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從殖民地到國民黨的高壓統治
1.日據時代(1895-1945)
十九世紀末，中國在甲午戰爭中輸給了日本。雖然戰事是在距離台灣有兩千公里之遠的東北發生，然而馬關條約卻決定了台灣與澎湖外島要替戰爭承擔苦果的命運。
日本由於缺乏天然資源，一向具有擴張領土的野心。雖然日本的海外殖民史發展得比歐美稍晚，但他們對殖民地的統治風格卻兼具了法國、英國與荷蘭等帝國的特色。首先，和法國的殖民主義一樣，他們採取了同化政策，希望將被殖民者溶入到日本的文化中；第二，類似於英國的觀念，日本認為自己比其他種族都來得優秀，因此歧視非日本原籍的殖民地人民；第三，和重商的荷蘭一樣，日本也實行了一套以增進日本利益為主的經濟政策，並壓迫殖民地的人民來生產圖利於日本經濟體的產品。
1.1社會階段區分：皇民與平民
在討論到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時，法國學者馬特拉(Armand Mattelart, 1979a)強調要研究帝國與被侵略國中之知識階級結盟的現象(p.64)。他舉美洲為例，指出拉丁美洲國家中的布爾喬亞階級在六○年代，曾經和美國中央結合成一種互利的關係。當時，這些以知識份子為代表的階級盤據著中南美洲國家的大學與學術圈，他們漠視社會現實與庶民階級的需要，跟隨著美國的盎格普撒克遜人在理論與方法學方面的潮流，全心致力於科學的精緻化，並因而引進了美國大學與學術基金會前來推銷有助於其本身發展的計畫。其過程無異於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模式，它使得弱國之小布爾喬亞的知識份子階級愈來愈依賴由美國主導的計畫與分工，而逐漸與本國的發展和需要脫節(pp.30-3)。
同樣地，台灣的布爾喬亞階級也在日本殖民初期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透過他們的協助，不僅台灣人民逐漸同化於日本文化中，台灣的經濟體也成為日本中央經濟的附庸。
在清末時期，台灣社會上已存在著一批由地主與富商形成的階級，雖然他們大部分都是由大陸遷入的移民，其利益卻與台灣的命運密不可分。當清朝代表李鴻章在簽署馬關條約時曾經明白指出，台灣政權的轉移方式將完全由日方決定。而當他和代表日本的台灣首任總督樺山資紀會面時，更將起義抗日的原住民稱呼為「兇橫的蠻民」，這種表現無異是要將台灣人民拋棄。面對著這樣的處境，台灣士紳們對於自己的未來當然感到惴惴不安，遂一同組織了「台灣民主國」，並推舉原由清廷派駐的台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鈴木明，1992: 83)。然而，才不到幾天的時間，唐景崧就遁回大陸。士紳們為了保全他們的利益，遂立即改變策略，接受了富商辜顯榮的建議而與日本進行和談，並在避免流血的情況下，協助日人進入台北城。
馬關條約約定，在日人統治的頭兩年當中，台灣人民有權選擇留下或離開。待兩年過後，留下來的人便自然會成為日本的國民。結果在4,500名遷回大陸的人之外，剩下的260萬人都變成了日本屬民。雖然他們和出生於日本的本國人相比，階級要低一等。但相較於在南洋被日本殖民的人，所受到的待遇又好得多。此外，台灣總督是由日本總理大臣任命，他有權制定並施行和法律具同等效力的律令，這也有助於台灣本身的建設與現代化(王育德，1993: 112)。
日本殖民政府為了贏得社會士紳的支持，在一開始就對他們非常禮遇，同時表現得極為友善。除了頒佈「台灣紳章條規」來籠絡遺老之外，還舉辦了「饗老典」、揚文會，擺出政府是「敬老尊賢」的姿態，同時也藉以緩和他們的情緒，以培養出對日本政府的感情(王詩琅，1935: 31-4)。布爾喬亞及士紳們大多受封為享有特權的皇民階級。其中尚有許多人被政府延攬為地方諮詢及行政人員，並同時享有生產樟腦，或販賣鹽、鴨片及煙草的特權(吳文星，1992: 158)。至於其他包括農夫、勞工及原住民在內的人民，則被視為較低層的平民階級。除了日本人之外，他們還要遭遇到皇民階級的剝削。因此在殖民初期，武力抵抗的事件，此起彼落，讓日人大傷腦筋。一直到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派駐，採取軟硬兼施的政策，動亂才逐漸平靖(王育德，1993: 117-30)。
1.2語言控制與同化政策
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中，語言控制是極為重要的一環。漢文教育僅在小學中提供，小學以上的教學則完全使用日文(ibid.: 129)。由於日文是唯一的官方語言，閩南語只能在家庭這種非公共的領域中使用。至於北平話則幾乎聽不到。到了1937年，因為殖民政府推展皇民化運動的關係，就連使用閩南語都遭到禁止。在強力推廣日語的政策下，日語的普及率由1920年2.8%躍昇到1942年的60%(ibid.: 253)。但隨著國民黨政權的進入，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北平話卻成為新的官方語言。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日，仍有許多高齡的本省籍老人通日語卻不通國語的原因。
學習及使用母語的禁令對信奉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來說尤其難以承受。當時，已有許多優秀的台灣作家熱衷於發表反帝國主義及反封建制度的文學作品，但他們卻被迫要以殖民者的語言來寫作，真是情何以堪(ibid.: 149)，更具反諷性的是，像蔡培火、林獻堂、蔣渭水這些反殖民的作家與知識份子都是在日本受教育，外表上和日本人其實很難區別。這個現象讓我聯想到非洲一些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後殖民作家。根據巴峇(Homi K. Bhabha, 1994)的說法，當這些人必須要以殖民者的語言而非自己的母語來寫作時，他們面臨到了「翻易」(翻譯及變易〔mimicry〕)的問題：「在殖民統治下的『翻易』乃是冀望成為一個改革過，能被認可的『他類』(other)。作為一個主體，他帶有幾乎完全相同，而又不完全一樣的差異。」由於「翻易」論述是奠基於這樣曖昧的基礎上，「充滿著不確定性」，它代表著一種差異的展現，同時「也是一個自我否定的過程」。被殖民的人民被迫對自己的語言疏離，並學來另一套知識的規範，他們也因而被變形到一種「不確定」的狀態中，被膠著在只有「局部存在」的處境裡(p.86)。因此，殖民地的作家經常要透過「堅持成立自己的國家」這種途徑來宣示其認同感。林獻堂以及他的同志們就是透過《台灣青年》來發表台灣民權思想。表面上是以致力於中日親善為目標，實際上則是對「理想化」的祖國寄以鄉愁。這份發行於1923年的雜誌也是第一份以中國母語出版的刊物。並在1929年從月刊的形式改成日報《台灣新民報》(王育德，1993: 130)。
在日據時代，來自富有家庭的子女通常會赴日求學，而日本大學和本地大學的畢業生是七與一之比。由日本學成返台的留學生逐漸成為台灣社會的菁英及領導階級。相形之下，在殖民政府的限制下，赴
大陸求學的人數就相當有限。根據調查，截至1928年為止，只有344位。這些被本省人稱為「半山」的大陸留學生在台系政客中代表著與留日派不同的一股勢力，他們自蔣介石時期開始被委以重任。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了。日本殖民政府為了徵召更多人成為他們侵略戰爭中馴服的愚忠部隊，推行了所謂的「皇民化運動」。除了規定台灣人要操日文說日語之外，還鼓勵人們穿和服、拜日本天神、學習日本習俗以及改姓日本姓氏等。其目的是要讓人們透過這樣的方式認同自己為日本人，並效忠於日本天皇，甘願被派往中國大陸和南洋等地，在日本無理的侵略戰爭中被進一步剝削，甚至犧牲生命。在吳濁水的《亞細亞的孤兒》一書中就描寫了當時被日本遣送到海外參加戰役之台灣人的尷尬處境，一方面他們會遭到中國人的鄙視，被指為是「出賣祖國」；而另一方面，他們也得不到日本人的信任，經常會被懷疑為替中國工作的間諜(戴國煇，1992: 87)。就連志願赴大陸，要參加抗日工作的台籍青年，也常被指控為日本人派來的奸細(侯孝賢在“好男好女”一片中有詳細的描寫)。在太平洋戰爭於1941年發生之後，包括原住民在內，有大約25萬到30萬之間的台灣人被送到戰場，其中有3萬人再也沒有回來。然而這段歷史卻從來沒有被日本的傳播媒體報導過(鈴木明，1992: 121)。就是在台灣，也直到近年才因為台灣史料的研究熱潮，才引起一般人的注意。
1.3殖民地經濟
學者法蘭克(A. Gunder Frank)在〈經濟落後地區中的開發〉(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一文中提到已開發與未開發國家間存在著一種「大都會／衛星城市」般的關係。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擴張滲透到了拉丁美洲各個國家與殖民地中，並因而重組了當地人民在經濟、政治與社會等各方面的生活。所謂「都會與衛星城市」的共生結構也已經從歐洲、美國(中心)及拉丁美洲國家(邊緣)之間延伸到了原本也是衛星國的西班牙、葡萄牙和他們的中南美殖民地之間。西、葡二國一方面扮演著都會國角色，自拉丁美洲的衛星國吸取其資源及經濟過剩，而另一方面也扮演著衛星國的角色，將一部分的利潤轉供歐洲都會國來吸取。因此，未開發國家終將無法逃離其作為世界霸權附庸的衛星國命運，而都會國卻因占著「融合全球、全國及地方結構於一身」的優勢，可以持續增進其本身的發展，並從而堅固其霸權的地位(1969: 6-7)。
早在荷蘭殖民時期，台灣的經濟型態就已淪為衛星地位。不但像鹿茸、鹿肉這樣的天然資源受到剝削，台灣人民還被迫去消費像鴉片這樣的有害產品。台灣的貿易地位雖然益形重要，大部分的利潤卻跑到了外國人的手中。在日據時代，經濟發展仍然沿著舊有的模式，也就是根據殖民國的需要來生產。例如，在1905年之後，台灣的稻米增產基本上就是為了應付日本因日蘇戰爭而產生的糧食短缺問題(高橋龜吉，1985)。
糖業發展是另外一個例子。由於國際市場對蔗糖的需求量大，日本政府在排除了所有的國外資金後，強迫人民種植甘蔗。但是製糖業和其他主要的工業一樣都是由日本公司專賣。透過對台灣廉價勞工以及豐富資源的雙重剝削，日本很快地就從台灣賺得了龐大的利潤。根據估計，從1897到1921年之間，日本在台貿易上至少賺得了十二億日圓的淨利，這也是它在1904年以前所投下之金額的十倍(王曉波，1985: 36)。另外稅收也是一大財源，每年光是由製糖業取得的出廠稅就有兩千萬日圓(王育德，1993: 114)。我們可以說日本是靠台灣才能累積到足夠的資本來遂行其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
法蘭克(1969)另外也指出，都會國不但將衛星國看作是主要產品的提供者，同時也是資本的來源。但一旦這些產品(如蔗糖)的市場萎縮，衛星國就會遭到被拋棄的命運，並因受制於其既存的經濟結構而淪落到經濟極度落後的處境(p.13)。不過，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方式卻有些不同，因為日本將台灣視為其領土的一部分，並自明治時期開始就鼓勵日本人移居台灣。對日本的統治者而言，除了經濟上的剝削，同化台灣人民為日本人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至於在建設方面，台灣也並沒有被局限在農業社會的格局，而相當程度地朝向工業化的目標開發(高橋龜吉，1985: 7)。
在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中，相對於清廷的腐敗，日本政府倒做了不少具建設性的事，而台灣的生活水準也因此比大陸高出不少。日本除了讓島上的基本設施粗具規模外，在改進教育體系、實施農地改革方面也都有建樹。一直到今天，台灣人民仍受益於當年所打下的基礎(Nordhau, 1992)。但話說回來，這也形成了台灣目前最嚴重的經濟問題，也就是在機件、知識及技術方面均無法脫離日本的影響，而使日本持續成為台灣最大的出超國。
2.國民黨接管台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盟軍投降，兩個月後，台灣回歸到中國的版圖。七十萬名日本人在和平的氣氛下離開台灣。令大陸不解地是許多台灣人居然還依依不捨地到火車站送行。其實對行中許多日本人來說，他們在台灣生活了四十多年，有的甚至於是生長於斯，與台灣人民也培養出了深厚的情感，送行其實是件非常自然的事(鈴木明，1992: 121-2)。
經過了半個世紀的隔絕，台灣人民仰首盼望，以極為興奮的心情來歡迎國民政府的接收，然而令他們失望的是自基隆上岸的國軍看來卻像個戰敗之師，軍容殘破不堪不說，軍紀也有待整肅。當時由於中國仍在內戰之中，國民黨對台灣的接收工作未經過仔細的考量，也沒有顧慮到台灣人民的感受，就以征服者的姿態君臨台灣，也難怪日後會發展出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敵對情緒了。
陳儀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又娶了日本妻小，因此被認為是「知日派」。蔣介石派任他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乃由於他曾任福建省主席，理應對閩南人非常了解。他的權力比日據時代的總督還大，不但掌管立法、行政、司法，同時還握有兵權(王育德，1993: 156)。不幸的是，陳儀和他的隨員卻以極度傲慢的姿態向台灣人民進行剝削，台灣人不但被排斥於重要的社會位置之外，還得忍受官警的橫暴與貪污。此外還有許多貪圖僥倖謀利的投機份子從對岸湧來，他們蓄意拆除了日本人留下的工業基本設備，並偷偷將值錢的零件運回上海販賣(Reid, 1992: 41)，結果才不到一年的時間，嚴重的通貨膨脹就拖垮了台灣的經濟。以米價而言，就上漲了四百倍(蘇新，1992: 291)。自1945年11月到1947年1月，食品的物價指數就由3323漲到了21058；衣服的指數也由5741漲到了24483；而燃料的指數更從963漲到14091(林書揚，1992: 80)。
在社會地位方面，包括政府以及產業中的重要位置都被大陸人從本地人的手中接收過去了，其中當然有不少是靠關係而沒有能力的人(Mendel, 1970: 30)。台灣的士紳階級因為曾與日本人友好而特別得不到官方的信賴。再加上語言的障礙(官方語言已由日文改為中文)，使他們也無能勝任重要的工作。至於知識份子方面，許多人因為跟隨著社會主義的世界潮流，嚮往馬克思(Karl Marx)理念，而被國民黨視為共產黨的同路人，加以迫害，其下場要比富紳來得更為悲慘。
失業人口是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據估計，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勞動力都沒有工作(idid: 29)。在戰前，曾經有五萬名勞工在工廠裡工作；但到了1947年年初，仍保有工作的人卻只剩下五千名(張旭成，1992: 117)。日本的殖民時代雖然結束了，但對台灣人而言，華人統治下的經濟掠奪及政治歧視與迫害都更甚於以往。回歸祖國的懷抱卻讓他們陷入了被「內部殖民」的處境。因此，許多人反而懷念起日據時代的生活來。而愈形尖銳的省籍衝突也就讓隨後而來的二二八事件變得無法避免了。
3.二二八事件以及其影響
二二八事件發生在1947年2月28日，起因是27日傍晚，當六名台灣省「專賣局」的緝私警員在台北太平町一帶取締私煙時，毆打了一位本省籍販賣私煙的婦人，並不慎開槍擊斃一名旁觀市民，此事件引起群眾憤怒並包圍了警察局和憲兵隊。次日，有更多的民眾集結在長官公署(今總統府)前的廣場請願，要求省政改革。結果為了驅散民眾，憲兵用機關槍向民眾掃射，造成至少四個人死亡，九十多人受傷(張旭成，1992: 111)。被激怒的民眾除了攻擊外省人以及由外省人開設的店舖外，還占領了一家廣播電台，將軍人槍殺民眾的消息廣播出去。很快地，一件原本單純的緝私煙事件就失控成為全省性的群眾暴動。
當時，國民黨將這個暴動判定是由知識份子以及都市中產階級所共同策劃的組織性謀反，並在3月8日由大陸調來大批軍隊，展開為期三天的武力鎮壓行動(Kerr, 1986: 389)。結果不但直接參與暴動以及抗議活動的人被捕，就連許多倡言抗革的民間領袖、知識份子以及律師、作家、醫生等社會菁英也一併成為報復對象。這些人的命運不是被處決就是成為失蹤人口。整個事件到底有多少人受難眾說紛紜，但綜合卡兒(George Kerr)、孟德爾(Douglas Mendel)以及邁之那(Maurice Meisner)等西方學者的說法，應在一萬人以上(林宗光，1992: 94)。
廣播媒體在當時扮演著重要角色。台灣第一家廣播電台是於1931年開播的。到了1945年，國民黨政權來台時，廣播收聽戶已達到了97,823戶(約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八)(李瞻，1976)。廣播媒體是人民主要的新聞來源。在日本投降這天，因為民眾前一天就已從廣播預告得知日本天皇要在中午作重大的宣示，所以人人都守候著收音機，並且聽到了「戰爭終於結束」這個大好的消息(戴國煇，1992: 89)。而當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在台北占領著電台的反動人士也曾透過廣播鼓動民眾要起來和外省人抗爭。訊息散佈出去後，在全省各地有更多的電台也紛紛被異議份子占據。根據官方的說法，就是因為這些「暴民」不斷地虛構事實，誇稱國府及在台外省籍公務員是如何地虐待台胞，國軍是如何地屠殺台胞，飛機又是如何地轟炸平民等，事件的演變才會愈趨惡化，並且引起台胞的排外怒潮，在各地紛起暴動，毆打外省人(陳芳明，1992: 221)。
經過多番斡旋，國府終於恢復了它對電台的控制，而廣播媒體卻立刻變成反暴動的工具，向人民宣佈戒嚴以及「藏匿武器者死」的禁令(林宗光，1992: 93)。此外，陳儀還用媒體來作國際宣傳：一樁美國領事館的窗戶被抗議份子用石頭擊破的事件，卻經無線電向國際廣播為台灣人民正以石頭全面進攻美國領事館，其誇大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國際的注意力(ibid.: 88)。
在二二八事件結束後的四十多年中，國民黨始終將之視為禁忌話題，並盡可能地掩蓋真相，一直到1992年，才正式表示遺憾。但此事件早已在反對運動中被一再運用為凸顯「省籍意識」的象徵。換句話說，二二八事件不但對國府所提倡的「大中國意識」具有顛覆效果，同時也讓人民的國家認同處於極端不確定的狀態。它不單被海外倡言台獨的異議份子再三運用，同時也成為島內鼓吹「台灣意識」之反對人士的最佳武器。
此外，二二八事件對國府早期的政治結構佈局也有極深遠的影響。在暴動發生後，國民黨對本省籍人士原本就不高的信任度更為降低，並因而將他們排除在重要官位之外。一般說來，中央級的位置均由外省人把持，而省及地方級的位置則由本省人出任。在行政首長方面，雖然內政及交通二部習慣上是以本省政客出任，但所賦予的實權都並不高(張旭成，1992: 125)。這樣的權力分配結構一直維持到1988年，在李登輝就任總統之後才大為改觀。
4.五○年代：管制系統的建立
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進入了所謂的「白色恐怖」時期。這個通常被馬克思學派及社會主義份子用來形容右翼反革命行動的名稱，在這裡則是用來形容國民黨的高壓統治以及他們對「顛覆份子」所使用的殘暴手段。所謂「顛覆份子」包括有兩類，第一類是共產黨的同情者——在1940年代末期，有為數極多的國民黨員倒戈到共產黨的陣營中，顯現出共黨對國民黨滲透的嚴重程度。到了1950年代，剛將整個大好河山輸掉的國民黨為了防止歷史重演，立意要清除所有可疑的共黨份子。在「寧可錯殺，不可放縱」的前提下，以外省人為主的許多無辜百姓遭到拘捕。至於第二類的「顛覆份子」指的則是早期致力於台灣獨立運動的台籍人士。對國民黨而言，獨立的主張與1946年通過的憲法相砥觸，是屬於煽動叛亂的言論，當然要加以壓制，許多政治信仰不同的知識份子便因而陷身囹圄，成了政治犯。
國民黨在1949年全面退據台灣後，立刻頒佈戒嚴令，並據以凍結了許多保障代議式民主的條款。而自大陸選出的民意代表卻因而可以在台灣的立法院與國民大會中繼續保有他們的席位。這個狀況一直維持了三十八年之久，至到1987年取消戒嚴令為止。
由於國民黨堅稱國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灣在體制上僅是隸屬於中華民國的一個行省，因此在行政上必須要作中央政府(台北)與省政府(南投)的區分。在解嚴之前，直接選舉乃限制在地方之縣市鄉鎮的層次，直到1959年才開始舉辦省議員的選舉。至於在中央的層次，則只有少數代表台灣的席位得以改選，其他則全由選自1947至1948年間的大陸代表無限期續任，這些人也因而得到「萬年國代」的封號，直到1992年全面改選前才退職。
在戒嚴時期，除了戒嚴令之外，國府還頒佈了「國家總動員法」、「動員戡亂時期匪諜處置條例」、「懲治叛亂條例」以及「出版管制法」等。這些法令也就是國民黨在迫害數以千計的政治犯時所依據的工具(林書揚，1992: 128)。
在管制條例之外，國民黨還建立了一套嚴密監視人民政治、經濟及社會活動的情報系統。在街頭以及車站、市場、會議廳這些公共場所到處都可以見到政治性標語的懸掛與張貼，像是「匪諜就在你身邊」、「知情不報與匪同罪」、「通匪者死」等等。這些威嚇性的句子替人民的生活製造了一種不安而恐怖的氣氛。至於報章雜誌更是經常充滿了以反共為主題的文章(ibid.: 132)。
此外，凡是警察、憲兵或警總人員在當時都可以逮捕老百姓。在抓人時，他們不需要出示逮捕狀。在偵訊的過程當中，非但沒有時間限制，也不會知會家屬，對犯人還經常施以刑求。在五○年代初期，政治犯通常是以軍法來審判的。犯人受審時不但未經起訴程序，庭上也沒有辯護律師。而在定罪時，更經常沒有判決書，就連受審人的上訴權利也一併被剝奪了(ibid.: 133)。
在結束本章的討論前，值得附加一提的是，國民黨為了鞏固政權，運用經濟利益來平衡本省人政治權力的作法。如前所述，由於中央的權力結構為大陸人所把持，本省籍政客發揮的空間因而被局限在地方的層次。為了平復台灣人不滿的情緒，國民黨在經濟上實施了土地改革政策，也就是將地主的利益平均分給了當時代表社會最大勢力的農人。另外，國府還開放了一些公營的外銷產業(如香菇、鳳梨、蘆筍等)給地主經營，並繼續保持本身對糖業、煙酒等較重要項目的專賣。透過這種方式，國民黨希望本省人的興趣與精力可以暫時由政治轉移到經濟方面。
台灣複雜而動盪不定的歷史經驗替台灣人民製造了一個多面貌的認同現象。這可以由西方對台灣多樣的稱呼中反應出來：像“For-mosa”(福爾摩沙，由最早來自西方的葡萄牙人所取)，“Nationalist
China”(國民黨的中國)，“Free China”(自由中國)以及最近出現的“Island China”(島嶼中國)、“China Taipei”(中國‧台北)等。而中共則仍然稱台灣為“Taiwan Province”(台灣省)。半個世紀過去了，有關台灣到底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還是屬於中國之一省的爭議不斷。本章主要想傳達的訊息是：雖然自種族的角度而言，台灣人民均屬華裔，但就政治的立場來看，台灣與大陸其實自上個世紀開始就已互相隔離。此外，在文化上，台灣更接受了來自不同外國勢力的影響。因此在談到國家及文化認同這個議題時，我們應該拋掉種族的因素，而多自歷史結構的層面來進行觀察與研究，才能夠避免各執一詞的無謂對立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