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洛姆人道主義精神分析學
第一章 佛洛姆──當代兩股思潮崛起的代表
我要選擇自己青年時代的一些經歷來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即正是這些經歷才使我以後對佛洛伊德和馬克思的學說以及對這兩種學說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興趣。 ──佛洛姆
埃利克．佛洛姆是當代著名的哲學家、精神分析學家、社會學家。他長期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佛洛伊德主義，他既是法蘭克福學派的著名代表，又是美國新精神分析學的創始人之一。所以可以說，他是當代兩股思潮崛起的代表，著作頗多，無論在資本主義世界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都有很大的影響。
任何社會思潮的產生都是有其社會歷史背景的。佛洛姆的人道主義精神分析同這兩股思潮的產生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也同佛洛姆個人的特殊經歷有不可忽視的聯繫。
第一節 法蘭克福學派的產生
法蘭克福學派的產生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基礎和廣泛的思想背景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經濟政治形勢的變化，是法蘭克福學派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產生和發展的社會歷史原因。
第一次大戰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病，在大戰中和大戰後，德國、奧國、義大利等西歐國家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相繼爆發了革命起義。但到１９２０年，這些起義都相繼失敗，資本主義進入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需要用馬克思主義來批判和改造資本主義社會，另一方面又需要分析、批判和總結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擺脫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一些個別結論的束縛，尋求適合於西歐社會進步的合理的改革方案。
盧森堡是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是一個女革命家。她堅決支持列寧領導下的十月革命，並希望這場革命的勝利會促進世界範圍內的革命運動。但她批評了列寧關於黨的集中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她指出，列寧強調黨的集中領導的消極後果是抑制群眾的積極性，限制社會主義民主的全面發展，並且容易使一些官僚、政客和野心家以黨的名義實行獨裁，壓制民主。她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的專政，不是一個黨或一個集團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不應取消民主，而只能擴大民主。盧森堡批評的中心是：保護群眾的積極性，使這一積極性不至於被某些「領袖」以實行「黨的集中領導」的名義予以壓制和摧殘。盧森堡的這些批評成為了法蘭克福學派等批評史達林主義的先導。
１９２３年盧卡奇（Lukacs）發表了《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首先提出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解釋。他的基本思想是：物化（即異化）是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核心學說。他在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發表之前（１９３２年發表），就把「異化」看成馬克思主義的中心範疇，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異化了的世界，人變成了商品，不是歷史主體了。認為人本身是歷史辯證法的客觀基礎，把人提到歷史的主體的地位上。對馬克思主義來講，重要的不是它的研究成果、個別命題，而是它的方法──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實踐的辯證法，它的關鍵性決定因素是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總體的辯證法，總體對局部有遍及一切的優越性。認識論不是反映論，認識是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
在盧卡奇的《歷史和階級意識》出版後不久，科西（korsch）發表了<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的長篇文章，集中論述馬克思主義是實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是統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實踐，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運動一個組成部分和一個主要表現。反對把實踐看成是認識的基礎和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因為這種觀點把理論和實踐分離開來，對立起來。反對考茨基（kautsky）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純科學理論而不涉及其功能，因為這等於掏空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內容。反對列寧把理論與實踐分離：列寧把理論看作是對外部世界的反映，而不是看作無產階級活動的表現；列寧認為理論是在工人運動之外獨立產生的，接著灌輸到工人中間去。
盧卡奇、科西都十分重視人的問題，重視人的實踐活動和能動性；都反對教條主義，不重視理論結論，強調馬克思主義是方法。由於盧卡奇和科西的著作與文章不僅反對考茨基，而且對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思想進行了批判，所以，他們不僅受到第二國際的攻擊，而且被共產國際指責為「修正主義」異端。盧卡奇由於再三檢查錯誤，沒被開除出黨。科西堅持並發展自己的觀點，還公開批評蘇聯把共產國際當成推行自己外交政策的工具，他於１９２６年被開除德國共產黨。盧卡奇和科西的這些思想對法蘭克福學派有重大的影響。
法蘭克福學派是同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所相聯繫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於１９２３年建立，該所一成立就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所第一任所長格林貝格（K. Crunberg, １８６１–１９４０）是一位屬於「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歷史學家，專攻工人運動史。二十年代，在格林貝格的主持下，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成了研究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史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中心，發表和出版各種「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文章和著作。１９２９年格林貝格因病退休。１９３０年霍克海默（M. Horkheimer, １８９５–１９７３）擔任第二任所長，他使該所的工作方向發生重大改變。他在就職演說中指出，要把社會哲學擺在中心地位。這種社會哲學的目的，是對人的命運作哲學的解釋，因此必須研究人的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這種社會哲學的研究必須與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緊密結合。這個就職演說表明，研究所要擺脫舊有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束縛，企圖建立一個以多學科研究成果為基礎的社會哲學，作為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武器。這個演說對法蘭克福學派的產生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１９３２年該所創辦了新刊物《社會研究雜誌》。霍克海默為了貫徹其為研究所重新確定的方向，就吸收了一批各色各樣、多才多藝、傾向於馬克思主義的青年理論家，或者參加社會研究所，或者為《社會研究雜誌》撰稿。在 他們中重要的人物有波洛克（F. Pollock, １８９４–１９７０）、 格羅斯曼（H. Crossmann, １８８１–）、波克瑙（F. Borke nau, １９００–）、維特伏格（K.A. Wittfogel, １
８９６–）、洛文 達爾（L. Lowenthal, １９００–）、紐曼（F. Newmann, １９００–）、 基爾斯海默（O. Kirchheimer, １９０５–）、本傑明（W. Ben、 jamin, １８９２─１９４０）等，影響最大的是馬庫色（H. Marcuse, １８９８─１９７９）、阿多諾（T.W. Adorno, １９０３─１９６９）和佛洛姆。形成了後來聞名於世的法蘭克福學派。
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一批新人對德國前途持懷疑態度，１９３１年他們把該所基金悄悄轉移到荷蘭，把國外辦事處設在瑞士，接著又把研究所檔案、圖書、主要研究人員和雜誌編輯部遷到瑞士。１９３３年希特勒在德國獲勝，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被迫流亡，但它作為一個研究中心並未毀滅。霍克海默通過談判於１９３４年正式把該所遷至美國，隸屬於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包括佛洛姆在內的他所有的最親密的同事都來到美國與他會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０年，在西德政府的邀請下，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又遷回法蘭克福，由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共同擔任所長。馬庫色和佛洛姆則繼續留在美國。雖然佛洛姆１９３９年以後就離開了社會研究所，但思想上仍然屬於法蘭克福學派。在社會研究所遷回西德後，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成員，就在西德和美國兩地活動。
從社會歷史根源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一些尋求正義與真理的非共產黨理論家，既反對當代的資本主義，又反對蘇聯的社會主義，重新研究馬克思主義，試圖把馬克思主義變成實現社會正義化、合理化的理論，於是產生了法蘭克福學派。
法蘭克福學派的產生還有其廣泛的思想背景。
盧森堡、盧卡奇、科西等的馬克思主義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先驅。
１９３２年馬克思的22.１８４４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第一次發表，對法蘭克福學派有重大影響。手稿關於人的異化問題，關於共產主義就是消滅人的異化的人道主義的論述，成了法蘭克福學派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人道主義的最有力的根據。手稿剛一發表，馬庫色就寫了<論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歡迎手稿的發表，闡述手稿的思想。他說：
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寫的《１８４４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發表必將成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事件。這些手稿使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由來、本來含義以及整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討論置於新的基礎之上。
佛洛姆於１９６１年寫了一本解釋馬克思手稿的專著《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和目標、人的本質及其異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是人道主義，它的目標是實現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
法蘭克福學派吸收了西方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要建立與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緊密結合的社會哲學。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得到廣泛傳播，另一方面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想也在許多文化領域裡產生和發展。法蘭克福學派不拘泥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論述，建立以多學科研究成果為基礎的社會哲學，必然吸收各種文化 領域的非馬克思主義思想，如狄爾泰（W. Dilthey, １８３３ –１９１１）的歷史哲學和生命哲學，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１８６４–１９２０）的文化哲學，新康德主義的批判哲學等等。但法蘭克福學派主要吸收了存在主義和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觀點。馬庫色就曾跟從存在主義的創始人海德格（M. Heidegger, １８８９–１９７６）研究哲學，在海德格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以後又當過海德格的助手。馬庫色在對海德格哲學的解釋中，意識到這種存在哲學並沒有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解決人的存在問題，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轉向現實世界，從而解決了人的存在問題。法蘭克福學派吸收了存在主義關於人的存在狀態、人的異化的觀點，並用於解釋現代社會。法蘭克福學派吸收了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把它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馬庫色用精神分析學說來批判現代工業社會。佛洛姆把佛洛伊德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所以法蘭克福學派又稱「佛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第二節 新精神分析學的出現
二十世紀初，奧地利著名醫生、精神病學家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１８５６–１９３９）在治療精神病的醫療實踐中創立了精神分析學說。精神分析學本來是探討精神病的病因和治療的一種理論和方法，後來成為一種心理學理論，其影響又遠遠超出了心理學的範圍，成為一種社會思潮，稱之為「佛洛伊德主義」。
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基本觀點是：
第一，人的精神結構有三個層次：意識、前意識、無意識，而無意識是人的精神的基礎。
意識是指人類自己覺察到或體驗到的心理。前意識是通常所謂「記憶」，是暫時不在意識領域內的舊意識。無意識或潛意識，是指在心理深層、不為人所知覺、不會回憶起來的精神。
無意識是佛洛伊德在對精神病人進行精神分析中發現並證明的。他在對病人治療中發現，如果人內心深處有某種願望或痛苦的經驗，總是被壓抑在心底而不能實現或表現，這種願望或痛苦並沒有消失，在受到特殊心理刺激後，被壓抑的願望或痛苦，就會以不正常的活動來發洩和表現，造成精神病。佛洛伊德就把這種被壓抑在心理深處、平常意識不到的精神稱之為「無意識」（或「潛意識」）。
佛洛伊德認為，無意識也存在於正常人的心理中。他是在對正常人的一些不被人注意的精神活動進行分析後提出這種看法的。他認為，幼兒活動是無意識活動的直接表現，長大以後被遺忘，實際是壓抑到心理深層；人們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大量失誤行為──口誤、筆誤、誤置、遺忘等，都是由於意識失去警覺，無意識以種種形式表現出來，出現了各種錯誤行為；夢是被壓抑在內心深處的無意識在睡眠時趁意識放鬆警而大肆活動的表現。此外，他還通過分析移情、自由聯想、說笑話來說明無意識活動的存在。
佛洛伊德認為無意識是意識和前意識的基礎，即是整個精神活動的基礎。無意識是原始的精神衝動，意識是在無意識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無意識在整個精神中佔絕大部分，而意識只佔一小部分；無意識為整個精神活動提供能源。正因為佛洛伊德認為無意識是整個精神活動的基礎，所以有人把他的學說稱為「冰山學說」。人的整個心理就像海上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是覺察得到的意識，藏在水下的部分是無意識。無意識大大超過意識並且是意識的基礎，就像冰山的水下部分大大超過水上部分並是水上部分的基礎一樣。
第二，無意識活動的基礎是性本能。
在佛洛伊德看來，無意識實際上就是人的本能慾望。早期，佛洛伊德把人的本能分為自衛本能和性本能。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他看到人們的破壞和屠殺，於是把自衛本能和性本能合稱為「生的本能」，另又加上一個「死的本能」，即破壞和侵犯的本能。他認為在人的本能慾望中，性本能是最重要的，是無意識活動的基礎和動力。佛洛伊德是個泛性論者，他講的性不僅是指生殖活動，而且認為像觸摸、接吻等引起快感的一切活動都直接或間接同性有關係。他認為心理能「里比多」（Libido）是性本能後面的潛力，驅使人們追求快感。哪些方面說明性本能是基礎呢？佛洛伊德認為，精神病經常同性問題相關，精神病的症候是「病人的性活動」，是不能滿足的性慾的代替物；在人們被壓抑的本能慾望中，最使人們感到羞怯也最不願意表露的是性本能慾望；夢是慾望的滿足，夢大多與性有關，他把夢中許多形象都解釋成性的象徵。
佛洛伊德還把性慾發展史一直追溯到孩童時期，認為孩童時期的性心理影響一個人一生的心理發展特徵。從出生到五歲這一段尤為重要。從出生到一歲半為口腔期，性感帶是唇舌；從一歲半到三歲是肛門期，性感帶是肛門；從三歲到五歲是性器期。在性器期，男孩會產生戀母妒父的「戀母情結」，也叫「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女孩會產生戀父妒母的「戀父情結」，也叫「愛列屈拉情結」（Electra complex）。這三個階段如果順利通過，將來的心理生活是正常的。如果停滯或回歸到某一階段就會引起心理生活的不正常。停滯或回歸到口腔期的人格，稱為「口腔人格」，表現為咬指甲蓋，喜歡做嘴巴的各種姿態，過度的依賴性。停滯或回歸到肛門階段的人格，稱為「肛門人格」，表現為固執、吝嗇、過度整潔、喜收藏等。同理，還有「性器人格」，在性格上則比較成熟。
第三，精神人格與文明學說。
晚期，佛洛伊德在無意識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人的精神人格與文明學說。
佛洛伊德認為人的精神人格由三部分構成：本我（Id）、 自我（ego）、超我（superego）。本我就是人的無意識的本能慾望，它活動的原則是快樂原則，不管現實條件和社會道德，無條件地要求滿足。他認為嬰兒的精神人格完全屬於本我，他們都順其自然地暴露自己的獸性，毫無隱蔽地表示利己主義。自我是精神人格的理性部分，它的活動原則是唯實原則或現實原則，在社會人群及其他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滿足本我的需要，現實不允許的則繼續將其壓到無意識中去。所以自我又叫「實現化了的本能」。超我則是遵從社會原則和道德規範的精神活動，是社會化和理想化的自我。超我的活動原則是理想主義和至善原則，它的主要職能是以社會道德原則並通過自我去限制本我的盲目衝動。
現實的人是本我、自我、超我三者合為一體的人。本我無條件地要求滿足，超我有原則地進行壓服，自我在中間調節，既要符合道德觀念，又設法滿足本我的要求。這三者協調一致的活動就表現為健全的精神人格。
健全的人格的自我，能把被壓抑的本能慾望轉換為對社會有益的活動。這種把本能尤其是性本能轉向社會所允許的創造性活動中獲得變相的滿足叫心理的「昇華」。文藝作品就是性本能昇華的結果。
佛洛伊德認為社會文明是壓抑人們本能慾望的結果。即使是圖騰崇拜的原始社會，也有許多針對性本能的禁忌，這些禁忌後來演化為宗教戒律、道德、法律。人的本能慾望的氾濫會破壞社會文明，但社會文明對人本能慾望的過分壓抑，就會使人發生心理變態，甚至成為精神病患者，造成一種病態社會。
佛洛伊德有兩個最得意的學生：阿德勒和容格。
阿德勒（A. Adler, 1870–1937），是奧地利精神病學家。１９０２年開始參加佛洛伊德的每週討論會，是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的核心人物之一。阿德勒輕視性的因素，認為支配人類行為的是追求優越感目標的「向上意志」。他認為人們對優越感的追求與渴望起源於人的「自卑情結」。自卑情結產生於人在幼兒時的無力、無知、無能，對父母和周圍環境的依賴。自卑感可以推動人們進行補償，追求優越感目標。但是自卑感以及對優越目標的追求若不能正確發揮，則會導致精神病。精神病不是起於性慾，而是起於「向上意志」。阿德勒還注意到了社會因素和家庭環境對人心理的影響，反對佛洛伊德提出的「伊底帕斯情結」。他認為伊底帕斯情結只發生在希望佔有母親全部注意力的孩子身上，這種慾望與性無關。由於母親過分嬌慣孩子，使孩子產生了使母親成為自己奴僕的慾望。在非常少數的例子裡，有的把母親當作解決愛情和婚姻問題的對象。但這只是說明他認為除了母親之外，無法想出有任何女人能夠成為像他母親一樣的奴僕。因此，伊底帕斯情結是由於錯誤教育所造成的人工產品，與性本能沒有關係。由於阿德勒不重視性本能，反對伊底帕斯情結，他同佛洛伊德發生分裂，於１９１１年另立門戶，創立了個體心理學。
容格（９C. G. Jung, 1875–1961）是瑞士著名心理學家。
１９００年佛洛伊德《夢的解析》一書發表後，容格讀了很感興趣，１９０６年兩人開始通信，１９０７年容格去維也納會晤佛洛伊德，積極參加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運動。佛洛伊德對容格特別重視，想把他作為自己事業的接班人。１９１１年他們共同創立了一個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容格被推為第一任主席。１９１２年容格發表了《無意識心理學》，與佛洛伊德發生了分歧。他不同意佛洛伊德片面誇大性本能，認為里比多不完全是性的潛力，而是一種既包括性本能，又包括向上意志，包括所有動機的普遍生命力。他否認佛洛伊德關於嬰兒性慾的觀點，認為吸吮、排泄所產生的快感完全是由於營養本能，與性本能無關。他提出除個體無意識外還存在集體無意識，提出「性格類型」說。１９１４年容格離開佛洛伊德創立了分析心理學。
佛洛伊德以及阿德勒、容格的精神分析學說，一般稱之為「古典精神分析學」。古典精神分析學的分裂，尤其是阿德勒個體心理學的建立，預示著一種不同於佛洛伊德過分誇大性本能而重視社會文化因素的新的精神分析學說的誕生。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德國建立了法西斯政權，德國一些精神病學者移居美國，在新的土壤上形成了新的精神分析學派。新精神分析學派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否定佛洛伊德過分強調性本能的重要性，強調社會環境和文化因素對人的作用，重視精神病因學的社會因素，重視文化因素對人格形成和發展的影響。所以新精神分析學派常被稱為「文化學派」。
從古典精神分析學發展到新精神分析學也是有其歷史背景的。
第一，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精神病的社會原因越來越明顯。三十年代，經濟危機席捲資本主義所有國家，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精神病發病率大大提高，患者的病因是由於社會上各種複雜因素造成的，其中經濟因素的作用尤為突出，這就沖淡了佛洛伊德所強調的性本能的作用。１９３７年，卡倫．霍妮（Karen Horney）出版了《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一書。這本書的出版標誌著精神分析學的一個新的轉變，就是從佛洛伊德本能論的方向，轉到強調文化和社會條件對人們行為影響的方向。霍妮說，她對佛洛伊德理論的修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她在美國接觸到的病人與歐洲的不完全相同。她發現美國的精神病患者不符合佛洛伊德的模式，經濟因素在病因中往往超過性的因素。她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歐洲與美洲文化差別造成的結果。這就促使她放棄佛洛伊德的本能論，重視文化因素的作用。
第二，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對佛洛伊德主義的衝擊。三十年代以後，人類學、社會學以及社會心理學的不斷發展越來越清楚地表明：人是包括其環境在內的種種不同社會勢力和社會制度的產物，許多人類的行為，與其說是由生物學上的本能引起的，不如說是社會制約的結果。比如，佛洛伊德根據一些原始部落的亂倫禁忌，斷言性本能衝動是最根本的衝動。可是人類學家研究了各種各樣的文化，指出亂倫禁忌並不存在於一切社會中，佛洛伊德所假設的原始人對性本能衝動的禁忌，並不是像他所認為的那樣地具有普遍性。時代精神修正著佛洛伊德主義。這樣，有些年輕的精神分析學家，背離正統的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沿著同社會科學所提供的方向相適合的路線，重新建立精神分析理論，於是產生了新精神分析學派。
新精神分析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沙利文 （H.S. Sulli van, 1892–1949）、霍妮（K. Horney
, 1885–1952）、佛洛 姆、愛力克森（E. H. Erikson, 1902–）等。其中影響較大的是霍妮和佛洛姆。
霍妮出生在德國漢堡，１９１３年獲柏林大學醫學博士學位。１９１４至１９１８年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學習和工作。１９１９年私人開業。１９３２年移居美國，任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長。１９３４年她建立了一所私人醫院，並在紐約精神分析研究所講學。後來由於她同正統的佛洛伊德學說決裂，創立了美國精神分析研究所並任主任，直到１９５２年逝世。
霍妮認為她是佛洛伊德的一個弟子，而且接受了他的幾個基本原則，如無意識、壓抑、抵抗等概念，自由聯想、夢的解釋、對移情的分析等精神分析的技術。霍妮雖然同意佛洛伊德關於無意識的本能衝動決定人的行為和性格的理論，但她認為無意識的衝動不是性本能以及死亡本能的衝動，而是要求安全和滿足的衝動。她否認性因素的突出地位，向伊底帕斯情結的真實性提出挑戰，拋棄里比多概念和佛洛伊德的精神人格結構學說。她說這些是精神分析的負擔，而不是它的基石。
霍妮理論的基本概念是焦慮。焦慮就是一個兒童在潛伏著互相敵視的世界裡所產生的那種孤立無援的情感。一個人生來的主要動機是尋求安全和平安，避免威脅和恐懼。兒童由於弱小無能而在互相敵視和感到威脅的世界裡尋找安全的願望，是人格發展的主要動力。
霍妮認為兒童的基本焦慮來源於家庭中父母對兒童的態度和行為。家庭中缺乏溫暖和情愛，兒童就會感到不安全，可能發生各種非現實的顧慮，後來如果沒有從這種顧慮中解放出來，他就可能感覺到社會中的人對他都懷有敵意，而發展成為神經性焦慮。如果兒童在家庭中感到溫暖和友愛，他就會感到安全，能忍受現實的艱苦。她非常重視父母對兒童的關係，認為這種關係可以滿足兒童對安全的需要，使兒童人格健全地發展，也可以阻礙兒童對安全的需要，使兒童的人格不正常發展，發生心理變態，形成精神病。她認為精神病是由於兒童時期不能令人滿意的家庭環境造成的。如果一個家庭充滿諒解、安定、慈愛和溫暖，兒童有安全感，就可以防止精神病的發生。
佛洛姆與阿德勒、霍妮和其他精神分析學家不同，他在接受精神分析訓練以前攻讀過社會學和哲學。他不是把社會文化僅僅限於家庭，而是把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各個方面聯繫起來進行分析，使他成為新精神分析學派中影響最大的人。
第三節 創立人道主義精神分析學的經歷
佛洛姆所處的時代，產生了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克思主義和新精神分析學兩股思潮，這是時代的產物。然而佛洛姆成了兩股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則是與他本人的特殊經歷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的。
佛洛姆於１９００年月２３日出生在德國法蘭克福的一個正統猶太人家庭。父親叫納福特里．佛洛姆（Naphtali Fromm）。父母都信奉猶太教。父親是一位商人，但他對自己是商人甚感慚愧，因為他總想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猶太教徒。猶太教的觀念認為，商人是只為賺錢而活著的，是可恥的。佛洛姆的父母都是神經質的人，特別謹小慎微；而佛洛姆是個獨生子。由於當時猶太人在德國總是被人歧視，佛洛姆又生活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所以他小時候就總感到不自在和孤獨，因此他也變得有些神經質。他說：
於是，我就變成了一個很孤獨的孩子。我一直期望著什麼東西能把我從這種孤獨中拯救出來。
正是這種情況使他開始對心理學發生興趣。他說，如果想知道我是怎樣對心理學問題即人類行為動機問題發生極大興趣的話，那麼下述情況也許能充分說明這一點：我是一個獨生子，我的父親性情急躁、喜怒無常，我的母親則情緒低落、鬱鬱寡歡，這些便足以使我對奇特而又神秘的人類行為的原因發生興趣。"
在佛洛姆十二歲時，有一件事對他刺激很大，一直清楚地保留在他的記憶裡。這件事使他的思想超出了他先前所思考的範圍，是他以後對佛洛伊德的學說發生明顯興趣的根源。這件事情是這樣的：佛洛姆認識一位年輕的姑娘，她大約二十五歲，是佛洛姆家的朋友。她既漂亮，又富有魅力，還是個畫家。她訂婚不久就解除了婚約。她幾乎總是陪伴著死去妻子的父親，她的父親是個其貌不揚、索然寡味的老人。一天，佛洛姆聽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她的父親去世了，她立刻也自殺了，並且留下了遺囑，說她希望同父親合葬在一起。佛洛姆談到這件事時說：
我從未聽說過戀母情結，也未曾聽說過女兒和父親之間的亂倫的固戀。但是，這件事卻深深地觸動了我。我非常喜歡這位妙齡女郎，我討厭那位其貌不揚的父親。在這以前，我也根本不知道人還會自殺。於是，一種想法便在心中油然而生：這一切又是何以可能的呢？"一位年輕漂亮的姑娘怎麼可能如此愛戀著她的父親，以致她寧願和她的父親合葬在一起，也不願意活著享受人生和繪畫的樂趣呢？當然，佛洛姆在當時沒有找到任何答案，可是他熟悉了佛洛伊德學說的時候，似乎覺得在佛洛伊德的學說中找到了這件事情的答案，從而對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感到極大的興趣。
１９２２年，佛洛姆畢業於海德堡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正是由於對佛洛伊德的學說感興趣，１９２３年入慕尼黑大學研究精神分析，並在著名的柏林精神分析學院完成了這方面的正規教育。他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學生，在學習期間是一個道地的佛洛伊德主義者，所以在非常正統的柏林精神分析學院獲得學位。１９２５年，他又加入國際精神分析學會。
但是，後來佛洛姆對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懷疑逐漸增加。他認為佛洛伊德片面強調了性本能的作用，而忽略了社會因素對人格的重要作用。他說： 我終於發現，所有的東西都不出我的意料，沒有什麼新東西，都是同樣的常用概念，如：戀母情結和害怕被閹割生殖器官的恐懼心理，凡此種種。如果患者向我講述了一個夢，與此相符，那我就十分高興。後來我意識到我對病人瞭解得太少了。另外，對於這一套東西，我也越來越感到無聊了。我與病人之間缺乏那種活的聯繫，我沒有把病人當作人來看待。於是我就問自己，我真正看到的是什麼呢？我開始從整體上來看待病人，我與佛洛伊德的性慾論分手了。這種理論局限性太大，我想要認識完整的人、具體的人的結構。不僅僅以家庭而且是以社會中的人為認識的對象。佛洛伊德學說的基礎是家庭。
佛洛姆想克服佛洛伊德的局限性，以社會中的人為研究對象，因此受馬克思的影響很大。１９２９年佛洛姆在法蘭克福精神分析學院和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主持講座，從三十年代初期起就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成員之一，是法蘭克福學派雜誌和出版物的重要撰稿人。
佛洛姆說，他對馬克思學說的興趣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經歷引起的。
家庭宗教信仰的影響、從小對和平一致的嚮往，是佛洛姆後來對馬克思的學說感興趣的原因之一。佛洛姆從小生活在一個宗教色彩特別濃厚的猶太人家庭，他為猶太教宣揚的救世主精神所吸引。他是個猶太人的兒子，耳聞目睹一些規模不大的反猶太人事件，而且發現雙方都有宗派小集團的感情。佛洛姆討厭這種宗派小集團，因此渴望普遍的和平一致。這樣他深受猶太教關於普遍和平觀念的影響。他說：
我生長在一個篤信猶太教的家庭，舊約的故事扣響了我的心弦，它比我所接觸到的任何事物都更使我激動。
在舊約故事中最使佛洛姆感動和難以忘懷的是關於「世界末日」的預言：到那個時候，各族人民「將把劍鑄成犁頭，把矛鑄成整支鉤刀，而不再大動干戈，相互殘殺，更不會再發起任何戰爭」；到那個時候，四海之內皆兄弟，「大地到處充滿了上帝的智慧，就像大海裝滿了聖水一樣」。他說： 各民族之間普遍友好地和平共處的圖景，深深地打動了我這個十二、三歲少年的心。
佛洛姆少年時代有這樣的經歷和情緒，在大學時代，他和洛文達爾一起一直積極參加由納赫米亞．諾貝爾組織的猶太教組織活動。在佛洛姆的一生的理論活動中，這種宗教精神不斷表現出來。因此在佛洛姆接觸到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的預言時非常感興趣，並把馬克思主義說成「預言的救世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有關的社會現象使佛洛姆深感迷惑和苦惱，是使他對馬克思的學說感興趣並成長為一個研究現代社會的思想家的決定性事件。他說，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不發生的話，少年時代的經歷和興趣就不會這樣深刻、持久地影響他。 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不是別的任何事情決定了我成長的道路。
１９１４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佛洛姆才十四歲。有一件事對他觸動很大。大戰爆發前，他的一位拉丁文老師在課堂上說過，自己最喜歡的格言是「如果你希望和平，你就應該準備戰爭」。當戰爭爆發的時候，這位老師顯得格外高興。佛洛姆認為他並不是真心實意地主張和平的，一個一向真誠地維持和平的人，怎麼可能一遇到戰爭就如此欣喜若狂呢？從那以後，佛洛姆就不相信備戰能夠維持和平這一原則。
第一次世界大戰一開始，德國新聞界就把這場戰爭說成是鄰國強加給德國人民的，因為這些鄰國妒忌德國，想扼殺德國，以達到消滅一個競爭者的目的。德國新聞界把這場戰爭說成是場為爭取自由的戰爭。作戰的對方也宣稱自己是無辜的，是為自由而戰。在戰爭中士兵們被困在戰壕裡和防空洞中，受到敵人猛烈炮火的進攻。一年又一年，各國健壯的士兵們就像山洞中的動物那樣生活著，他們用步槍、手榴彈、機槍和刺刀互相殘殺。就在這場大屠殺繼續進行的時候，作戰雙方都裝腔作勢地主張和平，宣佈毫無誠意的和平條件。
面對這種複雜的社會現實，佛洛姆充滿了疑問。他說： 這一狀況持續得越久，我的變化也就越大──很快地我 便由一個孩子成長為一個男子漢了，我愈加迫切地尋 求這個問題的答案：「這一切又是何以可能的呢？」 千百萬人怎麼可能繼續呆在戰壕裡，或被人殺害，或去殺害其他國家的無辜人民，從而引起多少父母、妻子、朋友們的極大痛苦呢？作戰的雙方怎麼能相信都是為自由與和平而戰呢？當每個人都說他不希望戰爭的時候，戰爭又何以能發生呢？如果雙方都宣稱他們不需要征服別國領土，那麼戰爭又怎麼能繼續下去呢？既然事實上雙方都想征服別人，為自己的政治軍事領袖爭得榮譽，那麼成千上萬的人又怎麼可能情願自己被殺戮呢？戰爭究竟是一場意外的事故呢，還是某些社會和政治發展的一種結果呢？社會和政治的發展是不是有規律可循？把握了這些規律能不能對社會發展進行預測呢？他說： １９１８年，當戰爭結束的時候，我正是一個陷入重重困惑之中的青年人，這一切都使我感到不可思議：我不明白戰爭是怎樣發生的，我希望理解大眾行為中那些非理性的因素，我熱烈地渴望和平和國際間的友好往來。此外，我也越來越深深地懷疑一切官方的意識形態和聲明，堅信「我們必須懷疑一切」這個論斷的正確性。
佛洛姆為了理解戰爭這一複雜的社會現象，對馬克思的學說產生了極大興趣。
佛洛姆對以上經歷總結說：
這些有關個人和社會現象的問題使我深感棘手。我急切地要求獲得這些問題的答案。正是在佛洛伊德和馬克思的體系中，我找到了答案。
然而，佛洛伊德的學說與馬克思的學說是大不相同的，這引起了佛洛姆的極大注意，他很想解決這些矛盾。他說：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獲得的知識越多，就愈加懷疑這兩個體系中的某些論斷。我的主要的興趣也就變得更明確了。我要認識支配個人生活的規律和社會的規律，也就是人在其社會生存中的規律。並試圖找出佛洛伊德學說中那些仍然閃爍著真理光輝的思想和那些需要修正的論斷。對於馬克思的理論，我也是這麼做的。在理解和批評這兩位思想家後，我最終達到了一種綜合。
佛洛姆對佛洛伊德和馬克思的「綜合」，不是僅僅從理論上保留兩位思想家學說中仍然閃爍著真理光輝的思想和去掉需要修正的論斷，最重要的是在大量經驗觀察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造。佛洛姆認為，要達到「綜合」佛洛伊德和馬克思的思想，必須把經驗觀察和理論思維結合起來，以觀察到的事實作為理論思維的基礎，根據事實進行理論創造，根據事實修正自己的理論。佛洛姆的人道主義精神分析理論
就是這樣形成的。三十多年來，他一直是一位開業的精神病醫生，診所就是一個很好的觀察場所。他說，他的著作中，「沒有一個關於人的精神方面的結論不是建立在這一精神分析工作對人的行為所作的批判性的觀察基礎上的。」佛洛姆對社會現象的研究也是如此。當然，他沒能像在精神分析的實踐中那樣，成為一個積極的社會活動的參與者。但是他一直熱衷於政治。他說，雖然他沒能積極地參加政治活動，但他的社會學思想並不全都是建立在書本基礎上的，我們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就是一個永不過時的社會實驗室。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和俄國革命、法西斯主義在義大利的勝利、納粹主義在德國的逐步勝利、被引向歧途的俄國革命的失敗、西班牙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軍備競賽等等都為佛洛姆提供了經驗觀察的事實，使他形成了一些理論假說，並用這些事實證實或否證這些假說。
總之，正是由於上述的經歷和想法，使佛洛姆在二十歲一接觸到佛洛伊德和馬克思的學說時，便迫不及待地研究起來。從青年時代開始，佛洛姆就是在用精神分析法為病人治療的過程中，在對社會現實進行觀察和研究的過程中，沿著綜合佛洛伊德和馬克思兩種思想體系的道路進行理論思維，創造了自己的人道主義精神分析理論。他在心理學上從重視生理因素走上重視社會因素，從重視治療精神病患者走上重視治療病態的正常人，即注重排除現代人的困擾，注重對現代社會問題進行探討，提出使現代人走上健全、使現代社會走上健全的道路，成為一位著名的哲學家、精神分析學家。
希特勒當權時，佛洛姆在瑞士日內瓦。為了逃避納粹集團的迫害，１９３３年佛洛姆應美國芝加哥精神分析學院的邀請，赴美講學。１９３４年，他脫離納粹統治的德國，加入美國國籍。他先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班寧大學、耶魯大學、密西根州立大學、紐約大學等學校任教。在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５年他還曾任墨西哥國立大學醫學院精神分析學系教授、系主任。１９８０年月１８日，佛洛姆在瑞士洛迦逝世，享年八十歲。
佛洛姆一生著作很多，主要的有：《逃避自由》、《為自己的人》、《健全的社會》、《愛的藝術》、《禪與精神分析》、《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在幻想鎖鏈的彼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