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之道〔論君道第一〕
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以濫刑。
－－魏徵未聞身理而國亂者
貞觀（唐太宗年號，公元六二七年至六四九年）初年，唐太宗對眾侍臣說：
「當一國國君的基本原則，必須先保存老百姓。若損害老百姓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私欲，就如同割自己大腿上的肉來填飽自己的肚子。肚子填飽了，人也死了。如果想安定天下，必須先使自身端正。沒有身子端正而身影彎曲、朝廷安定而百姓反而混亂的道理。
「我經常想，損傷自身的不在於外物，都是自身的貪嗜、奢欲所造成的禍患。如果過於縱情吃喝，沉緬聲色，欲望越多，所受的損失就越大，既妨礙國政，又騷擾百姓。如果再講出一些非理之言，就會導致民心離散；怨恨既已產生，眾叛親離之事，自然也會發生。我每想到這些，就不敢放縱自己去追求安逸享受。」
諫議大夫（屬門下省，掌侍從贊相，規諫諷諭）魏徵答道：「古代的賢明之君，都能近從己身體驗，所以能夠遠察別人。從前楚國聘用詹何（楚國隱士，楚莊王曾召詹何問治國之道），問其治國之要道。詹何回答說：『沒有聽過國君自身清正，而其國反而不安定的。』陛下所闡明的道理，和古代聖賢之意實無二致。」
明君與昏君之別
貞觀二年（公元六二八年），太宗問魏徵：「什麼樣的國君是明君？什麼樣的國君是昏君？」
魏徵答道：「國君之所以能賢明，是因為他能廣泛聽取不同的意見；之所以會昏愚，是因為他偏聽偏信。《詩經》上說：『先人有言，詢于芻蕘。』（古代聖賢曾說過：有了疑難，可以去和割草、打柴的人商量。）以前堯、舜的治國方法，是廣開四方之門，以納天下之賢；廣設四方視聽，以採各方意見。遵循這樣的治國之道，聖明的國君就可以無幽不照，無事不曉。所以，共工、鯀（共工、鯀皆為堯臣。共工淫辟，鯀治水無功，他們與驩兜、三苗被視為「四兇」，共工被流放於幽州，鯀被戮於羽山）這類人不能蒙蔽他，言巧辯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名胡亥，始皇少子，嗣位後聽信趙高，後被趙高所弒）則不是這樣。他隱居深宮之中，不接近朝臣和百姓，只偏信趙高一人，直到天下崩潰，百姓叛離之時，他還一點消息都不知道。梁武帝（名蕭衍，南朝梁開國之君，公元五二至五四九年在位）偏信朱異（梁武帝侍中，為人奸佞，蔽主弄權），直到侯景（原為東魏臣子，因朱異而降梁，任大將軍，後又舉兵叛梁，攻陷臺城，梁武帝被逼餓死）舉兵攻城，竟然還不知道。隋煬帝（名楊廣，隋文帝次子，公元六四年至六一八年在位，是歷史上著名的暴君）偏信虞世基（煬帝時為內史侍郎，因煬帝不喜聽各地起義的消息，他便隱瞞不報，後為宇文化及所殺），各地義軍攻城掠縣，國勢已危，他也不知道。所以，國君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傾聽下面的呼聲，了解下情，那麼權貴重臣便不得壅蔽君王耳目，而下情必能上達。」
太宗很贊賞魏徵這番話。
草創與守成孰難
貞觀十年（公元六三六年）太宗問侍臣們說：「帝王大業，草創與守成哪個較難？」
尚書左僕射（唐制，尚書省長官，為宰相之職）房玄齡對答說：「天下大亂之時，群雄競起，必須打敗他才能使其歸降，必須戰勝他才能攻克其地。由此看來，草創為難。」
魏徵對答說：「帝王之業的興起，必須趁著世道衰敗混亂的時機，推翻昏庸無道之君，百姓們樂於推戴擁護，四海之人都來歸順，上天授命，人民奉與，因此看來草創並不算難。然而得了天下之後，國君志趣日漸驕縱淫逸，老百姓想過安靜的生活而徭役卻無休無止，民生凋敝而求索不息，國家的衰亡常常由此而起。以此而論，守成為難。」
唐太宗說：「玄齡過去跟著我平定天下，歷盡艱難困苦，九死一生，所以，他看到草創的艱難。魏徵跟我安定天下，擔心出現驕奢淫逸的事端，會導致國破家亡的境地，所以，他看到守成的艱難。現在草創之難已成往事，而守成之難，我當與諸位一起慎重對待。」
「治國三策」與「十思疏」
貞觀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特進（官名，唐為散官，朝廷對功高德重的大臣，賜位特進，為文散官第二階，相當於正二品）魏徵向唐太宗上書說：
「以臣所見，自古以來，凡是承天受命開創帝業或繼承帝位的人，他們駕御英雄，南面而治，都想德配天地，明齊日月，讓子孫百世將帝位永遠傳下去。然而善始善終者少，傾敗衰亡者多，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他們沒有遵循治國之道。前朝亡國的歷史教訓距今不遠，可以做為鑑戒，用以說明。
「以前隋朝統一天下三十餘年，兵強馬壯，聲威遠播萬里，震動異國，一旦覆亡，盡為他人所有。那隋煬帝難道不想讓天下安定、社稷長久，故意要推行桀紂之暴政，以造成自己的滅亡嗎？他是仗恃其國家富強，而不考慮後患。他驅使天下百姓順從自己的奢欲，收刮天下財物供自己享受，搜選天下美女，掠奪遠方的珍寶，宮苑裝飾得豪華壯麗，樓臺修建得高峻宏偉，徭役無窮無盡，用兵無休無止。外表威嚴莊重，內心猜忌險惡。讒邪惡之臣，必定會得到他的官祿和好處，而忠正之士卻連性命也難保。他們上下互相欺蒙，君臣離心離德，老百姓不堪忍受，國家分崩離析。於是像隋煬帝這樣堂堂一國之君，竟死於匹夫之手，其子孫也被斬盡殺絕，成為天下人的笑柄，能不令人痛心嗎？
「聖哲（唐代皇帝）順承機運，拯萬民於水火之中，使支撐天的八根天柱（古代認為地有八柱支撐著天，故天不墜）傾而復正，使維繫地的四條地維（古人認為地是方的，四角有四條大繩維繫著。又，古人將禮義廉恥稱作四維）弛而更張。不超過一年的時間，便使遠近人民安居樂業；勝殘去殺，使天下太平。由此看來，廢棄刑罰不用的境界，也無須百年，便可達到。現今宮殿觀閣、樓臺亭榭都已被我君擁有；奇珍異物都已被我君收藏；佳人美女都已侍我君之身旁；四海九州之士民都已為我君之臣屬。
「如果能經常借鑑隋朝所以亡國的歷史教訓，常想我朝得天下的成功經驗，一天比一天謹慎，雖有功德而不以功德而自恃，燒掉鹿臺（殷紂王所築，紂王失敗時曾穿上掛滿珠寶的衣服在鹿臺上自焚而死）、寶衣之類的奢侈品，毀棄阿房宮之類的寬廣宮殿；每當居住在崇殿峻宇時，心裡便會產生危亡之懼，而居住陋室低屋時，卻感到心安理得。這樣就能以自身的模範作用，給人以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達到無為而治，這是治國的上策。
「如果考慮到既成的東西不要毀壞，仍然保持舊貌，要免除那些不急之務，徭役要減之又減。即使是茅舍與華廈共存、玉砌和土階並用也無妨。要使人敬業樂業，又要不竭民力。要常想到自己居而不勞的安逸和別人勞動的辛苦。這樣，老百姓就會自願來服役，他們依靠天子的恩德而安居樂業。這是治國的中策。
「如果是惟我獨尊，不考慮後果，不善始慎終，忘記了締造國家的艱難，認為有天命可以依恃，從而忽視住陋室時的艱苦樸素作風，一味追求雕梁畫棟的奢侈生活，宮殿在原有的基礎上還要加以擴充，並廣加修飾，惟美是求，事皆以此類推，不知止足，人民所見到的只是無止無休的勞役，見不到國君的恩德，這是最糟糕的治國方法。這樣的做法就好比是背著柴薪去救火，向鍋裡添滾水來止沸，是用暴政來替代暴政，與原先的亂政同出一轍，並無二致。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後世子孫將如何看待你的事跡？沒有可觀的事跡就會遭到天怒人怨，天怒人怨則災害必生，災害發生就會引起禍亂，禍亂一起，要保全身家性命和榮譽名聲就很難了！
「順應天命，鼎革天下之後，大唐將有七百年隆盛的國運，並將江山遺留給子孫，傳之萬代。江山難得而易失，能不認真考慮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嗎？」
這個月，魏徵又上書說：
「臣聽說：要想讓樹木高大茂盛，必須使樹木根深本固；要想讓河水流得長遠，必須疏浚通暢它的源泉；要想使國家長治久安，就必須多積道德仁義。河流的源泉不深而希望河水流得長遠，樹木的根基不牢而希望樹身長得高大，德義積得不深厚而希望國家長治久安，愚昧如臣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更何況那些明哲之士呢？國君掌國家大權，居天下極位，有至高無上的尊顏，應永保無盡之福祿，若不能夠居安思危，力戒奢侈而提倡節儉，不能夠廣積美德，不能夠戰勝情欲，這就像伐斷樹根而希望樹木茂盛，堵塞源頭而希望河水長流一樣。
「大凡做國君的，在應天承命開創基業之時，沒有一個不是因殷憂謹慎而德業顯著的。；一旦大功告成之後，其德業就開始減衰。能善始的人很多，能善終的人就很少了。難道這是奪取政權容易而守住政權困難嗎？過去奪取天下力量有餘，而今天守住天下卻力量不足，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在創業時心懷殷憂，困難重重，就必然竭心誠意地對待下屬，一旦得志，就會心高氣揚，放縱情欲，看不起他人。
「當以誠待人之時，即使是極其疏遠的北胡、南越之人，也能夠親如一體；當傲視他人時，即使是親如骨肉也會變得行同路人。就是用嚴刑峻法來督察，以威嚴憤怒來恐嚇，也不會有多大效果。頂多是人們盡量避免不觸犯刑罰，而內心仍存二意，表面恭順而心裡不服。怨氣不在於大小，可怕的是人心的背離；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所以應該加倍小心。用朽繩爛索去駕馭飛奔的車馬，這種危險豈可疏忽大意！
「做為國君的，在見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東西時，就該想到以知足自我警；
「將要大興土木，役使百姓時，就應想到適可而止以安定人心；
「念及地位高危時，就應想到謙虛和藹以約束自己；
「害怕驕傲自滿聽不進諫言時，就應想到要有像江海容納百川一樣的度量；
「沉溺於遊樂打獵時，就應想到古代的帝王一年只許出獵三次的限度；
「擔心工作懈怠不能堅持到底時，就應想到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善始善終；
「考慮到不為人閉塞耳目，就想到要虛心聽取下層人民的意見；
「擔憂讒邪小人干政，就應想到要端正自身，斥退邪惡；
「要實行賞賜時，應想到不能因一時高興就亂加封賞；
「要進行懲罰時，應想到不能因為自己一時心情惱怒就濫施刑罰。
「總之，做到以上『十思』，弘揚這些美德，選拔有才能的人做官，選擇好的意見去辦，那麼有才智的人就會盡獻其智，有勇力的人就會竭盡其力，有仁德的人就會廣播其恩惠，有信用的人就會效其忠信。文臣武將爭相為國出力，君臣之間相安無事，這樣君王就可以盡享宴遊之樂，可以像神仙赤松、王喬一樣延年益壽，可以像虞、舜一樣鳴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無為而治，不言而民風自化。何必去親自勞神操心，苦思冥想，代部下去做具體事務，累壞自己的耳目，浪費才智聰明，損傷無為而治的治國之道呢！」
唐太宗親寫詔書回答魏徵道：
「看了你幾次上書，寫得非常誠懇，體現出你一片忠心。你言無不盡，情切意深，使我讀起來忘了疲倦，往往直到深夜，都不忍釋卷。若不是你對國家社稷感情深厚，情深義重地開導我，怎會寫出這麼好的治國良策，匡正我的過失呢？
「我聽說晉武帝（名司馬炎，西晉開國皇帝，公元二六五年至二八五年在位）平定吳國之後，就開始追求奢侈享樂的生活，不再留心於治理朝政。何曾（西晉丞相）退朝後對其子何說：『我每次見到主上，他都不談治理國家的宏圖大略，只說些平常瑣事。這不是能將江山永傳子孫的聖主，你也許還可以倖免殺身之禍，』他指自己幾個孫子說道：『然而他們必定會遭亂而死。』到了其孫何綏（曾仕晉為尚書，後被東海王司馬越所殺），果然死於酷刑。以前史書上都讚美何曾，以為他有先見之明。而我的看法卻不同，我認為何曾不忠，他的罪是很大的。
「做為人臣，應該上朝時想著為國盡忠，退朝後則想著為君補過；國君行美政時，要竭力助成；國君有過失時，要匡正補救；這樣才能把國家治理好。何曾位極人臣，名重一時，應當直言明諫，以治國之正道，來匡正國君，輔佐時政。而他卻在回家後背地發表私議，朝堂之上卻不直言諍諫，若以此為明智，不是荒謬絕頂嗎？國家就要傾覆了，還不站出來扶助，要他這個宰相有何用？
「你所呈獻的至誠之言，使我明白了自己的過失。我當置之案几之上，就像西門豹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佩弦以自急（韋為柔皮，弦為弓弦。《韓非子》載：西門豹性急，經常身帶柔軟的皮件來提醒自己；董安于性緩，經常身帶繃緊的弓弦做為提醒）一樣，時刻提醒自己。我必定能在晚年把國家治理好，使『康哉、良哉』（舜時，天下大治，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的盛世頌歌，不只出現在虞舜時代。如今，我們君臣之間，就如同魚水一樣親融無間，對於你的佳謀良策，遲至今日才做答覆，希望你仍能犯顏直諫，無所顧忌。我將虛懷靜心，恭候你的德音。」
居安要能思危
貞觀十五年（公元六四一年），太宗對侍臣說：「『守天下』是難還是容易？」
侍中（官名，唐時為門下的省長官，宰相之職）魏徵對答：「非常難！」
太宗說：「祇要能選賢任能，採納諫言就可以了，怎麼還說很難？」
魏徵說：「縱觀自古以來的歷代帝王，處在憂患危險的境地時，則能夠選賢任能，接受意見；到了局勢安定，開始安逸享樂的時候，就必然散漫懈怠。對參與朝政的大臣，只喜歡他們戰戰兢兢，唯命是從，這樣下去，就會國勢日衰，走向危亡。聖人所以能夠居安思危，正是這個緣故。安逸時，能常懷警懼之心，難道說這是容易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