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萱的信
廷生：
你好。
我自覺很冒昧給你寫信。我原是不能接受給陌生人寫信這樣冒昧行為的人。
我曾經有過數次被文字打動的經歷，也曾有過與這文字後面的心靈結識的衝動。但出於漠然悲觀的天性，最終寧肯默默地與文字交流。迄今為止從未寫過一封給陌生人的信，但王小波的死給了我極大的打擊，因為他就是我曾經想要寫信的人。而如今，信還在心裡醞釀，收信的人已渺然不知所向。我體味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心與悔恨。
世事喧囂，人生寂寞。我一直以為，支撐我生活的動力，便是羅素所稱的三種單純而又極其強烈的激情：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渴求，以及對於人類苦難痛徹肺腑的憐憫。而在這樣的動力下生活，註定是孤獨的，無盡的、近於絕望的孤獨。
我想，在這片已經不再蔚藍、不再純潔的天空下，如果還有一雙眼睛與我一同哭泣，那麼生活就值得我為之受苦吧。
於是，因為王小波，因為孤獨，因為生命的脆弱與無助，我終於提起了筆，給你，嚴重而真誠。
作個不恰當的對比，許廣平第一次冒昧給魯迅寫信的時候，提了一個大而無當的問題：人生遇到歧途怎麼辦？我自覺我這封信雖沒有提問，卻也大而無當，不知所云。可魯迅認真回答了許廣平的信，他看透黑暗，卻從未絕望。你呢？還有一顆易感而真誠的心嗎？
最後，我要告訴你，我是個女孩，美麗，也還年輕。
寧萱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深夜
寧萱的日記
一九九九年六月五日
昨天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覺，起床來鬼使神差地給一個陌生人寫了一封信—除了他寫的一本書之外，我對他一無所知。
很久沒有寫信了。雖然每天都坐在電腦前，但在鍵盤上敲出的都是與心靈無關的文字—是比八股還要八股的專案可行性報告、是格子裡填滿資料的報表、是給其他部門的例行公事的通知書……日復一日，這些文件已經塞滿了我的大腦。
忽然，我覺得很累、很累。我來到這家龐大的外資公司已經一年多了—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一個二十剛剛出頭的小女孩，居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當上了部門經理。我上學得早，因為父母工作忙，沒有時間照料我，讓我五歲便上小學了。我在小學和中學又各跳了一級，所以上大學的時候只有十五歲。大學畢業還不到二十歲。
我似乎很「成功」，在前幾天的聚會上，畢業之後難得一聚的大學同學都異口同聲地這麼說。當年在我下鋪的女孩，還只是銀行的一個普通營業員。最有「出息」的男同學，也僅僅是政府部門的一個小科長。相比之下，我就格外地引人注目。
但是，這些不是我夢寐以求的。我內心有一種聲音在對我說：「你並不屬於這裡。」這個聲音每天都在心靈深處響起，由遠而近、由低而高，像火紅的熔岩在幽暗的地殼中翻湧著。那麼，我的靈魂究竟屬於什麼地方呢？我的心究竟要「安置」在哪裡才能夠獲得寧靜和愉悅呢？
公司占據整個的一座大廈，我的部門在十樓，整層樓就是一間開放式的辦公室。每個職員有一個透明的隔間。幾十個職員，像一群家養的鴿子，都被安置在一模一樣的「籠子」裡。
巨大的中央空調，每時每刻都在發散著無窮的能量，冬暖夏涼。我不喜歡空調，我寧願房間裡的溫度與外面的溫度一模一樣。無論冷也好，熱也好，保持大自然本身的溫度最好。可是，我們的皮膚已經適應了空調製造的虛假溫度，反而無法適應大自然本身真實的溫度。我們的肌膚在虛假的溫度之中麻木了，我們的心也一樣。我們親手把自己裝進一個虛假的盒子裡。
我每天對著電腦，用電子郵件和電話跟同事們聯繫。儘管大家同處一室，卻談不上有什麼心靈的溝通。這就是「現代化」的公司中的慣例。在公司安裝著藍色玻璃的辦公室裡，每個人各司其職：或者整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處理事務，一動不動；或者匆匆地走來走去，沒有片刻時間左顧右盼。每個人都表情嚴肅，卻面目模糊。
我的位置靠近窗戶，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然而，偌大的公司裡，沒有一個人能夠與我一起分享看風景時的心情。英國作家福斯特有一本出色的小說《窗外有藍天》，很久以前看過，書中具體的情節我已經記不清了，卻記得那個小小的、簡單的、窗外有片藍天的房間。
我沒有一個房間，但我有一個角落。
我經常往遠方眺望，遠方依稀可見煙雨迷濛的瘦西湖，瘦西湖邊上白塔的塔尖也還有模糊的輪廓。可惜，湖邊的高樓越來越多，視線也越來越局促了。我不明白人們為什麼要把樓房越蓋越高，為什麼樓房與樓房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近。人們把鴿子關進鳥籠，最後自己也住進了鳥籠。
我喜歡童年時候外婆家的小院子，那個小院子曾經就在瘦西湖的邊上。屋簷下的青苔上有我鞋子的痕跡，木梁上的燕子窩中有時落下一兩片羽毛。可是，在幾年前的房地產開發熱中，這個可愛的小院子被粗暴地拆除了，連同我童年溫軟的記憶。
我喜歡穿黑色的衣服，太喜歡了，我的大部分衣服都是黑色的。以至於同事對我說，你這麼年輕，為什麼總是穿著冰冷的、壓抑的黑色？好多次，面對這樣的詢問，我笑而不答。心中卻隱隱作痛。黑色是內斂的、是悲哀的、是冷靜的、是堅強的。記得一篇小說中寫道：「很多有傷口的女人，只穿黑色的衣服。因為這樣不容易讓別人看到疼痛。」這也是我的原因啊，我不願意讓旁人窺視到我的內心世界。黑色是一道藩籬。我讓自己與外部世界保持著一分距離。像一隻定格在琥珀中的小昆蟲，凝固，但是安全。
讀那本名叫《火與冰》的書，也有好長一段日子了。書中那些剛強的句子打動過我，更打動我的卻是那些柔弱的句子。手邊沒有書。我當時讀的那本已經很破舊的書，並不屬於我。讀過之後，我也不想去書店買一本新的。因為讀過之後，這本書在「精神」的意義上就已屬於我了。書裡的好些句子我幾乎能夠背誦下來，也能夠感受到作者寫作時的心情。它們讓我如此牽腸掛肚。
從昨天一直到今天，外面都下著雨，天色灰濛濛的，像《紅樓夢》裡面那些讓作者和讀者一起哭泣的、所謂「千紅一哭、萬豔同悲」的章節。此時此刻，我想起《火與冰》中那些憂憤的句子。在北國的風沙中，他有衝冠的怒髮嗎？我相信，他有。他更有一顆憂憤與感傷的心。
我給他寫信的時刻，不是我有意挑選的，卻恰好是一個孤獨與哀痛交織的時刻。他一定跟我一樣需要安慰。他身邊有安慰他的朋友嗎？
我不知道他的詳細地址以及與他有關的一切。然而，讀過一本他寫的書就足夠了—從「物質」的意義上來說，那本書我僅僅擁有過一天（更準確地說，一個夜晚）的時間。
下午，下班之前，我做了進公司以後唯一一件「假公濟私」的事：我把這封用一頁便籤寫就的短信，放進一封特快專遞裡，填好他的姓名地址。在吩咐祕書寄出一大疊商業信件的時候，把它混在公司的信件中發了出去。我實在怕自己沒有勇氣走到郵局親手投出這封突發奇想的信。
他的文章顯示，他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那麼，地址就簡單地寫上「北京大學中文系」，不知他能不能收到？
那座湖光塔影的校園讓我魂牽夢繞。中學時，我曾經沒日沒夜地切慕了它六年。可惜，最後還是沒有能夠踏進去。就因為高考沒有發揮好，差了幾分。造化弄人，我像一枚蒲公英一樣，不情願地飄落到西湖邊上的那座校園裡。「暖風熏得遊人醉，西湖歌舞幾時休」，西湖美則美矣，卻不是一個念書的好地方。大學四年，濃濃的失落感一直伴隨著我。
畢業後，漸漸忘卻了有關校園裡的一切。照片都是會褪色的，記憶也一樣；花朵都是會飄落的，夢想也一樣。廷生的出現，重新勾起我昔日的夢想和創傷。他屬於那座校園，那座蔡元培和魯迅的校園，那座「五四」青年的長衫和白圍巾飄飄蕩蕩的校園，那座在血與火中青春永在的校園。那座校園已經成為史詩，成為紀念碑，成為神話。北大的意義，早已經超越了一所大學。我有些嫉妒地想，他是多麼的幸運啊。
他能否收到這封信，在我的信寫完以後，已經不重要了。寫信是對虛無的一種反抗。但寫完以後，我寧願忘記它，讓它像一個夢一樣在我的生命中消失。舉重若輕。
正如《世說新語》中那個有名的「雪中訪戴」的故事。我很喜歡這個古老的故事。長袖飄飄的王子猷、鵝毛般的雪花、披著蓑衣的船夫、劃在溪水中的木槳……我要是畫家，我會畫這樣的一幅神韻流動的水墨畫。那麼，我也來學學王子猷？
可是，明天我還得去上班。睡吧，睡吧。今天的日記寫得太長了。
廷生的日記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每年六月初的這幾天，我都會離開校園。這幾天，空氣中瀰漫著血和鐵的味道，我不願待在這個麻木不仁的校園裡。十年前那個六月三日的深夜，我們全家人在收音機前聽「美國之音」，聽到裡面傳來的劈哩叭啦的槍聲。那一夜，我完成了我的成年禮；那一夜，我發誓要考北大。但是，當我真的考上北大之後，我才發現一切都變了，北大已經不再是北大。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真是兩個迥然不同的時代。
我「失蹤」四天之後回來，校園依然如一潭死水。只有「新東方」的課堂上，仍然是擁擠不堪。幾乎每個學生宿舍都有賺錢的妙招：有人賣速食麵，有人賣電影票，有人賣進口CD。誰都想成為鄧小平所說的那種「先富起來」的人。才十年的時間，這個校園就已經物換星移，滄海桑田。
我依舊去圖書館，去五樓的那間港台文獻中心。這間閱覽室少有人來，我獨自躲在角落裡，一個上午的時間一眨眼就過去了。這裡有不計其數的「反動書籍」，據說是一次國際書展之後，主辦單位將所有港台版的書籍全都贈送給了北大。我是偶然發現有這個大寶藏的，從此便每週都會來上三五次。這間閱覽室的書，只能在裡面看，不能外借，所以我經常到這裡一連看上三四個小時的書。這裡有台灣出版的與大陸觀點截然相反的近代史著作，有台灣早期「黨外運動」先驅者的傳記，我甚至找到了台灣出版的方勵之、劉曉波等八十年代風雲人物的著作。本來就有「反骨」的我，讀了這些反動書籍之後，就更加反動了。這間閱覽室給我的思想啟蒙，超過了北大的任何一個老師—八九之後的課堂上，大部分老師都謹言慎行，斟詞酌句。
比起當年的知青一代人來說，我能夠自由地閱讀這些「反動書籍」，簡直如同生活在天堂之中。六十年代，被放逐到農村的知青們，要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弄到幾本「禁書」來讀。所謂「禁書」，就是「文革」前翻譯出版的一大批「內部讀物」，包括被稱為「灰皮書」的社科類書籍和被稱為「黃皮書」的外國文學書籍。當時在山西中部中山村當知青的作家鄭義，後來回憶說：「勞動是艱苦的。看書同樣是艱苦的。每天下了工，吃了飯，已經是筋疲力盡。又沒有電，連煤油燈都沒有。最初的日子裡，我們只有墨水瓶、藥瓶自製的『小煤油壺』，豆大的燈焰下，擠不了三四個人，於是只有輪流看。第一批從晚飯後看到十一、二點；第二批從十一、二點看到三、四點；再叫醒第三批接著看到天明。特別是當外村傳來好書，限定兩三天還，大家想自己做點筆記，唯一的辦法就是換班看，通宵達旦。回憶起來挺苦的，睡得正香，硬要掙扎著起來『換班兒』！只有走出窯洞，在雪地上捧把雪擦擦臉，看山區格外明亮的星星月亮，直到凍得清醒得不能再清醒了，再趴到小炕桌上看。但那陣兒不覺得苦，因為不看這些書不知道該怎樣往下活！」
如今，我卻能在窗明几淨的圖書館，安安心心地讀這些好書。中文系的課程不多，有意思的課程更少，所以很多時間都可以由自己支配。窗外楊絮飄飄，如同六月的飛雪。讀書讀累了，就抬起頭來觀看一會兒滿天飛舞的楊絮。每片楊絮都是寂寞的，找不到方向。它們與人一樣，不由自主地在空氣裡飛翔，然後飛落塵埃。
博雅塔的塔尖在遠處，塔身被樹蔭簇擁著。它已灰塵滿面，像一個不合時宜的老人，冷冷地看著這個熱鬧的世界。
今天又收到一大疊信件。有編輯寄來的刊物，有老朋友的來信，當然更多的是素不相識的讀者的來信。其中，顯得突兀的是一封來自揚州的特快專遞。誰寄來的？在記憶的倉庫裡搜尋了一陣，我在揚州確實沒有一個認識的人。信封的後面留著一個外國公司的名稱和地址，以及一個有些模糊的「寧萱」的名字，它們讓我在心裡嘀咕了半天。我與公司之類的機構向來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而「寧萱」卻又是一個充滿詩意的、讓人遐想聯翩的名字。
藍色的、硬皮的、碩大的特快專遞信封，仔細一掂量，裡面似乎空空如也。
這是誰寫來的信呢？這個「寧萱」究竟是誰？儘管差不多每天都會收到幾封陌生讀者的來信，卻很少是用特快專遞來郵寄的。讀者們的信封，多半粗糙而破舊，也許是因為這路上顛簸太久的緣故。而且，那些地址一般都是遙遠的學校和鄉村，與高樓大廈無關。
撕開封口，原來是薄薄的一頁公司便籤，信的內容只寫了大半頁。字跡很小，很細，甚至有些潦草。算不上秀美，卻一眼就能夠看出是女孩子的筆跡，每個字都帶著幾分柔媚的心思。
在學校裡的「家園」快餐廳裡，我買了一份速食，一邊吃，一邊懷著姑且讀讀的心態攤開信紙。剛剛讀到第一行，我便立即換了一種心情，放下筷子，正襟危坐起來。因為，這封信的內容幾乎不忍卒讀—它像一塊小石子，準確地擊中了我的心臟。它沉重得讓我有窒息的感覺。
陽光從窗戶射進來，薄薄的信紙在陽光下是透明的。寫信人的心呢？
顯然，這封信的作者，跟我有著相同的心性，也跟我有著相同的創痛。在這些文字的背後，黑暗與光明兩種力量正在嚴峻地較量，悲哀與快樂兩種情緒正在劇烈地翻騰。一時間，兩種力量和兩種情緒都難分高下。這個關鍵時刻，正是需要外力來幫助的時刻。所以，她給遠方的、陌生的我寫信。她向我—一個她認為值得信賴的朋友，尋求精神上的幫助。
這個時代，還真有這樣的女孩？她真的在思考跟我同樣嚴酷的問題？
進入北大這些年，我已然是個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的異端，不為大多數的同齡人所理解和認同。幸而，北大還有蔡元培時代的精神和學統零零星星的殘留，「寬容」是它最偉大的品質。所以，儘管不少人把我目為與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時不時地加以嘲笑和調侃，卻也於我無害。
在這裡，各人做各人的事情，互不干涉。能夠在這種「不干涉主義」的羽翼下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我已經很滿足了。在中國，這樣的地方似乎不多。
那麼，寫這封信的叫「寧萱」的女孩呢？她會不會也被周圍的人視為「異端」？
我猜想，她可能比我更加孤獨。從她的信封上的地址看，她在一座摩天大廈裡工作。那種摩天大廈好似遠古的恐龍，在那裡，她會受到傷害嗎？
我應該給她回信。我願意給她回信。
在一大堆信件中，她的信如同沙中的金子，又好像一顆擱淺在沙灘上的貝殼。
廷生的信
寧萱：
你好。很高興收到你的來信。
讀到你的信的時候，我剛剛從郊外返回學校。一路上，我正在想，離開校園好幾天了，平淡如水的學院生活，會不會發生些許的變化呢？我的郵件該堆積了一大摞吧？
在五花八門的郵件之中，我拆開了你的信。你的信深深地打動了我。這是一封不能不回的信—因為王小波，因為魯迅與許廣平，更因為羅素的那句話。同時，你的信之所以打動我，還有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理由—因為我的孤獨和脆弱，因為你的「嚴重而真誠」。
文字是我與外界進行溝通的重要管道。在一個喧囂的時代裡，在一個人人都在談論「市場經濟」的時代裡，人與人之間心靈的溝通極其困難。文字卻能穿越諸多的阻礙，連接起一顆又一顆陌生的心靈。這兩年來，我受到許許多多的干擾。有讚譽，也有辱罵，有「捧殺」，也有「棒殺」，卻很少獲得精神上真切的共鳴。因此，自己的文字能夠在別人內心深處引發悠長的回音，是我生活中無法言喻的快樂。
今天，在你的這封信中，我發現了一種至誠至真的精神共鳴。謝謝你。
寫作的本質固然是孤獨的，但在寫作的過程中，人也在拚命地抗拒孤獨，就如同卡繆筆下那位辛辛苦苦地搬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石頭是否會再次掉下山，他並不在意，他的汗水、他的快樂、他的幸福，已經熔鑄在每一次的搬運、每一次的攀登、每一次的安放之中。
西西弗斯是一個內心最幸福的悲劇演員。
然而，如果一個人永遠處於無邊無際的孤獨中，無論他有多麼堅強，他的寫作和生活都很難長久地堅持下去。在沙漠中旅行的人，也需要不期然地遇到一塊塊賞心悅目的綠洲。在孤獨的背後，支撐我的東西正像你信中所說，是「對人類苦難痛徹肺腑的憐憫」。當然，在這沒有邊際的悲憫之中，首先是對自我這個無比脆弱的生命存在的悲憫。
你的信中提到許廣平給魯迅寫信的故事。當年，魯迅在一個不尊重人的國家和一個不尊重人的時代裡，為捍衛個人的自由與尊嚴而戰鬥，儘管最後他還是被黑暗所吞沒。這黑暗既有外在的黑暗，也有他內心的黑暗。從他身上，才看到人內心的黑暗原來是深不可測的。我喜歡魯迅的散文集《野草》，如學者李劼所說，它有如荒涼的墳地，亂草在風中搖曳，天色晦暗不明，時空晨暮難辨。在誰也看不見的地方扮演英雄，在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中假裝犧牲。
許廣平在信中提出的難題，魯迅在覆信時作出了回答。他說，「人生」的長途，最怕的是遇到兩大難關。一是「歧路」，二是「窮途」。我想，我們今天遇到的大概是「窮途」吧。在正道之外的那些路，我們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是一些方向錯誤的路。我們的選擇很明瞭，也很堅定。因此，對於我們來說，並不存在真正的「歧途」、並不存在走錯路的危險。但是，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正道已經走到了盡頭，無路可走的時候，該怎麼走呢？
王維的選擇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魯迅的選擇是：「還是跨進去，在刺叢裡姑且走走」。我常勸說身邊的朋友和比我更年輕的弟妹們，不妨選擇王維的生活方式；而我自己，恐怕得一輩子「在刺叢中求索」—荊棘會將我的赤腳扎得鮮血淋漓，會透到我的骨肉裡去。
這是我的命運，我不能、也不願違背。你呢？
我們這個時代的惡，並非像某些人認為的那樣，比魯迅那個時代的惡要少；相反，我認為，我們時代的惡更加氾濫、更加凶險。當然，這種「惡」也存在於我們身上、我們心中。
我在對抗外部的惡的同時，也在清除著自己內在的惡。我在內外的夾擊中依然不願意放棄戰鬥。尤其是我自己內心的惡，它將伴隨我的生命始終，我也將不懈地與它戰鬥始終。
但是，我不會因為世上有太多的惡而感到沮喪。沒有惡，善也就沒有意義了。我也堅信，那些看上去無比強大的邪惡勢力，最後必然會衰弱、退縮，進而消亡。只要我們堅守內心的善，也許在一個漫長的黑夜之後醒來，那無所不在的惡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正如同《聖經》詩篇所說的：「作惡的，必被剪除……還有片時，惡人要歸於無有。」這段經文帶給我很大的安慰。
這封信越寫越沉重。我幾乎都快忘掉你是一個「美麗，也還年輕」的女孩了。本來，你的來信就夠沉重的了，我不忍心再在上面增添更為沉重的分量。就好像在一張漆黑的紙上再用濃墨寫字。可是，我實在寫不出輕鬆的句子來。就讓我們彼此分擔對方的沉重吧。
我注意到，你給我寫信的時候是四日的深夜。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日子，十年前的那一天，我十六歲的生命被徹底改變。
今年的六月，北京的天氣已經很熱了，就像一個巨大的蒸籠，讓人感到透不過氣。
北京是一個官與商的城市，北京是他們的天堂。六百年帶著血腥氣味的帝王都，像一隻恐龍一樣矗立在燕山的腳下。六百年了，無所不能的歲月可以改變一切。在這裡，流氓變帝王，文人變太監，優孟變大臣，少女變怨婦，無論出現怎樣的怪事，人們早已司空見慣、見怪不怪。
多少個春夏秋冬，官與商們每天都在舉行宏大的盛宴，盛宴上也許還有香噴噴的大盤人肉呈上。他們開懷暢飲，他們大口咀嚼。他們在餐桌上和床笫間隨意決定千萬子民的命運，這就叫「指點江山」。到了晚上，一代代帝王將相們的幽靈會出來遊動，向後人傳授他們奪取權柄的計謀和殺戮敵人的勇氣。在這個城市和這個國度裡，這些經驗永遠也不會過時。
世界變了，有車輛，有霓虹燈；世界沒有變，世界還是他們的世界。
我很少出校門，只有在校園裡還遺留著幾分「家」的感覺。這個校園是城市西北角的一個孤島，它屏障了外部沸騰的波浪，讓我獲得了暫時的安寧。
校門外，車與人都是輪胎飛轉、步履匆匆。然而，混凝土修築的街道上，任何人的痕跡都沒有留下，包括烈士的鮮血和文人的唾液。至於我，永遠都是一個漂泊者。我對北京沒有歸屬感，對已經離開七年的那座四川的小縣城也沒有歸屬感，每次回去，我都感到自己已經是一個外人了。我們真正的故鄉，離我們越來越遠。
這次出城，我選擇的是北京西南郊的檀柘寺。郁達夫在《故都的秋》裡寫到，北平令他最不能忘懷的美好景物，其中之一就是「檀柘寺的鐘聲」。史書記載，當年檀柘寺人丁最興旺時，擁有僧眾數千人，號稱北方第一大寺。俗話說，先有檀柘寺，後有北京城，可見其歷史之悠久。
如今，這裡只有寂寂寥寥的幾個僧人。在午後的寂靜中，他們在寬敞的經室裡，閑看花開花落。檀柘寺少有遊人來到，不像北京其他的名勝古跡，到處是鼎沸的人聲和旅遊團的小旗幟。和尚們並非身在紅塵外，他們抱怨說寺廟離城太遠，香火不旺盛，生活也較城裡的寺廟清苦許多。而我暗自竊喜，因為我此刻的心情正適合這樣淒冷的地方。
據說，這個雅致幽靜的院落，恭親王曾經來住過。
當年，權傾一時的恭親王試圖通過洋務運動富國強兵，卻被保守的「清流」派辱罵為「鬼子六」。後來，他被慈禧太后逼下台，到這荒郊野外的寺廟裡隱居了一段時間。
滿山的松樹，千姿百態。山間的石階，曲徑通幽。在檀柘寺殿宇的最高處，能夠望到北京城金碧輝煌的宮殿和灰暗破敗的民居。可以想見，一百多年以前，恭親王這位改革的先行者和失敗者，退居深山大廟之中，心情是何等枯寂、何等荒蕪、何等悲涼。也可以想見，他在這院落外，多少次悲哀而熱切地眺望那近在咫尺又遠在天邊的京城。時間像流水一樣消磨著人的意志。恭親王是一個熱心腸的人，冷冰冰的佛經，無論如何都是讀不下去的。他想拯救這個搖搖欲墜的帝國，老大帝國卻拋棄了他；他愛這個國家，這個國家卻不愛他。
中國人一向仇恨改革者。古往今來，改革者和變法者們，哪一個有好下場呢？恭親王不過是他們當中的又一個犧牲品而已。幸虧他是皇族嫡系，喪失權力之後總還保全了性命。在他之後的譚嗣同們，就只能血灑菜市口了。而在那時，一度神采飛揚的恭親王，早已變成一個沉默寡言、唯唯諾諾的老人。唉，中國，中國，是一個考驗人耐性的地方，是一個把年輕人磨老的地方。
六月，城裡還是酷暑高溫，這裡卻已然有些凜冽的寒意。窗外，能聽見秋蟲的鳴叫。
就在你給我寫信的那個夜晚，我住在寺廟裡，心卻靜不下來，徹夜不眠。耳朵便有槍聲，炮聲，呼喊聲，哭泣聲。儘管十年之前的那個夜晚，我並不在北京，並不在現場，但又彷彿是一名親歷者。人民以膏血奉軍隊，軍隊以槍彈報人民，不圖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牛鬼蛇神之地獄！
後來，當我與「天安門母親」的發起人丁子霖老師見面的時候，她送給我一本寫那些死難的孩子的書，其中包括她的兒子、十七歲的高中生蔣捷連罹難的經過。丁老師在扉頁寫道：「連兒如果在世，一定會跟你成為好朋友！」是的，那張照片上英姿颯爽的蔣捷連只比我大一歲，一定會是我的好朋友！而我又想，如果那個時候，我家在北京，我會不會跟他一樣，因愛國而上街，因上街而中彈，甚至變成躺臥在街頭的一具冷冰冰的屍體呢？
此刻北大的校園，凝結的空氣像固體般，讓人無法呼吸；周圍一雙雙的眼睛，發出狼一樣的青光。我無法像身邊的同學那樣，若無其事地歡笑著去看電影，或者步履匆匆地去上托福課。
我拒絕遺忘，因此記憶常常以噩夢的形式降臨在我的現實生活中。
我不願沉默，然而當我正要高聲呼喊的時候，卻發現自己依然失聲。
深夜，是比你寫信的時候更深呢，還是淺一些？
那天晚上的你呢？除了給我寫信以外，你還做了些什麼？
應該說，我比你幸運，我的身邊還有一個可以聊天的朋友，你卻只能在寂寞中面對紙和筆。不過，以後你將不再寂寞，你有了我這個朋友。
寫信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意的選擇，或者僅僅是一個巧合而已。
我們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認識，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種神啟的力量。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