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有興趣拍紀錄片
走進任何一個紀錄片影展你會看到各種不同的導演――老的、年輕的、害羞的、直率的、心事重重的、內向的、外向的、身材高大的與嬌小的，大部分人友善、謙遜而且容易親近。他們透過自己的影片來訴說深刻的事情，既謙和又真誠，跟他們在一起你像在自己家裡一樣。這些導演的作品不論是長的或短的，都帶著你走上一段你所不知或沒有預期的神祕旅程。例如鮑威爾．洛辛斯基（Pawel Lozinski）12 分鐘的片子《姐妹》（The Sisters, 1999，波蘭；圖1-1），只不過拍攝了一對老姐妹在天井長凳上的爭吵過程，老的那個要妹妹去走走讓人工髖關節動一動，但每次妹妹總是微笑迴避。兩人每次抱怨對方時都很有心機地向著攝影機說話，老姐姐說爸媽太寵妹妹讓她懶慣了，妹妹則說姐姐一直對她頤指氣使。這部片子以一種深刻的真實觸動了你：手足之間都是一樣的，爭吵如同每日必做的儀式不可或缺，但是時光不留人。中間的一人可能瞬即離世，兩人以吵吵鬧鬧互相安慰的一生也將走向寂靜。
另外像是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執導的長片《健保真要命》（Sicko, 2007，美國；圖1-2）就帶來諷刺漫畫式的辛辣真實。人們感受美國健保系統崩裂的恐怖經歷，片子從此開始，然後透過導演的特殊風格—―嬉鬧又超現實的衝撞，麥可．摩爾運用這個諷刺的案例，把利潤導向的美國健保系統塑造成一個滑稽的存在。他指出美國人被洗腦了，以致相信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式的健康服務都比較差—―也就是共產社會那一套。接著他呈現加拿大、法國、英國以及古巴真正享受到的健保，而數百萬自認社會條件比較優越的美國人卻是享受不到的。
每部影片既有趣又有娛樂性，但是又讓你沉思。因為紀錄片可以用很多方式來向觀眾呈現它對真實世界的想法，每個作品都別具特色。今天的紀錄片製作者可以運用各種充滿想像力的說故事方式來引導我們認識真相：他們可以放大不為人知的細節，發掘親密但又不太對勁的關係，將歷史性大事件按時間編排，或者向當權者說真話而使得舉國喪膽。
然而從製作紀錄片中你能獲得什麼呢？因為這個過程將帶著你潛入生活的表相到達更神祕的區域，在那裡你開始更深刻地活著。紀錄片工作者學著去對歡樂、痛苦與妥協重新評價，而且知道那完全學自於「真正活著的」（alive），無怪乎他們如此契合。他們喜歡用銀幕去發掘引人入勝的事物或者惡臭沖天的不義之事。今天，你沒錢、沒權、沒有職位，但透過多一點的特別訓練都可以拍攝紀錄片，然而你最需要的是勇氣，一種驅動你發掘神祕的熱情、一份把蒐集而來的材料，發展成觸動觀眾心靈的故事所需要的堅持。
如何維生
現在製作紀錄片的費用並不昂貴，也有許多類的紀錄片能讓作者賺點小錢，但通常要過個中產階級的生活還不夠。導演們常常得去教個課、拍個簡介片什麼的才能勉強過日子，能賺大錢以及帶來光環的是能搬上大銀幕的獨立製作院線紀錄片。呂克．雅克特（Luc Jacquet）的《企鵝寶貝：南極的旅程》（March of the Penguins, 2005，法國；圖1-3）在上映20 週就賺進7,700萬美元；麥可．摩爾的《華氏911》（Fahrenheit 9/11, 2004，美國）的票房總收入達1 億1,900萬美元。迪士尼公司已經成立的一家新公司Disneynature，將以每四年為一個循環製作與發行紀錄片。年輕的電影工作者入行可以拿一些像是醫療、訓練、婚禮、生日、網路影片及在地活動等委託製作案來開始，另外像是新聞專題、實境節目以及為慈善機構或非政府組織拍攝募款影片，都可能讓你有機會遊歷世界不同的角落。你可以拍旅遊、音樂或教育性質的各種議題的影片，也可以拍攝產業、社會科學或人類學紀錄片，拍大眾想看的影片並沒有什麼限制，重點是得拍得精巧、不太貴且能賺錢。你將會看到的，大資本投入下的製作才是未來生存之道。
許多人對於未來生涯應該專精於哪一個方向有所遲疑，假如你立意以紀錄片製作為生，那得嚴肅視之，那意味著你得學著走對的路，講對的話。專業的雜誌會經由各種工作與不同的刊物旨趣帶你走向紀錄片的世界，像是《獨立製片》（The Independent）、《國際紀錄片》（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圖1-4）、《美國電影攝影師》（American Cinematographer）與《數位錄影》（Digital Video, DV）等雜誌都是專業工作者、評論者與技術資訊的寶藏。從其中你可以在構想與趨勢、獨立製片新方法、電影攝影、後製、發行與影展得到即時的消息。《綜藝》（Variety）雜誌則可以讓你掌握商業電影工業的各種訊息，靈活的閱讀它們將很快使你開始思考、行動，然後把你自己變成行業中的一員。
「歐洲紀錄片網」（The European Documentary Network）是個代表許多特殊需求的網站，藉著上網搜尋你有興趣的關鍵字組合（像是紀錄片documentary、影展festival、製作production、企劃proposal、提案pitch、籌資funding、中心center 等），你可以找到超多相關的資訊。當然並不是每個資訊都很精準或者有價值，不過整個世界是開放的，就等你去瀏覽。
什麼是紀錄片？
我們都應該回頭看一下紀錄片之父約翰．格里遜（John Grierson）對此的定義：「對現實進行創造性的處理。」他的意思是說，如果你運用創造力將已記錄下來的真實碎片組織成為故事，那麼你就製作了紀錄片，但這也包括了所有的非劇情性的形式，像是自然、科學、旅遊、產業、教育、社會學，甚至是以事實為基礎的宣傳影片。時至今日，因為特別的價值與議題選擇，紀錄片似乎可以從它的非劇情片手足裡分離出來。
以一個意義組織一個故事
簡單說，紀錄片也許就只有一個角色。小時候，我曾經坐在父親身邊看著一隻巨大的甲蟲努力爬上葉柄以便振翅高飛。父子都看得很出神，因為障礙眾多，沒人確定牠能不能飛起來，過程充滿戲劇張力。當那隻蟲子嗡嗡飛向他方，我們父子如同看到了昆蟲世界的一場馬拉松，好像是一個鏡頭完成的紀錄片。
每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不管是劇情片或紀錄片，都有一群角色努力完成某些事，同時在他們身處的環境中克服困難。他們如何做、他們是否成功都提供了戲劇張力，或者就會讓我們著迷。在傑克．克勞索（Jacques Cluzaud）、米歇．戴貝司（Michel Debats）與傑克．佩林（Jacques Perrin）所製作的《鵬程千萬里》（Winged Migration, 2001，法國；圖1-5），「角色們」是群不同類的鳥兒，每一隻都得在生存的壓力下被迫遷徙。牠們得運用每一分力氣克服飛行距離與氣候變化的挑戰，但寒冷使牠們元氣大傷，每隻鳥都面臨死亡的威脅。而真相令人哀傷，因為體弱或是運氣不佳者無法完成這段旅程。
角色企圖得到、採取行動或者完成
成功的紀錄片都有迷人的角色，故事具備張力，並對於人類的處境有話要說，有力的角色都會企圖得到並採取行動，不論最後是否達到目的。這與人類最古老的敘事元素相似，像是枕邊故事、民間傳說、神話與傳奇。因此紀錄片是延續自口傳文學的精神。
故事得對觀眾發生作用
所有的故事都像是馱馬一樣—―它們的工作是有目的地拉動觀眾。為了使我們了解人類組織與議題的背後，故事得深究因果關係。美國作家艾略特（T. S. Eliot）認為藝術的功能是：「藉著強加在生活上的秩序，讓我們對於生活的秩序略有領悟。」故事有助於警示危險，指點人類本性中的寶藏，並力勸我們應按自己的理想而活。當高明的說故事人抓緊我們的領子時，我們擁抱以對。
社會學批評
經由以下的質問，你可以將紀錄片從其他非劇情片的形式中區分出來：
● 該片是否呈現了某個範圍的人性價值？紀錄片對於人的價值與選擇，以及其後造成的結果 深感興趣。它所關切的是超越事實而進入到道德與倫理的層次。
● 該片是否引起越來越多注意？最好的紀錄片是一種有節制的熱情典範。它們為我們開啟了新的世界，或以不尋常的方式展示一個我們熟悉的世界，因此引人矚目。引起話題的紀錄片像是高爾（Al Gore）的《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 2006，美國）就挑戰我們，然後在理解後採取行動。
● 該片是否意含社會批判？很多非劇情片類型像是風景介紹、產業簡介與（難過的說）教育性影片呈現出一套資訊，但卻毫不質疑它們記錄下來的人性價值，它們缺乏真正的紀錄片性格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社會批判。一個實景拍攝、有關工人如何製作刮鬍刀的精緻影片只能稱為工業影片，但是如果一部影片呈現不斷重複的精確性製造過程對工人們的影響，如果可引發觀眾做出社會性批判的結論，那這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紀錄片—而片子能拍得多好也是與實際製造過程相關的。
紀錄片的企圖與成分
紀錄片的功能
紀錄片調查、分析、警示、控訴、發掘、觀察、宣布、報導、說明、教育、推廣、論斷、主張、慶祝、實驗、解說、宣傳、諷刺、震嚇、抗議、回憶、修正、預言、編年、結論、保存、解放、革命……請注意這都是動詞—也就是動作之詞，紀錄片住在真實的世界，做的是動手幹活的事情，為的就是要打動觀眾。
真實
探索真實的人物與真實的狀況是紀錄片的特殊之處。對此同業間也有一些不太一致的看法，像是：對於任何事實探究真相究竟是什麼，如何摒除外來的價值觀來記錄，以及如何誠懇與忠實地傳達物質意義之外更多的精神面貌等，對此，你只能以個人性主觀來評判。這些問題並非紀錄片這個類型的缺失，其實它們正反映了人類生活無可迴避的複雜本質，因此，它們是紀錄片走向成熟的一個訊號。
對許多人而言，事實是一種我們可以看見、測量與共同認可的客觀存在。因為它可以在法庭上被證實與辯護，這也就是紀錄片理論學者比爾．尼可斯（Bill Nichols）所稱的歷史性的現實（historical reality）。影片因為包含了大量的資料，所以常被這樣認定，不過事實可能相互矛盾，而且有更多的利益交纏其間。然而時下電視通常偏向於獨白式（monological）的論述，所謂的事實會以一種線性的方式由一群專家與權威性的數字來詮釋，並且指定事實的意義，來幫我們決定什麼才是重要的。
很多紀錄片工作者現在採取對話式（dialogical）——一種多元而且批判式的觀點，他們排斥那種事先設計好位置與威權式的觀察法，傾向去揭露一種充滿矛盾的資訊、印象、感知與情感的事實。對話式的影片對於豐富而善變的真實生活具備較佳的處理能力；同樣的對於人類經驗的主觀性，以及依此而產生的記憶，還有現狀的不公義與霸道也是較好的方式。
在極大的壓力下，人類的感知會變得不真實，並會出現幻覺，正如同令人記憶深刻、由艾洛．莫里斯（Errol Morris）所拍攝的《正義難伸》（The Thin Blue Line, 1988，美國）呈現的一樣。傑出的紀錄片不只呈現它們拍攝到的那些外在的、看得見的事實，而且能揭露它們內在的生命。我們的想法、記憶、夢境與夢魘也可以視為真實，因為它們終究也是外在世界的內在面向。作家們總是能召喚這些面向，有時甚至把自己的感知也變成故事的一部分。像是後現代小說《法國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一書作者約翰．福爾斯（John Fowles）就承認他失掉對於故事角色的控制，他進了19 世紀的火車，跟著角色們旅行了一段，然後看著他的主角查爾斯自己怎麼走。電影，這個近世才發展出來的新興藝術，正在逐漸學著要求這門藝術自己所需要的這種自由度。
揭露真相
現代紀錄片與早年那些寫好劇本與預先謀畫好的紀錄片不同，隨機移動的技術已經可以讓我們輕易地在行動中記錄事件，並且在工作中呈現出作者的認知，甚至是事件中尚未揭露的真相。這種技術能捕捉生活裡自然天成的感覺，正如同我們會強化自己生活中的重要時刻。舉例來說，尼可拉斯．布魯菲爾德（Nicholas Bloomfield）與瓊安．邱吉爾（Joan Churchill）所執導的《女兵》（Soldier Girls, 1981，英國；圖1-6），表面上呈現美國陸軍如何訓練女兵，同時也揭露許多檯面上與檯面下的時刻，包括性變態式的訓練與羞辱等，尤其當一群威權的白人男性士官將此施行於黑人或西班牙裔女性新兵身上，我們更不會沉默以對。這部影片到了後面才講出故事的核心矛盾：戰爭既暴力而又不講道理，因此不管性別為何，仁慈的訓練者並不能使士兵在戰場上活下來。但是在我們看過片子並且不安地產生大量問題後，前面這種主張顯得無比薄弱，我們開始質疑軍隊的傳統以及他們的智力，這也就是影片作者所期待的。觸動尼可拉斯與瓊安的經驗與不安，我們也感同身受，但他們從來沒有告訴我們該如何感受或怎麼去想，相對的，只是揭露自相矛盾與爭議性的事實，他們已經挑動我們去理解並且在內心辯論。一部影片透過自相矛盾的證據就能讓我們震動，我們變身為陪審團，但不會是判斷誰是誰非那麼簡單，而是雙方都看似有理，那就不容易了。
形式如何選擇
一部紀錄片的形式正如同它的故事所呈現的方式。它可以是一種被掌控好的且事前規劃清楚的；也可以是自然不拘且不預設結果的；可以訴諸誇張也可以抒情、直率的觀察或是採取鬧劇的方式。它可以運用評論或者完全不用言說，反覆詰問受訪者或者以暗箭射之，刻意刺激促成改變或是發展不如人意，但靈感脫穎而出。它可以用文字、圖像、音樂或人的行為來說故事，也可以用文學、劇場或口語傳統來說，借用繪畫、音樂、歌謠、論文或是編舞的形式也行。任何藝術，不只是電影，能為你未來的紀錄片塑造形式的都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