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是那種生活下去的姿態,還是出於靈魂的共鳴,對於薩伊德與大江先生的發言,我感觸良多。與您同年出生的薩伊德,在二○○四年九月因白血病去世,他一直奮鬥到最後一刻,為朋友們留下「就理性而言,我是悲觀主義的,但就意志而言,我是樂觀主義的」這麼一句話。他告訴朋友,阿拉法特是無可替代的,並沒有其他選擇,也沒有其他道路可走,但相信事態終將改善,就這個意義而言,自己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大家都說,他有必要相信人們不可能永遠持續彼此間的爭端,對於薩伊德來說,這個必要是非常迫切的。最近我看了由佐藤真導演的電影「格格不入」(Out of Place),大江先生在被核保護傘所覆蓋的狀況下,作出大膽而貫穿著樂觀主義的發言,現在,我終於理解您這發言的真意。與此同時,薩伊德在面對「後期的工作」時,也被大江先生作品所表現出來的「悲嘆」(grief)情感所大大觸動。 實際上,我曾經收到過寫有以上內容的信函。年過五十之後,我創作的《致令人懷念的歲月的信》,很快就出版了法文譯本,薩伊德與我邂逅相識時,對我說了他的批評意見,並說為此寫了很長的讀書筆記。而且呀,他對《致令人懷念的歲月的信》裡那位名叫義兄的人物產生了共鳴。這位年歲稍長的義兄,一直引導著與我本人多有重合的主人公,他給那位與我相似、也是作家的主人公寫了一封批判的信函:
「在你的觀察中,你所說的『悲嘆』,也就是grief感情,會反覆抓住超過一定年齡的人。對於你的這個觀察,作為基於經驗的語言,我也表示贊同,實際上,我也確實產生了共鳴,甚至想將其改稱為攫取住我們的『悲嘆』感情。但是,倘若讓我這個年歲稍長於你的人,以同樣基於經驗的語言來表述,會存在與你所說的內容不盡一致的地方。年輕的時候,也會持有某種悲嘆的感情,但那是一種粗野的東西。對於這個觀察,我表示完全贊成。(中略)另外,關於你接下去所說──上了年歲後便會意識到,那種東西卻變成了非常安靜的悲嘆──的看法,細說起來,我還是表示階段性的、過程性的贊同,因為我回想起,就在剛剛過去的這個時期,我本人也曾自覺到這種情感。但是,對於下面這一段話,比你年長五歲的我卻絕對無法贊同:我在想,今後隨著年歲的進一步增長,(非常安靜的悲嘆之感情)這種感情該不會益發深沉吧?上了年歲,接著突然發生某種倒退,粗野的、叫作悲嘆的那種東西或許正在等待著自己。K君啊,你沒這麼想過嗎?」
就是這一段,薩伊德說是做了筆記。他在去世前的十年間,一直思考和記錄下來的東西經整理後,便是於紐約出版的文集《晚期風格》,其內封上只有我那篇長長的推薦文。這是一部有關藝術家晚年工作姿態的著作。薩伊德在書中表示,人到晚年之後,無論悲傷也好,憤怒也好,對於人生及世界的疑惑也好,能夠以猛烈的勢頭調整這一切、面對這一切,並推進自己工作的人,是藝術家。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曾這樣做過;說到演奏家,格魯恩.顧爾德也是如此;作家湯瑪斯.曼亦做過同樣的事。晚年的薩伊德所思考的主題,是我在自己沒有覺察到的狀態下,於將近二十年前寫入自己小說中的、針對主人公的批判性呼籲。將其解讀出來的,則是愛德華.薩伊德。
所謂文學,其到達之處常常會超越其作者(或詩人或作家)的意識,這是我從年輕時就持有的信念。我總是夢想著,這個奇蹟能否也應驗於自己身上?如果能夠,那就太好了。總之,除了寫小說之外再無能事的我,就在這個夢境中生活至今。尤其是自從患有先天性殘疾的孩子出生以來,我認為很大一部分時間必須用於與光一起生活,但是文學還在繼續。只要我還在從事著文學,自己的文學就要表現與兒子的共同生活。於是,文學寫作便與「我和兒子的共生」重疊起來,雙方只能是互相深化的關係。當時我還認為,這個做法,或許會成為自己想像力的一種形式。就這樣,我走過了四十年的歷程。日後出現了薩伊德這樣的讀者,透過作品的翻譯文本,解讀出在那四十年過程中自己未曾覺察到的東西。接著我們成了朋友,這一切實在不可思議吧!這就是文學這門藝術最具魅力的妙處。
一九六三年 長子.光誕生 ──我也認為,每個讀者都可以體驗到自己的實際人生與作品世界之間,所發生的不可思議的呼應。所謂文學,確實可以與閱讀者產生聯繫,從而益發開闊。以我本人而言,就曾數度體驗到大江作品中的內容,與自己經歷過的事情產生聯繫的、那種不可思議的感覺。現在,我可以請教關於光誕生時的一些情況嗎? 光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出生。當時醫生告訴我,孩子頭部長了一個大瘤,必須進行手術治療。醫生還說,不知道手術能否延續孩子的生命,即使生命得以延續,也會遺留下殘疾。那位年輕的醫生特地來到我的處所,甚至說:「大概會成為植物人吧!」一切就這麼開始了。從孩子出生那天起,我每天前往醫院探望孩子,還要去妻子住的醫院探望妻子,生活就這樣持續著。要給嬰兒起名字,還必須辦理戶籍登記,這些事情弄得我簡直暈頭轉向。就在這會兒,世田谷區公所的工作人員送來通知,表示:「聽說公子誕生了,好像還沒出院,但儘管如此,也必須進行戶籍登記。距離截止日只剩下三天時間了。」於是我和妻子商量,但妻子卻說名字想讓我來取,並讓我辦理相關手續。
當時我母親從四國來到東京,就住在成城那座租住的房屋裡,協助我們料理日常生活。那陣子我正在閱讀西蒙娜.薇依的作品,雖然母親暫居於隔壁的房間裡,我卻因為陷於憂鬱之中,每天奔走於兩所醫院之間,即使回到家裡,也幾乎不與母親說話,只是閱讀西蒙娜.薇依的作品。作品中有個寓言,是因鈕特人的寓言,說的是世界剛形成之時,大地上有烏鴉啄食落於地面的豆子,但是四周一片漆黑,無法看清楚餌料。於是那烏鴉便想:這世界上若有光亮,啄食起來該有多麼方便呀!」就在烏鴉這麼想的瞬間,世界便充滿了光亮。薇依在她的書裡寫道,如果真的希望、期待和祈願,只要是真正如此寄望,那麼所持有的希望將得以實現。雖然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假如神當真存在,不就會與那在黑黝黝的世界裡尋找光亮的希望產生聯繫嗎?從我的孩子降生開始,我就一直思考著這樣的問題。
於是我告訴母親,說起從薇依的作品中感受到的共鳴:「我打算從薇依的書裡,給孩子取一個名字。」母親說:「那好呀!」我有個不好的習慣,就是在這種時刻,往往會說些不入耳的話。「我已經想好了,就叫烏鴉這名字。大江烏鴉就是你孫子的名字。」我才剛這麼說,母親便怒上心頭,下樓回自己房間。我也感到後悔(笑),卻是毫無辦法。隔日清晨,我正要出門去辦理戶籍手續,母親對我說:「烏鴉這名字也很好嘛!」我終於可以表示歉意了:「昨天真是對不起,我把名字改成了光。」哎呀,說起來有點兒開玩笑的感覺,由於妻子的名字是「由佳里」,而「光」的發音則合著那韻腳。
──現在您說著這些像是開玩笑的話,但是在那個階段卻遠遠談不上笑話。說實話,身為年輕的父親,您當時正處於混亂和困惑之中。 是的。我身上存在著某種樂觀的東西,處於這種時刻中,我會認為:「好吧!既然遇上了這種困難,就竭盡全力幹上一場吧!」雖然平常總是感到悲觀,但是一旦遇上實際困難,便會端正態度,認真對待。這就是我的另一種性格。儘管醫生表示「就連能否活下來都不知道」,但是我那在新生兒病房裡的兒子,雖然頭上頂著一個大瘤,卻與那些患有內臟疾病、面色發青的孩子不同,他滿面紅光,一天天地迅速成長,倒像是被產在灰椋鳥巢裡的杜鵑雛鳥般,引人注目地迅速長大,顯得精神十足,以致被相鄰病床那嬰兒的母親說為「討厭」。我呀,就在那個過程中逐漸產生一個想法--設法朝著光明的方向前行,認為自己起「光」這名字是正確的。
我們還是回到薩伊德的話題上來。在佐藤真導演的電影「格格不入」中,友人前往醫院探視處於彌留之際的薩伊德,並作了證言的場面非常重要。薩伊德那位名為邁克爾.伍德福特的朋友說道:「薩伊德憤怒至極。那是因為隨著體力的衰弱,自己的言論活動無法充分展開。他知道巴勒斯坦的狀況已經極為糟糕,但是他並沒有陷入絕望,他懷有光明的預測。」剛才你也提到,就是「既沒有取代阿拉法特的選擇,也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倒不是因為已經發現了其他道路,而是由於痛感有必要相信事態終將改善。人們肯定不會永遠繼續著這樣的悲劇,總有一天,一定會發生變化。」
薩伊德知道自己將因白血病而辭世,但他在與疾病搏鬥的同時,認為去世前仍要認真從事重要工作,不能停下有關巴勒斯坦問題的言論活動。這就是藝術家,將這一切記述下來,則是自己的晚期風格。他就是在這種狀態中死去。
於是我回想起自己年輕的時候,在經歷各種苦難的過程中,好像也曾有過與此相似的想法。光患有先天性殘疾,對於一個嬰兒來說,他面臨著巨大的困難。然而,他卻從那種狀態中一點一點地恢復著。目前他仍然患有以癲癇為主的嚴重疾病,雖然他的智力發育依然遲緩,卻認真地學習了音樂,從事著作曲工作。在光出生的時候,以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他的困難便是人類的問題,只要他還生活著,就一定會面向設法解決的方向努力。」我認為,當時思考與薩伊德相同方向的問題,是正確的。進一步面向社會擴展開來,在政治方面,我一直思考著這個問題:日本人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那就是由於擁有核武器的美軍基地的存在,日本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而我,則想要改變這個共同的想法。然而,我在有生之年已經不可能實現這個目標了。依存於沖繩美軍基地的日本,還有中國、韓國、北朝鮮、美國,以及更為廣闊的世界。但是,由於這是人類的問題,我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可以獲得解決,如同陪伴薩伊德走完人生的希望一樣。
──身為社會的弱者,不,對我們所有人來說,何為最困難的狀況?即使在這個問題上,您與薩伊德的看法也有驚人的一致性。 是啊,正如你所說。那是逃亡者的課題。薩伊德這樣說道:「自己的國家、土地被掠奪,家庭財產也好,國籍也罷,全都被剝奪,只能屈辱地生活下去。包括這些人的食物和居所在內,均存在著各種問題,但是最為痛苦的,是原先已經獲得社會地位的人,這一切被完全搗毀。就社會性而言,淪為一無所有的悲慘狀態。」就我來說,日本社會對於智障者的態度正在逐漸改善。儘管如此,當我與光一同行走在街上時,也曾感到遭受了侮辱,光也經常感覺到這種侮辱。好比去唱片行挑選CD或在餐館用餐,他會突然顯露出非常非常不高興的表情。當他覺察到自己受到輕蔑或忽視,他首先便會感到不愉快。
相反地,光的心情最為爽朗之時,是他自己作了曲,曲子被灌製成CD,並為他舉辦了音樂會,得到實實在在的掌聲,被要求「再來一遍」並應聽眾要求上臺致謝,然後說上幾句客套話的時候。這可是他被視為「創作了這些美妙音樂的人」而得到承認的瞬間。他因為覺察到自己被社會認知為「一個人」而快活。這是光本人完成的,也是我們家庭為光面向那裡而一直充作後盾的結果,對於我和妻子來說,這也是一個為幸福的瞬間。
──薩伊德在音樂評論領域也有卓越的貢獻,晚年曾與指揮家丹尼爾.巴倫波因共同從事音樂教育活動,而他本人也彈奏鋼琴,這與他對光的理解是有內在聯繫的吧!在傾聽您的話之後,我深切地感覺到,大江先生的精神活動──對同時代的困難和現代人的窘境之認識,並不是抽象的理論,而是處於在眼前成長起來的光的存在、這種絕對性影響之下。 現在回想起來,情況確實如你所說。生活在患有智障的孩子那個家庭的成員,總是以此為前提而創作自己小說裡的寫作方法,自然會存在著批判。即使是我,倘若在與自己生活毫無關係之處展開想像力並工作至今,可能成為與現在的我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作家吧!
先前我說到,完全憑藉展開自己的觀念而開始創作小說,在剛開始寫小說時,並沒有考慮到現實生活的反映。以前我雖然這麼認為,但是回過頭來重新閱讀自己的小說時,卻發現在一九五○年代後半期,曾在戰爭中度過童年時光的農村青年來到東京,在生活裡始終懷有不安的心情。時代照射過來的光亮,也灑在了小說人物身上。
在日本,有一種叫作「私小說」的文類,是專門敘說自我的小說。我則要寫出與此完全不同的東西,想要做日本人能夠介入世界文學的工作──這是學習外國文學的學生都抱有的野心,我也是從一開始就有這種想法。
接著,我開始了工作,但我寫的只是觀念性和想像性小說,於是很快地走到了盡頭。那時候,我的孩子出生了,卻被告知身體異常。在那個瞬間,年輕的我進入了與以往生活全然不同的極限狀態。和那些狀況一一對抗下去的實際生活,與接受「寫出純文學的、全新的特別作品」的約稿連接起來,將自己生活於痛苦中與將之寫入小說的進程,就這麼展開了。小說創作接近尾聲,也為現實生活畫上了一個句號。當然在現實裡,我和光的共同生活還在繼續。光誕生之後的那一年,或許是自己這七十一年生涯中最為特別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