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畫展[現代美衡館]對他來說就像被邀請居住於帕拿薩斯(Parn assus)聖地一般。
——庫尼茲(Stanley Kunitz)
他的惡作劇是在一所前身為青年會（YMCA)內的一巨大、「有如洞穴般」的畫室內進行。為了接近餐館內部的感覺，羅斯科特別以石膏板把畫室的三面牆蓋起來(約為二十三呎高的房間之三分之二空間)，然後再蓋一面可以移動的第四面木牆。他同時也在天花板上裝上滑輪，使他得以調整繪畫懸掛的高度。這個畫室一直保持陰暗的亮度，裏面八個窗戶--全部離地板十五呎高--其中有四個被羅斯科蓋建用來放畫的貯藏室所遮擋，下部的兩個窗戶則被石膏板封蓋起來。只有北面的兩扇窗透進一線微弱的光。馬哲威爾Robert Mothewell)形容這個房間為「一個陰暗的電影棚」。羅斯科的朋友亞敘頓(Dore Ashton) 覺得「那巨大的空間幽暗得像天主教堂一般」羅斯科在不強調這件工程背後的惡意時，則宣示它的崇高、甚至神聖的特徵，好像他不是為一所餐館作壁畫，而是為天主教堂製作宗教聖畫一般。他在一九五九年前往龐貝古城時，表示他的壁畫與那裏的神祕居室中的壁畫有「很密切的關係」-「同樣的感覺，同樣廣闊的沉鬱色彩」。他在展示這些壁畫給亞敘頓看時，羅斯科宣稱：「這不是繪畫。」「我創造了一個空間」。
在製作四季餐館壁畫的期間，羅斯科與他的妻子瑪爾(Mell)和九歲的女兒凱蒂(Kate)住在曼哈頓中城的一幢公寓內，地址是西五十四街102號，就在現代美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的轉角處。羅斯科不喜歡在畫家群集的地區作畫，也不喜歡在家裏作畫，他說在這種環境下，他有被「監視」的感覺。因此他的畫室找在下城偏遠的地方--包華利街（Bowery)222號，位於王子街與春街之間的舊青年會中;羅斯科用來作畫那個像天主教堂般的空間原來本是館中的體育場--裏面的堅木地板(到了一九九一年仍然存在)蓋滿了羅斯科用在壁畫上如血紅色的油彩斑塊。羅斯科在一個充滿貧窮、飢餓、遺世者、露宿街頭者的區域中為(或反)富人作晝。在冬天的時候，他往往穿著「一件長曳及地的陳舊大衣」和「一頂頭蓋被老鼠咬了一個洞的大黑帽」抵達畫室--簡單地說，他更像包華利街的居民，而不像是四季餐館的顧客。
羅斯科一向就是一個壯碩如熊的人，還有無饜的胃口，在五十六歲的時 候，他已經極為碩大。雖然他患了痛風症，但他仍然喜歡吃油膩的食物，又嗜煙嗜酒。他的醫生艾爾伯．格羅卡斯特 (Albert Gokest)說羅斯科的「最大慰藉就是卡洛里和酒精」。就在這段期間，他的婚姻也亮了紅燈，兩人時起爭執，而瑪爾也有了酗酒的毛病。
羅斯科在他的繪畫中可以為自己創造一個世界。而在他晚年中，他也為自己在世界上佔了一席之位--而且是日益超群的席位。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底，羅斯科夫婦被邀參加甘迺迪(John F．Kennedy)總統的就職典禮。他的一位侄子說要羅斯科為這種場合穿上適當的衣服「實在是一件充滿歷險的過程上」。羅斯科租了一套黑色禮服，由於席位是依字母次序排列的，因此他被安排坐在甘迺迪的「智囊團」之一羅斯托(Walt Rstow)的旁邊，羅斯科覺得羅斯托有點「瘋狂」。就像一位朋友所說，羅斯科這時正「處於事業的顛峰」。
在總統就職典禮前三天，他在現代美術館舉行一個為時兩個月的個展，成為他那一輩在世畫家中第一個在該美術館舉行個展的人。隨後的兩年間，這個展覽又巡迥到倫敦、阿姆斯特丹、巴塞爾、羅馬和巴黎等城市去展出。開幕之前，《時代週刊》（Time）和《新聞週刊》 (Newsweek) 都刊出了他的訪間文章，並且贏得熱烈的藝評，其中一篇由高德華特 (Robert Goldwater)所寫的文章，是羅斯科認為所有評述他作品中最有見地的一篇。到了一九六0年，羅斯科在藝術界的地位和經濟環境都非常穩固，這時他覺得四季餐館不可能變成他所希望創造的「環境」，因此他把訂金退還給四季餐館，並把他的作品撤回。
多年以來羅斯科都像紐約的城市流浪漢一般，即使成名之後，他仍然穿得像一個流浪漢，但是這時他的繪畫卻賣到一萬至一萬五千美金之間，並買了他生平的第一棟房子，是公園大道附近的一幢四層樓高的磚房，地址是東九十五街118號。他的穿著也多少有了一點改進。他自我調侃地說：「現在我有了一個銀行帳戶，我也該有一件銀行家的大衣。」到了五十八歲，羅斯科成為一位知名大師，並且財源滾滾，他足以對自己的成就感到非常滿意。
但是羅斯科是一個「鬥志強烈」的人，並「對人性具有敵視的態度」。作為一位旁觀者，他一直覺得備受冷落，並養成尖酸的人生觀。現在一旦成為局內人，他又覺得坐立不安和受到污染的感覺。他對「購買房子，成為屋主，不再是窮人」的事實極為憂慮。他對一些朋友埋怨他的妻子和他的會計師貝納．芮（Bernard Reis）強迫他買那幢房子。假如他不再貧窮，不再受屈待的話，那麼他又是誰呢?況且，羅斯科是一個寂寞、好動而又性喜群居的人，他很喜歡在他那五十四街的畫室附近的酒吧與藥房中留連。在他新買的紐約上城東邊富有區域的房子，他埋怨附近「沒有友善的酒吧，也沒有富趣味性的散步區或色情區。」成功同時也帶來令人頭痛的問題。「他與這個世界鬥爭太久了「安一瑪麗．列文(Anne-Marie Levine)說:「當這個世界向他致敬的時候，他便覺得自己過度讓步。」
拒絕斯格蘭大廈的委製繪畫使他確定自己並末讓步，仍然是一位繼績戰鬥的外圍者。成功所帶來的另一結果是失去同輩畫家的親密友誼--像克里福特．史提耳(Clyfford Still)和巴內特．紐曼(Barnett Newman)。他埋怨說:「再也沒有人可以同遊共玩，他們都忙著成就事業「羅斯科又恐懼那些年輕的畫家，尤其是普普畫家，他們都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他的地位，他警告道:「那些年輕的畫家等著要謀害我們」他對自己在藝術界所獲得的地位雖然並不怎麼安然自處，但是他也不願隨意拋棄多年經營的成果。
現代美術館的展覽帶來極為重要的轉捩點。羅斯科在一九五O年代間住在兩個居處，兩者距美術館都只有很短的一段路程;他在美術館的藏品中花了很多時間來觀摩，並喜歡在館中的咖啡室中留連，他在當地的一間義大利餐館維爾摩 (Valmor)中常常碰到館長巴爾(Alfred Barr)和展覽製作人杜魯絲．米勒 (Dorothy Miller);米勒小姐回憶道:「他常常過來與我們一起坐，並參與我們的閒聊。」但他卸一直怨恨美術館未曾在他最需要的時候給他應得的注目。他表示，「現代美術館沒有信念與勇氣，他們不懂得什麼是好畫，什麼是壞畫，因此為避免錨誤便各買一點。」現在美術館為他舉辦個展，他的反應卸仍然帶著憤怒的語氣:「他們需要我，我不需要他們。這個展覽會為美術館帶來尊嚴，但卻不能為我帶來尊嚴。」
但是羅斯科仍然感到一種「幸福」的凱旋感，似乎這個展覽的確為他帶來地位，甚至尊嚴。事實上，他甚為明白美術館有提升藝術地位的權力，因此威脅假如他不能在美術館的某一層展覽室中展出的話，他便不展。他的朋友庫尼茲回憶道:「當然，這是他那個時候生命中最重大的事件。」羅斯科在展出前後的行為「就像一個被中蠱的人一般」。這個展覽原來計畫在一九六0年四月至六月間展出，但卻兩度改期;而羅斯科為了這個展覽起碼準備了十八個月的時間。但是在開幕前兩天，他卻又取下六件作品，改以七件新作品來代替。在展出的最後一天，羅斯科企圖說服美術館延長展覽期限，他「很不情願讓他的展覽結束」。但庫尼茲又表示羅斯科覺得自己的參與「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自我背叛的行為，因為他對這個展覽如此重視完全違反了他對美術館所批評的話。」
波格 (Regina Bogat)是居住於羅斯科畫室對面的一位年輕畫家，她幫助羅斯科準備展覽的事務。她記得「他對現代美術館的感覺非常強烈，他對他過去的作品非常關注。」他把舊作品從貯藏室中取出，展開檢查，選出他要的作品，又把這些畫再存放起來，仔細量度其尺寸，又再重製繪畫的內框，「這件工作成為非常耗時耗力的事，他往往不知為何而忙。」她終於忍不住問他，既然如此痛苦，為何要展出呢？而羅斯科回答:「我要向我的家人證明我作畫家的選擇是正確的。」羅斯科的兩個哥哥都來參加畫展的開幕禮，其中一個在看完羅斯科的五十七件作品之後說:「我沒料到這個地方如此之大。」他想向家人炫耀真是白費工夫了。
開幕禮之後，羅斯科幾乎每天都在展覽場中留連。一位年輕的畫家向他說:「馬克，這是一個很好的畫展」，羅斯科則回答說:「這不是一個畫展，這是一件盛事。」但是羅斯科卻緊張地四處探首，與不以為然的陌生人討論，希望改變他們的看法。儘管如此，羅斯科本人即是他自己企圖說服的懷疑者。報界形容一月十六日的開幕禮為「一件豪華盛況」。被邀的貴賓包括老一輩畫家阿伯斯（Joseph Albers)、霍夫曼 (Hans Hofmann)、戴維斯(Stuart Davis)、杜象 (Marcel Duchmp)、達利 (Salvador Dali)和霍柏 (Edward Hopper);同時也有羅斯科同輩的畫家(德庫寧 [Willem de Kooning]、克萊恩[Franz Kline]、馬哲威爾和紐曼，以及年輕的畫家，如強斯(Jasper Johns)和雷．帕克(Ray Parker)，幾位藝評家(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夏皮洛[Meyer Shapiro]、高德華特，和一群畫商與收藏家(赫胥宏 [Joseph Hireshorn]和美爾隆[Paul Mellon])。羅斯科曾，「當一群人在觀看一幅畫的時候，我便想到褻瀆。」而他則成為這個儀式的中心人物。
費沙（John Hurt Fischer)寫道:「儘管他是一個愛熱鬧的人，羅斯科卻有點害羞;他本人就像他的作品一般在公眾場合中展出，在開始的時候，他有點怯場。後來當客人一個接一個地前來向他道賀時--通常是向他表示仰慕的情懷--他便開始鬆懈下來，顯得和靄可親。」在美術館的禮服宴會之後，大家又到大學廣場的一家酒吧去暢飲。第二天凌晨五點，他出現在一位朋友的公寓中。羅斯科說:「我感到很沮喪。」他顯然有點惆悵，並說:「因為每個人都可以看出我是一個騙子「他把他一生最好的作品暴露在他的朋友和大眾面前，羅斯科覺得一點意義都沒有，而且還有空虛的感覺。「整個企業都毫無意義。」他如此表示。而羅斯科的藝術企業也幾乎近於虛無。在現代美術館的開幕禮中，他長期努力所成就的成功片刻由怯場變成雀躍，最後卻又落至沮喪。
羅斯科企圖創作一些可使他在藝術界中佔一席之地的藝術作品，他無法把這些創作放置在餐館、美術館和觀眾面前，他的好勝性情、野心，他的強烈追求成功的欲望，他對成功的罪惡感，他的不妥協態度，他的妥協態度，他孤獨自處的性向，他對社群的渴望，他對貧窮與富裕的複雜感覺，他對別人的懷疑，他對自己的懷疑，他的沮喪——所有這些矛盾的感覺孕育在一九六O年代初期的馬克．羅斯科體內，都可以在他早期生活中找到存在根據。出生在蘇聯第文斯克（Dvinsk)的馬考斯．羅斯科維茲(Marcus Rothkowitz)，是二十世紀初期的著名安置區佩利(Pale of Settlement)中的一個卑微猶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