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第2章
還諸子百家本來面目
「大解讀」要點
為了方便讀者，我們把本書的宗旨、方法、觀點、內容和結構，歸納為十點，簡要介紹於下。
一個宗旨：通過「大解讀」，還諸子百家本來面目，為中國文化正本清源。
兩個側重：一是那些被前人忽略、誤解的，二是具有時代意義的。
三個方法：尊重史實、現代觀點、通俗表述。尊重史實，就是言之有據，不主觀臆斷，不編造史實，也不斷章取義，完整地、真實地還原古人及古人的學術思想。現代觀點，就是摒棄傳統觀念，科學地、歷史地對待古人的言行，同時，又特別注重闡述具有現實意義的學術思想。通俗表達，就是採用通俗的敘事方式，讓文章讀起來更有趣，以達到廣泛傳播之目的。但要聲明的是：通俗而不庸俗，也不是流俗；淺說而不淺薄，也不是淺見。
四項處理：即對諸子百家的界定，典籍資料的運用，作者，原文引用及文言文翻譯等四個問題，做了科學的處理。
五個強調：考慮到國家主義（經濟發展）、天人合一、兼愛非攻、理性主義、民主與法治等五大學術思想，特別具有時代意義，本書給予了特別強調以及較為深入的闡述。
六項反正：本書對學術界存在的六種偏見，予以撥亂反正。這六種偏見是：崇西學而妄自菲薄；循舊說而唯我獨尊；窺一斑而不見全豹；拘考據而裹足不前；倡新說而簡單類比；媚世俗而淺薄聖賢。
七點見解：本書新見解頗多，其中最與眾不同、言而有據的有七點：(1)在闡述諸子百家出現的背景時，提出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三次「千古未有之變局」的時代之一；(2)定管子為諸子百家第一人，並提出諸子百家開山「五聖」之說；(3)推鄧析為平民知識分子第一人；(4)否定孔子是第一個辦私學的人；(5)把墨子的「尚同」解讀為「民主集中制」，「天志」解讀為絕對信仰，「明鬼」解讀為敬畏論；(6)提出法家的集大成者是《商君書》而不是《韓非子》，《韓非子》只是「為帝王謀」的《君王論》；(7)中國思想範式和思維模式是「天人合一」的陰陽五行之學，而不是雅斯培所說的孔子學術思想。
八大歸納：將管子學術思想歸納為治國之道、道家與陰陽家歸納為天人之道，將孔子與先秦儒家歸納為君子之道，將鄧析、墨子及墨家、農家、無政府主義、魯班及工程師、實業家、俠士等歸納為平民之道，將法家、縱橫家、刑名之學、黃老之術等歸納為帝王之道和功名之道，將科學家歸納為自然之道。文學藝術非道也，即非理性主義，最後給它們取了個名字：心靈的翅膀。
九本受推崇的書：否定了傳統上的「四書五經」，推崇另外九本書，並稱之為「新四經五書」。
十篇：為了表明「大」解讀體系之完整，本書在謀篇布局上，特別分為十篇。
科學處理
本書在四個問題上，進行了科學處理。
第一，關於諸子百家的界定。
劉向父子、班固們提出「諸子百家」概念的緣由，是給圖書做分類。他們將圖書分為六類，其內容為：
一是六藝（即「經」），分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種。
二是諸子，分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種。
三是詩賦，分屈原賦、陸賈賦、孫卿賦、雜賦、歌詩五種。
四是兵書，分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種。
五是數術，分天文、曆譜、五行、蓍筮、雜占、刑法六種。
六是方技，分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種。
按這種分類法，諸子類的人物與著作的範圍只是「十家」，時間跨度則是有史以來直至西漢末年，如西漢的《淮南子》等，都包括在其中。
本書宗旨，既然是為了全面反映「諸子百家」的文化成果，則在範圍上，就相當全面，幾乎包括了上述六大類的全部內容，僅剔除了其中的蓍筮、雜占、房中、神仙等四種。
時間跨度上，則大大縮小，僅取春秋戰國時代的人物和著作，具體說來，就是從管仲到呂不韋。
第二，關於資料的使用。
先秦的典籍，遭遇了無數次滅頂之災，其中，在班固時代，已經遭遇五場大災難，第一場是各學派人物對古籍的修改，其中尤以孔子及儒家人物對「六經」的修改為甚。第二場是戰國的戰火，尤以秦國吞併六國為甚。第三場是秦始皇的焚書。第四場是項羽燒毀秦王宮。第五場是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對其他典籍的毀棄、對「儒家經典」的修改。所以，班固時代，原籍已經非常不完整。而此後，西漢傳下來的典籍，又歷經戰火、焚書、修改，其中僅在清朝編撰《四庫全書》中，原籍就「亡失大半」！
而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文人就有做偽書的習慣。我們要引用真正的典籍，實在太難了。
本書為了避免繁瑣的考據，只得對資料做如下處理：只取學術界公認的可靠的書、可靠的部分，對學術界認為不可靠的書及某些篇章，不予採用。
第三，關於諸子原典的作者。
諸子裡有很多書，作者既非一人、也不是一時所作，怎麼辦呢？我們的辦法是，不考證，只闡述這本書的思想，並且，我們一律稱這本書的作者為「某子」，如「管子」，在敘述管仲時，指管仲這個人；在敘述《管子》時，指《管子》書的作者。如此一來，「管子」一詞，就有三重意思：管仲這個人、《管子》這本書的作者、《管子》這本書的思想。其他如墨子、莊子等，都是這個意思。但有一個小小的例外，即《商君書》的作者，按傳統習慣，稱其為「商君」。
為什麼可以這麼做呢？因為本書的目的，是闡述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化成果，而不是寫文化史、更不是做思想家傳記。
第四，關於原文的引用及翻譯。
解讀古代學術思想，必然涉及到對原典的引用以及引文（文言文）的翻譯問題，其難處是：不引用原文，會失去說服力；引用而不翻譯，就會防礙普通讀者的閱讀理解，對引文全部翻譯，則篇幅太長、敘述太累。怎麼辦呢？本書的處理是：「一譯兩不譯」。「一譯」，就是對作為證據的原文，比較難懂、也比較容易產生異義，則翻譯。翻譯又多採取意譯。「兩不譯」，一是對眾所周知的名言、名詩句，為了不破壞它的原汁原味，不譯；二是對有些不需要普通讀者去仔細理解的原文，出於篇幅考慮，就不再翻譯了；但為什麼還要引用呢？那是給業內人士看的，擺論據、用材料說話嘛！
本書還有一個特點：不引用任何大人物的學術見解，作為本書觀點的論據。
開山「五聖」
在儒學占統治地位的時代，人們一般將孔子列為諸子百家的開山人物，其中特別強調孔子刪《詩》《書》、訂「六經」、筆削《春秋》的功勞。同時，他們一再強調，孔子周遊列國是為了傳道，孔子是大教育家，是第一個辦私學的人。新文化運動後，這些說法大部分受到有識之士的質疑，但是，對孔子是第一個辦私學者，仍然確定無疑。本書提出一些論據，否定了這一說法：第一，早在孔子二十來歲時，魯國一個叫做叔孫豹的大貴族就說過一句話：「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這叫「三不朽」。可見，立言之事，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再說，孔子是個守禮之人，不會貿然幹起辦私學的活來。第二，也是在孔子很年少的時候，鄭國與子產同期的一個叫做鄧析的大知識分子，他不僅代人打官司，而且為了向平民推廣法律知識，私自辦學授徒。從文獻上看，鄧析才是第一個辦私學教授學生、而且是教授平民的人。第三，如果關於少正卯這個人的歷史記錄比較靠譜的話，則少正卯至少也是與孔子同期辦學的人，而且，他比孔子的招生能力更強，常常弄得孔子的學生都退學跑到他那邊去了。即使少正卯的史實不確，前面兩件事也足以證明，孔子不是諸子著書立說、辦學授徒第一人。所以，不能把孔子列為諸子百家第一人。
後來，就有人把老子列為第一人。但是，從時間上講，老子出關寫書，也大體上是在叔孫豹說「三不朽」的同時期。而且，《老子》一書的流傳以及在對後世的影響上，比老子寫書要晚得多。畢竟，如果老子出關著書的記錄屬實，則他也只是對關令尹一個人寫，關令尹多少要收藏、解讀一段時間，再傳播出去。
真正開創諸子百家時代的人，應該是管仲。管子比孔子要早一個多世紀，而且，管子是個政治家，春秋第一霸主的主要創建人。管子雖然有可能沒有直接寫書，但管子的一些創造性言論必然被記錄在案、流傳甚遠、影響極大。
更重要的是，管子的國家主義，正好與過去的天下主義相對立。一邊是王室式微，一邊是大國崛起。
《淮南子》的〈要略〉篇在講到諸子百家產生的原因時，說：
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線。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
這話，從時代背景上看，還是很符合實際的。
管子作為諸子百家的開山第一人，有三大意義：一是個人立說；二是與過去王官學者們的學術思想大異其趣；三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他的學說觀點，不僅啟發有識之士去創造，也必然會引起別人的爭議，從而產生另外的思想。
按現在的歷史資料，我們接下來，只能把老子、孔子、墨子、公輸子列在後面了。不過，這四個人的開創意義，都極有代表性。
老子的代表性，是他傳遞了王官學術的「道」，同時，他又有所批判，加進自己的理解。老子的另一個偉大意義，是老子自己寫書。諸子著書立說，在現存的文獻裡，當自老子始。
孔子的代表性，表現在孔子復禮的理想主義，表現在他對這種理想執著追求的精神，同時，孔子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君子之道。孔子大量授徒、整理舊籍，其整理、傳播之功，連莊子也是非常肯定的。
墨子的代表性有兩點，第一是平民性，他的出現，是民間知識分子登上舞臺的標誌。第二，他有完整的、系統的學術思想，而且身體力行，廣泛傳道。相比於孔子，墨子才是真正地為了傳播思想、實踐思想而周遊列國的。我們不能用「遊」，應該用「奔波」才更為確切。
公輸子（魯班）的代表性，表現在他以發明創造為人生價值追求。他帶領一批弟子，行走在民間，成為「人民工程師」。
正好，「五聖」出在春秋。從戰國開始，學術思想開始分化、獨立、融合。比如，商鞅的法治思想，應該是與管子思想一脈相承的，但是，他完全捨棄了禮義、開始丟棄人本思想。莊子的天人思想，與老子的「道」有一脈相承之處，但莊子更多的是思考「人」、「人心」的問題。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禮治，都有對孔子思想的繼承性，但他們更多考慮的是「治國平天下」。
五種精神
首先是國家主義。面對國際競爭日益激烈，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當今最迫切的任務，當然是發展！所以，我們要大力弘揚管子的國家主義。管子思想，主要包括「治國方略」與「國富論」（經濟學）兩大部分。
其次是「天人合一」。老、莊以及陰陽家提出的「順其自然」，對當今時代，具有全球意義，這是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最大的貢獻。時至今日，西方都沒有出現這麼完整的、系統的、深刻的天人思想。我們完全可以說這麼一句：如果人類在二十一世紀之後，要繼續尋求發展，包括「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那麼，就要回到老莊那兒找智慧。
第三是「兼愛非攻」。墨子的「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兼愛」觀，應該成為現代社會的普世價值觀。同時，面對當今的國際形勢，我們還要大力提倡「非攻」的和平主義。
第四是理性主義。《墨經》的偉大意義在於：中國在軸心時代，也有科學精神、理性思維、邏輯方法。但是，這些精神，後來被那些名家敗壞了、被歷史湮沒了、被漢代以後的學術界捨棄了。我們要復興中國文化，應該把這一條作為重要內容，要讓中國人都明白，科學，不是西方的；理性，也不是只有西方獨有的。我們提倡科學、進行理性啟蒙，是復興自己的文化！我們的文化，在發展科學這方面，與世界其他文化是一致的。推崇科學，是全人類的普世價值觀；科學方法，是全人類的精神財富。
第五是民主與法治思想。在民主方面，如果我們將管子的「以人為本」、墨子的「尚同」（選舉制）、孟子的「民為貴」集中起來，就得到一個較為完整的「中國式民主」。在法治方面，把管子的以法治國、墨子的民主集中制、商君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結合起來，只要將「君主立法」改為「國民立法」，其他方面，就可以一脈相承了。民主與法治思想，對我們今天現代化制度建設，意義重大，故而，它是一筆極為寶貴的文化遺產。
新「四經五書」
「五經」是西漢確定的、「四書」是南宋確定的，無一例外的是，它們都是儒家經典。而實際上，「五經」原非儒學著作，但被儒家改編了。
不管怎麼說，既然我們對諸子百家做了「大解讀」，我們就不能再將這「四書五經」作為中國文化的最高經典。
可是，我們不能僅僅批判，我們必須創新！為了填補空缺，本書對諸子百家時代的九本書給予極大的推崇。其中，我們以能代表中國文化之精華者，名之為「經」；對弘揚中國文化有啟發者，名之為「書」。在數目上，我們根據內容，給調了下順序：四經五書。
第一經，《周髀算經》。它是我們的先賢先聖仰望星空、認識世界並進行科學思維、科學試驗的元典。其中，數學又是科學的科學，所以，它是當之無愧的華夏文明第一經。
第二經，《黃帝內經》。它是對人的生命體進行綜合考察、論述得最系統的生命科學著作，集養心、養生、治病於一體。在這個世界上，一切文化，首先要建立在人的生命基礎上，因此，關於生命的學問，應該是首要的學問。人，首先要認識自己！
第三經，《管子》。它是世界上第一部關於富民、強國、治國的最理性、最系統、最完整的政治思想學術著作，而人類自有社會組織以來，國家就成為最根本、最重要的社會歸屬。在當今國際形勢下，強國富民，是中國的第一要務，所以，我們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時，無疑應該將《管子》作為重要的中國文化經典之一。根據《管子》的內容，我們可以給它另取一個書名，叫《治國經》。
第四經，《墨子》。很多學者在解讀中國傳統文化時，說中國傳統文化不重理性思維、不重科學、不講民主、不講「絕對真理」、沒有「敬畏」。其實，這些內容，《墨子》裡全有。現存《墨子》中的〈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以及〈大取〉、〈小取〉等六篇，就是中國古籍中唯一的關於知識論、理性思維和邏輯學、自然科學的元典；〈尚同〉是講「民主集中制」的中國式民主；〈天志〉是講絕對真理、〈明鬼〉講敬畏。
五書是：《左傳》、《詩經》、《莊子》、《論語》、《考工記》。
讀史使人明智。《左傳》是春秋時最好的一本歷史書，其敘事方式，也影響了中國此後所有正史、野史和敘事文學。
讀詩使人聰慧。《詩經》中，有敘事詩、有抒情詩、有哲理詩、有言志詩，其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引領了中國兩千多年的詩歌史。
哲理使人深刻。《莊子》中關於天人關係的思考、靈魂與肉體的感悟、對生命意義的詮釋，最具哲學終極關懷意義；另外，在工業文明高度發達的時代，其人文關懷，更具有新的意義。
倫理學使人有修養。《論語》是一本關於培養理想人格的倫理學著作，其中關於「和為貴」、「中庸」的思想方法，關於「仁、義、禮、智、信」的君子品格標準，如果我們剔除其中的封建性解釋，在這個體系內注入現代理念，則《論語》就是現代知識分子修身的最好的一部倫理學著作。
科學促進人類的進步。《考工記》將科學技術與產業發展相結合，是較為全面反映先秦科學技術成就的典籍，對我們堅持科學發展，堅信「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特別具有時代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