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追憶淡忘中的音樂往昔：前言 ◎蔡燦煌
樂器與樂器學 樂器，作為音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之一，其本身總是無法脫離音樂演奏的主要功能，同時，也無法抹去其作為物質文化的產物。正是因為樂器反映其原本文化中的樂音觀及物質觀，因此，我們在以樂器為研究對象時，必須考量兼具聽覺與視覺的雙重評價和標準。特別是在近期樂器的相關討論或學術研究中，總是在這兩者間尋求一個最理想的平衡點。另一方面，在以往音樂學 (musicology) 研究的學術範疇裡，樂器向來是重要的探索對象之一，亦是我們了解樂音、社群、文化彼此間關係的重要途徑。無論談及中西音樂，對於樂器的變革與發展的探討總是伴隨著中西音樂學科史的發展。這類以樂器為主要探討對象，在西方音樂學或民族音樂學 (ethnomusicology) 領域被稱為樂器學 (organology)。
從中文字面上去解釋，很容易明白樂器學是一種以科學的態度與方法研究樂器的學問。而其英文字串更可令我們明白其發展的源流，organology 是由字首 organ 和字根 -logy 所組成的字彙。依循牛津英文字典網路版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的解釋：早期古希臘哲學家 Plato 在其著作 Laws 及 Aristotle 在其著作 Politics 中都以 organon 一詞泛指一般的工具或器具。而 Plato 在其 Republic 一書及其後的哲學家或作家們亦以此詞代表任何 (或所有) 的樂器或工具。在古典及教會的拉丁文中之用法，則特指「樂器」。
-logy 來自古希臘文，有「說的意含」及「科學及部門名稱」等用法。字首與字根的結合，則成為音樂學中「一門以樂器為研究核心的學科」。而至1618年 Praetorius 更首先以「樂器學」一名稱來專指「有關樂器的科學」(the science of musical instruments) 。在牛津大學出版社的 Oxford Music Online (含學界常用的第二版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中，除了對早期樂器研究文獻及歷史發展做了全面地回顧外，也對於樂器學做了簡略的定義：此為一門致力於「研究樂器的歷史和社會功能、設計、建制和演奏彼此間關係」的學科；而形成此一學科的主要原因及其歷史背景，是19世紀歐洲及美國因殖民與傳教所帶回大量非西歐樂器，在博物館收藏及展示所引發的問題與研究工作。
在海峽兩岸許多音樂院校的課表中，樂器學往往是必修或選修的科目之一。但是在一般情況下，這些課程實質內容更接近「樂器介紹」或「樂器發展史」，這和西方樂器學的涵蓋範疇和理解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以下，我將藉此機會首先針對此學科的內容與其方法在西方民族音樂學界的發展，做一較完整的介紹；而後，我將對樂器學研究的新視角、樂器學與中國音樂研究及中大中國音樂資料館中國樂器收藏等議題進行探討。
樂器學與民族音樂學 （以下略）
樂器學研究的新視角 （以下略）
樂器學與中國音樂研究 （以下略）
中大中國音樂資料館中國樂器收藏 本樂器圖鑑的出版動機，也是本著這種資料共享的理念在。一方面，希望藉此把中國的樂器介紹給一般大眾 (特別是香港的讀者)，另一方面，更企盼這本書的準備過程，能收集、整理、記錄、歸納中大這一批樂器背後可能蘊藏的歷史及故事。對中國音樂及中樂在香港發展有興趣的讀者，又該如何來看待這批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由70年代至今所收藏的樂器？我們又應該如何藉此來一窺這批收藏所反映出的音樂文化呢？
正如同其他人類文明的各種物質文化一樣，這批來自不同地方的實物收藏，呈現著在其原生 (與仿製) 音樂文化的功能、象徵、審美、價位和地位。此外，當這批樂器在有意或非刻意狀況下被收集 (或購買) 與保存，也同時承載著收藏者個人收集、購買或收藏的概念、代表性的選擇和理論上的實踐。再者，做為共同的收藏單位，這批樂器亦反映著中大音樂系不同時代、不同教師對中國音樂理解 (或中國音樂與其他音樂文化關係之理解)、研究、教學的不同思想；相對於「事件的過去」，做為現時的收藏，這些樂器也同時透露了此機構現今的歷史記憶、治學理念，以及其交織而成的人際網絡。後者更呈現出中文大學音樂系在香港產、經、學界、海內外中國音樂界與國際民族音樂學界間，在教學與研究上的重要角色和歷史定位。這些，雖不足以等同中國音樂在香港 (或中國、或世界) 的發展史，卻也確確實實地反映出香港在中國音樂想像與實踐中的重要一環。
在現有的收藏中，共有550餘件來自香港本地、中國大陸、臺灣、日本、韓國、東南亞 (泰國、印尼)、南亞 (印度)、中亞與非洲的樂器。單就最基本的層面而言，這些來自各地不同文化的樂器，呈現著中文大學音樂系在中國音樂與民族音樂學上教學之獨特視野。樂器本身是極為重要的教材，它們不僅具備聽覺的獨特性，是其他物質文化少有的，也是任何文獻 (或圖像) 所無法取代的；許多樂器更在視覺的美感上極為考究，是視覺與聽覺互相聯繫、合而為一的重要例證。樂器呈現或再現著不同文化的特殊性、歷史的存在性、科技的發展性和美學的變異性。有時亦可令我們回憶起早已不復存在的音樂文化，與曾歷經的音樂經驗。而其原生態的樂器分類思想及方式，更可令我們窺得音樂與其主體文化之其他面向、或與異文化間的共通性。這些樂器不僅豐富了中大音樂系教學上的內容，更為中大音樂系在中國音樂與民族音樂學上之教學工作上奠定了難以替代的基礎。在一些訪談之中，我們觀察到校友們對於上課內容也許早已淡忘，但樂器及其發出的音色 (與樂音) 早已根深蒂固地存在記憶的深處，等待再次被喚醒。
透過這批收藏，我們可以看到，樂器在系內中國音樂教師們的學術生涯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以目前現存有關張世彬先生的檔案資料及學術著作來看，我們可以了解到張先生對中國音樂的研究包括以下成就：中國音樂史學、古譜轉譯 (含古琴打譜) 、古樂編曲，以及古琴演奏。在這批收藏樂器裡，我們更可以從現存張世彬先生製作的改革式古琴看到他對於古琴改革的想法。和同期文化大革命的琴箏瑟改革小組的改革理念相比，張先生的想法似乎希望在中國思想下，找到可能改進古琴音量的一條出路。又以目前仍任教音樂系的余少華教授為例，個人專精的樂器及由其衍生出的人脈關係，也是這批收藏的重點之一。杜泳之改革式機械軸弓、劉明源監製之板胡或新疆藝術學院 (吐爾洪) 所贈之維吾爾族樂器都是在這個網絡互動下的結果。同樣地，經由院務室轉贈的蘇振波先生教學曾用的二十一絃鋼絲箏、呂炳川先生收進的臺灣歌仔戲所用之大廣絃都留下了這批樂器所聯繫著的時空與人際網絡。
除了任教於音樂系的老師們，這批樂器收藏也記錄了港臺兩地音樂人的交往歷史；如：李銳祖製贈的椰胡、揚琴，阮仕春所製的四絃曲項琵琶，鑪峰樂苑之盧軾所贈的大阮及電大阮，林介聲所贈之潮樂琵琶、半音品位琵琶及潮式箏；Annette Fromel 女士所贈之中阮、譚天詩贈之兩排碼揚琴，徐英輝贈予的泰國笙 khad；或是借由其他途徑再轉贈之樂器，如：賽馬會音樂基金贈祟基國樂會的中胡、潮州十九絃箏，臺灣莊本立教授於1980年為慶祝祟基學院校慶所贈之特磬，香島獅子會贈留有題字「明德青年中心惠存」的鐃，或音樂系粵劇研究計劃所轉贈的一批粵劇伴奏樂器。
當然，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資料館所收藏的樂器有許多其他我們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如「古樂器複製特藏」有重要之古樂器複製品，包括一座三十六枚的曾侯乙編鐘、日本正倉院之唐代曲項琵琶、五絃琵琶、箜篌及阮咸等，不僅是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樂器及樂器發展之重要參考，同樣也是我們探索複製樂器工藝或古樂器展演的一項重要的材料。此外，中大的曾侯乙編鐘是湖北訂製的一套體積較小複製品，對於其複製工藝、收藏理念都值得我們未來加以研究。而複製於日本正倉院收藏的唐代樂器也值得我們相互對照，更可比較出不同時期 (複製時的想法理念) 對唐代樂器及其音樂文化的理解。
好似歷史文本般，透過這批樂器，許許多多隱藏不顯的過往事跡，可直接地或間接地再次重現在我們的面前，而這也是這批樂器收藏除了文化再現或歷史文物價值之外，另一個值得我們關切的重點所在。這本《追憶淡忘中的音樂往昔--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樂器收藏圖錄》主要分為四個部份，除了這篇有關樂器及樂器學研究的專文外，第二部份選錄了音樂系自成立以來由師生、系友及其他各地熱心樂師、樂友共同為本系之中國音樂資料館而收集的各地中國樂器，並進行介紹；其被選錄的原因除了一些具歷史文物價值的樂器外，樂器發展及改革的實例及其所反映出的歷史價值、仿製樂器的古代音樂文化價值，均為選錄的依據。而本書分類的方法則延用過去中大樂器收藏一貫的分類法 (即吹、拉、彈、打)。
本書的第三部份則收錄了2009年春季〈中國音樂專題二：樂器與樂器學研究〉 (MUS5281 Special Topic II: Chinese Music II -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Organological Studies) 課程中部份修課學生的學期研究報告。不論是郭欣欣的〈寄情於琴：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收藏之李銳祖所贈揚琴及其文化意涵〉、李環的〈百年滄桑：從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蔡福記」樂器的收藏看「蔡福記」樂器廠的經營變化 (1904-2009) 〉，還是陳子晉的〈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的館藏看中國笛子的改革〉，都是奠基在這批收藏或以其為主要對象加以展開的研究。藉助三十四件同屬「蔡福記」樂器廠生產 (或收藏) 的不同樂器種類收藏的資料與直接的實地考察，李環整理了「蔡福記」樂器廠百餘年來的經營變化，從中西樂器到專營古琴，這不僅和中大的收藏吻合，更反映出了香港在樂器製造的不同歷史階段的情況。從一張李銳祖贈與中大音樂系的揚琴，郭欣欣進一步探索一件樂器本身的故事如何記述著一段樂器改革的過去、對一件好樂器 (無論是聽覺或視覺上) 的要求、昔日藝術家間交往的情況，以及今人緬懷那段粵樂 (曲) 巔峰的過往。最後這篇文章是陳子晉從這批收藏中的各式不同形制的中國笛子的討論及訪談，令我們清晰地再次回顧近代中國樂器改革的足跡。
他們的報告不斷地提醒我們這批收藏的歷史價值 (無論是對中文大學或甚至對香港而言)，仍有待我們進一步的發掘和研究。本書的第四部份則陳列出中大音樂系中樂及世界樂器收藏的目錄，以提供未來有興趣的學者、同好進一步研究之參考。正如《樂記》提醒我們的：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如果在古代，特定樂器及其音色能令人產生某種特定的聯想--音樂背後的社稷倫常，那麼今日，這批收藏在中文大學音樂系的樂器收藏，同樣能令我們喚起那在世代交替之際，逐漸淡忘的過去；而那段往事--那段屬於中大音樂系 (和音樂人) 及香港樂壇曾經有過的往事，也只有在透過這批樂器重新反思接下來要跨出哪一步的當下，我們找到了關係著過去且引領著未來的那一扇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