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化地說，中國三年代左派文學觀中，賦予小說兩個不一定能協調並存的使命：小說一方面應該透過現實描述表達作者的理想與信仰；另一方面應該在社會教育上扮演積極的角色。
今天回頭看三、四年代的作品，我們還是必須對這些作家強烈深厚的使命感有所同情、瞭解，才能讀出作品背後所隱藏的衝突與張力，而不至於停留在平面的閱讀上，落個索然無味的評價。
包括巴金在內的這些左派作家，在寫作小說時最常面臨的一個難題就是：如何把自己的理想、信仰有效地傳達給廣大的群眾？他們的理想、信仰都是以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前景面貌為參考點的，因此如果不能與群眾有實質的聯接，事實上也就萎縮了這些理想、信仰的正當性。他們精神上最深的苦悶與最愉悅的報償往往便取決於作品對社會改革的影響力。
寫實主義提供了這些作家不可或缺的動力，不過同時寫實主義卻也框出了一片不容易處理的曖昧地帶。寫實主義遵循一般民眾生活經驗的邏輯，其社教功能無疑地要比其他需經更高深智識介入、解讀的文理形式來得有效。同等要緊的是：寫實原則還讓作家可以將寫作化為一種自我說服的過程。寫實地創造出一個現實景象後，作家可以告訴自己：歷史、社會的的確確就是這樣存在的，藉而堅振自己的理想、信念。
不過在左派小說觀兩種理念衝激下，寫實主義呈現的一大難題是：如何在對現實的關照中注入改造理想的動因，亦即是如何連接、處理當前「實然與未來「應然間的關係？
順這個問題看下來，我們可以整理巴金在不同階段採取的不同徑路。最早的《滅亡》、《愛情三部曲》中，巴金選擇了類型化的角色來代表社會上的善惡勢力，讓人物間戲劇性的衝突爭鬥來突顯現實問題及解決問題的前景。然而正如夏志清指出的，這樣的設計使得巴金早期作品只能「籠統描繪了一個有愛情和革命，缺乏真實感的世界。硬生想像拼湊出來的現實不但沒有辦法完全說服巴金自己，造成了苦悶的動搖、猶疑，而且這些類型化了的角色、故事與社會大眾的生活關聯性太低，充其量只能作為一種幻想的消費、娛樂，反而不能刺激出足夠的行動暗示。
到了《激流三部曲》，巴金轉而挖掘自己的親身經歷作為小說的素材。這個轉向在一時間替他解決了大半的問題。在逐步傾頹的家族中成長的體驗給了他一個特殊的視野。他源源娓娓暴露一個真實然而不合理的小社會，這些霉腐的現象在大社會上有相當的代表性，可以引起共鳴，而且正是社會改革行動的確切對象。巴金從不諱言《激流三部曲》的自傳性格，藉將作者與作品拉近距離的寫作策略，他成功地吸引了讀者，製造出一種特殊的寫實主義的真理效果。有什麼能比作者親身經歷更真實的虛構？這樣透過共同纏結的現實，巴金同時得以在讀者心中激起直接的情緒，獲致意欲的教育功效。亦即是，在自傳式的寫作策略中，理想的表達與社教的功能匯集在對社會黑暗面感同身受的撻伐上。
我們不能忽視抗戰對像巴金這樣的作家的深遠影響。戰事興起後，在愛國、民族主義的號召下，所有的人事物都被動員聯合在抗日的旗幟下。文學的使命感轉而集中為如何鼓舞民心士氣一致對外、支援戰事。這種轉變逐漸地拆蝕了巴金戰前自傳型的寫作策略，同時也表現為對寫實主義的嚴重挑戰。
許多戰前依傍於寫實主義的左派作家面臨了新的動搖與新的追尋。中心疑難是：當描述現實非但不能教育民眾、服務社會，甚至反而將沮喪民心、間接導致失敗時，作品應該怎麼寫？
抗戰前期，巴金寫了一些宣傳性的小說，在《火》第一部〈後記〉，他自己以抱歉的口吻承認那是本宣傳的書，同時也是失敗的作品。失敗的原因，顯然正是為了遷就宣傳而違背了原來的寫實原則。
這種在為國家服務、宣傳及描述現實間徬徨的現象，不只出現在巴金身上。許多服膺寫實主義的左派作家都面臨同樣的困境。在這種氣氛下，我們再看毛澤東一九四二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許會得到些不同的意義來。《延》在一個意義上，用權威的聲音解決了這些作家的徬徨，指令出一個明確的方向。毛澤東事實上是把作家心中原本糾結不清的兩層關聯——現實描述抑或民眾教育？——強行撕開，分出一個不容置疑的高下答案：服務人民的要求高於一切！這麼多年後重讀此一文件，我們也許可以想像：對毛澤東獨斷直接的訊息，不少作家恐怕感到一股如釋重負的解脫罷，因而自願地予以擁抱，從必須自己選擇、作決定的自由中倉皇出走。
這段文學論述上的意義轉化，對當時強調自傳性經驗、強調不經設計、自發的寫作意識型態的巴金，影響尤其深刻。他在抗戰後期寫的《憩園》、《第四病室》處處流露出他因應這段轉折而掙扎的張力以及自我衝突的痕跡。
貫串地看《憩園》和《第四病室》，我們可以說巴金努力地想把自傳式的經驗加上一些框套，提昇到寓言的地位，以便儘量維持這些經驗的社會關聯性。在變動了的環境裡，這些經驗本身不再能積極地暗示行動，因而巴金轉而希望將其意義定位為宏觀某種歷史動向原則的象徵寓言，利用影射對應的思考繼續對社會、文化作較間接的批判、控訴。
於是在自傳性質的材料與寓言幅度的形式間，便產生了一種緊張關係。巴金一方面希望保留親身經驗的直接、親密性質，另一方面又必須創造只有拉開距離之後才能產生的具體而微的象徵效果。這是為什麼這兩部作品特別在文本內外有許多閱讀干擾的主要原因。
《憩園》及《第四病室》可能是巴金僅有兩部以第一人稱敘事觀點寫作的長篇小說。有趣的是：這兩個敘述者「我在小說中都以一些設計直接、間接指涉回現實存在的作者巴金。《憩園》中的敘述者本身就是一個困擾於作品與社會間關係問題的小說家；而《第四病室》則以一位青年陸懷民寄給作家「巴金的日記為題材。
先講《憩園》，在巴金原來的〈內容說明〉裡，他說這部作品講的是：「舊社會中前後兩家主人的不幸故事。……不勞而獲的金錢成了家庭災禍的原因和子孫墮落的機會。這明顯地是要讀者循著「金錢罪惡的原則進行閱讀，要把這兩家的沒落、哀傷當作是某種邪惡本質具體而微的展現。在這個帶有權威意味形式（〈內容「說明〉的閱讀指導裡，巴金完全袪除了那個敘述者在故事中的作用與意義，似乎要將故事裡的小說家化約到單純觀察、紀錄者的身份。然而我們細讀作品本身，發現情形顯然不是如此簡單。
這位小說家的存在及其在故事中寫作另一部小說的過程，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與外圍的《憩園》這部小說，在意義上互相顛覆、互相指戳，其中同時顯露了巴金的困惑、游移。
故事裡的「我在經歷了許多心理的掙扎、折磨後，最後是在女主人一句話的提點下找到了紓解的方向。在那段重要的對話裡，姚太太先是說：「我想你們（小說家的生活也很苦，看得太深了恐怕還是看到痛苦多、歡樂少……既而又說：「人世間的事情縱然苦多樂少，不見得事事如意。可是你們寫小說的人可以給人間添一點溫暖，揩乾每隻流淚的眼睛，讓每個人歡笑。
在這些話的暗示下，「我最後決定改變小說原來設計一死一瘋的悲慘結局，改為團聚的圓滿幸福。顯然小說家要給人間添一些溫暖，惟一的方法就是不要去看那麼深，不要去揭露那麼多痛苦，在必要時修改一下現實不愉快的折磨、苦難。
一九四四年《憩園》出版時，巴金還特別在〈後記〉裡把「給人間多添一點溫暖……那段話引用了一次，並且將之視為這部小說寫作的理想、信仰的確切內容。然而事實上，巴金自己沒有像故事裡的「我給小說一個溫暖的結局。相反地，《憩園》正是一個小說家看得深並暴露痛苦的典型。從這個意義上，《憩園》沒有「給人間添一點溫暖。
而且在故事裡，修改過結尾的小說其實也沒給誰帶來什麼溫暖，它甚至無法揩乾好心女主人的眼淚。「我的小說寫完後，接連就是兩個悲劇的全幅展現，先是死了楊老三，接又死了姚家的小孩。小說要「給人間添一點溫暖的作用，在這種悲劇對照下，根本失去了任何意義。故事發展本身否定了曾經在中段乍現的溫暖光明。似乎還嫌這樣不夠絕決，巴金更在〈內容說明〉中又加了一句：「連那個希望『揩乾每隻流淚的眼睛』的好心女人將來也會悶死在這個公館裡。
那麼小說到底能在層累的悲劇製造力量間扮演什麼角色？小說除了呈現一幅啟示錄式的景觀外，是否已被剝除了其他救贖的功能？在這個問題的逼視下，我們只能在《憩園》故事最後找到一點小小的線索。「我決定不將楊老三亡故的消息告訴楊家小孩，因此至少還在小孩心中留了個小小的希望。也許真要溫暖人心，小說家應該作的真的不是揭露，而是隱瞞罷！
4.按照六年巴金為《巴金文集》寫的〈後記〉，《第四病室》所記述的是他自己的親身經歷。抗戰勝利前一年，他在貴陽一家醫院的三等病房住了十幾天，後來便「用日記體裁把我的見聞如實地寫了出來。病人、醫生和護士們全是真人真事，事情也全是真的。
讓我們疑惑的是：巴金大可以把這些真人真事用散文形式予以發表，為什麼要給它小說的形式，並且大費周章利用前面的〈小引〉創造出一段青年陸懷民與作家「巴金的書信來往，把作者的真實身份隱藏在複雜的煙霧後頭？
一個理由可以在〈內容說明〉裡找到。巴金再次利用這個特殊的形式指導閱讀方向：「一間容納二十四張病床的外科病房，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縮影。在病室裡人們怎樣受苦、怎樣死亡，在社會裡人們也同樣地受苦、同樣地死亡。這告訴了我們，巴金希望讀者將這些零碎的生活描述提昇到寓言的地位，它們不再是巴金個己的特殊經驗，而成了反映民族國家普遍遭遇的省思。
〈內容說明〉接又給了我們另一個理由。巴金說：「……在這種黑暗、痛苦、悲慘的生活中閃爍一線亮光，那就是一個善良的、熱情的年輕女醫生。值得注意的，巴金後來承認，在這些真人真事中，只有那位代表光明的女醫生是他的創作。在現實經驗裡，事實上根本連這樣的光明都不存在，巴金必須藉小說形式給予的自由，才能把這道光明擠進無窮的悲慘裡。
然而回到《第四病室》作品本身，我們無法不訝異於即使是創造出來的光明象徵，其所能照亮的也如此有限。作為一個醫生，楊大夫其實沒有辦法在實質的醫療層次上提供病人多少幫助。她最大的力量只是「要別人『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人有用些。』即使是這樣，在日記記載的十多天內，楊大夫這種看似積極、英雄的生活態度似乎只感動、改造了敘述者『我』一個人。醫院裡進進出出的其他員工、病人，依然故我地以荒謬劇般的誇張上演或悲涼、或陰黯的情事。好像嫌這樣還不夠似的，巴金更早在文章開頭的〈小引〉裡給了楊大夫一個想必是死亡的結局了。她的光明甚至沒有能夠救她自己、她的親人。
在〈說明〉和內文間再次存在一道閱讀意義上的溝裂。這似乎告訴我們，巴金少年時代以來執持的無政府主義「愛的信念，到這時已經無法再生氣活力地維持下去了。他只剩下一點主觀的固執，要求讀者繼續相信一線光明尚存就是中國的寓言景況，然而在小說中他自己都不相信這個了。難怪再下去，他就徹底撕毀了對「愛的救贖力量的僅存信念，進入《寒夜》裡「悲憤的哭訴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