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的知識」到東亞公共議題──編輯室報告 From "Anthropo-logy" to Public Concerns in East Asia
《文化研究》第十四期向各位呈現了具有挑戰性的兩大思想難題：
其一，學術如何避免自身陷入學科分工與建制之下持續片面化的知識傳播，以致於不同學科互不理解，知識生產在既定成規中循環，而無法重返公共場域，共同思考我們所面對的文化議題？顯然，這個問題並不僅只是本期專題「公共人類學」所要思考的問題，而是當前任何學科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其二，面對當前不穩定的東亞局勢，包括南海、獨島、釣魚台、福島核災，以及快速進展的全球化資本壟斷趨勢，與隨之產生的新階級衝突與符號暴力，我們要如何思考東亞的公共議題？如何將當前變化的世界局勢進行歷史化與脈絡化的探討，並且置入我們的學術思考視角之內？
對我來說，這兩大難題彼此環環相扣，是我們必須持續面對的迫切問題。我很高興本刊林文玲編委負責規劃了「公共人類學」專題，尖銳地從人類學內部反省，回應了關於人類學知識如何面對公共議題的問題。藍弘岳討論的日本18世紀以降直到當代的海國想像與亞洲論述譜系，他所組織的「越境與移動」論壇，以及本刊編委王智明所促成的「核寓／預言：反思核子現代性」論壇，則為我們提供了理解當代東亞主權爭議、全球化統合問題與核災危機的重要側面。
誠如林文玲所言，「公共人類學」將自身放置於學科所坐落的內外處境，目的是要重回公共領域，思考「開放做學問」的可能性，並且試圖打開知識生產的多元模式。人類學的內在悖論是：以「人」為中心的學科，卻時常在他者對象化的觀看之下，從自身預設的立場上決定了文化差異以及其特殊性的文化系統，並且根據此預設進行田野調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專題中的每一篇論文從不同實踐場域出發，挑戰這種主客對立的觀看位置，檢討作為「人的知識」的人類學如何能夠「活」起來，如何能夠進入田野、面對社會、參與公眾議題？公共人類學所展開的知識生產場域，可以是呂欣怡所進行田野實驗的大學導論課堂，或是林文玲所策劃的國際民族誌影展空間，容邵武參與的死刑存廢的村民公眾辯論，彭仁郁所介入的慰安婦私密創傷經驗公開化的過程。
但是，知識所涉及的對象，則是更重要的問題：知識如何能夠將我們帶回到公共議題？如何能夠面對當下的社會，並且提出介入式的思考？如何不會重複自身被遮蔽並且繼續進行遮蔽的認識論迴圈？呂欣怡在梳理了近年來美國公共人類學的重大轉變之後，返身詢問：在當前台灣社會的脈絡中，什麼是具備公共相關性的知識？什麼是導論課堂中可以帶領學生一起探討的議題？其實，此處還牽涉了什麼是研究者與學生所意識到的「公共」？什麼可以構成「議題」？如何讓學生將台灣所直接或是間接相關的全球脈絡下的公共議題視為切身的問題，而進行探討？教師要如何面對台灣學生對於全球化整體脈絡以及當前或是歷史過程中國際局勢的漠然或是無知？立場的隔絕造成知識的隔絕，這是從事思考工作者必須克服的難題。
從這個角度切入，那麼國際民族誌影展所呈現的東亞不同島嶼的歷史經驗，或是遷徙故事所帶出來的家的變奏，或是容邵武所反省的死刑存廢辯論中尖銳對立的情感立場，以及台灣司法界面對死刑問題的尷尬位置，或是劉紹華所質問的在不同歷史時間點上台灣學術受到政治牽動而為政府政策背書的學術倫理問題，都會展開一系列知識脈絡之間的交互對質，以及整體參照下解開片面局限立場而較為全面的理解。這些較為全面的理解，包括了思考如何在死刑辯論的不同信仰系統之間取得理解的位置轉化；思考在慰安婦的案例中，透過見證而帶入集體記憶、指認、控訴與情緒宣洩，如何能夠不被當時的政治籌碼所左右，是否是真正的療癒過程；以及思考台灣學術為何反覆被不同政治立場壓抑或是牽制，卻沒有對於學術倫理進行檢討的學術沈默。
公共人類學檢討了人類學知識主觀與客觀位置之間的悖論，林徐達的論文從詮釋人類學的角度切入，也反省了人類學知識生產的客觀宣稱，並且以葛茲(Clifford Geertz)的跨學科模式以及修辭轉向，揭示詮釋人類學如何採取類小說形式的主觀書寫，甚至超現實的斷裂拼貼，探討行為與社會的研究範式背後的文化象徵意義與心智模式，尋找文本背後隱藏的心理意圖，詮釋深度的心理或是社會關係型式，並且強調文化的多樣性，這就是所謂的「深度描寫」(deep description)。
然而，雖然葛茲批判人類學客觀描述背後的主觀文化差距，他也不可避免地凸顯了知識生產的時代性。正如Harootunian曾經指出，美國的區域研究、比較研究與文化人類學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開始期間在學院中被體制化的；尤其在強調文化的系統論與進化論的派森斯(Talcott Parsons)推動之下，大批年輕學者被遣派到亞太地區或是第三世界進行人類學調查計劃的田野，葛茲、米德(Margret Mead)與貝拉(Robert Bellah)都是派森斯的學生，也是提出「文化多樣性」觀點的代表性學者。這些文化人類學者預設了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心理模式與社會體系，卻不自覺這種空間劃分的預設已經隱含了帝國式的殖民視角，以及冷戰結構下美國對於亞太地區軍事控制之下必要的資訊調查策略。（註1）
如果將視角轉向東亞，我們或許會有一個內在於東亞歷史但是同樣扣聯全球脈絡的歷史觀點。藍弘岳從日本江戶思想史內部，梳理從18世紀後期林子平的《海國兵談》以及本多利明、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江戶時期的海國論述，到明治維新時期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東邦協會報告，以致於20世紀亞細亞主義的軍事擴張，亞細亞門羅主義與亞洲膨脹論的興起，太平洋戰爭前後的大東亞經濟圈與大東亞共榮圈，進而探討其中的海國知識譜系以及擴張型亞洲論述是如何發生掛勾的？從藍弘岳的文章中，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陸權國家或是海權國家，關於政治主權、軍事主權與經濟主權的防衛線與擴張線，時常是曖昧不明而互為表裡的。在國際關係中，表面上的經濟考量，背後必然有其政治因素以及蓄勢待發的軍事部署。如何面對釣魚台列嶼時而爆發的主權爭議，如何能夠有效地提出和平倡議，則成為一個十分困難而必須思考的問題。
「越境與移動」以及「核寓／預言：反思核子現代性」這兩個論壇將我們具體地帶到了東亞當前的公共議題。
「越境與移動」的論壇議題表面上脫離了民族國家的國境邊界，進入了全球化的移動城市；實際上，這個論壇正是從「移動」來檢視空間以及場所的變化所呈現的問題，更為尖銳而犀利地碰觸了全球化下資本移動所造成的新空間、新邊陲、新勞動力、新市鎮以及新的人口管理與新的階級差異。伊豫谷登士翁指出，面對這個新的世界勞動力與資本快速而全面統合的局面，如果無法在思想層次根本地觸及這個課題，那麼抵制全球化主義的思想不僅無效，反而常會喚醒新的國族主義。西川長夫同樣指出，相對於過去的殖民主義，目前的全球化資本擴張是「無殖民地的殖民主義」，這是無法以國民國家作為辨識單位的「新殖民主義」。正如國民國家是殖民主義的再生產裝置，國民國家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基地；從政府到學校教育再到家庭教育，新殖民主義以一貫的方式深入人民的日常生活，而造成了各種形式的內部殖民。延續上述分析視角，西川祐子探討因經濟形態改變以及自然災害而造成的新市鎮空間與新的階級分化與次等公民；平田由美討論失去國籍身分的在日朝鮮人是被迫離開語言故鄉以及風土故鄉的人，進而思考什麼因素造成了滲透於感性結構中的家鄉山河成長後卻要從身體中剝離的悲哀；美馬達哉從疾病的移動來檢視國家如何透過隔離與檢疫，進行對於身體的種種管理，也是對於現代國家生命治理的進一步思考。階級化的新市鎮、失去國籍與故鄉的移動人民以及進入政治管理的生命，都是當前東亞國家快速出現而必須面對的問題。
自從本刊編委王智明推出了《文化研究》第十二期「情感的亞洲」專題之後，亞洲的情感連帶以及共有卻糾纏的歷史經驗一直是本刊關注的面向。我們很重視此次「核寓／預言：反思核子現代性」論壇的形成，尤其是在日本福島核電廠爆炸一週年以及釣魚台事件再次浮出政治舞台之際，我們很感激趙京華、秦剛、大塚英志以及李建聰幾位從不同面向提供的思考角度。如何梳理東亞共有的糾纏歷史，營造一個可以和平共處的公共空間，是一個迫切的問題，也是本刊願意持續開放的論述平台。
劉紀蕙
2012夏
註1：可參考Harry Harootunian, "Some Thoughts on Comparability and the Space-Time Problem," Boundary 2 32:2 (2005): 2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