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第二章至第四章的介紹，我們對地球環境的演化、對生物圈內的多種生態體系之狀況，以及對自然界的生物性、非生物性資源，還有各種能源情形可說建立了基本認識。自本章起，我們將進一步敘述環境問題的起源、它們與人類社會發展間的關係、現代人應透過何等樣的科技手段來保護環境，以及，在科技硬體外，更形重要的是：人們應如何配合妥適的環境規劃與管理理念與做法，並藉此以達成整個地球其未來生存環境的永續。
第一節 環境問題的種類
在地球自古迄今的演化過程中，環境破壞以及汙染問題一直都存在著，無論是洪水、乾旱、颶風、地震，或者是森林大火、火山爆發、土壤鹹化、地層下陷等，這些由大自然自生的現象經常不斷地發生，上古如此、現在依然、而且將來仍將頻頻出現。由於這一類自生型的災變與人類存不存在以及其所行所為毫無關聯，所以由它們所引發的生態破壞、物種毀滅或者環境品質劣化等等惡果，雖確也就是所謂的環境問題，但因為其禍源並非來自人，所以人們自然勿庸為所謂的「自然災害」擔罪。
當把自然的罪過歸還了自然，那麼接下來的分類便是所有與人類有關的「環境問題」了。目前，對人為的環境問題所採的較傳統的分類大多是採「生態破壞」「汙染公害」二分的方式，但最近也有一些書籍是以國家間不同的環境特徵為著眼點，將問題劃為「屬已開發國家者」、「屬未開發國家者」、以及「屬開發中國家者」三類。鑒於傳統的兩個類別的環境問題皆將與人類的發展史一併於第一小節內敘述，所以自第二小節至第三小節即採取了國家式的分類法，忝為一種補充說明。
人類史與環境問題的演變
地球生命中自人類出現至今雖亦有數百萬年，但這個時程較之於地球史本身則常被譬喻為僅具「剎那」的份量。只是，史程雖短，Homo Sapiens族群的繁榮與昌盛卻次第為他們所藉以寄居的地球環境帶來了不同的深度與廣度上的衝擊。
基本上，人口的與時俱增是構成地球環境負荷上頂關鍵性的正相關因素，有關由人口導出的資源匱乏與汙染公害問題因皆將在本章以下二節中被分別處理，故本節對此因素不再贅述。只是，在人類的數量問題外，人的「生活方式」卻同樣極其重要地隨時影響著他們四周的環境。當人類出現初期，他們只為爭取安全與溫飽而活，這個時期人只有與周圍苛刻環境掙扎的份，本身卻並不構成為四周境遇任何明顯的壓力，所以自原始人類一直延展到採用舊、新石器做為他們謀生工具的所謂石器時代止，這段人類史可說是與環境問題的顯現無所關聯，另外，從今日部份人們所倡議的「回歸自然」角度來看，那個時期的人類倒是回歸的楷模，因為他們確實是以生態系裡一個簡單的雜食者的角色與其他萬物並存於自然之間。
器具的演進促成隨後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另一方面，當野獸被馴飼成家畜，獸力非僅取代人力而且配合了金屬性農具的創製，可以拓墾更大規模的森林、草原以成為農田，於是原來的獵集性社會 (Hunters-Gatherers)旋由農牧型生活所取代，人們逐步以藩籬把自己圈圍在較安全的田莊內，大自然雖仍近在咫尺，但人與自然間那象徵性的隔閡已築。農業社會的初期，家族同宗開始形成雛型聚落，在聚落外是逐漸退讓給農地的原始生態系，在聚落內則與糧食的堆積一般，群落生活下所產生的廢棄物往往不見得都能順暢地一一還原給過去的溪流與土地，此時期此階段，人為生態系開始擴侵，人類汙染物開始彰顯，所以應可稱其為環境問題的濫觴期。
當糧食的生產遠超出土地擁有人家族的需求時，以貨易貨的商業行為以及地主佃農間資勞關係開始形成。這時一方面人與農稼歲月趨遠，再者從商者的耕耘與收穫對象也自土地遷移到了人際關係的拓展上，農商社會的結構當愈完備，人的興趣也就愈只往人堆裡鑽，他們不再親近自然，因為好像不再人人有此需要，而且最沒需要者往往總是社會裡最有辦法的人。
商業的發達與交通的便利互相造就，而兩者又愈能將外地的資源與勞動力吸納在城邦或者鎮集裡來。不久，都市型態的人類生活更逢上工業革命的第一聲號角，人不僅與原來的人堆為伍，愈來愈多的機器、工廠、煙囪亦湧進城市，與男女老幼並肩投入了生產與再生產、消費與再消費的聯合陣線。寧謐的農村生活這時更遙如夢境，何況當機器頂替了獸力後的農耕恐怕嘈鬧得更令人無夢可尋，這還其次，都市裡食物與其他資源的需求負擔，這下全得賴外地供給了，於是人們假借各色各樣機器的臂肱，在極短的期間內開拓出百十倍於前的大片農地來，這些農地有的是原先的河谷、沼澤、山坡，現在則一一在機器的力量下解體，解體之後有無後遺症並不在當時人們的算計能力內，因為當時人們的腦力已全部焦聚在應如何發明更多的機器以征服更多的自然上。
倒是都市裡大規模瘟疫的定期爆發頗令人傷神，衛生課題成為人類社會第一個需要對付的汙染問題。食物、飲水、空氣以及接觸都各有可能構成生物性流行病的傳染媒介，於是最早的所謂衛生工程師 (Sanitary Engineers)與衛生師(Sanitarians)們是以供水系統以及食品清潔的規劃與管理而起家的，其他諸如下水道、垃圾系統、空汙與噪音處理等─現在皆屬耳熟能詳的都市生活重要建設，但若就較早期的都市發展言，則後數者誠未如飲與食那般地引人關注。確實，從較注重攝食養生而較忽略廢棄物處置的這種生活方式來研判人對環境的態度時，我們很容易察覺出當人類遠離了自然後，它卻愈來愈只知道向環境予取予求，至於應還予環境什麼與應如何歸還則退居非常次要的課題。直到今天，世界上仍有許多城市的市民，他們仍與早年的先民「一般」，把所有的生活注意力只投注於飲用水與菜市場間，至於排水與垃圾有否合適去處則幾不聞問。
都市型態生活隨著工業化社會的進展愈形成為現代人的生活型態的主流，這在下節談論人口集中現象時當還會觸及。另一方面，都市邊緣地帶的破壞與農村凋敝問題的加劇更也成為都會擴張及人口外移後的必然後果，許多國家現今已採城區設限與農業補貼等政策來遏止接踵而至的生態惡化。在號稱已邁入後工業社會的西方國家，由於全民的公眾與環保意識皆啟蒙較早，所以在生活方式的響應環保要求上已逐漸蔚為一種新的文化，只是長期以來高物質水平的消費習慣尚難斷然擺脫，所以無論在單位耗能量及單位汙染量上仍高居不下。相對的，落後地區國家的近代環境問題則大半凸顯在人口失控的這個節骨眼上，人難溫飽何再能奢言生態、汙染等環境問題？至於間夾於兩類國家間的發展中地區則更是面臨何去何從的岔路，先進國家早年的環境失控局面已提早被有些地區照樣碰上了，而若也就此緩下經濟成長的腳步卻又不能確定同儕們是否也願步伐一致，否則首先顧及環保者常即先成為國際或區域經濟競爭的犧牲者。
總而言之，在面臨廿一世紀當口，對於環境問題究應如何拿捏幾乎是國國都有難念的經，而且，工業社會與後工業社會無論在生態破壞與汙染公害課題上所肇致的廣、深度上的惡果皆非農業時代者所能比擬。首先，資、能源使用上的不知節制使得富有國的需求成為貧窮國度的流血輸出，因為後者為求基本溫飽仍得繼續變賣他們的生態資源；其次，早年堆積下來工業性毒物以及核能廢料等雖有國際條約規範它們必須在產生地區就地處理，但條約歸條約，私下輸出與輸入的買賣或者棄置於公海與其他公有地的行徑仍時有發現；最後，經燃燒生成的大量氣體以及所謂的氟氯碳類合成物不知幾時起已造成地表大氣層的組成變化，酸雨、溫室效應與臭氧層破洞成為過去社會聞所未聞的全球性災難。不錯，人類這兩三百年來生活型態的改變─愈遠離與愈輕怠自然，其後果似乎愈讓人群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幸好最近二、三十餘年來國際上也終相應興起了人們對這個千瘡百孔生存環境的省思，若就稱廿一世紀將是個環境保護的世紀恐怕預言得過早，但問題是睜開眼後的新人類必須立刻自言而行，及時醞釀出長遠而有效的救災計畫來。
已開發國家的環境問題
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西方國家除了動員局部力量在與共產主義聯盟對抗外，餘皆儘全力發展其本國的經濟建設，而且大抵皆能藉其過去民主法治的社會傳承保持了國家的穩定成長局面。唯資本主義社會向崇尚在自由的公平競爭狀態下鼓勵人人追求其個人的最大利益，而後再由政府透過稅制來實踐社會整體利益的謀求。
確實，追求富裕是任何人類社會的理想，尤其物質上的富裕常更較精神富裕容易為一己的努力所企及。只是，物質財富的增加必涉及自然資源投入生產量的增加，另一方面為增加生產則必須刺激消費，而當消費亦果然擴增時，於是生產過程連同消費過程兩皆製造出愈來愈多的所謂廢棄質能來，構成汙染公害這第二類環境問題的擴大。是故，每增加一個單位的物質財富必連帶有資源耗用及汙染產生的雙重額外當量的形成。再者，當富裕社會的人們已習慣於高消費型態的生活後，俗語所稱的「由奢入儉難」恐怕更是環保新文化所面臨的特鉅障礙。
1992年巴西地球高峰會議上，已開發國家被群起指責的關鍵其實也就在他們國民的高資、能源消耗率。對於跨國界的汙染物轉移或運輸，先進國之政府尚還能在國際公約的協定下竭其所能來加以遏止，但就是全民生活上所早已習慣的進口資、能源則實難貿加約束，其中自然又以美國政府的處境最為尷尬。其實，看準了先進國家難以普遍推行儉樸生活，只不過是其他國家代表的洞識之一而已，其他的指控尚包括了先進國家為臭氧層破洞及溫室效應負起歷來的主要責任等。
在國際環境問題的責任分擔與未來行動上，已發展國家誠然尚有待努力，至於它們國內本身的環境保護工作則早在1970年代前後即展開了各種硬體及軟體建設，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大半環保項目上皆能成效斐然。在眾多具成效項目中，值得一提的犖犖大者有自然環境的復原、生活環境中環保性公共建設的齊全、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以及風險評估制度的設立，以及全民環保教育的成功。在自然環境復原上，英國的泰晤士河是個最具象徵性意義的典範，工業革命起源於此，舊工業社會似乎也自這條河川再起的生意盎然中找到了社會轉型的契機；環保性公共建設則應數日本朝野竟能趕在建立其厚實的經濟基礎之際，同做了超英趕美卻又因地制宜的大手筆投資，例如其都市內的水道系統；美國，素來在制度創新上領導群倫，所以當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以及風險評估制度被其次第推出後，世界各國無不一一跟進，俾求預防勝於治療的環保效果以及對環境中微量毒性物質的標準設定依據；最後，若想觀摩人人愛惜環境的習氣，西歐與北歐諸國確實提供了最佳的楷模，環保對他們的國民來說幾已像最基本的溫飽追求一樣，不再是多餘的口號而只不過是日常生活的實質顯現。
未開發國家的環境問題
前文中曾提及人口失控是造成未開發國家環境問題的主因，龐大的人口數或者高密度的人口所在地僅帶給國家或地區超負荷的環境壓力，及對人群社會內部的各種發展課題言亦呈重重負擔，結果則構成內部貧困與外在環境破壞間的惡性循環。
在政府與人民皆僅為生存而無暇他顧之際，這些國家的環境問題至多也只能透過國際性組織如聯合國相關計畫來直接管理，有些非洲屬赤貧且動亂的國家就屬此例，至於政經情況較穩定，唯國家本身仍無餘裕料裡其環保事宜者，通常亦向聯合國組織申請這方面的補助。再者，當國家性的大型建設必須透過融資始堪進行者，目前無論世界銀行或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皆對貸款有附帶的必要要求，那便是該大型建設需提出環境影響評估結果作為申請所需的文件之一。藉此，也算做國際組織對未開發國家提醒經濟發展需兼顧環境保護的責任。巴西、印度以及中國大陸皆有這一類的貸款經驗。
在未開發國家，由於鄉村較之城市還要不堪謀生，通常的現象即是大量人口往市集內遷移，一方面除造成城市運作的嚴重的沉外，另方面被遺棄的鄉村生態體系則產生種種乏人照顧的潰敗。市集內，水資源與燃薪的不足迫使人力朝愈來愈遠的邊緣地區去覓得，一則構成敏感地帶的水土保持不良，再則既須花費愈長的時間於此，於是只賸餘更短的時間可資照管眾多嗷嗷待哺或等待教育的子女。同時，城市裡的衛生與汙染問題更是嚴重到不堪入目的地步，髒臭擠亂無一不足，似擺明要為大規模瘟疫的爆發提供最佳的溫床似的。
「徹底擺脫貧窮」是巴西會議上諸國的共識之一，而諸可行方法中自然又以全面控制人口的增殖為唯一的釜底抽薪之計，至於做得到做不到有效的節育其實連人口眾多國本身也都毫無把握，例如印度的家庭計劃自五十年代推行以來似乎就未曾成功過，又例如中國大陸，雖然過去的人口控制已收到可觀的成效，但自從經濟對外開放以及鼓勵個體戶生產以來，是否又會重再刺激家庭添丁，等等變數的影響實還有待觀察。
發展中國家如台灣的環境問題
發展中國家其經濟地位介乎已開發與未開發的形容之間，同時，其國內環境問題的遭遇則亦常兩者兼備，所以它們所面對的環境困境常是雙重的，且常因此而有彼此加乘加劇的擴大效應。
以我們台灣為例，固然地區人口好不容易被控制為目前的兩仟萬略有出頭，但因先天地狹山多的土地資源特徵，以致超高密度人口始終構成島上環境的重大壓力，此壓力不僅壓迫於必須提供足夠糧食的農地，且對非糧食生產性的自然生態系統，無論是河川、海岸、坡地、森林等，在在亦皆形成「人與其他生物競爭棲息地」的緊張關係。顯然的，數十年來成功的農業政策與經營手法並未讓維持高生產力的農地有明顯的衰退現象，但另一方面，自然生態系統的汙染與破壞現象都斑斑可考，尤其西海岸之殘破景況特別令人觸目驚心。其實，相對於農業政策，這正也代表當年同樣的執政者卻未能對自然生態系做至少等重於農地的保護與處理，以致來自高密度人口的開發壓力不斷地將逐條河川、逐段海岸、逐片坡地、逐座森林毀壞。
至於人口愈形集中的都會區環境景象，我們台灣事實上也並未真勝過於落後國家者太多。直到今天，都市計畫裡尚未對人口的入移設限，更未嘗努力壓抑機動車輛數量的飆漲，另一方面，市集內固定性的環保公共建設如汙水下水道系統則雖有心加速卻進度困難，以致每條河川只消流經城圍則必得承受嚴重汙染，甚至河川上游的水源區也同樣在邊緣土地的濫用狀況下岌岌難保。在人擠、空氣髒、飲水水質告急的多般劣境下，偏偏還要再添出垃圾無處可去的頂頭痛的市政問題，這種種叢生的都市環境品質劣化跡象非僅造成居民生活上難擺脫的夢魘，更也因而影響及整個台灣的國際形象，所謂「富裕中的貧困」正是這方面最直截了當的寫照。
在類似於已開發國家的環境問題處，台灣人民平均每人每日用水量與垃圾產生量的與年俱增確屬值得警惕的高消費狀況的形成指標。前者若再包含農、工業用水的當量則更能顯示出國家整體在水資源利用上的不知珍惜與節制，後者若再擴及事業廢棄物的產生則更代表了台灣全島究竟有多少可怕的毒性物質在被胡亂的傾倒。確實，社會在苦心經營往富裕路途邁進時，執政當局應有更大的責任要在物質文明外設定真正可讓全民追赴的理想境界，它不能再繼續僅以國民平均年所謂的翻幾番來做為提供全民努力的遠景誘因了，否則，台灣的未來依然將往上下交征利的唯利是圖方向進展，而那個方向將能對我們的共同環境啟導出什麼好效應來，相信數十年來大家都早已有所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