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主流知識分子的蛻變
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知識的探索者、承載者、傳播者、運用者和捍衛者。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統治者軟硬兼施的政策下，從士到策士、再到謀士、最後到進士，逐步喪失了上述功能，一步步地蛻變，直至淪亡。
蛻變的脈絡
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知識的探索者、知識的承載者、知識的傳播者、知識的運用者和知識的捍衛者。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戰國以後，在統治者軟硬兼施的政策下，卻逐步喪失了上述功能，一步步地蛻變，直至淪亡。統治者為了加強統治，需要知識分子為他們出謀劃策。他們利用知識分子的方法有兩條：一是設立選官之法，以高官厚祿誘之；二是利用儒家思想，教導知識分子們：人生的意義就在於為天下做貢獻。而天子是天意的代表者、天下蒼生的主宰者，所以，他們應該為天子竭忠盡智。這樣，隨著朝代的更替、集權的加強、意識形態的日益狹隘，在兩千五百年的歷史中，中國知識分子就由「士」蛻變為「策士」，再由「策士」蛻變為「謀士」，最後，又由「謀士」蛻變為「進士」，而且，「進士」們所學習、掌握、運用的知識也變得越來越狹隘、虛假。所以，傳統上，中國對知識分子的稱呼，有多種多樣，如文人，這是指他們不會「武」；讀書人，是說他們只會讀書；士大夫，指做官的文人；士子、舉子，是考功名的文人；秀才，是以讀書為業的人，等等。
第一步，在戰國時代，很多士從君子義士蛻變為策士。士和策士，都是一些有追求、有本領、有修養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區別在於：一是「追求」不同，士追求的是獨立的、公共的目標，策士追求的是附庸的、個人的目標，策士為了實現個人的富貴，已經不顧自己的初衷、不擇手段、不問正義了；二是「本領」不同，策士在具有真本領的同時，需要加上能言善辯、見風使舵、機詐巧變了；三是「修養」則更不同，士是重道義、重氣節的，而策士則是目的至高無上，道德底線下沉。
第二步，到了天下大一統的漢代，策士們失去了朝秦暮楚的土壤，只能為一個帝王謀（為朝廷謀、為劉氏天下江山謀），這時，策士就蛻變成了謀士。謀士在追求、本領、修養三個方面也有改變：追求的目標，大而言之是天下太平、國家富強、政權穩固，小而言之，就是自己有地位（舞臺）、有功名、有發言權；在本領上，主要是看買家，因為這時，只有一個買家──皇帝。皇帝尊儒，就學五經；皇帝好道術，就談鬼神；皇帝要奇謀，就學太公陰符。在個人修養上，以朝廷的倡導為依據，或忠或孝，不惜做假、講大話、打保票。
第三步，隋唐建科舉制，謀士們進一步隨之而蛻變為進士。一個「進」字，道出了它的實質：爭當帝王的奴才、爪牙，他們的追求，就是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他們的本領就是掌握敲門磚──熟讀聖賢文章、寫好策論和八股文；他們的修養就是存天理、滅人欲，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元明以後，朝廷科舉以「四書五經」為主，進士們所讀的書、所寫的文章，內容日趨扁、窄、虛，其追求、本領、修養，也就可想而知了。
謀士、進士之外，畢竟聖賢書讀多了，有人以孔教徒自居，感到朝政腐敗、官員貪婪，行為與聖賢教導相距甚遠，為了維護聖人們建立的倫理綱常，他們開始與朝廷有了分歧，或對抗、或冷眼、或嘲諷、或清議，這就是所謂的名士。但這些人與西方的反對黨有本質區別，他們的言論，與所謂的「自由言論」、輿論監督更是大異其趣。
至此，還有什麼科學研究呢？還有什麼民主制度的探索與發現呢？還有什麼人格的獨立呢？畢竟，真正做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個別人，而這極個別的人因為沒有信仰、沒有獨立、沒有方法、沒有土壤、沒有條件，也就不會有所成就。邵康節窮天地之理，流變為算命；朱熹格物致知，得出聖人已經說出了一切，只要讀聖賢書就行了；王陽明致良知，只叫人「悟」，再不用刻苦學習、思考了。
這時，有些人看到了外面的風景之角，大呼這時已經是「萬馬齊喑」，要趕快「不拘一格降人才」，可是，哪裡去找人才呢？主流知識分子已經淪亡了！
……
第三章
獨立精神的萎縮
獨立性，這是知識分子履行使命的必備品格和條件，但是，「功名，還是自由？」在兩千多年的傳統社會裡，卻成了知識分子們萬難的選擇。物換星移、朝代更替，獨立精神竟然逐步萎縮，直至不見蹤影。
李白式痛苦：一個命題的提出
為了探討中國知識分子獨立性問題，我創造了一個「李白式痛苦」的命題，表達的意思是：知識分子處在功名與自由之兩難選擇境地的痛苦。
一千多年來，很多人認為，李白的痛苦是當不到大官，因為他不願摧眉折腰事權貴，但他的理想又是「大濟蒼生」，不當大官，怎麼去實現這種理想呢？所以，他痛苦！
我以為，這一點結論，是小看了天才李白。李白其實有兩大追求──所有知識分子都應該擁有的兩大追求，只是在李白身上反映得最突出，這兩大追求就是：自由與功名。當然，李白對功名的追求，是為了「大濟蒼生」，而不是為了個人富貴，這一點，是他人格高於一般熱衷於功名者的地方，屬於境界問題。歷來研究李白的人，多說李白有道家之風，李白想當官，又想成仙。其實，想當官，就是追求功名；想成仙，就是為了自由。然而，這兩者之間，在傳統社會裡，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功名之路，已經被官家壟斷，要想當官，就得犧牲自由、犧牲個性，按官場規則（包括潛規則）說話做事；反之，要想張揚個性、獨立特想，不說與官家作鬥爭，至少也不能進入官場。李白後期，多次想過要捨棄當官的念頭，但在「三不朽」思想的支配下，他怎麼也捨棄不了。想捨棄而捨棄不掉，多麼痛苦啊！所以，李白的痛苦有兩個層次：低層次是當不到大官，實現不了「大濟蒼生」的理想；高層次是為了自由，想摒棄當官的念頭而摒棄不掉！
就這樣，李白處在了功名與自由的萬難選擇之中！
我們來剖析李白的一首著名的關於月亮的詩，這首詩的題目叫做〈月下獨酌〉，全詩如下：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
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千古以來，人們將這首詩看作是大詩人寂寞獨飲的一個寫照：李白很孤獨，「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但浪漫的李白與眾不同，他「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於是乎，李白、月亮、影子三者交織在一起，來了一場「盛宴」。
但如果將這首詩看成是「李白式痛苦」命題的一種象徵，則其意象，立刻深遠起來。
這首詩正好可以作為李白身處兩難境地的一種寫照：明月代表自由，影子代表功名。自由如同明月一樣，高高在上，讓人無限嚮往，但可望而不可及；功名卻像影子一樣，相伴相隨，揮之不去。自由與功名，只有在喝酒歌舞時，才能統一在一起，顯然，這種統一是一種夢幻。在現實生活中，自由難得，只能「相期邈雲漢」！
天才人物對人生都有著深深的感悟，他們當然知道自由的可貴；可是，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卻是功名，認為人生在世，只有建功立業，才能永垂不朽。所以，孔子雖然嚮往「浴於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狀態，但他一輩子並沒有落實在行動上，他從小就想著做官，一步一步地從管理員幹起，終於當上了大法官（魯國的大司寇），但很快就被排擠離職，之後，他便茫茫如喪家狗，奔走於諸侯之間數年，目的還是想獲得高官高位，可是，他求職比今天的大學畢業生還難。近七十歲後，他自知無望，加上身體的不濟，才無奈地回到老家，開辦了培訓學校；而辦學的目的，還是培養當官者，期待後生。孔子這樣大智慧的人尚且如此，其他的人可想而知。
其實，知識就包含了對人生意義的探索，而且是一個大課題，真正的大知識分子，怎麼會認識不到自由之於人生的重要性呢？！但是，放下功名，何其難也！從信仰上講，何以安身立命？儒家的價值觀在影響著，似乎只有當官治國平天下才是唯一的光明大道；文化傳統在影響著，那些建功立業的事蹟，總是不絕於耳目，「入世」思想占了上風，「出世」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生存問題，也使得文人們必須去當官。或許，在像魏晉南北朝這樣的亂世裡，人們還多少認識到、反思到生命的真實意義，而在太平年代，知識分子們則就無法離開官場了。中國自東周以後，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正是循著一條逆向之路，步步萎縮的：春秋戰國時，是一個多元化選擇時代；兩漢時期，是當官或不當官兩種選擇；魏晉時期，不得已時，能下決心退隱；唐朝，特別是大唐盛世，當官還是歸隱，就成了一個萬難選擇的命題；唐以後的太平年間（包括治世、衰世），功名已經深入到文人的骨髓之中，想放也放不掉了，甚至「自由」二字，已經遺忘。
我在下面，按年代的順序，選擇七個人做代表：莊子出於對人生的真知灼見而棄功名如敝屣，根本不出仕；嚴子陵只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堅決當隱士；陶淵明對功名是說放就放；李白放也放了，可心中掛念不已；蘇軾總想著放，知道應該放，但他一輩子也沒放；柳永是得不到，便在風月場中麻醉自己，但在能得到的時候（晚年），竟然還是去取功名了，雖然是個芝麻大的功名；唐寅則是得不到，故意說放，但牢騷之至、經常寫一些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詩文。
這些人中，李白是一個分水嶺，也是一個典型，在他身上，二者的矛盾達到頂點，更何況，他還有那麼好的一首〈月下獨酌〉詩做注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