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歷與著作概述
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第一節憂慮：社會問題與宗教現象
馬克斯．韋伯於１８６４年４月２１日生於德國的愛爾富特，現屬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其父親老馬克思．韋伯和母親愛倫娜．華倫施坦（HeleneFallenstein）皆出身於名門望族。父系祖先乃是比爾福特（Bielfeld）的新教工業家，同時亦是德國西部地區的紡織品批發商。但是韋伯的父親並未繼承祖業，從事經商，而選擇了另外一條冒險而又誘人的道路──政治活動。１８６５年，他舉家遷居柏林，旋即當上了柏林市市政參議員（stadtrat）和普魯士議會（Diete）議員，主管市鎮和財政政策，最後成為了帝國議會（Reichstag）議員。外祖父喬治．華倫施坦（GeorFallenstein）是杜塞多爾夫（Dusseldorf）和科布倫茨（Goblence）地區的高級職員，同時也是詩人，曾以筆名Frauenlob寫詩撰文，風靡一時。
青年時代的韋伯深受父母和家庭環境的影響。首先，父親的政治活動促使韋伯對政治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致使韋伯後來試圖做一位熱心於政治的教授，但他畢竟是一位崇尚科學的地地道道的學者，故始終在政治之道和學者生涯之間搖擺不定，猶豫不決，躊躇不前。正是這種矛盾的心態才使韋伯寫出了膾炙人口的著作《學者與政治家》。其次，韋伯的母親是一位文化修養頗高的虔誠基督徒，終身篤信上帝，不僅十分關心宗教和社會問題，而且熱心於慈善事業。她終身與韋伯保持著緊密的文化聯繫，並對韋伯的學術生涯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韋伯終身致力於研究宗教和社會問題，不能不說是其母親的影響所致。最後，韋伯在其父母的文化沙龍裡認識了當時著名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名流如狄爾泰．莫姆森（TheodorMommsen,1817－1903，德國著名歷史學家、政治家和文學家，190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蘇貝爾（HeinrichSybel）、特斯奇科（HeinrichVonTreitschke,1834－1896，德國著名歷史學家）、施密特（HeinrichJulianSchmidt）和科納普（Knapp）教授等。他們不僅啟迪了韋伯學術思想的發展，而且為韋伯躋身於知識分子之列和走向政界敞開了大門。
韋伯在柏林讀中學時，就表現出聰明過人，才華橫溢，十五歲時就寫出了第一篇論文，題為<關於印度──日耳曼民族的歷史、發展和特徵的思考>。中學畢業後，韋伯入海德堡大學法律系，從師於經濟學家克尼斯（KarlKnies，德國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和哲學史家費雪（KunoFischer,1824－1907；黑格爾的學生，以研究哲學史而著名），同時也涉獵歷史和科學方面的書籍。但是出身優越的韋伯此時的生活未脫窠臼：像所有的紈 子弟一樣，陶醉於吃喝玩樂，熱中於學生團體的各種活動，甚至出沒於決鬥場。
１８８３年，韋伯應徵在斯特拉斯堡（現屬法國）服役，首先是士兵，不久就被提升為軍官。據說韋伯曾因做過幾天帝國軍隊的軍官而十分自豪，總是不忘炫耀自己的軍事才幹。
１８８４年，韋伯離開軍隊，重新在柏林和哥廷根大學註冊學習，選修歷史學家莫姆森和特斯奇科、法學家齊克（OttoVonGierke）、經濟學家馮．吉施（VonGneist）和哥德施密特（Goldschmitt）等人的課。作為學生的韋伯此時已會講好幾門外語：法語、英語、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從１９０５年開始，韋伯在原籍俄國、移居德國的法學家克斯蒂亞庫斯基（B.Kistiakowsky）的幫助下學習俄文。
１８８６年，韋伯順利地通過了法律的大學考試。隨後即著手準備其博士論文，並以<論中世紀的商業企業史（Zur GeschichtederHandelsgesellschaften im Mit telalter）一文於１８８９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與此同時，韋伯開始認真研究義大利文和西班牙文，並在柏林登記作律師。
第二節衝突：政治之道與學者生涯
韋伯雖然是法律出身，但其注意力迅速轉向經濟和社會政治問題。１８８８年，韋伯加入了「社會政治聯盟」（VereinfurSozialPolitik），該聯盟由施穆勒爾（GustavSchmoller,1838－1917，德國經濟學家）創建於１８７２年，成員皆是關心社會問題的大學人士，故稱為「講台上的社會主義者」。
１８８７─１８８８年之間，韋伯參加了在阿爾薩斯和普魯士東部舉行的多次軍事演習活動。此間，韋伯對德國東部邊境的移民政策問題發生了濃厚的興趣。１８９０年，在"社會政治聯盟"的要求之下，韋伯對普魯士東部地區的德國和波蘭農業勞動者的境況進行了調查。其研究報告<易北河東岸地區的農業勞動狀況>（DieVerha ltniss der Landarbeiter im Ostelbischen Gebiet）於１８９２年發表在《社會政治聯盟文集》※（Schriften des Verein fur Sozial Pol itik）上。該研究成果的發表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重視，如當時傑出的經濟學家科納普教授曾給予高度評價：最終我有幸閱讀了馬克斯．韋伯博士關於易北河東部的勞動者境況的論文。作者以其豐富的思想和敏銳的觀察力使閱讀者頗感驚訝。它使我首先感到自己的知識已陳舊過時，必須重新學習。
了取得柏林大學法律系的教授職務，按照那個時代的慣例，韋伯於１８９１年提交了關於古代土地史的論文，題為<羅馬土地史及對公法和私法的意義>（Die ro mischeAgrargeschichteinihrerBedeutungfurdasStaats－und Privatrecht）。在該論文中，韋伯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和探討了經濟關係與法律的制訂之間的因果關係。韋伯把古代羅馬土地所有制的演變同社會和政治的變遷聯繫起來進行研究，此外，還分析了家庭制度、日常生活、風俗和宗教儀式等。在韋伯敲開大學之門之際，韋伯的兩個兄弟也相繼任教於海德堡大學，一個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文化社會學家阿爾弗德．韋伯（AlfredWeber），另一個是卡爾．韋伯（KarlWeber），死於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戰爭中。
１８９３年，韋伯與其表妹瑪莉安妮（MarianneSchnitgar）結婚。
翌年，韋伯成為了弗萊堡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同年發表了<德國東部的農業勞動者狀況的演變趨勢>一文。正是在弗萊堡大學，韋伯作了關於<國家政體與經濟政策>（DerNationalstaatunddieVolkswirtschaftspolitik）的就職演講。在這篇著名的就職演說裡，韋伯對信仰倫理（ethniquedeconviction）和責任倫理（ethniquederesponsabilite）進行了區分。韋伯認為存在兩種從事政治活動的方法。(1)抽象的和理論方法，它不是根據政治，而是以道路命令、宗教和科學的名義評判政治；(2)具體的實際的方法，即直接投入政治鬥爭取得實際效果，而不論這些結果是好是壞。由於方法影響著有關理論和實踐的觀念及對政治活動的解釋和評估，因此，某些實際結果也具有方法論的特徵，換句話說，採取的方式不同，結果也不一樣。韋伯指出：人們可以抱著倫理的、宗教的、科學的和經濟的動機進入政治舞台，但如果人們不採用政治活動特有的手段和方法──即暴力的運用和倫理上的妥協，就會發現自己對政治簡直是無能為力。人們以政治的方法搞政治，而不是以科學和道德的方法從事政治活動；同樣，人們為了達到的是政治的目的，而非道德哲學的目的。因此，政治活動應該以其本身為準則，而不應該以政治活動以外的倫理和宗教道德為準則。
在韋伯看來，不論人們願意與否，一旦地球被分為不同的國家，具體的政治行動必然地處於一定的集體環境之內，也就是說大家都是公民，政治的目的就是為了內部和外部能力的發展。只有如此地理解政治才能抓住其本質；因此，作為一個德國人，只有從德國本身的利益出發考察其政治事物和國際關係才是正確的政治態度，同樣，對一個英國人和法國人也是如此。據此，後來有人指責韋伯是典型的民族主義者，為以後的德國法西斯專政提供了理論根據。
作為大學教授的韋伯不僅對政治頗感興趣，而且試圖將其理論研究成果付諸實踐。青年時代的韋伯在其父母的沙龍裡結識了當時許多德國政治名流，耳濡目染的皆是自由主義思想。一旦韋伯對政治稍有研究之後，就成為這種思想的批判者。實際上，韋伯的政治立場一直是十分矛盾的。從韋伯的政治活動來看，其政治態度充滿著知識分子固有的誠實和嚴峻，從從政方法來看，韋伯的態度不僅十分狂熱、暴躁，而且極富戰鬥性。據韋伯自己承認，１８９０年，他投了保守者的贊成票，因為他十分懷疑其同僚對於俾斯麥的熱情。從韋伯的政治觀點形成來看，特斯奇科對韋伯的影響甚大，前者把國家政體的價值看成是帝國政治的基本準則。而韋伯則拒絕接受反猶主義和敵視英國，同時也十分討厭其老師蠱惑人心的說教。
１８９３年，韋伯加入了「泛日耳曼聯盟」，並為該聯盟作了若干關於波蘭問題的講座。與此同時，韋伯還出席了由其朋友諾曼（F.Naumann）主持的關於「社會基督教運動」的一些大會。雖然韋伯於１８９９年離開了「泛日耳曼聯盟」，但始終對諾曼的行為表示同情和理解，至於「社會政治聯盟」，韋伯雖一直未脫離該組織，但自始至終與其主要領導人施穆勒爾堅持鬥爭。最後，韋伯接近社會主義者，並宣稱除了由於憎惡政黨的官僚組織之外，沒有什麼能將他與社會主義分開。
韋伯雖然是一位信仰科學、追求真理的學者，但對政治活動，他總是躍躍欲試，力圖參政。然而，韋伯從屬何種黨派，向來就是模稜兩可。當然有一點是可以理解的：作為一個有獨特思想的學者總是試圖在避免各種意識形態偏見的同時，尋求最合適的方法而實現其目的。不過儘管韋伯的政治立場搖擺不定，但其具體行動卻是毫不含糊的，如韋伯的朋友諾曼提出將「社會和新教運動」改造成一個黨派時，韋伯立即進行批駁道：社會和新教運動者組成的只能是一個同情無產階級，充滿情感悲慘主義（Miserabilismesentimental）和烏托邦和平主義的政黨。該黨領導人所關心的只是宗教倫理問題，缺乏對真正的經濟活動的認識和掌握權力的欲望，而一個只集結最弱者的黨派永遠不可能取得政治權力，政治也決不是憐憫之事。事實上，政治是決不能靠同情之心和善良的意願的，它需要狐狸般的狡猾和雄獅式的威力，因為政治本身就是一種暴力。
１８９６年，韋伯接替其師長克尼斯，走上了海德堡大學的政治經濟學講壇。此時，韋伯對證券交易問題、土地問題和法律問題十分感興趣。同年，韋伯發表了<古代文明衰落的社會原因>。
１８９７年至１９０１年之間，一場嚴重的神經病使韋伯不得不放棄一切工 作。為了排解憂悶、煩惱和不安，韋伯漫步於日內瓦湖之畔，飽賞法國普羅旺斯綺麗的風光，流戀於義大利的藝術博物館，登上科西嘉島望海懷古……。愉快的旅行似乎使韋伯忘記了煩惱，因此，韋伯的神經逐漸開始恢復正常，於是在１９０２年，韋伯重返海德堡大學講壇，但不久，舊病復發使他再也無法勝任大學教授的工作了。儘管韋伯於１８９９年拒絕接受作為薩爾布呂肯州的候選人，試圖保持大學教授的身分，但是客觀條件已不允許他如願以償。事實上，韋伯始終在作為學者和從事政治活動之間猶豫不決，搖擺不定。在離開大學之後，韋伯只好閉門研讀，著書立說，偶爾也活躍於政治舞台。
第三節反思：奠定社會學理論基礎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由於疾病的緣故，韋伯被迫離開了大學講壇。正是在修身養息之中，韋伯才有足夠的時間靜下心來思考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認識論和哲學問題，並開始研究社會學。而韋伯在學術上的巨大成就也是在放棄教授生涯之後取得的。
１９０３年，韋伯出版了第一本關於方法論批判的著作《羅雪爾與克尼斯：歷史學派經濟學的邏輯問題》※（RoschenundKniesunddielogischen ProblemederhistorischenNationalokonomie）§。同年，韋伯與宋巴特（Werner Sombart）和雅飛（EdgarJaffe）一起創立了《社會科學與社會政治學文獻》※（ArchivfurSozialwissenschaftundSozialpolitik）§。韋伯的代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於１９０４年和１９０５年發表於該雜誌。此外，韋伯還在該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科學與社會政治之知識的客觀性>（1904）；<關於文化科學邏輯的批判研究>（1906）。
１９０４年，韋伯首先訪問了美國，參加了在聖．路易斯舉行的"社會科學大會"，並作了關於<資本主義和德國農村社會>的報告。隨後遊覽荷蘭，最後在西西里亞、英國和巴黎小住了一段時間。據說新的世界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時，在旅途中，韋伯開始涉足社會學，思考有關問題。
此時，韋伯雖然離開了大學，專事著書立說，但仍然與各界名流來往頻繁，海德堡的別墅成了哲學家、詩人、法學家、藝術家、經濟學家、美學家和社會學家相聚的文化中心，如拉斯克 E. Lask,1875-1915）、齊美爾（G.Simmel,1858 -1918）、雅斯培（K.Jaspers,1883-1969）、宋巴特（1863-1941）、古登道夫（F. Gundolf,1880-1931）、喬治（S.George,1868-1933）、米歇爾斯（R.Michels,1876-1931）、盧卡奇（G.Lukacs,1885-1971）等皆是韋伯家的常客。
１９０５年，俄國革命爆發。由此韋伯對沙皇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於是重新開始學習俄文，旨在閱讀原文書刊。次年，韋伯發表了關於俄國問題的兩篇文章：<俄國資產階級的民主狀況>和<趨向於表面上憲法化的俄國革命>。另外，韋伯還發表了<新教流派和資本主義精神>。
１９０７年，韋伯繼承了其父親的遺產。從此，韋伯解除了後顧之憂，潛心致力於學術研究。
１９０８年，韋伯開始研究工業社會心理學，並發表了兩篇研究文章。翌年，發表<古代世界的農業生產關係>，並著手撰寫《經濟與社會》一書。
１９１０年，韋伯與其朋友滕尼斯和齊美爾等一起創立了「德國社會學學會」。該協會之成立對德國社會學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同年，韋伯成為德國最大的報紙《法蘭克福日報》※（FrankfurterZeitung）§的合作者。韋伯利用該報紙大力批判那些將社會主義者排斥於大學講台之外的大學權威們。另外，多年來，韋伯不斷地批評威廉二世（GuillaumeⅡ）在政治上的自吹自擂及其愚蠢表現，韋伯把威廉二世稱為政治小丑，強烈地指責其政治只能破壞德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責任感和威信。這一切都表明韋伯始終沒有放棄從事政治活動的企圖。
１９１２年，由於價值哲學的中立性問題，韋伯與"德國社會學學會"的主要負責人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因而離開了該協會的指導委員會。次年，韋伯發表了<論理解社會學的若干範疇>一文。
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韋伯申請服役，隨即被派負責衛生工作。１９１５年離開軍隊之後，韋伯繼續伏案寫作他三年來未曾完成的巨著《經濟與社會》※（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另外開始撰寫《宗教社會學》※（ReligionSoziologie）§，同年發表了《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一書的導言和關於儒教和道教的章節。與此同時，韋伯應其朋友諾曼之邀請，加入了「中歐委員會」。在１９１６年至１９１７年之間，韋伯受「中歐委員會」之託，多次出使布魯塞爾、維也納和布達佩斯。韋伯四處奔走，呼籲、提醒公眾不要忽視海戰再爆發的可能性。韋伯竭盡全力，試圖說服德國統治者避免戰爭的擴大化。韋伯在《法蘭克福日報》上發表政治文章抨擊軍事統治者對議會呼籲的敵視態度和新聞審查制度，主張政治制度的議會化，強調選舉改革的重要性。然而，韋伯一刻也沒有忘記作為一個德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因此，他在反戰同時，也毫不含糊地肯定德國在國際政治事務中的使命，而且明確地指出主要威脅來自俄國。另一方面，韋伯與愛好和平的學生打得火熱，並多次邀請他們到其海德堡的別墅裡暢談。
此時，韋伯雖然也參加政治活動，但主要精力在於學術研究，因此其思想日趨成熟，研究成果陸續見諸於世。１９１６年，《宗教社會學》第一、二卷出版；１９１７年出版了關於印度教、佛教和古代猶太教的第三卷以及一些關於價值哲學的中立性的重要研究成果。
１９１８年，韋伯應邀為維也納大學作了為期半年的講座，主要講授政治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在演講中，韋伯明確表明其社會學理論就是對歷史唯物主義概念的實證批判。
從１９１８年夏開始，韋伯的政治活動達到了高潮。首先他試圖迫使威廉二世讓位，但是又反對不惜代價的和平。韋伯在慕尼黑和曼哈姆發表了一些煽動性的演說，抨擊當政者，與此同時，他還在《法蘭克福日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縱論政治，並擬定了聯邦共和國的憲法草案。所有這一切雖然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和騷亂，但一個學者的呼籲、努力和活動範圍畢竟是極其有限的，因此其鬥爭不可避免地失敗了。隨後，韋伯在其弟阿爾弗德．韋伯和諾曼的要求下，參加了德國民主黨。當時該黨曾考慮讓韋伯首先任黨內國務秘書，然後出任維也納大使，甚至曾把他作為德國民主黨在議會中的候選人，但是其暴躁和固執的脾氣使他不願作出任何讓步，因此，所有這一些足夠使韋伯在政界飛黃騰達的設想皆成為了泡影。
不過，韋伯還是積極地參加選舉運動。作為一個理論家，韋伯的確對政治頗有研究，但他畢竟是一個信仰科學的誠實的學者，缺乏政治實幹家的奸狡、圓滑、妥協、手腕和才華，因此，在從事具體的政治活動時，總是顯得那麼天真、任性和無能，從而一事無成，也許一個真正的學者永遠也不能成為真正的政治人物只能為政治家提供理論根據。這既是歷史的誤會，也是歷史的巧意安排。
１９１８年，韋伯在慕尼黑大學為「自由主義大學生」作了兩個講座，題為<學者的職業與使命>和<政治人物的職業與使命>。它們既是韋伯的理論研究成果，也是其經驗之談。同年還發表了<論社會學和經濟學中的價值中立性的意義>。
同年，德國戰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韋伯作為德國代表團的專家參加凡爾賽談判。會後，為了反對凡爾賽和約強加給德國人民的戰爭債務，根據巴特王子的建議，在韋伯的海德堡別墅裡創立了「正義政治聯盟」，準備與強加給德國戰爭債務的非正義的政治行為作長期的鬥爭。
１９１９年３月，德國組成國民議會，正值議會舉行會議之際，韋伯發表了<論皇帝總統>（DerReichsprasident）一文，引起了極大的反響。３月１１日，韋伯參加了在海德堡舉行的反對凡爾賽和約的遊行示威，並號召進行民族革命。爾後在布霍奇多夫─朗佐（Brochdorff－Rantzau）的強烈要求之下，前往巴黎參加有關戰爭債務的討論。返回柏林後，他要求將魯登多夫（ErichLudendorff,1865－1937）作為戰爭敵人提交法庭審判。同時，韋伯強烈要求捍衛德意志民族的權力，如１９１９年６月撰文呼籲道："我們只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使凡爾賽和約變成一紙空文，不過暫時這是不可能的。"誠然凡爾賽和約使韋伯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但憑著政治直感，他畢竟使德國人看清了在凡爾賽所犯錯誤的惡劣後果。
１９１９年，慕尼黑大學邀請韋伯在剛剛創立的社會學講壇上講授社會學，韋伯欣然地接受了。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０年之間，韋伯主要講授「普通經濟史」。
晚年的韋伯繼續撰寫《經濟與社會》，完稿部分於１９１９年獲出版，但可惜韋伯未完成這部巨著就離開人世了。
１９２０年６月初，也就是在重新登上大學講壇之後的幾個月裡，韋伯身患肺炎，臥床不起。另外，噩耗接踵而來，朋友諾曼不幸逝去，母親離開人世，妹妹莉莉（Lili）早在戰爭中就失去了丈夫，現又匆匆告別塵世，加之韋伯夫婦倆膝下又無親生兒女；因此，哀傷、憂慮、寂寞、煩惱、疾病使韋伯的晚年生活充滿了暗淡和悲傷的色彩。
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４日，一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和德國最偉大的社會學家在慕尼黑停止了思維，與世長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