建立信任關係後，女主角娓娓道來過去悲慘的經歷。原來在太平洋一個叫「利伯洛的島國上，人民分成貴族與奴隸階級。女主角里娜出身貴族之家，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認識了懷抱著崇高理想，誓言為解放奴隸奮鬥的年青人楊。受了楊的啟蒙，里娜毅然地拋棄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家庭，與楊一同投身反抗貴族壓制的運動，他們的理想是要創立一個新宗教，目的是要喚起民眾爭取自由平等。可惜在貴族階級及外來的入侵者「高國聯手壓制下，起義失敗，一場血腥的屠殺於焉展開，楊也在這場屠殺中就義。里娜被捕後則遭到放逐的命運；雖然後來曾二度潛回利伯洛策劃反抗，但在遭同志密告的情形下終告失敗，里娜自此便流浪於海上，成為一個沒有國家的人。故事結尾時，敘述者懷著感動的心情明白告訴我們這是一則寓言，而且他誓言要找到這位「把自己獻給事業，為著信仰工作，犧牲了個人的一切幸福，去追求眾人的幸福，說痛苦就是力量，在痛苦中尋找生命的女人。
這麼一個情節簡單的故事，我們若從五四作家「感時憂國的角度閱讀，可以賦予嚴肅沈重的意義：巴金筆下的「利伯洛可能暗喻著「自由（liberal，也是他憧憬中未來中國的走向。奴隸階級的悲慘生活意味著當時中國的人民，在軍閥及列強的壓迫下，不能翻身的宿命。而那一場血腥屠殺，我們有理由相信，巴金心裏想的是民國十四年的「五卅慘案。
依循這個脈絡解讀下去，巴金的視景便很清楚地展現開來：在內外交相逼迫下的中國人民，過著悲慘的生活，在位掌權者不會放棄既得利益從事改革的工作。在下的普羅大眾原本就屬於劣勢的一群。他們反抗的資源有限，加上自身利害的關係，不能夠團結革命；革命者在這種情形下，唯一的出路，便是採行激烈的手段，以最後的致命一擊，犧牲自己以求喚起大眾前仆後繼。
巴金規劃中的革命手段僅止於此，但早期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的他，在小說中顯然並不滿足於排比文學與政治目的表象；革命者的心理才是巴金著墨的重點。在《海的夢》中，革命家具有幾個特質：他（她們義無反顧地執著理想，雖然曾經徘徊於親情與革命大業間難以抉擇，末了必將擇理想而棄親情。但值得注意的是，伴隨著這個痛苦抉擇而來的，並非中國人常說的「大義滅親之類的正邪交戰，相反的，巴金筆下的革命者卻發展出更驚世駭俗的理念。在他們哀「正義在什麼地方？之時，也同時相信，唯有泯滅一切人類的文明體制，包括家庭、學校、婚姻等之後，自由、正義、平等才會得露曙光；然而這種終極理想在小說末了並不曾出現。革命者雖然犧牲，仍有能人志士「走遍天涯海角去追尋她，一直到死！
《海的夢》這則童話其實是則寓言，用心明顯不過，而《滅亡》、《新生》、《死去的太陽》三本書則可以視為《海的夢》的骨肉血淚版。
《滅亡》中的革命英雄杜大心，是這三本書中將上述革命者的特質發揮的最為淋漓盡致的一個角色。杜大心是生活在十里洋場上海的一個知識青年，目睹當時在軍閥壓制下的人民不知自省，反而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再加上不滿同儕輩表面上為如何改善社會狀況的手段激烈爭辯，實則滿腹鬼胎的行徑，於是生出以暗殺作為喚起民心的念頭。眼熟的讀者看到此，可能會發現杜大心與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罪與罰》中的男主角Raskolinkov如出一轍：二人同樣具有長於思考，卻略帶憂慮的人格；同樣採行了恐怖手段做為遂行理想的工具，並且他們也替恐怖手段找到了合理化的藉口。但是杜大心與Raskolinkov不同的是，杜大心最後是滿懷怨恨地離開了這個世界，而Raskolinkov則得到了救贖。
《新生》中的李冷及《死去的太陽》中的吳養清基本上接續了杜大心的性格及志業。李冷和杜大心一樣，時刻在思索著革命的哲學，而吳養清這個角色在三本書中，則是較接近真實的一位，但他的思考也同杜、李一樣，擁塞在「如何最有效地拯救人民的胡同中打轉。這個問題對三位英雄甚至對巴金而言，都是個解不開的線團。一方面，巴金認為當時中國的沉非下猛藥不足以治之，這帖藥甚至可以猛烈到泯滅制度的地步；但是同時他也體認到，以這帖「良方治癒病體的代價，可能是犧牲了許多那些他們要拯救的人的利益。這樣看來，這帖藥方下的是不是有意義，就大有辯駁的餘地。杜大心最後的選擇是繼續下猛藥，李冷及吳養清則較徘徊。目睹革命鼓吹者堅持罷工導致工人們連最基本的生活都無法維持時，他們的選擇更加艱辛。從杜大心到李冷到吳養清的心路歷程，可以視為巴金對無政府主義的一個思考方向。《死去的太陽》比起《滅亡》及《新生》較為「真實，也是因為其中革命理念此起彼落，較為有血有淚之故。
在這三本小說中，還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中的女性角色與革命英雄間的互動關係。杜大心的女友李靜淑原本是生活在安逸溫室中的清純少女，在被杜啟蒙後，也逐漸能了解革命男友的理想。到了《新生》階段，她更是身體力行地完成杜大心的遺志，投身於教化普羅大眾的行列；杜大心每每輾轉於矛盾的革命哲學無法自處時，唯一能給予他慰藉的，便是李靜淑這位女性。
革命家與女性糾結，是在這類的小說中不可或缺的主題。但巴金筆下的女性，卻不只擔當戀人的角色而已，我們會發現，這些女性們幾乎揹負著母親的功能，而且母親的角色還潛藏著革命者政治理念的投影。
巴金的小說中，對於「母親的依戀可說是其來有自。學者已指出，巴金自幼喪母的自傳經驗是影響到他日後創作中母親形象特別凸出的重要原因。但是在他初試啼聲的作品中，母親的形象不僅止限於生活中真實的血肉母親而已。事實上，這三本小說中的血肉母親從未真正現身過，但「母親的意義卻擴大展延、漂散，依附到其他女性的身上。《滅亡》中的李靜淑，和杜大心幼時青梅竹馬的小表妹，《新生》中的張文珠以及《死去的太陽》中的程慶芬，在巴金的筆下，都成了革命者遭遇現實挫折時慰藉的對象。許多次這些革命英雄在思念愛人時，都把自己比擬成一個小孩，而他的愛人是神聖高深不可褻瀆的：「她底可愛的大眼中的確含了一眼的淚珠。她為我而哭！我感激她。我感到女性底溫柔，我感到了女人底靈魂深處有一種極其高貴的東西……我深深地覺得在她面前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孩子。我想的只是：如果我能在她的靈魂深處占一個位置，一切的代價我都甘願付出。
然而，「影子母親的出現，是因為真實的母親在這些一心為拯救民族的革命者的日常生活中無法得見，巴金於是安排了在夢中相見的場面來一解思母之情（《新生》，或透過另一位革命者的妻子來誦讚母性的偉大（《滅亡》中的張為群之妻；即使如此，對母親欠缺的渴望還在巴金筆下以別的方式投射出來。
這種投射方式是很曲折的，表面上，革命英雄們一方面排斥來自異性的照拂，表現的像拜倫式的英雄：「不，我不要愛，也不要女人底愛了。我為什麼要愛你們女人呢？不錯，你們是母親，你們把我們帶到這個可怕的痛苦世界中來。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你們把我們關在慈愛的家庭監獄裏。為了你們的愛，你們竟把你們底偏見、你們底無知一起傳給了我們；我們長大成人的時候，你們又把我們拋到這殘酷無情的社會中，讓我們這些嬌養慣了的孩子被人摧殘、受人踐踏。這段驚世駭俗的話看起來充份表達了家庭制度是萬惡起源之一的一面。然而，巴金的無政府主義實行的並不徹底，一旦革命遭遇挫折，毀敗的家庭便又重建起來，甚至成為革命的動力。吳養清目睹工人們罷工失敗，重新回到工廠承受剝削：「現在在這許多天的絕望的奮鬥以後，他們終於帶著餓瘦了的身子重進工廠去了。這一切好像是夢。夢醒以後只留下一個痛苦的記憶。他覺得難受。他想哭，他想找一個地方痛哭一場，他想找一個人來對他（或她哭訴他底胸懷。在這樣的矛盾衝突中，母親的角色及功能便不斷擴大：「母親，是的，提起你底愛，這偉大的母愛，我底心就軟化了，我就覺得不能夠再像從前那樣地做一個自私的人了。母親底愛是不應該被一個人占有的，這種愛應該普遍地散佈出去。母親底愛正應該像陽光那樣地普照，使世間不會有一個被愛遺棄的人。但母親形像卻逐漸模糊，被對拯救中國的慾望取代。
從《滅亡》中，那位由無知到思想被啟蒙的李靜淑，到《新生》和《死去的太陽》中啟蒙普羅大眾的張文珠和程慶芬，到《海的夢》中親身參與革命的里娜，巴金筆下的「女性母親在「革命的道路上，比起眾多男性在幕前的嘶吼吶喊更來得可觀，也是中國小說史上，難得一見的一條女性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