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莊周夢蝶的醒或不醒，本身就是生命的宿命情感。
生命是什麼，曾經使多少人迷惑過，我又何嘗例外？但是有一點，是我堅信不移的，那就是無論上蒼給我多少歲月，都是一種莫大的恩賜（也或是一種苦難）。老羅斯福總統說：「不怕死，方知有生命的價值。生與死，同樣都是冒險。」真的是深獲我心。
一年前的某一天，潘健行、曹怡勤夫婦提到要為我慶祝七秩的事；不久，羅文坤在載我從陽明山返台北的途中，也提此事；韋光正兄與蔣安國兄在一次餐飲中提及此事，認為是學術界應有的慶祝；吳章鎔、張靜濤自紐約寄來美金支票祝我生日快樂。而葉乾次、陳貴東更自美加來電說，洛杉磯校溫哥華校友希望今暑邀我赴美，在台美兩地同為慶生。
這些當然都是可貴的情誼，我曾一生感恩、惜福。但我覺得，生日原是母難日，何敢言慶。何況，人雖然很像一棵大樹，但總會慢慢凋零，他們所能努力的是，人不能不老，但觀念絕不能老。在醫藥發達、生活日益改善的今日，「人生七十古來稀」的名言早已成為過去；我的許多長輩與學長，年過八旬、九旬者依然體格健朗、精神矍餘；何況曾虛百師屆百歲誕辰，而依然壯志凌雲的神態，曾讓我在我自己的生命中，獲得很大的啟示。
對於一個平凡如我的人，該不該寫這本書出版，當然經過一番掙扎，但是拜讀了牟宗三的五十自述、霍濟光的澹泊寧靜、沈宗瀚的克難苦學記、龔鵬程四十自述、張燦文的五十自述、翁川配的七十自述，以及我的老師沈宗琳的回憶錄，增加了我的勇氣。
誠如龔鵬程先生所說：「立言垂遠，我並無此雄心，只求藉著書寫來安頓生命，並使人知道曾有一個這樣的生命罷了。」
有一回我問潘健行說：「最近你在寫作嗎？」他告訴我：因為大家現在都不看書，所以他停止了寫作。不過，我卻不想放棄。我認為，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每個生命都有他的價值。如果有一個人藉旁人生命的經驗而能有所參考，也就不枉寫作的辛苦了。
談到傳記文學在中國經胡適之提倡後，實際上已有不少文字。如周作人、顧維鈞、趙元任、錢穆、芧盾、巴金、瞿秋白、林語堂、謝冰瑩、鄒韜奮、梁漱溟、蔣百里，都有或多或少有這類文字。
以顧維鈞為例，他的回憶錄是從一九六○年代起，以口述進行。歷時十七年才完成這部英文本的回憶錄，藏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一九八二年天津編譯中心開始翻譯，一九八三年出版回憶錄第一冊，第十三分冊於一九九四年出齊。全書六百萬字。
顧維鈞是世界一流外交家，舉世聞名的國防政治學家，他從民國元年二十五歲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就出任外交部和袁世凱總統的機要秘書，幾度入閣拜相出任欽差大臣，直至一九六七年近八十高齡，自海牙國防法庭大法官任內退休。顧維鈞一生顯赫，充滿傳奇，他的傳記可以說是現代中國的一部外交史。
陶菊隱在「蔣百里傳」中，我們見到蔣百里先生的一生，從文學、歷史到軍事，不但研究範圍廣博、著述豐富，而且他的遠見與前瞻，常令人折服。
蔣百里對日本侵略中國早有預言，並對這場戰爭的性質和前途做了充分評估。他的種種預測，終為歷史所證實。可惜他在抗日戰爭之初就去世，誠如做了三十年記者的至交陶菊隱所說：「死非必死之病、時非可死之時、年非應死之年。」人生的許多悲劇常令人扼腕。「蔣百里傳」成為研究蔣百里與了解中國現代軍事史的必讀書。四十年後，陶菊隱更以八十高齡對這部舊作加以訂正與補充。
在林語堂自傳中，這位幽默大師歷數他在校的生活與西方文明的接觸、以及在宗教上的卓越看法。我最喜歡他所說的一句話「無窮的追求」。林語堂說：「有時我以為自己是一個到異地探險的孩子，而我探險的終程是無窮期的。」「我所要的些少現金致令我能夠到處漂泊，多得自由、多買書藉、多到地方、多遊名山。」林語堂的人生豈不是我多年的願望？
年輕時對謝冰新與謝冰瑩常分不清楚。後來參加救國團的文藝隊才見到謝冰瑩，上了她的課，印象深刻。而謝冰心則終生緣慳一面，而她卻已經離我們而去了。謝冰瑩的「女兵自傳」是他的成名作。原有三十六萬字，後經作者刪去十四萬字。一九八○年在美又從新修訂。
謝冰瑩經歷獨特、性格獨特，作品也獨特，他反抗封建婚姻、離家出走。兩度赴日留學。在上海和東京兩次無辜入獄，身心俱受摧殘。他的從軍日記發表後立即轟動文壇，很快被譯成多國文字。英國和日本還將其作品收入中學課本、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也致函他大加褒揚。
謝冰瑩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認為藝術的價值在於真實。「要有真情實感，才能寫出好文章。」所以他的作品常充滿熱烈的和激盪。以後他回歸平靜的生活，因此作品蘊含豐富而筆墨沖淡，到了晚年信奉佛教，與年輕時形成強烈的對比。
同樣地，在容閎的「西學東漸記」、胡適之「四十自述」、「蔡元培傳略」，「沈從文自傳」中，我們同樣可以體會一個人的成長及其志向、理想，尤其是容閎與曾文正〈國藩〉之談話、胡適之與母親的關係、蔡元培的教育理念，都會令我嚮往。
容閎在一九○九年，在流亡中用英文寫成回憶錄「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總結了他六十多年的經歷，也反映了中國第一代留學西方的知識份子，為使現代文明傳播與中國而畢生努力奮鬥的真實寫照。」
胡適先生的四歲喪父，由母親撫育長大，因此對母親感情特別。有人說這部四十自述不是為自己立傳，而是為母親立碑。母親是「四十自述」的真正靈魂。胡適先生說：「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他有時候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讀到這裡我的眼框潮濕欲淚。
至於蔡元培先生的口述傳略，對於我的教育生涯啟發尤深。他以開明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改造北大，迄今令人懷念。而他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更開一代風氣之先。有人說有蔡元培先生的主持北大，才有五四運動以來風氣的轉變。
「蔡元培口述傳略」由蔡元培口述、黃世暉記。首收於一九二○年出版的「蔡子良先生言行錄」、台灣傳記文學社也曾出版。蔣夢麟先生說蔡元培先生的精神有三：
一、溫良恭儉讓蔡先生具中國最好之精神。
二、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臘最好之精神。
三、平民生活。
蔡先生這種精神，是哪裡來的呢？是從學問來的；每到北大，我總到他的銅像前向他三鞠躬。
這些年台灣也漸盛行傳記文字，尤以傳記文學、中外雜誌更是不遺餘力。所以劉紹唐先生生前辦傳記文學雜誌，有人譽為「以一人而敵一國。」天下文化也出版了不少的傳記文學，如「孫運璿傳」，李煥的「追隨四十年」、郝柏村的「無愧」。此外，連戰、林洋港、蕭萬長、王昭明等也都有傳記文字。對於我國近代史都著有貢獻。當然，其中在吳湘湘教授的民國百人傳是最可觀的。
不過，歷史的發是多面向的，完全偏重政治人物與大企業家是有缺失的。自傳或回憶錄難免「片面之詞」，但劉紹唐先生認為這不足為慮。因為透過許多片面之詞，歷史真相才會一步步清晰浮現。這種觀點是作者所認同的。
我出生清寒，但我從無抱怨。美麗人生導演羅貝多貝尼尼說：「我的父母給我最大的禮物是貧窮。我也因而體認出母親無盡的愛是多麼可貴、多麼偉大。」我知道師長無悔的教育、長官無私的提拔，讓我點滴在心裡。報人張季鸞的報恩主義、飲水思源與愛人以德終將是我這一生堅信不渝的信念。我要對每一位在我生命旅程中給恩惠的人盡最大的能力，報恩。
在今年寫給校友的新年賀函中，我說到：「只要情義有，什麼都是酒。」的確，如母親生前所言：「與不熟的人分享是緣分，與熟悉的分享是幸福。」
愛過方知情濃、疼過方知義重。在愛的世界，只有尊重、只有關懷、只有了解、只有責任。
我談不上是自由主義者，但對胡適之先生所說的一番話卻感深獲我心，因為胡先生的自由主義在性格上是一種無可救藥的樂觀。所以他們只有暫時的悲觀，不會長久的喪志：只有一時的消極，不會長久的沉寂。經過一番療傷止痛，自由主義必再樂觀而積極。
所以我的生命態度基本上是積極而樂觀的。大陸一位新聞名家蕭乾曾說：「一個人可以有一百人生命。」雖然歲月無情、人心難測，世事變化莫測，但我相信，當兩個人同時往窗外望時，一個人看到了滿天的星辰，另一個人卻看到滿地的泥濘。所以，熱情、快樂的傳染力就像香水一樣，當你向別人灑香水時，自己不可能不沾上一些。
我曾經說，一個人為美容而給醫生拉皮，絕不是保養。一個人平靜的快樂最重要。人該為自己的面容負責，歌手史提夫汪達雖眼盲卻最為明亮。這也就是我常向朋友推薦「腦內革命」一書的原因。受師長提攜，我曾一度走入政壇，但不久退出。因為我看到，大陸上所經歷的人間浩劫文化大革命，使許多人黯淡一生、悲慘一生，而台灣近年來政治發展也曾使我一度灰心。我相信：政治鬥爭是人性良善的最大殺手，手上握有權柄的人，不以蒼生為念，豈可辜負望治的民心。
我從小酷愛讀書寫作，所以在讀書寫作上真的是權溉一生。王洪鈞師勉勵我：「隨時隨地讀書，而不為書卷所困；隨時隨地報國，而不為峨冠所炫。」我一直遵循這個信念。胡適相信，文學思想的影響力超越所有武器力量。言論改革雖慢，但無人能擋。朋友們或無法體驗我每日坐案頭讀書寫作的快樂，但天天讀書寫作，是我一生的最愛。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舞台，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由於走過近六十多個國家，讀了一些中外名著，我產生這樣的信念，我非不知世事的複雜、非不了解人心的險惡。但我寧願相信母親吃虧的哲學，希望以誠懇的態度，過瀘那些欺騙與算計。金錢不是萬能（雖然有些事沒錢是萬萬之不能），但我寧願相信胡適之博士所說：「利息在人間」、沈昌渙先生所說：「財聚則人散，財散則人聚」的道理。
教育、傳播、文化，是我一生三大興趣，也是三大追求。我相信，只要善於啟發、善於鼓勵，每個學生都有無窮的希望。一個人唯有肯定自我價值，人格發展才能欣欣向榮。我們應該去幫助青年。
我曾經在張靜濤的安排下，專程去一趟波士頓，不是為旅遊，而是作為一位教育工作者，必須去了解哈佛、MIT與衛斯理女子學院何以會人才輩出？我對於這種境界十分嚮往、十分好奇。
我曾經以筆名在商業週刊發表過一篇文章。我說以美國哈佛大學為例，曾先後培養出六位美國總統、十三位副總統、三十七位諾貝爾獎得主；在一次大戰時，更有一萬一千人次哈佛學生毅然從軍，說明哈佛不僅是知性的、理性的、感性的，更是血性的。我到哈佛，心境上似乎有種朝聖的感覺。
一個美而小的耶魯大學也曾培養出五位美國總統、十三位諾貝爾獎得主。也曾經榮膺過全美最好大學排行榜第一名。
可見事在人為，世間沒有不可能的事。青年既是國家未來的希望，則不僅應培養其思考力、分析力、判斷力、反省力、表達力、觀察力、創造力，更應該使他成為國家的眼睛、社會的良心。
所以，專業教育、人文思想與全人教育乃成了我思想的主軸。我十分敬佩歷史學家錢穆教授所說：「人類當前的問題，主要在於如何安我們的心；把我們的心放穩、安得住。這一問題是解決當前問題的樞紐。」
九十四年春節，我特定選定一個日子，去東吳大學素書樓參觀，看到在那間被命名為「永遠的課堂」中，仍有老師在授課，學子在專心聽課，心中有一股激動。
被譽為一代儒宗的錢穆先生一生教學生無數、寫作等身。有門生聽課達二十年者，從學生成為教授。這樣傳承的感人，豈非人性的最真、最善、最美。錢穆教授的學生如家人般相親，並出現過「五代合堂」的盛況；對於浩瀚的寫作，他曾提「著作不作藏山計，學道新窺浮海心」之言，對於我們真的是啟迪極深。
素書樓中，懸掛了朱子像及未所言「主脩齊志、讀聖賢書」等名言，可見錢穆先生受朱子影響之深。
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對於淺薄的政治人物應是當頭棒喝。他說，讀國史大綱對歷史間有所之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他強調「不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我們是站在以往歷史往事之頂點，而將我們當今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委卸於古人。」
所以，對於教育，我更相信喪失教育理想與文化使命，空洞化的校園，不過憑添若干遊魂而已，在扮演熱鬧而無意義的遊戲。
所以，我們的教育與國家社會，都該有一種覺醒，那就是防止靈魂的腐敗。尤其是作為領導的政治人物，既受人民的信賴與信託，千萬不要因權力而使人性腐蝕。
甘地列舉人性腐時曾說：「無道德的政治、不勞而獲的財富、不正當的享受、欠缺人文的科學、無犧牲的信仰。是人性腐蝕的具體表徵。」所以人生不能沒有理想。廣告大師李奧貝勒說：「伸手摘星即是徒勞無功，亦不致一手污泥；若與魔鬼接近，則天使不翼而飛。」
我的一生有許多錯誤、許多過失，所以這也是我懺悔道歉的日子。對於那些在我生命中迷失的日子，我感謝曾經伸出過援手的朋友。在孫運璿傳中，這位受人民景仰的行政院長曾說「有參與才有未來、以行動征服無力」的名言，使我啟發甚深。
人生本是這樣，誰知道明天呢？誰知道未來呢？鐵達尼號導演曾說：「悲劇常是突然發生的，鐵達尼號的教訓就是誰也無法預知未來；下一瞬間任何事都可能發生，所以我們必須好好把握人生、活在現在、活在今天，而且要感謝今天。」這些話絕非消極，更非悲觀。我們每個人很難掌握死法，卻可能掌握活法。「智慧不起煩惱、慈悲沒有敵人。」證嚴法師這句話雖是宗教智慧，卻可能是每個人都應該學習的態度。
啟海光曾說，物質的世界是狹小的、充滿欺詐和各種利害衝突。只有在精神世界裡，才能開拓無限樂土、自由自在、與世無爭。自古以來，多少朝代更替、多少富貴成空，但有情有義的美麗故事，卻一代傳過一代，從未消滅。
麥帥曾說：「最大的力量來自溫和。」我們不是都在有意無意間讓許多人傷心失望嗎？未曾體會過也不確定的未來世界與年代，我們該如何邁進呢？
美國耶魯大學校長李文說：「我們可以將反覆的失敗經驗轉化為成功，只要我們有足夠的好奇心、機智策略與分析能力，我們必須以新方法來看待事物。我們必須跳出框架來思考，從各個面向看問題，使用理性之力來吸取心得，不要遲疑接受驚奇的答案，只要我們的觀察夠審慎、闡釋夠嚴密。」
哥倫比亞大學校長鮑杜傑也要我們體驗邁向新世界。他說：「在我們眼前，它的形象與輪廓依然模糊，以社會的角度，我們不習慣為如思考，但這卻是橫亙在前、逃避不開的事實。」
哈佛大學校長桑默斯更教導我們思考遙遠的另一端，他說，我們的教育哲學在於必須反應今日教師與學生的前瞻判斷。所以我們必須了解並思考世界遙遠的另一端。
近讀我的老師聶華苓女士大作「三生三世」（皇冠出版），她說：「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我們都曾經像聶老師這樣的經歷。把心放在三個地方，中國的靈魂、台灣的風華、美國的情緣。歷經歲月崢嶸與悲歡離合，也對那些逝去的歲月，有深情的回憶。但是，那些畢竟都成過去，對於未來，我們仍當有樂觀的期待。
聶華苓老師在「三生三世」一書說：「我這輩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陸、台灣、愛荷華，幾乎全是在江山上度過的；長江、嘉陵江、愛荷華河。」華盛頓郵報前發行人葛蘭姆說：「活的越久，越明白懷恨、懷怨，對自己傷害最大。」
讓我們以愛心、寬容的心、樂觀的心，展望明天、迎向未來；我對所有我們曾經結緣的人致上萬分的感謝與感恩。人世滄桑、浮沉得失，我對失去的有深情的回憶，對眼前無限好的夕陽有說不盡的留戀。
七十，當然應該是回憶過去的日子，但並不意味著我們就此退休。就某種意義而言，年過七十不過是意味著更為圓熟、更生活的自由自在。古羅馬「西塞羅」中曾提到：智慧之義是老年人所特有的智慧。
張其均羅士在八十多歲，還規劃文大未來二十年的發展；曾虛白老師，九十二歲開始寫自傳，迄九十六歲完成；企業之神王永慶先生，近九十歲仍在發展他的事業；王雲五老師曾說：「對於一個人有智慧的人來說，只要保持心靈的純潔與思想的轉動，老是不足畏的。」余紀忠先生逾九十歲開始學電腦；錢穆先生於一九八二年六月六日講完他最後一堂課，那時他已九十二歲。
復旦大學前新聞學院院長陳桂蘭女士今年二月六日自上海來信說：「七十還是小弟弟，六十還在搖籃裡。」林雨堂先生在「人生的盛宴」中說：「人到老年而身體健康，或是老當益壯，確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今天是除夕，真正巧合，不過，我竟能在這一天，邁進七十歲開始的這個日子寫下這一段內心的深深感觸。
感謝您的閱讀。
──二○○五、二、八、除夕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