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畫說三國
前言
沈伯俊
《三國演義》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長篇小說，是一部對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產生過深遠影響的偉大作品。在世界名著之林中，它無疑也佔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肯定，在未來的歲月裡，無論是我們的子孫後代、海外華人，還是國外漢學家以及其他對中國感興趣的人們，凡是想學習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了解中國封建社會的，都將把《三國演義》當作必讀之書。
《三國演義》之所以在中華民族精神生活史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如此深入人心，除了因其自身具有極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內涵，典範而卓越的藝術成就之外，還得益於多種藝術的助力。六百多年來，各種藝術形式以《三國演義》為重要題材，衍生出大量的詮釋、改編與創新之作。它們不僅極大地推動了《三國演義》的廣泛傳播，而且以其各具特色的藝術魅力而為廣大民眾所喜聞樂見。它們與《三國演義》一起，形成一片絢麗多采的藝術天地，成為三國文化的主要內容，以這種宏觀的視野看待三國文化，《三國演義》研究者們理所當然地要對各種藝術形式的三國題材創作給予足夠的重視。也正是基於這一認識，我對畫家戚明、許春元等人創作的《畫說三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以繪畫的樣式表現三國故事，起源甚早。元代至治年間（1321─1323）刊刻的《三國志平話》，採用了當時流行的「上圖下文」形式，每頁（相當於現在的正反兩頁）上部將近三分之一的版面為插圖，下部約三分之二的版面為文字，每幅插圖均有標題，如〈桃園結義〉、〈張飛殺太守〉、〈張飛鞭督郵〉、〈玄德作平原縣丞〉、〈董卓弄權〉、〈三戰呂布〉、〈王允獻董卓貂蟬〉、〈呂布刺董卓〉、〈關公刺顏良〉、〈雲長千里獨行〉等等。它們對下欄的文字內容起著形象化的提示作用，不僅可以激發讀者的觀賞興趣，而且與文字相配合，有助於讀者更好地理解作品。這些插圖筆法古樸，構圖生動，藝術上已經達到很不錯的水平。可以說，它們對《三國志平話》的流傳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三國演義》成書以後，經過漫長的傳抄階段，直到明代中葉始有刻本。隨後，各種刻本便接連不斷地出現，今存的明代刻本尚有大約三十種左右。在這些刻本中，除嘉靖元年（1522）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夏振宇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等少數版本外，大多數版本均有插圖，以面向普通市民讀者為宗旨的諸本《三國志傳》更是無一例外。有的版本插圖多達240幅，有的版本甚至更多。儘管各個刻本的插圖多寡不一，方式各異，工拙懸殊，但插圖的普遍採用，顯然證明了其受到讀者歡迎的程度。到了清代康熙初年，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改本《三國演義》（原名《四大奇書第一種》）問世，卷首仍有三國人物繡像數十幅。此後二百幾十年，毛本無數次地被翻刻，逐漸戰勝各種舊本，成為最為流行的版本。形形色色的毛本翻刻本，一般都有大量的圖像：既有人物繡像又有情節插圖。這些事實告訴我們：在明清的《三國演義》版本中，插圖已經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優秀的插圖，逐漸具有了相對獨立的品格，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欣賞價值。可以認為，它們堪稱現代連環畫的先驅。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新式標點排印本《三國演義》異軍突起，因其利於閱讀、輕便小巧、便於攜帶、價格低廉而成為市場銷售的主流。這當然是一種歷史的進步，應該予以充分肯定。不過，人們在享受排印本種種方便之餘，有時也會產生一點遺憾，除了少數專業研究者之外，一般人不會再去閱讀那卷帙繁多、既不分段又無標點的明清刻本。相應地，明清《三國》刻本中那些精美的插圖，也就再也難以見到了。於是，三國文化的愛好者們不得不擔心，那些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的插圖，難道就只能隨著它所附麗的刻本一起，遠離人世，深藏於博物館和藏書樓，乃至漸漸被人遺忘嗎？
現在好了，在《三國演義》和三國文化研究日益深入的時代背景下，著名的古典小說研究專家胡文彬教授經過反覆思考，向畫家戚明提出了一個使明清《三國》刻本插圖再生和普及的創意──「仿真彩繪」。戚明在其多年藝術實踐的基礎上，大膽探索，反覆實驗，將這一創意變成了一次頗為成功的藝術創新。他和許春元等畫家一起，在大量的明清線刻插圖中精選八十幅上乘之作，加以複製整理，然後採用仿真作舊手段進行彩繪。這八十幅仿真彩繪，每一幅表現一個膾炙人口的情節，前後又大致銜接，基本上再現了《三國演義》的情節主線，從而構成了一部比較完整的《畫說三國演義》。從內容來看，它當然是小說《三國演義》的衍生作品；而從表現形式來看，它已經不是小說的附庸，而是一件新的藝術品，具有了獨立的欣賞價值。
應當指出的是，「仿真彩繪」與「文物複製」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文物複製的原則是「作舊如舊」，從內容到形式，從整體到局部，都竭力追求複製品對原物的高度逼真，使複製品全面地在現原物，甚至在需要的時候代替原物，供人認識和觀賞。而仿真彩繪則是一種藝術創作，它雖然保留了原作的基本特徵，卻不是機械地、一成不變地複製原物，而是有所變異、發展和創造。彩繪並非簡單地上色，而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繪製過程，每一幅都要經過多道工序，將不同的顏色逐步染上。這樣加工處理的結果，既不改變原作的畫面結構、人物造型，從而保留了原作古樸凝練的精神氣質，同時又使畫面更加豐滿生動，表現出新的風貌，從而更接近當代人的欣賞趣味，更有利於作品的接受和傳播。可以說，這是一種藝術上的「返本開新」，或者說是推陳出新，理應給予充分的肯定和堅決的支持。
《畫說三國演義》的成功創作，不僅為多姿多采的三國文化園地增添了一個新的藝術品種，而且開創了一條古版彩繪的新路子，明清《三國演義》版本中的插圖可以如此進行藝術加工，其他古典名著中的插圖為何不能如此？沿著這樣的路子繼續實踐下去，將為古代版刻藝術的再生與普及，繼承與創新摸索出一個有效的途徑，將是對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切切實實的貢獻。
1999年10月 於錦里誠恒齋
「三國時代」和《三國演義》
柏楊
──沒有「三國時代」，就沒有《三國演義》；沒有《三國演義》，僅靠一冊所謂正史的《三國志》，「三國時代」不過一個殺人如麻、天下大亂，一群群平凡傖俗的大混小混，在那裡豕突狼奔。和其他時代沒有分別，放不出燦爛光芒！
嚴格說起來，三國時代，是中國長達三百年之久的大分裂時代的前驅──晉王朝初年短短統一的三十五年，只不過一個瓶頸，通過瓶頸之後的新興反抗暴政的爆發力，形成了更嚴重的動亂，大分裂之局，遂一發不可收拾。
三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獨立單元，特別顯著的是，在這個時代裡，人才輩出，中國五千年歷史，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時代，無論五胡亂華十九國、魏晉南北朝、小分裂，以及其他若干大動亂、大內戰中，所有成功成名的人物，相形之下，簡直都不足以一顧。《資治通鑑》最後十冊，正記載小分裂攀登高峰，讀者先生可以展卷細讀，那時出現舞台上的一些人物，諸如「一步百計」的劉鄩，不過一大堆小聰明和小動作。像最被稱道的王鐵槍，也不過一個使人敬重的勇漢。檢查皇帝群，像朱全忠，不過一個人渣。李存勗，不過一個長不大的軍中流氓。而三國人物，卻像雨後春筍，一個荒村僻壤的草民，隨時都可以提出驚人的方略。人們遂有一種印象，認為中國漫長的五千年歷史中，似乎人才全部集中在這個時代，而且分布每個角落，使他們「棋逢對手，將遇良材」。無論衝突和妥協，無論戰場或書房，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使人眼瞪口呆、嘆為觀止。從中渡鏊兵，劣勢一方取得勝利；赤壁決戰，優勢一方竟然敗績；以及使大獨裁者滅絕的美女，木牛流馬的傳奇，都留在中國人記憶中，成為最重要的文化寶藏。而長江沿岸，也因為三國的原因，擁有中國最多的古蹟，每一個古蹟，又都充滿了人文的激情。更奇特的是，中國人對那些古蹟，幾乎都瞭若指掌，沒有一個時代能有這麼大的感動力。三國是一個智慧的時代，一個鬥爭的時代，也是一個諧和的時代、一個非常特殊的綜合體。了解三國歷史，就能夠了解，中國何以有過長期榮耀的原因。
這個時代的最大幸運，卻是它和一部小說《三國演義》結合成為一體。雖然《三國演義》晚於司馬遷的《史記》一千餘年，但它在文學及歷史同步的價值上，絕對媲美《史記》。我們的傳統史書，如所謂「正史」，包括《漢書》在內的《二十六史》，實際上，都不堪卒睹。虛假、生硬，文字既深奧難測，又僵固陳腐，既說得不清楚，又寫得不明白，一個大學歷史系學生，能把那些玩意兒看得懂，不要說看得懂，能把標點符號標得正確無訛，那簡直可以算是曠世紀的高材了。而《三國演義》只要小學五年級以上的學生，就可以一目了然--我就是在小學五年級時，讀繪像本《三國演義》的。中國自稱為文明古國，我對這一點並不十分懷疑，可是我實在弄不懂，這個文明古國，已經文明了五千年之久，卻仍用全部精力，排斥文學，一直到二十世紀初葉，小說還被認為是一種邪惡的教材，孩子們都像小偷一樣的，躲在被窩裡閱讀，一旦被大人發現，闖下的禍可夠大了。
然而，《三國演義》辦到了《二十六史》辦不到的事，作家羅貫中在已成為乾癟僵屍的《三國志》上，用筆尖注入生命，不但使那個時代的人物重新活過來，而且還使他們活得栩栩如生。羅貫中用最簡單的白描手法，勾勒出時代的背景和角色的個性，發揮出來的感人力量，深入國人內心。曹操之奸、關羽之義、張飛之勇、貂蟬之美、呂布之無恥、諸葛亮之智，即令到了二十一世紀，仍然是國人心目中最標準的典型。曾經有人說：從中國人的讀書取向，北方人喜愛《水滸傳》，因為《水滸傳》中的人物，都是好漢；南方人則喜愛《三國演義》，因為全書充滿機敏。這項選擇，隱約指出了：北方人勇敢粗曠，南方人睿智文雅。
《三國演義》不但對中國影響深遠，韓國、越南，甚至日本，也都像中國本土一樣，把關羽視為神明，為他立像蓋廟，香火不斷。而《三國演義》這部書在日本普及的程度，已進入第四代的改寫版本，而中國仍停留在第一代，遂不得不逐漸脫離市場。這正好說明了一件事，作家羅貫中有幸的遇上三國時代；而三國時代也有幸的遇上羅貫中。
任何一個國家，對於大時代，都靠著文學作品，使這個時代永遠活在後人的心中。像日俄戰爭，俄國作家出版了《對馬》；南北戰爭，美國作家出版了《飄》；八年抗戰，中國作家卻寫不出來像樣的小說，使人自顧形慚。中國作家全副精力都投入順從和反對政治兩大急流裡去了，大時代和大事件，只好留下一堆報紙和幾本雜誌。
沈春池文教基金會在台北所舉辦的三國文物展，引起我們思古幽情，也喚起我們沉睡的記憶，尤其對於被一般高級知識分子所輕視的小說，所傳播的感染力量，竟然近千年而益盛，深感震驚。而對我們現在所身處的大時代--中國人被羞、被辱、被殺、被蹂躪、最沉痛的時代，卻是迄今都沒有遇到羅貫中，也深感嘆息。
1999.11.25 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