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熱的年代
／林懷民（雲門舞集創辦人） 那天晚上有月亮。月光把樹影掃在新北投長春一街七號許寓的榻榻米上。我們關了燈聽唱片。在這個音樂之家，聽音樂是認真的事。
四個樂章聽完，安靜了好一會兒，許博允說，他決定搬家，到城裡開辦藝術經紀公司。吳靜吉一向與人為善，很會鼓勵人，立刻贊同。他覺得博允各方面能力都非常適合。我猶豫了一下，決定開口。我覺得不適合，認為他的天份在作曲。還是應該專注作曲。
我很快發現那不是個議論題，而是宣告，公司的名字都想好了，叫新象。
第二天早上，我醒來時，大毛說他們兩人上街買早餐。買了很久。回來後，靜吉報告，博允在公園看到樹上棲息許多鳥，扔小石頭去逗牠們，像個小孩，很可愛。
博允是有赤子之心的自由魂。棋社下棋或觀棋，可以完全進入狀況，把約會、開會，把天大的事都忘得乾乾淨淨。作起夢來，熱情如火，現實的路障在他腦海裡可以燒得乾乾淨淨，做了再說。
我一九七二年回台北第二天認識博允，他說我們來合作。沒有他風風火火的推拉扯，第二年不會有雲門。在信義路巷子裡工作時，一天博允抱著一個大大的錄音機爬上樓，衝進排練室。我們把課停下來，聽他興奮的說，這個二手貨很便宜，才三千，我搶下來給你們。那是雲門的第一個錄音機。盤式。那時沒有CD或i Pod。我在政大當講師月薪兩千九。
第一次到許家，才認識別號「大毛」的樊曼儂，二十多歲，卻已是長笛名家。但那天她端茶待客，就退回臥室不再出現，像個新嫁娘。新象把她磨練得靈活有為，是後來的事。在七十年代初，大毛是安安靜靜的曼儂。博允連珠砲似的點子和言語，常把我鬧昏頭。有音樂的問題，我問大毛，她總是清晰明白地指點迷津。
月夜談話後不久，博允大毛下山創業。我續租他們長春路的房子。那年，新象主辦「亞洲音樂新環境」，我編《薪傳》。我們都沒想到，「跑三點半」將會成為我們生活的內容。
台灣音樂經紀開風氣之先是張繼高先生。在那之前，表演藝術是京劇，歌仔戲，藝霞歌舞團，中山堂鎂光燈此起彼落的舞蹈社公演，以及音樂家的演奏會，國外節目很少。為了迎接邦交國家送來的文化交流節目，繼高先生應有關單位請託，成立遠東音樂社來安排演出事宜。以舞蹈而言，美國國務院津貼，派遣出國的艾文艾利（Alvin Ailey），保羅泰勒（Paul Taylor），瑪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都由遠東音樂社中介，帶給台灣舞蹈界重大的啟蒙。遠東的經營謹慎量力，張先生邀聘國外的團體來台都有清楚的財務評估，如維也納兒童合唱團。同時，他辦《音樂與音響》月刊，用音響的廣告滋養音樂的內容，用雜誌的盈利貼補音樂經紀的虧損，細水長流斷續推出節目。
新象開張兩個月，台美斷交。文化交流節目成為歷史，新象必須以全然專業的條件邀聘團隊，馬力全開地銷票，不斷推出節目；博允宏觀勇猛，彷彿在作走鋼絲的特技表演，朋友們看得驚心動魄。久而久之，他音樂創作愈來愈少，她上台演奏的間隔愈來愈大，大家只能扼腕，不敢聲張。
繼高先生在聯合副刊發表文章，陳述藝術欣賞，如古典音樂，是「學而知之」的行為；台灣基礎不夠，一下子給太多表演，可能事倍功半，好像「在水泥地上播種」。初生之犢許博允立刻提筆反駁：裹足不前才是台灣藝術環境無法進步的主因。
張先生有所不知︰博允是「在戲園子長大的」。祖父許丙，光復初期是顧正秋的重要贊助者，在大稻埕顧劇團演出的永樂座長期包下一整排座位，招待親朋好友。在無貴賓的日子，空著整排位子不好看，便派遣家人、乳娘和小孩，包括博允，去捧顧正秋的場。
如果博允富如祖父，他會很樂意請馬友友來台，免費招待觀眾，然後自己興奮地跑前跑後，跟朋友打招呼，聊天。博允沒有祖父的財富，卻流著祖父的血，也沒忘懷童年見識過的氣派。
英國皇家交響樂團，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維也納輕歌劇團，羅斯托波維奇（Rostropovich）和傅尼葉（Fournier）的大提琴，阿胥肯納吉（Ashkenazy）的鋼琴，泰瑞莎．柏岡札（Teresa Berganza）的次女高音，朗帕爾（Rampal）的長笛，林昭亮的小提琴，摩斯康寧漢（Merce Cunningham），保羅泰勒，崔拉莎普（Twyla Tharp）的現代舞團，司圖卡特芭蕾舞團（Stuttgarter Ballet），西班牙舞蹈團，馬歇馬叟（Marcel Marceau）的默劇……。
比起這些明星級的藝術家，亞洲節目基本上是賠錢貨，但許博允的藝術觀不局限於西方。拉維香卡（Ravi Shankar）的西塔琴，喜多郎的音樂會之外，新象的節目有傅聰、陳必先，更有韓國假面舞、印度古典舞、印尼伽瑪瓏樂團、日本的神鼓童、王正平、劉塞雲、姜成濤、成明、任蓉、簡名彥、易曼君的音樂會。在新象的舞台上，許多人第一次認識到陳達、賴碧霞、南聲社、靈安社，甚至蘭嶼的精神舞。楊麗花也因新象，走出螢光幕，在國父紀念館獻演。
五十歲以上的觀眾，無法忘懷，在白先勇的《遊園驚夢》裡，盧燕的錢夫人如何一上台，就鎮住了兩千五百名觀眾；或者徐露在聶光炎設計的舞台上，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使多少年輕人驚豔而成了崑曲迷，《牡丹亭》也因此逐漸內化為台灣社會的美學符號。
「看表演」突然成為台北人生活的一部分。啟用未久的國父紀念館變成藝術的殿堂，從孫運璿先生和他自己購票邀請的貴賓，到青年學生都是新象的觀眾。「表演藝術」也逐漸融為日常生活的語言。在經濟起飛，精神生活匱乏的年代，新象拓展了社會的視野，培養出觀眾群，帶動劇場新風氣。水泥地掙出小樹和幼苗。
這些，都發生在新象開辦的五年裡。
博允傾家蕩產，焚身逐夢，大毛靜定堅韌，力挽狂濤；在起步的幾年裡，新象便以熾烈的姿態完成自身的傳奇。後來的發展只是加分。
一九七八年，新象創辦人許博允三十四，樊曼儂三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