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代前言】
《紅樓夢》──貴族文化的精讀本
有一個字眼在社會生活中消失快一個世紀，近一、二十年又捲土重來——「貴族」。
在中國，時下有一種標準，誰若擁有千萬豪宅、百萬香車、名表巨鑽、過億的財產，每年零用錢在人民幣五百萬元以上，就可以甩掉「平民」的帽子，跨入「貴族」的門檻。據說這樣的「貴族」在中國多如過江之鯽，數量還在不斷膨脹。
然而也有人對此嗤之以鼻：不就是口袋裡有幾個錢嗎？頂多算是「暴發戶」而已。翻翻《漢語大詞典》，看看什麼是「貴族」：
貴族：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中享有政治、經濟特權的階層。在封建社會，指具有世襲爵位和領地的各級封建主，主要是皇室的宗族子弟和功臣，亦指顯貴的世家大族。……後亦泛指社會上享有特權的階層。
由此看來，「享有特權」才是貴族不可或缺的要素。有了特權，貴族才能高高在上、一言九鼎、廣聚財富、養尊處優。除此之外，貴族多為世襲，代代相沿，不免形成一套獨特文化：衣食住行，享受著那個時代最高水準的物質文明；待人行事，遵循著一套繁縟的規矩禮節。即使有一天家族衰敗，子孫星散，但那累代積養的積習風範，卻還迥別於人。這跟撿了彩券一夜暴富的流浪漢大不相同，後者可能在物質上一步登天，但那流浪漢的積習、見識，卻是至死也難改變。
晉朝大將軍王敦入贅公主府，初次如廁時，見一隻漆箱裡盛著棗乾，以為是廁中零食，便隨手揀來吃個淨盡。又見侍女捧著一碗水、一碗豆麵，以為是廁中加餐，也兌在一起一股腦兒喝個乾淨。他哪裡知道，那棗子是貴族家中用來塞鼻孔、防異味的；水和豆麵（即「澡豆」，作用如同今天的肥皂）則是用來洗手的。結果他的舉動被當成笑柄，記錄在《世說新語》中。王敦出身士族，在貴族府第尚且如此「露怯」，何況一般百姓。因此有人說：「一夜可以造就一個暴發戶，三代才能培養出一個貴族。」一點也不錯。
「三代出貴族」的名言據說出自英國大戲劇家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之口。沒錯，莎士比亞對貴族十分熟悉，他的劇本裡塑造了不少貴族形象：國王、王子、元老、公爵、將軍、領主……。只是莎士比亞本人並非顯貴。未發跡時，他曾在劇場替人牽馬看車；劇本走紅後，他當上了「國王的供奉」，但仍被譏刺為「暴發戶式的烏鴉」，摒除於貴族行列之外。
遍觀古今中外的文壇，寫貴族生活，且又有著貴族生活經驗的作家，為數不多。俄國小說家列夫‧托爾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名列其中。托爾斯泰出身名門貴族，他的代表作《戰爭與和平》（War & Peace）等，也主要寫貴族人物和故事。不過托翁寫作此書時，已是十九世紀下半葉。早在前一個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小說巨著《紅樓夢》就已經問世，那同樣是一部貴族作家所寫的貴族題材作品。作者曹雪芹（約一七一五至一七六三年）比托翁早生了一百多年，幾乎與托翁爺爺的爺爺並世。《紅樓夢》也成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貴族寫貴族的小說。
眾所周知，曹雪芹生在清代前期一個貴族之家，祖上三代做著織造、巡鹽御史、通政使司等高官。曹雪芹的幼年是在極盡奢華的貴族家庭中度過。儘管當其著書時，家族早已衰敗，他自己也跌落到「舉家食粥酒常賒」的地步，然而幼年的貴族生活留給他難以磨滅的印象，家族中的貴族積習尚在，身邊的親友又常常叨念起舊日的好時光，他跟這個家族的感情真可謂剪不斷、理還亂。
於是在窮困潦倒中，他提起筆來追念往事，創為小說。其間自不免美化人物、虛構情節、感歎命運、宣洩情愫……歷經「批閱十載，增刪五次」的艱辛歷程，終於鑄就這部曠世奇書。
小說問世至今有兩百六、七十年，數以千萬計的讀者為之癡迷傾倒。人們關注的角度各有不同：愛情的、倫理的、社會的、哲學的、歷史的、宗教的、藝術的、語言的……其實從小說內容和作者身分來看，《紅樓夢》還是一部貴族文化的精讀本。書中對貴族生活，尤其是物質生活的描寫，活色生香、細緻入微；衣食住行、銀錢經濟，無所不及。這本書的前兩部，即涉及這些內容。讀者中無論是迷戀貴族文化的，還是憎惡封建體制的，都可以從中找到感興趣的部分。
當你翻看本書第三部「真相曹家」時，還會發現小說背後曹家的一些真實故事。作為貴族，曹家在當時並非最顯赫，然而其物質生活絕對一流。一來，曹家供職於內務府，專門負責皇家的衣食供給，「近水樓臺先得月」，曹家的衣食器具也多為「上用」（即皇上專用）；二來，曹寅身任織造及兩淮巡鹽御史，衙署所在的南京、揚州，都是當時奢侈風氣的策源地。厲倡節儉的雍正皇帝就曾在大臣噶爾泰的奏摺上批示說：
諸凡奢侈風俗，皆從織造、鹽商而起！
這條批示從旁說明，曹家在當時是引領奢侈潮流的先驅，衣食住行的奢華程度很可能已超越皇家！反映到小說中，《紅樓夢》向我們展示的正是當時最奢華的貴族生活場景。
至於貴族之家的禮數規矩，小說中也多有展現。舉個例子來看：賈府的家樂戲班解散後，女優芳官被分配到怡紅院做丫鬟。芳官的「乾娘」得罪了怡紅院大丫頭晴雯等，時時找機會討好怡紅院眾人。小說第五十八回，她來怡紅院送飯，見寶玉哄著芳官替他吹湯降溫。這「婆子」見機不可失，便自顧自跑進院門：
（芳官乾娘）跑進來笑道：「他不老成，仔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說，一面就接。
晴雯忙喊：「出去！你讓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麼空兒跑到這裡槅子來了？還不出去！」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心的，他不知道，你們也不說給他！」小丫頭們都說：「我們攆他，他不出去；說他，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一半，還有你一半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還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階下幾個等空盒傢伙的婆子見他出來，都笑道：「嫂子也沒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的那婆子又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
嚴守等級，是貴族府第的鐵律，各種身分的人，有各自的活動範圍。錯走一步，就要受到呵斥和恥笑。
人們都說《紅樓夢》是一部「反封建」的作品，主人公賈寶玉崇尚平等理念，具有博愛思想。他的男性朋友中既有王爺、貴族，也有寒門子弟乃至戲子優伶；對於女孩子，無論是堂姐表妹、貴族千金，還是丫鬟使女、女優下人，他都一視同仁、關懷備至。
然而寶玉又是最軟弱的「叛逆者」，他的平等觀念不但不能對社會、家族產生任何影響，就是在小小的怡紅院裡，也無法付諸實施。怡紅院的棠蔭花徑看似平坦，卻處處有著不可逾越的「槅子」和鴻溝。哪裡是大丫頭的活動範圍，哪裡是小丫頭的可到之處，都有著嚴格的規定。禮數由貴族主子規定並代代相沿，又由丫鬟奴隸們自覺維護著。
賈寶玉對此也視為正常。在寶玉的字典裡，已婚女人「婆子」是被打入另冊的。儘管出於悲憫之心，他常囑咐丫鬟們：「你們是明白人，耽待他們是粗笨可憐的人就完了。」（第五十四回）然而他又說：「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指『婆子』）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第七十七回）
寶玉、晴雯等人的言行，實際上代表了作者曹雪芹的立場。不懂「內幃規矩」的「婆子」當眾遭到羞辱，你不難從字裡行間讀出作者的譏笑與嘲弄。沒錯，曹雪芹連同他筆下的寶玉、黛玉、晴雯等，血管中流淌著叛逆的血液，然而這種「叛逆」遠未昇華到某些現代學者所拔高的程度。
說到底，曹雪芹畢竟是沒落貴族子弟，對貴族家庭懷著難以割捨、藕斷絲連的情感。他對這個家族有反思，有怨恨，但更多的是追念，是眷戀。他帶著欣賞和陶醉的筆調摹寫著一去不返的家族生活，在創作一部偉大文學作品的同時，也為後世留下了關於貴族生活的真實紀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紅樓夢》是一部貴族文化的精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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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 一部晚明社會「食貨志」
還在讀小學的時候，家裡書少，經常翻看的，是一冊姊姊的語文課本。那是她讀書的那所中學自編的教材，所選篇目跟一般統編教材不同。例如選朱自清的散文，一般教材大多是《背影》、《荷塘月色》，這本教材卻額外選了一篇《加爾東尼市場》。
朱自清先生在一九三○年代旅歐期間，曾在英國住了七個月，加爾東尼市場是倫敦的一家舊貨市場。朱先生以他那一貫的親切筆調娓娓道來，講述他在市場中閒逛、購物的樂趣。說到舊書及一些有趣的小玩藝兒，還捎帶提到價格。像一套《莎士比亞全集》，「只花了九便士，才合五六毛錢」；「一個銅獅子鎮紙……要價三先令（二元餘），還了一先令，沒買成」。最後提到一冊「大大的厚厚的」賀年卡樣本，「問價錢才四便士，合兩毛多」；「回國來讓太太小姐孩子們瞧瞧，都愛不釋手；讓她們猜價兒，至少說四元錢。我忍不住要想，逛那麼一趟加爾東尼，也算值得了」。
如今想來，朱自清散文親切如口出的文字風格，正是他的平民思想、平民情感的自然流露。文學固然以談理想、抒壯懷為高，然而沒有「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天籟之音，沒有細數柴米油鹽的生活之味，文學也便失去了多樣性，甚至失去了生活的基礎和生命力。
這篇《加爾東尼市場》至少讓我們知道，朱自清這位大文學家的內心，不僅為父親的背影感動過，不只被荷塘的美色陶醉過，也不單因社會的不公而感憤激動過，其也有對平凡生活樂趣的尋求，甚至不乏因舊貨「撿漏」而引發的小小欣悅與滿足。我們並未因此減少對朱先生的尊敬，反而覺得他的一顆心與市井小民息息相同，與我們貼得更近。
一位西方學者總結說：「一部西方小說史，就是一部不斷淡化英雄的歷史。」此話不僅對小說而言，也可以理解為對整個文學發展歷程的總括：那應是一個脫離聖雄豪傑的神話傳奇、不斷向平民生活靠攏的過程。朱自清先生的文字，已經讓我們體會到了這一點。
其實中國的傳統文學又何嘗不是如此。明代「四大奇書」中，《西遊記》說佛論道，離世俗生活甚遠，可以存而不論。《三國演義》講說帝王將相的豐功偉略，讓下層讀者須仰視才見，不免脖子發酸。至《水滸傳》講說民間英雄豪傑的傳奇，已經向市井讀者大大跨近了一步，不過打虎的武松，拔楊的魯智深，到底還是身邊難覓的超人。至世情小說《金瓶梅》，則開創長篇小說專寫市井人物的先河，讀者在書中常常能發現左鄰右舍的影子，卻很難再見割據的雄主、超凡的英雄。作者視點放得愈低，文學進步的腳步就愈大。這可能就是學者把《金瓶梅》推為「白話小說里程碑」、甚至是「真正的小說」的重要原因吧。
詳細討論《金瓶梅》思想、藝術、文學史地位等等，不是這本小書所能勝任的。不妨就讓我們選擇一個小話題，談談《金瓶梅》中的柴錢米價，了解一下古代底層百姓的日常生活，以我們平日打工賺錢、養家糊口的平常心，來體諒古人、觀照人生，也不失為尋求閱讀之樂的一種角度和嘗試。
四月裡的一天，在山東清河縣富商西門慶家中，「五娘」潘金蓮鬥牌贏了三錢銀子。她又攛掇有錢的「六娘」李瓶兒添出七錢銀子，讓僕人興兒買來一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下飯（佐餐菜肴）、一罎子金華酒、一瓶白酒，另有一錢銀子的果餡涼糕。興兒的妻子把這桌價值一兩銀子的酒席整頓好，眾妻妾在花園卷棚下開懷暢飲，大快朵頤；又拿了酒菜，到假山亭子內下棋投壺、賞花觀景，度過了悠閑快活的一天。這是明代小說《金瓶梅》第五十二回中的一個場景。
這一篇看似瑣碎的飲食帳，讓每天難離「柴米油鹽」的讀者嗅到濃濃的生活氣息，被真實的生活細節所吸引，不知不覺融入小說人物的生活中。這正是《金瓶梅》的魅力所在。
的確，《金瓶梅》是一部讓人嘖嘖稱奇的小說，它在明萬曆年間問世後，吸引了眾多名人學者的關注，卻又遭遇了毀譽不一的尷尬局面。大文豪袁宏道說：「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袁中郎全集》）文學家謝肇淛也盛稱：「（書中人物）不徒肖其貌，且並其神傳之；信稗官之上乘，爐錘之妙手也。」（《小草窗文集·金瓶梅跋》）清代小說評論家張竹坡乾脆把《金瓶梅》譽為天下「第一奇書」，放在「四大奇書」之首（另三部是《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
但批評的聲音也不絕於耳。明人沈德符認為此書不宜流傳，一旦刻版印行，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刻印者也將「以刀錐博泥犁（因貪圖小利而下地獄）」（《萬曆野獲編》）。清人袁照則直接批評：「鄙穢百端，不堪入目。」（《袁石公遺事錄》）連初版的序作者「東吳弄珠客」也不得不承認：「《金瓶梅》，穢書也。」
說它是「穢書」，主要因為書中有一些十分露骨的性事描寫，這讓「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士大夫們難以接受，也遭到民間世俗輿論的普遍抵制。既然如此，這樣一部「穢書」又是如何出爐的呢？學者分析說，一是受十六世紀人欲橫流的淫靡社會風氣的薰染，二是被當時追求個性解放、掙脫禮教束縛的進步文化思潮所激發，三是受商業化娛樂機制的推動。對此，學者們撰有專文專著，作了洋洋灑灑的論述，本書不擬多談。筆者要說的是，其實書中的色情文字東鱗西爪、篇幅有限，加總起來不過一兩萬字，且與小說情節油水相隔，結合並不緊密。因此悉數刪除後，並不影響情節的連貫及閱讀的順暢。今天一些嚴肅的出版者，也正是如此處理的。
當人們的目光緊盯著《金瓶梅》中的「情色」主題時，卻往往忽略了書中另一個更重要的主題──「金錢」。小說的男主角西門慶是個商人，小說家所處的時代，又是商品經濟迅速崛起的明代後期，因此金錢成為小說中的重要話題，也便不足為怪。
我們今天所能讀到的所有中國傳統小說中，沒有哪一部像《金瓶梅》這樣，以全副精力關注著市井百姓的經濟生活。書中經濟資訊之多，堪稱中國小說之最，在世界小說苑中，恐怕也是首屈一指。作者在書中千百次提到物價、工價，不但西門慶做一筆買賣、置一所宅院、收一筆賄賂、送一份厚禮等「大事」，記述得價值詳明；就是書中人物沽酒、裁衣、剃頭、磨鏡、買汗巾、秤瓜子，乃至賞賜廚役、打發轎夫等細事，也都筆筆敘及、言必稱價，銀兩的計算甚至細緻到幾錢幾分。
我們前面所舉潘金蓮請客的文字，只是書中一個極平常的例子。而從這個角度看，《金瓶梅》不僅是一部文學名著，同時又可視為一部小說體的百姓「食貨志」了。
「食貨志」原指史書中的一種文章體例，是記述某一朝代財經狀況的專題文章。在「二十四史」中，最早列《食貨志》的是班固的《漢書》。而自班固首開體例，後世的官修正史也多列有《食貨志》專章。
「食貨」的「食」指的是糧食，「貨」則指布帛、財物等。食、貨是老百姓賴以生存的生活物質基礎，也是國民經濟的要素。一個國家，一個政權，其主要的任務就是解決老百姓的吃穿問題。搞好經濟，處理好「食貨」問題，讓老百姓吃飽穿暖，也就成了最大的國家政治。明代陽明心學有個命題：「百姓日用即道。」（《王心齋先生遺集·語錄》）什麼是「道」？什麼是治國執政的方針大略？那不是什麼玄而又玄的東西，說到底，就是讓百姓有吃有穿、和諧安定，這就是最大的治國之「道」了。
鑒古知今，是史學研究的出發點，也是文學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史書《食貨志》是從大處著眼，記述一朝一代經濟發展及財經政策，重在評述帝王將相在經濟活動中的得失。至於百姓的生活細節、經濟活動，史書卻無暇涉及，也不屑一顧。要了解百姓的柴米油鹽、生活細事，就來讀讀《金瓶梅》這類的小說吧。
小說也是歷史，是生動細膩的百姓生活史，記錄著老百姓的吃飯穿衣、婚喪嫁娶、喜怒哀樂等種種活動和情態。尤其像《金瓶梅》這類「世情小說」，鏡頭對準市井底層，寫讀者身邊的普通人、尋常事，關注他們的衣食住行、生活瑣事。因此，作為涉及經濟金融資訊最多的作品，《金瓶梅》便成為人們了解封建社會底層百姓生存狀態的生動讀本。這也是本書的寫作初衷。
不過有一件事不能不事先釐清，即《金瓶梅》所反映的時代斷限問題。
《金瓶梅》所講述的故事，發生在北宋政和、宣和年間，也就是西元十二世紀初的十五、六年裡。不過小說作者蘭陵笑笑生是明代人，大約活動於嘉靖（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年）、萬曆（一五七三至一六一九年）年間。小說借古諷今之意甚明，書中人物、故事的取材及諷刺指向，自然應是明代嘉、萬時期的人物時事。具體而言，《金瓶梅》今存的最早版本是帶有「東吳弄珠客」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年）序的《金瓶梅詞話》；則小說所反映的，應即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這一段歷史時期的社會狀況及經濟資訊。
在以下的章節裡，我們將一同關注《金瓶梅》中一些有意思的話題。例如，作為彼時的市井百姓，他們的經濟生活與今天有何不同？他們使用何種貨幣？當時的物價水準如何？各階層人士的日常花費、衣食住行又是怎樣？尤其像西門慶那樣的商人，整天跟金錢打交道，他的金錢觀念如何？他的錢是怎麼賺的？又是怎麼花的？在那樣一個人文環境中，人的思想性格的形成，也一定程度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對於書中出現的眾多人物形象，我們也將試著從「食貨」的角度來推求他們的性格成因、人性善惡。
就讓我們戴上「食貨」的眼鏡，一同走進《金瓶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