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本書《智謀新典》有三個「第一」。
首先，它是自西方人開始接觸中國文化以來的第一本專門向西方介紹三十六計的書。迄今為止，由西方漢學家撰寫的這方面著作尚付闕如。
其次，它是由瑞士人撰寫的、涉及到中國文化最成功的書。該書的原版德文版問世後，備受各國出版界的關注與青睞。美國、法國、義大利和荷蘭等國的出版商競相購買該書的翻譯出版權。目前已同上述四國的有關出版社簽訂了翻譯出版合同。其中英譯本已由VIKING出版社於一九九一年在美國出版。最近，蘇聯的莫斯科PROGRESS出版社和韓國的一家出版社也對此書表示很大的興趣，有關俄文譯本的出版意向也正在洽談之中。至於原版德文版，更是供不應求，現在已經出到第五版。
再次，它是第一本由瑞士人撰寫、又被譯成中文、並在中國出版的有關中國文化的書。對此，我感到特別高興。
一部綜合了中國文化中的政治、哲學、歷史、文學、心理學等諸多學科的學術著作，能夠受到中國人的極大關注與高度重視，對於一個作為西方人的漢學家來說，不能不算是對我的漢學研究的肯定。對此，我既深受鼓舞，又感到無上榮幸。
我的專著《智謀新典》一書能獲得如此成功，並受到這種殊譽，除了我個人作出的努力外，更多地應該歸功於無數的中國朋友。自始至終，這項研究工作一直受到他們的熱情幫助。沒有諸多中國朋友的悉心指點，我這個西方人是不可能逕自步入「智謀學」這個殿堂的。記得我剛涉足「智謀學」這一領域時，對一切都感到十分生疏。在諸多中國朋友的耐心幫助和巧妙解釋下，我逐漸地領悟了「智謀」的真諦，以至後來能夠融會貫通，旁徵博引，寫出一部洋洋數十萬字的巨著。
此外，其他一些長期住在中國的西方人，例如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漢德詞典》主要編寫人員之一的奧地利專家Walter Zeisberger教授，在我的「智謀學」研究過程中，也給了我很大的啟發。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瑞士蘇黎士大學人文學院，尤其是其東亞研究所。一九七七年，我從中國學成回國後，開始在該所工作。自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五年在為撰寫《智謀新典》一書做準備工作時，我在蘇黎士大學人文學院及其東亞研究所不但看到了許多蠢事，同時也見識到許多令人驚愕的詭計。在這種充滿「計」與「謀」的氛圍中，我對「智謀」的認識又更上了一層樓。真正步入社會後的這種親身感受和體驗，使我意識到，使用計謀並不是中國所特有的現象，而是全人類的一個共同特點。原來我的計畫是寫一本專門講中國計謀的書，然而，我在西方社會裡的親身體驗，以及所進行的調查與觀察，使我改變了初衷。因此，現在讀者所看到的是一本其內容超過中國疆域，其宗旨在於「通過中國了解人類」……的著作。本書不但廣徵博引了大量中國有關計謀的例子，而且還列舉了相當多包括西方社會在內的全球範圍的有關例子。這種突破中國學的啟迪，應歸功於蘇黎士大學。
為了激起西方人對他們自我標榜是正人君子的反省，我特地將《聖經》作為「智謀學」的一種教科書，因此從其中選了一些例子，以說明連西方的上帝也不放棄智謀這種良方。「智謀學」的理論，我是在中國學到的，但其親身實踐（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當對象）是在瑞士體會到的。通過實踐，我真正地深入理解了各種智謀的運行、作用和防範，在瑞士得到了這種意料之外的「收穫」。一旦有了自己周圍小範圍內智謀實踐的體會之後，我開始嘗試著透過西方社會的許多假象，去發現其幕後所隱藏的各種智謀和陰謀。當然，我對西方社會更深入一層的了解，是在有了中國智謀學－－尤其是三十六計的理論基礎之後才可能實現的。沒有中國智謀學的明燈照耀，我永遠無法透視西方社會中的這種禁區。
中國人開闢的智謀學，是一個既深邃又廣袤的天地。在這個天地裡，充滿著「知識可樂」，我這個西方人雖然只是品嘗了其中的點滴，但深感其味無窮，現在可以說是欲罷不能。
《智謀新典》的問世，只是我探索「智謀學」的一個嘗試，我由衷地希望本書能夠成為溝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並為建立一個精神上的大同世界作出應有的貢獻。
勝雅律 H.V.Senger 一九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於聯邦德國富來堡
附註：截至一九九三年末，已經出版了德文版（八版）、義大利文版（二版）、荷蘭文版、英文版（二版）、法文版、中文簡體字版（五版，發行量一七四，冊）和西班牙文版等七種語言版本。此外，俄文版、韓文版和土耳其文版正在籌備中。
一個詞的發現
「智謀？什麼是智謀？」不久前，一位瑞士大學教授在和我的一次交談中，當我提到中國的三十六計時他這樣問道。
我曾為來自蘇黎士大學各個系科的聽眾，開過一個有關中國三十六計的漢學講座。開始時，我提了這樣一個問題：「誰知道智謀這個詞？」其時只有課堂前排一位聽眾，而且還是一位年紀較大的先生舉起了手。
Strategem這個詞來自希臘語Strategema，其原來含義是Feldherrntatigkeit（統帥的指揮活動），個別情況下也解釋為戰時詭計。羅馬執政官瑟克斯圖斯‧伊烏利奧斯‧弗隆蒂努斯（Sextus Julius Frontinus,？～約公元一三年）曾把Strategemata（Strategema的複數）這個詞當作一本書的題目。這本大約寫於兩千年前的書，於一九六三年在東柏林出版，其譯名為Kriegslisten（戰時詭計）。在這之前，該書曾於一七九二年出版過德文本，於一九二五年出版了英文本。事實上，Strategem這個詞在英文中出現的次數比在德文中多得多，同時對這一詞的解釋範圍也比較廣。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牛津英文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有這樣的解釋：
１.ａ：一次富於軍事才略的行動或行為方式；往往是採用一個巧計或手腕，以智勝對手或令其毫無防備。
ｂ：概括為軍事上的巧計。
２.ａ：每個能獲得優勢的巧計或手腕；智巧的作法或謀略。
ｂ：概括為想出出路的本事、巧計、機智。
Strategem這個詞就是在一九八四年再版，由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合編的十九卷本的德語詞典中，也沒有得到詳盡的解釋。但在英美地區，人們則可以直接從一些軍事科學著作的書名中看到它。如《計謀－－戰爭中迷惑敵人和出其不意之道》，巴爾通‧瓦雷著（Barton Whaley, Stratagem-Deception and Surprise in War,麻塞諸塞州坎布里奇國際學術中心，一九六九年）；或《計謀與肥缺：一門政治的社會人類學》，弗雷得里克‧Ｇ‧拜雷著（Frederick G. Balley, Stratagems and Spoils: A Social Anthrobology of Politics, 牛津，一九八五年）；以及在有關心理學方面的書中，如Ａ．Ｈ．查普曼所著《推諉與誘敵》（Chapmam, Put-offs and Come-ons,紐約，一九六八年），伯爾尼一九六九年出版了該書的德文本，名為《與其他人對著幹的準則》（Regeln gegen die Mitmenschen）；還有一九七年，在倫敦國家劇院上演了喬治‧法夸爾（George Farquhar, 公元一六七八～一七七年）的五幕喜劇The Beaux Strategem"（《扮成風流瀟灑者的計謀》），金德勒的文學詞典（德文）在翻譯該劇劇名時迴避了Strategem這個詞，而用了Des Stutzers Kriegslist"（《打扮入時者的戰時詭計》），儘管這齣戲講到的只是一場騙婚。這樣便一再使我注意到：Strategem"或是Strategeme"這個詞在英語和法語的語言領域裡有一片家園。另外還有一例：在《一個懶漢的筆記》（Notizen eines MuBiggangers, 蘇黎士／施瓦比施哈爾，一九八四年第三版）一書的第三四頁中，作者Ｊ．Ｒ．馮．薩利斯（J. R. von Salis）提到一個人，「此人裝扮成盲人，周圍的人也都相信他什麼也看不見。由此偽裝，他就能看穿人們的狡詐」。在這本書的法譯本（洛桑，一九八四年，書名為Parler au papier"）中，該句子被譯成qui se fait passer pour aveugle et qui, grace a ce stratageme, observe son entourage……"這句話最引人注目的是計謀這個詞的使用，而它的德文本中卻沒有用這個詞。不管怎麼說，就連在不是使用德語的西方國家裡，人們對於「計謀」這一現象始終是視而不見；例如，規模宏大的《新不列顛大百科全書》（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三十卷本，第十五版，一九八一年）的編者們就認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計謀。不過，法國《法魯斯大百科全書》（Grand Larousse encyclopedique, 十卷本，巴黎，一九六四年）卻沒有丟掉Strategeme這個詞。
Strategem這個詞在德語地區裡可真是受盡折磨，過著像灰姑娘經歷過的那種艱難日子。它只是在極其罕見的情況下才能露一次面，如漢斯－格奧爾格‧貝克（Hans-Georg Beck）曾經寫道：「而人們用來保障本身得以存在的計謀（Strategemata），戰時詭計（Kriegslisten），要比冒冒失失的魯莽行為重要得多。」（《拜占庭的色情經》，Byzantinisches Erotikon, 慕尼黑，一九八六年，第一八二頁）。而在二十六卷本《布羅克豪斯大百科全書》（一九八四年）的簡潔本中，或在八卷本《梅耶氏新百科全書》（Meyer's Neues Lexikon, 一九八年）以及在《杜登詞典》的《正字法》（一九八年）中，要想找到這個詞可真是白費勁兒。但在《杜登詞典》的《外來語詞典卷》（一九八六年）中，它卻出現了，而且使用如下的解釋：戰時詭計、竅門、花招。在《瓦里希德語詞典》（Wahrigs Deutsches Worterbuch）中也有這個詞，並把它解釋為：戰時詭計，迷惑敵人的妙法。
在一些學術著作中見到它，如叔本華（Schopenhauer）在《埃里斯特辯證法》（Eristische Dialektik）一書中，列舉了三十八個演說的計謀以及竅門。但在德語區國家的日常生活語言應用中，在一般的學術詞彙中，在文藝作品裡和譬如說在已出版的大眾傳播媒介中，Strategem這個詞實際上並不存在的。而在中國，情況則完全不同。不論是在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的著作中，還是在現代的書籍期刊中，經常會看到這幾個字：著、謀、策，特別是還有計等。
另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字和詞也具有同樣的含義。
這究竟是怎樣一種含義呢？
我想根據「計」字來解釋這個含義，「計」字由兩部分組成：言－－就是計算， 十－－就是數字「十」。
也就是從一數到十，或是通常所說的作為動詞使用的點數、計算、盤算以及作為名詞使用的估算、計算、計劃。當然，中國字根據上下文可以有不同的含義，「計」以及上述幾個字也是如此。然而在這裡要說到的就是，根據某些上下文，這個字會含有的雙重的含義，即：戰時狡計；政治生活和個人生活中的狡計、謀略。
在西方語言中，最早具有這兩種含義的詞是Strategem，有時也被寫成Stratagem。人們在一九七年北京內部出版的、介紹政治、軍事領域常用詞擁有兩萬多條目的《漢英詞典》中，以及一九七八年在北京第一次發行的《漢英詞典》中，可以找到「三十六計」這個詞條，其英文為the 36 Strategems"。我比較偏愛用Strategem 或Stratagem這個詞，不願用List（即「詭計」）。因為前者沒有後者那種貶義成份。不過，在我們述及的範圍裡，後者沒有貶義語氣。弗雷得里希‧克魯格編的《德語詞源詞典》（Friedrich Kluge, Etymologisches Wo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把List的起源上溯到了日耳曼語系的lis＝Wissen（知識，智慧），並認為「它比其他有關這類含義的詞都要古老。最初它包括了戰爭的技術（戰時詭計），煉鐵工藝以及遭基督教貶斥的巫術、異教崇拜和魔術。所以，List更多的含有貶義的成份，而在新的解釋中，它有了技巧、智慧、知識的含義。」上述的中國字往往與後來的List相似，基本上有著中性或積極的含義。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智」字在西方的西漢詞典中往往只被譯成Weisheit, Klugheit, Wissen等（即智慧，聰明，知識），而在古今中文中卻極多地具有List（狡計）以及中性的Strategem（計謀）之意。總而言之，因受基督、天主教的影響德語在這方面失去了一個中立、客觀的用詞。與此相反，中國有「計謀」、「智慧」等中立的詞。為了引進中國的智謀文化，同時避免List的貶義含義，我選取了Strategem （計謀）這個幾乎被遺忘的德語外來詞，作為本書書名，想以此提醒德國讀者們，「計」和「狡猾」之間並非總是可以劃等號的。
三十六計與令人欽佩的檀公
三十六計最早出現在《南齊書》中，著者為蕭子顯。《南齊書》中有政治家王敬則的傳記。根據傳記記載，王敬則曾提到「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計」。
這裡說的檀公指的是在公元四三六年南朝宋的著名將領檀道濟。在《南史》第十五卷<檀道濟傳>中有這樣一段情節。
檀道濟任遠征軍統帥，揮師北上，經過一路奮戰，抵達了濟水。他打敗了魏國一支強大的軍隊並攻佔了滑台城（今河南省滑縣東門的滑台城）。他和魏軍交戰了三十餘次，其中大部分都取得勝利。當他的部隊打到歷城時，由於糧草供應中斷，他便折返撤兵了。敵方從降卒口中獲知宋軍糧草不足，在宋軍士兵中產生了惴惴不安的情緒和低落的士氣，就追了上來。在這種情況下，檀道濟讓他的士兵在夜裡稱量沙子，大聲唱出稱過的每一堆的份量，並且把所剩無幾的稻米撒在沙堆上冒充糧食。這樣在曚曚拂曉中，魏軍以為檀道濟的部隊仍儲備有足夠的糧草，便放棄了追擊。魏軍認為宋軍降卒們在謊報情況便把他們斬首。檀道濟的部隊在人數上與敵方相比處於劣勢，而且這時已經是筋疲力盡，因此在這支隊伍當中，一下子就爆發出驚慌失措的情緒。這時檀道濟便命令士兵們戴上頭盔，披上甲胄，他自己則乘坐一輛戰車，繞過軍營緩緩而行。當魏軍看到了這種情況，擔心宋軍設有埋伏，不敢緊追，就撤走了。儘管檀道濟未能佔領黃河以南地區，但卻用「唱籌量沙」的計謀，未受損失地把隊伍帶回了國內。由此他英勇善戰的威名傳遍四面八方，魏國對他聞風喪膽。
這個故事表明，由於檀道濟巧用計謀，從而使他的軍隊成功地逃離險境。是不是他當時已掌握了三十六計的全部條目？這在寫於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齊書》和《南史》中均無記載。人們也不必認為王敬則提到的「三十六計」就是今天所說的三十六計。因為像「三十六」這樣的數字是中國古人們喜歡用的數字。而這些數字的實際含義往往與字面含義不相等。王敬則用的「三十六」，可能就是表示「很多」的意思。同樣，在法語口語中，人們也常用「三十六」來表示一個無限大的數字。流傳至今的關於三十六計的注解中，有過這樣的解釋：三十六計中的「三十六」這個數字源自《易經》。《易經》即《周易》，相傳係周人所作，內容深奧，是中國古代最負盛名的著作之一，內容包括比較古老的《經》，和晚一些的《傳（十翼）》兩部分。《傳》的核心思想之一是陰陽學說，即對兩種不同的、互相對立的力量的闡述。陽代表陽面，如一座小山的向陽面，而陰則是山的背陽面。陰也是與「計」有關的。根據《易經》，陰的成數是六和八，而六是陰數之極。這樣看來，三十六似乎是陰數之極的平方。因此，王敬則所說的三十六計，只是表示有很多的計謀。
不過本書要談的三十六計在《易經》中是找不到的，儘管《易經》闡述了某些智謀方面的行為方式。前面提到的《南齊書》或《二十四史》中也沒有最早的三十六計條目。直到前幾年人們還認為，第一次把三十六計編成一套計謀口訣的，是據傳成立於一六七四年的洪門幫會，這套口訣以「洪門哲學」的名稱而著名。洪幫抱有這樣的宗旨：反清復明。它所歸納的三十六計條目被看作是目前流行的三十六計版本的原始藍本。但是一九四一年人們發現了一個有關三十六計的更古老的淵源，那是一本寫於明末的講述三十六計的小冊子。
幾千年歷史的結晶
我把本文開頭解釋的漢字「計」譯為Strategem。實際上，這個字在世界上最早的軍事理論書，即《孫子兵法》中就已出現了。該書第一篇的題目就是此字（<計>）。第一篇闡述的是戰略、策略謀劃。第三篇<謀攻>（英國漢學家萊昂奈爾‧吉爾斯〔Lionel Giles〕將此題目譯為Attack by Strategem 〔用計進攻〕），講述的是最會用兵的人，往往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孫子認為靠兵士打仗取勝只是用兵之下策，憑藉外交手段戰勝敵人是用兵之中策，而用智謀取勝才是用兵之上策。孫子是如何把軍事計謀上升到克敵制勝的最高層次的？這在瑞士人阿爾伯特‧Ａ‧斯塔海爾的<克勞塞維茨和孫子：兩個計謀家>（Albert A. Stahel, Clausewitz und Sun Tzu: Zwei Strategien）一文中有所闡釋。
受《孫子兵法》的啟發，李世俊寫成了《孫子兵法與企業管理》一書（南寧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在《社科新書目》（第一三九期，北京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日發行）中，《孫子兵法》被列在二十種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書籍之中。同時被列入的還有寫於公元前的《韓非子》、《史記》，和寫於十八世紀的《紅樓夢》。計謀在中國古代就被廣泛使用。隨著時代的變遷，逐漸產生了各種各樣表達計謀的方言俚語和形象化、暗示性的成語。這些成語或出自大眾之口，或出自文人創作的軍事、哲學、歷史著作之中。在那些具有計謀寓意的成語中，有些與兩千年前的歷史典故有關，有些與民間傳說有關，有些就是一種計謀的譬喻性的表達，也有的是解釋一種計謀的使用步驟。所以從漢語學角度看，三十六計就是三十六個成語。
三十六計整個條目的字數只有一百三十八個。一百三十八除以三十六不足四，因為有的計只有三個字。所以，每個計的語言表達都很簡約。但正是這種語言上的簡約，為各種各樣的解釋、說明提供了廣闊的餘地。而解釋、說明確實是不可少的，因為對於個別計語來說，如果單從喻義角度去體會他們，而不借用一些具體事例來進行解釋、說明，那是令人無法理解的。
從整體上看，在幾年前的中國，三十六計條目還依舊是一種神秘的知識。但這並不妨礙很多中國人從孩提時起就熟悉三十六計條目中的某些成語。這首先是由於中國民間文學的影響。幾乎每個中國人都熟悉的那些古典小說，往往就是運用計謀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歷史小說《三國演義》了，可以說它就是一本運用計謀的教科書。幾乎每種打仗的計謀，從籌劃到實行，包括部分細節，其中均有描寫。因而那句中國老話「誰讀過《三國》，誰就會用計」就不無道理了。另一方面，我們從當今中國大陸出版的書刊中也愈來愈明顯地感覺到，計謀並沒有被人們遺忘。人們既可以在一些有關國家幹部損害人民利益的行為的報導和評論中發現它，也可以在有關反華事件的海外消息中發現它。甚至連環畫也在為三十六計的通俗化盡力。一九八一年吉林就出版了一套六冊的連環畫冊，題目就叫《三十六計》，發行量達一百一十四萬零九百三十；一九八二年廣西出版了一套十二冊的連環畫叢書，名為《兵法三十六計叢書》，印刷量達四萬冊。顯然，三十六計在今天已屬於中學生的基本常識。一九八三年北京出版的《中學生百科知識日讀》叢書的第一卷中，在<一月二十四日>一章，就專門登了三十六計。
中國智謀文學的繁榮
所謂「計」，可以是指輕鬆的略施小計，也可以指純然出於自發的、機警狡猾的行為，也可以指經過精密策劃的行動，而這個行動應具備以下諸因素：
．施計者在一種他認為是困難的，不能直接採取正當行動的情況下；
．一種未被對方識破的，由施計者暗中策劃的，因而往往是富於戲劇性成分的局面中；
．或者出乎施計者的意料而出現，並被他敏銳地捕捉利用的局面中，以使對方上當；
．並且是為了一定的目的，它對於施計者來說總是「好」的，但對於對方來說卻不一定都是「壞」的，而也可以是－－對方希望的、施計者也情願的－－「好」的。
計有多種：掩飾法、虛構法、獵獲法、包圍法、爭先法、誘惑法及逃避法。
此外，還有狡猾的、程度不同的各種計謀，言行的計謀，各種軍事上的計謀，它們在政治生活中，和在日常生活中一樣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計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古代陰陽相生相剋的思想。這種思想第一次被闡述是在《易經》中。在三十六計裡，這一思想突出表現在可見（因為在明處）與不可見（因為在暗處）兩種對立面的協調，「暗處」指計謀要在秘密中籌劃和執行，「明處」指計謀的公開外延。另外，道家「無為」的思想在某些計謀中也有所體現。有些計謀還打上了以韓非為傑出代表的法家思想的烙印，尤其是「術」的運用，這是法家要求統治者除了「法」、「勢」二字之外，還要銘記在心的另一個字。在很多用計的事例中都顯示出以法家為代表的國家利益至上的精神。因而在用計方面，法家的精神比孔夫子的倫理規範重要得多（但據說孔子也用過計，見第三計：郤宛的盔甲和兵器）。
近幾年來，在大陸、香港和台灣出版了大量有關三十六計的著作。一九六二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圖書資料館翻印了一本沒有評注、不知其淵源的有關三十六計的著作（內部發行）。它的底本是一九四一年由一個叫叔和的人在四川成都的一條街上偶然發現的。這是一本由成都興華印刷所出版的土紙小冊子，書名為《三十六計》，題下注有「秘本兵法」四字。每個計都加有按語。而叔和發現的這本小冊子，又是根據同年在陝西州某書攤上發現的一本手抄本翻印的。
這本由叔和發現的、也是現存最早的關於三十六計的版本，前面有一段前言，後面有一段結語，中間大部分篇幅由三十六段文字組成，內容都相當抽象，大部分引自《易經》。每一段前面的標題就是一個計的計名，共三十六計。另外，每個計都附有一段解釋原文的古文，其中徵引了不少中國歷史上具體運用每個計謀的事例。
這個版本在一九七九年第一次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其中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古文部分，並增加了無谷的白話譯文和附注。在新增的前言中，還對該著作的成書年代作了推測。從原書大量引用《易經》這一點看，該書的作者可能受到過明代趙本學或其學生的影響。趙本學（公元一四六五～一五五七年）是明代的軍事理論家，他首次運用《易經》的原理，系統地闡述了戰爭的性質，並將貫穿《易經》的陰陽不斷變換的思想轉化為軍事學術語，然後用矛盾對立的形式表述如下：
假與真；
多數與少數；
強與弱；
進攻與埋伏；
奇與正；
進與退。
一九四一年發現的這本書的成書時間，很有可能比洪幫三十六計條目更早。
北京戰士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了另一本介紹三十六計的著作，取名為《三十六計新編》。這本書仍以叔和發現的那個版本為底本。不同的是，該書徵引了大量近現代的用計實例，而且不限於中國。到一九八九年十月，該書竟先後出了七版，總發行量超過一百三十一萬冊。
台灣一九八二年也推出了一本名為《三十六計秘本計解》（束涵編著）的專著，基本依據是一九七九年吉林人民出版社那個版本。另外，在台北市，還發行過一本取名為《鬥智》，副題為《三十六計》的小冊子，從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該書竟印了十九次之多。但此書從前言到正文完全都是一九六九年香港宇宙出版社出版的名為《三十六計古今引例》（馬森亮、張贛萍合撰）一書的翻版，侵犯了後者版權。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在漢城買到三本朝鮮文的書，還在東京買到五本日文的小冊子，都是講述中國三十六計的。日文本中最早的一本出版於一九八一年。而在美國及西歐，我沒見到過任何介紹三十六計的書。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四日，我在《法蘭克福匯報》上發表了一篇介紹三十六計的文章，該文在國際上受到了極大的關注。首先是蘇聯，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萌發了對中國三十六計研究的興趣。一九八一年在蘇黎士召開的第二十七屆歐洲漢學研討會上，來自莫斯科蘇聯科學院的弗拉基米爾‧阿列克耶維奇‧克里夫佐夫（中文名叫做克立朝）教授，作了有關中國政治中計謀問題的報告。這篇論文遭到與會中國代表的抨擊，因而沒在大會論文集上發表（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我能夠產生寫作本書的興趣，並獲得有關資料，主要應歸功於上述那些在大陸、台灣、香港得到的漢語文獻。
智謀的天地
比較一下各種有關三十六計的中文資料，人們就會發現，在大陸，三十六計在軍事科學上的地位比它在對外政策上的地位更為突出。一九八七年，在戰士出版社出版的《三十六計新編》第五版的＜序>和<總說>中，有這樣一些話：
《新編》從軍事鬥爭中用計與識計的需要出發，從軍事謀略的發展聯繫著眼，力求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對這一歷史遺產進行必要的解釋，為探索我們新的軍事謀略學找到一點借鑒。
如果說，「兵不厭詐」是軍事鬥爭中的突出特點，那麼，施計用謀則是軍事科學發展的一項重要內容。戰爭中指揮員能動性的發揮，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鬥智賽謀。胸有妙計，高敵一籌，則能以少勝多，以劣勝優，有時甚至能「不戰而屈人之兵」。軍事謀略反映的戰爭規律更帶有普遍性，因此，它的涵義較之一般的戰略戰術原則有其更強的生命力。像「三十六計」中的有些計謀在戰爭史上經久不衰，至今仍被使用，原因就在於此。許多計謀，儘管隨著軍事科學技術的發展，在運用時應變化新的手法，增加新的內容，但其韜略則有著相對的穩定性，這就決定了謀略對戰爭的指導意義，更高於一般的戰略戰術原則。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十六計》一書前言中，也有這樣的話：
三十六計多屬兵家詼詭奇譎之謀……因而可以說它集中了歷代兵家「詭道」之大成。
中國有關三十六計的文章中，也有一些批評性的注釋，如吉林人民版中就有這樣的評論：
在三十六計中也不可避免地把封建割據中的爾虞吾詐、掠奪兼併一類落後的、反動的東西一齊收入，因而必須帶著批判的眼光認識它。
八十年代末，大陸也出版了若干本超出軍事範圍的書。與大陸的出版物多注意三十六計在軍事上的意義相反，台北－－特別是香港的出版物更注意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在台北一九八五年出版的《鬥智－－三十六計》一書第十九版前言中，有這樣的話：
計謀好比無形的刀子，深深隱藏在人的腦子裡，要使用時，便會閃亮亮地露出刀尖。不僅是軍人，就是政治家、商人和學者都需要它。善於使用計謀的，使治世變亂，亂世成治，窮變富，賤成貴，頹局可以扭轉，晴天能起風雷。人生就是戰鬥，戰鬥必有計謀。人人都站在戰鬥行列，一疏忽便會被人擠倒。肯動腦筋想計的人，他始終站在主動地位，上至朝堂，下至市井，幾無處而不適。
因而按中國人的眼光來看，智謀不僅能幫助「魔鬼」矇騙「好人」，更多的情況是，一個善良的但卻處於劣勢的「好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或者為了達到正當的目的，只能依靠智慧。這一點特別適用於傳統的中國社會，因為智謀作為一門實用性極強的知識，可以幫助一個人在命運的角逐中取得勝利，因此智謀也就成了中國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
不過這自然就引出了一個問題：智謀與中國傳統，特別是與孔子的儒家思想的關係又怎樣呢？中國大陸出版物中並沒有談到這個問題，只是一九六九年香港出的《三十六計古今引例》一書中，作者有這樣的看法：
計謀與仁義道德是死對頭。……對敵人仁慈必傷殘自己。這類事情，歷史上有過很多教訓，有一個最突出而好笑的故事，就是春秋時代，《左傳》中講述的那位給仁義道德迷了心竅的宋襄公。公元前六三八年，宋與強大的楚國之間發生了一場戰爭。宋軍當時嚴陣以待，而楚軍這時還在忙於渡過泓水。司馬子魚深知楚軍數量上多於宋軍，於是他建議：抓住眼下這個戰機，趁楚軍尚未全部過河先發動進攻。但宋襄公卻說：「那不行！一個君子是不會在這個時候去襲擊一個處於困境的對手的。」當楚軍已經全部過了河，但還沒有整好作戰隊形時，子魚又一次建議發動進攻。襄公又答道：「那不行！一個君子是不會攻擊那些尚未作好戰鬥準備的軍隊的。」當楚軍完全作好了作戰部署時，襄公才下令進攻。結果，宋軍遭到慘敗，襄公也受了重傷。
毛澤東在他的著作《論持久戰》（公元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曾嘲笑過宋襄公的這種做法。上述的香港版作者又評道：「仁義道德拿來說說，用來騙人倒可以，但騙自己就不行，起碼鬥智鬥力的時候是這樣。如一句俗語所說：『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盡權謀。』儘管時代正標榜著文明，但越文明的社會，奸詐巧奪的事情越多。在這樣一個環境中，三十六計可作進取的武器，也可作自衛的準備，這是一種活用實際知識，遠勝過一般空洞無聊的幻想或枯燥乏味的教條。」
持這種看法的不僅是中國人，正在蘇黎士大學教課的瓦爾特‧布爾克特在他寫的《進行屠殺的人》（Walter Burkert, Homo necans）一書中提出：
人的侵略與暴力行為，伴隨著我們文明的不斷進步而與日俱增，這已成為當今時代的一個中心問題。
布爾克特發現，常常被西方人看成是保衛人道的古希臘，它的宗教偏偏就明顯地崇尚侵略。他接著說：
不在虔誠的生活方式中，也不在祈禱、唱讚美詩和舞蹈中，而是在殺氣騰騰的板斧揮舞時，在祈禱儀式上，被宰殺的動物流出的鮮血中和在其肢體碎塊被焚燒時，人們才最深刻地體驗到了上帝的存在。
如果說布爾克特把人的這種內在的侵略傾向，歸諸幾千年前狩獵生活方式的話，那麼按他把人看作「獵猿」（hunting ape）的理論，計謀的發展和運用很可能也是起源於人類狩獵時代。也許人類計謀的淵源還要長呢。維圖斯‧Ｂ‧德呂舍爾在他的《逃命方式－－動物如何避開周圍的危險》（Vitus P. Droscher, Uberlebensformel-Wie Tiere Umweltgefahren meistern）一書中寫道：
在動物發展史上，最早產生的智力就是：能識別敵人或獵物的即學會用智謀避開敵人並獲得獵物的能力。對有些動物來說，這種能力還停留在直覺的地步，而在其他動物，這種本領基於一些經驗。
智謀在人類頭腦中是根深柢固的，這從那些遠古時代的先民們就想運用計謀的事實中可以得到證明。早在公元前十八世紀，亞述國王沙姆斯－阿達特（Schamschi-Adad）就告誡他的兒子亞斯馬赫－阿達特（Yasmach-Adad）說：「你要想出計謀擊敗對手，要運用手腕反對他，而你的對手也會耍弄花招欺騙你，這就像一對一摔一樣，需要運用計謀。」在《舊約全書》中，人們可以找到這樣的句子：「你應該運用詭計進行戰爭，勝利的到來需要精心的策劃（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阿伯拉罕‧馬拉馬特〔Abraham Malamat〕譯）。」我在前面曾提到過弗隆蒂努斯的計謀集，這裡順便再提一提公元二世紀下半葉波呂埃努斯（Polyanus）的計謀故事。在源於冰島北部、多少能反映一些受基督教「洗腦」之前的日耳曼民族天然想法的古詩集《埃達》（Edda）中，有這樣的警句：「遠遊需要機智」，要「以笑還笑，以計還計」。
德國諺語中，有這樣幾句話：「一味作羊，必受狼欺」；「計謀勝過蠻力」；「蠻力做不到的事情，要靠妙計才能達到」。古希臘人很讚賞「足智多謀的奧德賽」。在這裡既沒有必要再引證馬基維利的《君王論》（Machiavelli, Principe），也不必引證面向俗人和廷臣的耶穌會會士巴爾塔薩爾‧格拉西安‧伊‧莫拉萊斯（Balthasar Gracian, 請看《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Ⅰ，第三六～三六一頁）的《神諭手冊及謹慎》（Oraculo）了。另外，還有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紀，被稱為「印度的馬基維利」的考提力亞（Kautiliya），他寫了一本治理藝術的教科書《實利論》（Arthacastra），這本書在西方不那麼出名。這些著作都談及了智謀的運用。古代阿拉伯人也很喜歡談論智謀，「戰爭就是計謀」，這句話據說出自穆罕默德（約五七～六三二年）之口。
早在馬基維利出生前一百年，阿拉伯就出了名為《暗藏無數計謀的漂亮袍子》（Raqa'iq al-hilal f daqa'iq al-hiyal）一書，它於一九七六年被譯成法語在巴黎出版，譯名為《計謀之書－－阿拉伯人的政治謀略》（Le livre des ruses-La Strategie politique des Arabes）。比這更早的，還有生活在十二世紀西西里島的阿拉伯人伊本‧扎費爾（Ibn zafer）寫的熟知各種計謀的著作，米歇爾‧阿馬里（Michele Amari）把這本書的標題改譯為《解救的藥水》（Waters of Comfort, 意指「解脫困難的靈丹妙藥」）。計謀是伊斯蘭法律中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實際生活中也常被使用。此類書籍有：《伊斯蘭法律中的計謀》，穆罕默德‧阿布德阿‧瓦哈卜‧布哈里著（Muhammad' Abd-al-Wahhab Buhayr, Al-hiyal f as-sariah al-isla-miyyah,開羅，一九七六年）；《法律允許的和不允許的計謀》，阿布德‧艾思‧沙拉姆‧狄尼著（'Abd-as-Salam Dihn, Al-hiyal al-mahzur minha Wal-masru開羅，一九四六年）；以及《貿易中的計謀》，穆罕默德‧伊賓‧伊卜拉欣著（Muhammad Ibn-Ibrahim, Al-hiyal f -mu`amalat al-maliyyah's,的黎波里，一九八三年）。
一九七○年，「陸戰法規與慣例公約」（海牙公約）第二十四條承認：使用「戰時計謀」（國際法另一術語是「奇計」）是合法的。日內瓦協議（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制定）於一九七七年六月十日補充了一個保護國際武裝爭端受害者的備忘錄，在這個備忘錄中人們可以發現，它一方面禁止在戰爭中搞非法陰謀，另一方面又列舉並認可了那些合法的戰時計謀（Stratagems permissible），如軍事偽裝、假陣地、假行動以及假情報。美國的軍隊手冊中（戰鬥指南二十七－十《陸戰法》〔The Law of Land Warfare〕，一九五六年）也同樣有一欄關於合法的戰時計謀條目，其中包括：突然襲擊，佯裝撤退、逃跑、按兵不動，用錯誤的命令欺騙對方，利用敵方的口令、信號和無線電訊號，假裝有很強的戰鬥力和充足的武器設備，去掉軍隊制服的統一標誌，用假情報和假宣傳進行欺騙等。
如此看來，中國當代一些有關三十六計的著作，所舉事例並不局限於中國歷史是不足為怪的。在香港、台灣、北京等地出版的討論智謀的著作中，不乏取自中國以外國家的事例，從古羅馬的埃里奧斯‧布魯圖斯（Lulius Brutus）－－羅馬末代國王塔克文‧蘇佩布（Tarquinius Superbus）的敵手，拿破崙的法蘭西帝國，直到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
話還是回到中國。就像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喬健認為的那樣，在中國文化中，智謀體現著一種「經過反覆錘練，廣泛生根開花，並且富有生命力的傳統」。
本書是第一部用西方文字寫成的論述中國三十六計的著作。喬健教授認為，三十六計是我們認識中國現實社會的極為有用的工具。這裡，我還想再補充一點，就是它也是我們認識中國的軍事、政治思維和行為方式的有用工具。當然，僅憑這樣一本外語「小冊子」，就想把所有相關的問題、資料和事實都包容進去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題目涉及的範圍太廣了。即使按中國人的眼光來看，這一課題也尚未被研究透徹。它還有待進一步的發掘。另外，假如沒有一定的漢語和日語基礎，以及對中國文化背景的了解，僅僅利用中文的原始資料以及用中文、日文與他人進行大量有關這個課題的討論磋商和信件往來，要完成這本書的編寫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在這裡，我首先要深深地感謝我在台北、東京和北京的六年學習、研究期間幫助過我的那些老師和同學們。
相當於中文裡「智謀」、「計謀」等詞的西方語言詞彙，如德文的List，或者英、法文的Ruse，或者是貶義詞，或者是一種很次要的、沒有語言地位的詞。為了突出中文當中「智、計謀」等詞的褒義，至少中立意義。勝雅律翻譯本詞時，選了基於各種西方語言共同遺產之一，即故西臘語遺留下來的Strategem一詞。雖然Strategem的寫法在德、法、英、西班牙、義大利等西方語種不完全一樣，但是這個詞做為一個外來語，各種西方語言裡都有（荷蘭語中，本詞是通過《智謀新典》荷語譯本才傳進去的）。勝雅律選德文的Strategem一詞來翻譯智謀是因為Strategem一詞是極少用的，大部分德語區的人都不知道。因此，本詞還談不上什麼褒貶義，它是一個「無黨無派」、味道很很新鮮的詞。因此最能為引進中國的智謀學到西方來而服務。
在德語規範詞典Duden（《杜登詞典》）裡，"Strategem"（智謀）一詞解釋為戰爭的詭計、花招、小動作。在西方，人們對這一概念及甚豐富內涵的了解還很不全面，而中國人幾千年來卻一直在運用智謀。運用智謀使人能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現在西方終於也有這樣一本講述智謀的書了。這很歸功於漢學家、法學家勝雅律教授。長期以來，他一直在中國大陸、台灣以及日本研究這一不為西方人所知的學問。他追根溯源、引古論今，終於在西方開拓出一個引人入勝的新天地。
經過數千年的應用、總結、發展，智謀在中國變得日趨完善了。它遍布於諸如教科書以及哲學、宗教、歷史著作、小說、神話、戲劇、電影、報刊之中。根據這種情況，智謀已成了中國人的共同精神文化敗富，並幾乎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之中。作家、法律家、商人，甚至夫妻之間都像政治家一樣運用智謀。
在本書中，勝雅律教授介紹了對西方人來說完全陌生的中國三十六計中的前十八個計，並從幾千年來的軍事史、中國文學、歷史著作以及當前的出版物裡面，精選出兩百五十多個例子加以說明。閱讀本書不僅會令人產生驚異、激動的感覺，而且也會使人從多方了解使西方人感到神妙莫測的中國人精神世界。這種集聰明、智慧與機敏、狡猾為一體的學問，無疑是很有實用價值的。借用一位中國智者洪應明（字自誠）的話來說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勝雅律教授說：「運用智謀的根本目的是為得到某種利益，或為自己、為他人創造優勢。智謀的方法很多，如虛構法、掩飾法、趁利法、包圍法、誘惑法、逃避法等。實際上，智謀、策略在政治上以及個人生活中都能發揮很大的作用。此外，智謀也能幫助人們分析各種局面，發揮揭露各色陰謀詭計的查詭鏡作用。因而它可以作為各種計謀分析的很力理念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