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第一版自序】
分子生物學史的創造大工程 若說我們這個世紀的科學有何特殊之處，幾乎可以說是無所不在的重大發現、奇才怪傑和認知上的大變動，總的說來便是一股堪稱永續革命的活力。自一九○○年以來，科學家和他們的觀念發生了兩次重大變化，這兩次是如此寬廣、深遠，在在觸動了每個人心中最深處的自然觀。第一場變動發生在物理學，第二場發生在生物學。對於這兩場變動，大多數人天生都對生命科學比較感興趣；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們聽到的都是有關物理學的變動史。
物理學革命發生得比較早。這場革命始於本世紀初的量子力學與相對論，代表人物是普朗克與愛因斯坦；這場革命涵蓋了原子內部及時間與空間的結構，差不多在一九三○年代便完成了現代量子力學的基本證明工作。從那以後，物理學的進展（至少到目前為止）大都只是在演繹那三十年間的重大發現及重大基本觀念的轉變而已。
近幾十年期間，這些觀點的轉變、發現及參與其中的人物，對你我大部分人來說都耳熟能詳，畢竟他們建構了我們現在所認知的世界觀。幾位主角的自傳、回憶錄和哲思紛紛出籠，他們的傳記不只一個版本，而且至今都還在印行，因為這些人不僅聰明、有創造力，而且通常特立獨行。大家把他們的科學論文當成歷史和文學作品來詳細檢視。他們之間的信件全都收集編目、公開發行。他們之間的合作關係受到深入解析，他們的會議重現在紙上，其中充滿了生動想像而來的同情心、交往與衝突、對話，甚至連意外事件都有人重新詮釋。
生物學革命剛好相反。它始於一九三○年代中期，第一階段稱為分子生物學，在大約一九七○年得出某種結論；不算終點，只是暫停下來重新部署。在這幾十年間，整合出一個也許只是開端但頗為連貫的生命本質之綱要。
在我們看來，這門科學和物理學大不相同，它直接讓我們了解有關自身的知識。生命的奧秘一度顯得危險又充滿禁忌；它的成果保證實用、與個人切身相關，而且是急需的。值此同時，生物學對一般讀者來說也愈來愈容易懂，這是從前的生物學做不到的，也是現代物理學不可能做到的。事實上，分子生物學對科學家來說為何這麼合情合理，部分原因在於它非常容易想像，即使不是專家也可以了解這門科學的本質（至少了解其梗概），而且與科學家所想像的幾乎一樣。
然而到目前為止，這些發現所處的年代鮮少有史學家碰觸。《創世第八天》三部曲「DNA」、「RNA」、「蛋白質」是一部歷史報告，談到分子生物學的重大發現、每項發現完成的經過以及完成它們的人；這一大群科學家之中，雖然只有兩、三位知名度很高，但他們通常也都是非常聰明、極富創造力甚至特立獨行的人物。
本書是因著三場際遇而成形的。我第一次見到分子生物學家比魯茲是在一九六八年春天，在英國的劍橋大學。為了多了解他及他的血紅素研究，我動念想寫一本有關分子生物學的書，以當時已經做出來的發現為主要內容，多半從他的實驗室開始，也就是細胞內大分子的結構。那樣一本書應該會比現在這本來得薄，撰寫速度也會比較快。但是最根本的念頭始終存在：對一個大型的生物分子來說，如果你能了解它的結構和原子細節，應該也可以了解它的功能。
我第一次見到法國生物學家莫諾是在一九六九年秋天的巴黎。我向他解釋我的寫書計畫，莫諾馬上告訴我：「不行，那樣行不通。你必須這樣做。」接著他開了張清單，將串聯成分子生物學主軸的重大發現一一列出。我垮著臉離去。然而過不到二十四小時，我就明白莫諾是對的，而且他已經幫我擬出了大綱。這種寫法會比我原本的計畫慢得多也累得多，可是我當時還不太能意識到最後會有多慢、多累……以及多麼有趣。
打從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就認識美國分子生物學家梅索森了，但是一直等到一九七一年春天、我開始研究這本書之後，才在麻州的列星頓向他解說我的寫書計畫，同時也複述了莫諾的清單。梅索森立刻告訴我：「那是不可能的。」接著他說：「不過嘛，吉姆（華森）寫了一本書，你可以拿來參考。」接著他又說：「你必須簡化，不妨一對一對帶出大部分主題，先提一個概念、一個理論的見解，然後是該見解所激發的關鍵實驗。」用這種方式，他把清單上的諸多項目配成對，然後說：「你應該知道吧，等採訪完畢、寫好書之後，你得重新回頭再採訪一次。」我果然照他說的去做。
《創世第八天》不具有某些性質。它介紹的歷史不是關於知識充分的生物化學，而是關於一門比較年輕、比較沒耐心的科學，這門科學向一九三○及四○年代的生物化學借了許多東西，但是作為許多不同用途，然後才在一九六○年代開始償還這筆債務。同樣的，本書也不是一部完整精緻的遺傳學史，而是遺傳學裡面一段比較晚近的發展，這項發展將基因的抽象概念拉到實體層面，變成「建構細胞裡一種化學物質纖維的單元序列」。同樣的，本書既非細菌學史，也非X射線晶體學史，只不過分子生物學是從這兩門科學衍生出來的。除此之外，《創世第八天》不能算是記錄科學的抽象概念，而是記錄發現過程中的諸位科學家；如果我把握得好，本書的高潮正是「某些重大領悟變得清晰」的罕見時刻，也許有三或四個，或兩個，或剛開始只有一個。而「發現」的本身，是觀念與個人風格融合造就出來的。
在《創世第八天》書裡，我尊重專家，不過我是為一般讀者而寫的，我想這只是歷史學家應盡的義務。我避免用行內人才懂的術語；至於基本的技術名詞，我既未規避、也沒有視為理所當然，而是盡量讓它們容易想像、解釋它們的來龍去脈，以及讓它們變得有用。但在另一方面，我並不希望以高調、充滿幻想的方式來還原發現事件的場景。相反的，我採用科學家自己的用語。
《創世第八天》建構在我與科學家的訪談上，訪談內容超過一百萬字，有些是用紙筆記錄，大部分用錄音帶（我再親自將它們一一轉化為文字），總共面對面採訪了一百一十名科學家，電話採訪了八名科學家，另外還有十二名非科學家（他們的親友），同樣是面對面採訪。不止如此，自從寫書計畫開始後這八年來，書中大部分主要人物（一百一十一人中的三十二人）我都採訪過不只一次，其中七、八人被我打擾的次數實在太多了，想必後來看到我都怕。
對於這些訪談內容，我是按照需求與順序來編輯。引言部分盡量少改動，通常完全不改，只是會刪去一些重複的話，並從旁加註一些前因；如果某人就同一件事說了兩次，我會選擇比較印象深刻或是傳達資訊比較豐富的那一次。
這些訪談彼此互補，並藉由像是信件、未發表的文章、以及當時知情並參與實驗者的備忘錄來重溫原始事件。更幸運的是，我還拿到一些檔案，以及克里克、布瑞納、莫諾、小布拉格和梅索森等人未發表的信件；對於關鍵事件，我還會追溯到實驗室筆記。最後，我會整理每段敘述，交給中心人物過目，不只為了校對本書的正確性，也為了喚起他們的記憶，以備進行最後一次採訪。這個步驟用在克里克、賈寇布及比魯茲身上證明效益匪淺，尤其是比魯茲。
最後我想，平心而論，這場生物學革命有一項涵蓋面很廣的特性，而這是我的獨家見解。在眾多不同的發現背後，有一個很一致且方向固定的變遷；即使是最機敏、最擅長推測的科學家，對於這點也只是看到局部。在我與莫諾、戴爾布魯克、克里克、比魯茲、賈寇布、布瑞納、羅傑‧孔伯格等人的談話中，這點頂多只出現過一些線索或片段。
在生物學的轉型過程中，最大的基本觀念轉變莫過於發展出生物的專一性（specificity）的概念。在一九三○年代中期，生物學家和生化學家當然談過專一性，他們不得不談，因為他們處理的許多特殊事物，例如基因（無論組成物質為何）、酵素及抗體（當時已知是蛋白質），它們的行為都具有高度專一性。然而在當時，專一性幾乎是一個完全沒有意義的空洞名詞。舉例來說，當生化學家想要了解蛋白質，他們搜尋的對象是蛋白質組裝時或蛋白質結構中重複出現之物理單元的化學通則……然後就報告說他們找到了，即使這些規則及單元與專一性完全抵觸也不理會。四十年後，生物的專一性涵蓋了豐富的意義。至於專一性這個概念到底是如何成形、茁壯，《創世第八天》會告訴你。
我欠下一堆債；不過，知識的債很特別，因為你得非常努力才能做到債台高築，而且謝債也是一大樂事。首先，若是沒有比魯茲那價值難以估量的友誼，以及他的鎮靜與實事求是的熱誠，我不可能寫成本書。我向他求助的項目很多：他教我晶體學，回答一連串有關他自己及其他人研究的冗長問題；請他那條理分明、擅長不同層次詮釋的健全頭腦提供我一些編輯上的建議；另外，他還讓我每次踏進他帶領的實驗室（設在劍橋的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分子生物實驗室），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克里克鼓勵我進行兩階段訪談，先是接受我密切冗長的採訪，之後我拿部分手稿請他過目，他看完後和我逐一討論，也讓我錄音……然後呢，我們又重複一遍這個過程，彷彿沿著他們的雙螺旋再爬一次。我們用這種方式討論了本書三分之二的內容，包括所有和他的研究直接相關的部分。他也看過其他部分，並寫下評語寄給我。他讓本書提升了水準，也增加了趣味（寫作樂趣絕對增加了）。
賈寇布看過幾章描述巴斯德研究所的手稿，他給的評語更是誠實得嚇人。對他，我深深感激，也深深尊敬。至於變幻莫測的布瑞納，總體來說，無論就哪一個層面，從技術到想像力，他對我都深具啟發。他的記憶力一旦開啟便活靈活現，似乎無所不包。
華森容忍我重複採訪他，後來還好心地讓我造訪冷泉港實驗室，向他手下幾名工作人員索取照片和文件。梅索森消除了起初的疑慮後，拿出老朋友的好客接待我。他讀了大部分手稿，也經常協助我更清楚地看出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並做進一步闡述。他對科學及科學家的評論既精準又細微。
對於莫諾，我懷有難以表達也難以忘懷的感激之情，對於小布拉格爵士亦如此。
其他許多人也讀過手稿，看過一章、兩章或是描述他們研究的部分，我要謝謝諸位，如果經由您們慷慨撥冗指正之後還有錯誤，請容我在此致歉。
對於接受我採訪或非正式談話（以及其他協助）的人士，我很高興能在此向諸位致謝。此外，承蒙哈佛大學教授艾德梭（John Edsall, 1902-2002）之邀，並透過「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史料研究」委員會，這是美國人文與科學院和美國哲學學會共同組成的委員會，我將一組採訪文字稿及錄音帶交由賓州費城的美國哲學學會圖書館收藏，該館館長貝爾及委員會秘書長比爾曼都樂觀其成並多所協助。這些文稿有一部分不得借閱及引用，例如一些不願公開的言論。
歐比是少數曾涉獵此一領域的科學史專家，我很感謝他讓我聽取他採訪小布拉格爵士、克里克及英國數學家葛力菲斯的錄音帶。韋納則讓我閱讀他所收集的生物學家與其他人士之訪談文稿，內容是關於分子生物學技術 （即所謂的「DNA重組」） 的潛在危險爭議。
將近五年來，劍橋的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分子生物實驗室」的成員幾乎已把我視為他們的一份子，而那兒的圖書館更是價值無窮。劍橋大學圖書館是個令人愉快的工作場所；我不時也會造訪劍橋的生化及生理系、科學期刊圖書館及學士後醫學院尋找藏書，而且總是獲得慷慨協助。其他地方的圖書館與檔案室人員也都能快速提供文件與協助，像是加州理工學院、麻省理工學院、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倫敦總部、洛克斐勒大學、英國皇家學院及田納西州州立圖書館。
另外有許多人幫我搜尋照片，尤其是冷泉港實驗室的圖書館員金索，她非常積極地幫我追蹤攝於冷泉港的會議照片，並沖印成負片以便於印刷；而拍攝了很多這類照片的美國微生物學家馬拉摩洛許也搜遍自己的檔案，出借負片給我；法國晶體學家魯扎提准許我使用一張英國女科學家富蘭克林的照片，我相信這張照片之前從未公開印行過。
在技術照片方面，美國電子顯微鏡專家安德森提供了幾張具有歷史意義的電子顯微鏡照片，比魯茲和英國晶體學家克魯格給我X射線晶體繞射圖及蛋白質模型照片，而分子生物學家韋爾金斯也好心提供DNA的X射線繞射圖底片，以及一張該結構的三度空間模型照片。列頓幫我繪圖，她再三保證在很多情況下，我會喜歡這些圖看起來很不正式，就像科學家隨手塗寫在紙片上。道荷提負責注釋的最後彙整並編纂索引，充分展現出壓力下的精準。
編輯方面，再沒有人像我這般幸運，我的編輯梅修和肖恩，只要他們寥寥幾句讚美，就能讓我多年的研究變得很值得。
劍橋彼得學院的「院長與傑出校友」（The Master and Fellows）組織曾多次大方地、非正式地讓我成為他們的座上賓，參與該學院的作息與傳統；即使只是從旁參與，依舊是一大樂事。
最後，我很高興能在此感謝所有曾經鼓勵我、刺激我以及雪中送炭的人士。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日於百慕達，史密斯教區，西地（Westlands, Smith’s Parish, Bermuda）
1.這裡指的不是美國分子生物學家華森的傳記《雙螺旋》，而是華森寫的教科書《基因的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就這件事來說，我需要指引迷津時，對象通常是美國分子生物學家史坦特（Gunther Stent）那本風格強烈、高雅、充滿歷史智慧的著作《分子遺傳學》（Molecular Genetics），以及比魯茲那本比較薄、比較舊但介紹清晰的《蛋白質與核酸》（Proteins and Nucleic Acids）。
2.美國匹茲堡大學科學哲學與科學史教授。
【增訂版自序】
修正過去，展望未來 時光與書評、讀者與科學家都對《創世第八天》厚愛有加。自從出版了這本書之後，我偶爾會自忖有沒有可能出一個新版本。有些錯誤後來浮現了，是筆誤或事實錯誤，還好不多；這些錯誤通常只需重打一行字就可以改正，而我們也趁每次再版時默默更正。然而有好幾處，我想把文章的某一部分稍加擴增，或是把某段評語寫得再平衡些，雖說這些變動頂多只有幾個段落，但是像這樣的修訂需要更動整個章節的版面設計，因而沒辦法做到。最實質的一個問題是：繼一九七○年代初之後，分子生物學發生了什麼事？因為我的書寫到那個年代就畫上句點了。
本書處理的是分子生物學的經典時代，把基因的遺傳、表現與調控機制的整體架構建立起來，或至少建立了該架構的輪廓，以及探討了最簡單的單細胞生物。然而在我採訪眾家人物、埋首於成堆論文筆記信件和寫書時，我自然也得追蹤該領域的未來走向，即使它正在進行中。當時分子生物學家正轉向另一組問題，即發育生物學生學與分化，或是以前所謂的胚胎學；一百多年來，這些問題已經證明難以研究。不過，分子生物學家為這些問題帶來了新觀點，不僅關乎科學本身、關乎需要哪些答案，也關乎一組新工具的基礎。他們開始一邊套用正統的分子生物工具、一邊研發新的工具，希望能突破那些難以研究的問題。
幾年前，《創世第八天》的美國原出版社決定讓這本書的平裝本絕版，好幾家出版社表達接手發行的意願。冷泉港實驗室出版社是其中之一，對於這點我有點猶豫，因為就分子生物學的發源軌跡來看，冷泉港與分子生物學幾乎畫上等號，我擔心自己可能被視為分子生物學發展史的官方歷史學家。但是，他們開出的其中一項條件（除了錢之外）很關鍵。他們的社長英格利斯（John Inglis）希望能出一個新版本，而且他說，他們不打算購買舊版的字體與版型，而是想把內文輸入電腦，將需要更動的部分鍵入後，重新設計新字體與版面。如此一來，我將能更動、放大、重新做平衡報導，並附加與後續發展有關的文章。
《創世第八天》的主文還是維持不變。有關事實錯誤的更正，雖說這種事永遠不嫌瑣碎，但幅度都很小。我曾經錯把遺傳學家蓋羅說成蘇格蘭人，事實上他是英格蘭人，而現在已經改正過來了。生化學家野田春彥（據說他將本書翻譯成非常樸素、清晰的日文）抓到一項錯誤，在意指citrate（檸檬酸鹽）之處誤寫成nitrate（硝酸鹽）。另外有一句引言出自韋爾金斯的筆記本，他原本堅稱那是齊克果說的話，但沒有學者能確定，後來由一名讀者指出，那句話其實出自奧地利作家穆齊爾的小說《沒有個性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的英文譯本，由韋爾金斯的姊妹和一名同事所翻譯。比魯茲指出某個分子圖有一個化學鍵需要重繪，並建議我們如何措辭，以便定義簡單鹽類的立方晶格，那是小布拉格以X射線晶體學解出結構的第一群分子。大概是這類例子。
比較大的擴增有三處。對於富蘭克林的生平介紹，我添加了一些細節。賈寇布曾向我透露他與莫諾合作時的衝突與緊張關係，但是要求我不要記錄，日後他自己卻把它們寫出來了，所以我也把這些內容加進去。不過最重要的是，我把有關桑格研究內容的討論做了整合，並加上細節，證明他的蛋白質定序研究打從一開始就改變了生物學家的認知。例如克里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他很早就曉得桑格這項研究，知道的時間早在研究發表之前，即克里克剛開始要解決生物學的基本問題之時。
本書原版附錄了華森與克里克宣布DNA結構的第一篇論文，而在此新版，我們則是加上他們的第二篇論文，關於該結構的遺傳涵義。
我在本書原版的結語述說了許多後續發展，這個部分我改動得相當多，連結論的標題都改了。此外為了討論科技本質的改變，並勾勒這些新發展，我又添加了一篇新結語。
至於後記，新版多附錄了兩篇文章。第一篇是我在多年前寫的，重新敘述DNA結構發現的經過，但完全是從富蘭克林的觀點來看這件事：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為了不讓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硬要將她塑造成「女性的科學事業發展不順，主因在於性別」的典型。這樣子利用她是錯誤的、是搞錯了時代，也是不負責任的。我們必須了解富蘭克林所做的可觀成就，如此一來，我們也能了解那些大力貶抑她的人究竟出於何種動機。這篇文章的標題是「為富蘭克林辯護：受委屈女主角的迷思」。
第二篇文章是關於查加夫。在我撰寫《創世第八天》期間，我住在劍橋，和舊識希爾斯發展出新的情誼，幾十年來他都是美國的首席社會學家，每年夏秋兩季待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冬與春季則待在英國劍橋大學最古老也最小的彼得學院。本書問世後，我受他之邀寫了一篇詳細的報告，調查除了華森的《雙螺旋》之外，當時已經發表且與分子生物學史相關的主要文章。希爾斯將這篇調查報告刊登在他編輯的季刊《敏娜娃》（Minerva）。這些文章有幾篇很有用，其他則很瑣碎，其中至少有兩篇不值一提，充滿了誤解與錯誤。但查加夫的自傳式作品《赫拉克里特之火》（Heraclitean Fire）是個很重要的例外，這是一部奇異、悲傷的作品，散發著才氣與苦澀；至於我的評論牽涉很廣，而且和其他文章不太一樣。我將它附錄在本書中，標題是「查加夫功績何在？」。
一九八○年代與九○年代初期，許多期刊都曾零星刊出科學史學家寫的分子生物學歷史研究，不過大部分都缺乏脈絡與視野。另外有幾本書問世。與艾佛瑞共同發表一九四四年那篇關鍵論文（證明DNA可以讓肺炎鏈球菌轉形，而且可遺傳）的同事之一、美國遺傳學家麥卡蒂，曾經發表一本簡短的回憶錄，談起那段長達數年的研究。兩本關於鮑林的傳記最近剛出版。但是到目前為止，最有趣的莫過於賈寇布的自傳《生命的邏輯》（La statue interieure），該書充滿戒心，一如其人，卻又非常有技巧地透露內幕，說出許多有關科學的事，以及他與法國微生物學家勞夫和莫諾的關係，特別是莫諾。在原著法文本中，賈寇布的文筆相當優雅而大膽，只可惜英文本譯得軟弱無力。
對於新版的各項訂正與修改，尤其在準備結語的時候，我主要依據過去十年來與諸多科學家的訪談，為此我回頭去查看當年的訪談紀錄，另外也首次新訪問了一些人。對於他們，我衷心感謝。
一九九六年新年寫於巴爾的摩
【增訂版序】
一個了不起的發現世紀約翰‧麥道斯（《自然》期刊名譽編輯） 我手邊這本《創世第八天》是我的第二本。第一本，很遺憾，變成了最有價值的書：被一位無疑還視我為朋友的人給借走了，但我忘了這人的大名。最讓我念念不忘的，是我在那本書的頁邊空白處所寫下的閱讀隨筆。如我所見，書本通常是可以再買一本的，但我沒有料到它有絕版的危險，也因此，冷泉港實驗室出版社決定再版本書會是這麼一個大好消息。
為何賈德森這本書應該持續印行，理由眾多，而且早已有人重複過不知多少次。不過答應幫本書寫序，讓我又重讀了本書一次，從頭讀到尾，彷彿第一次接觸。真是樂趣十足啊！例如賈德森引用幾位主角的談話時，唯妙唯肖地捕捉到他們的口吻。布瑞納講起話來確實很常用「知道了嗎？」，好像一位老師熱心教導學生應有的知識一般。而克里克在描述自己當年的反應時，也確實聽起來彷彿在大聲說話，例如「當時我們說：『這不是很有趣嗎？它們似乎排列在一直線上……』」（這裡講的是核糖體在細胞內的排列方式）。這些都是栩栩如生的真實人物。
賈德森重新整理的這齣大戲共有三部曲：一是發現DNA的結構，二是辨識出信使RNA是「遺傳物質」與「核糖體上蛋白質合成位置」之間的媒介，三是證明遺傳密碼為一種三聯體密碼。如今，甚至連小學生都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而賈德森的文體正具有歷史著作的分量，因為它做了鉅細靡遺且非常生動的敘述，讓我們明白這些聰明人為何需要這麼久的時間，才能做出如今看起來是不證自明的結論。無論真假好壞，克里克、布瑞納等人合寫的那篇論文，證明「連續的讀框轉移突變能救回蛋白質合成」，稱得上是《自然》期刊有史以來最優美的論文。（Nature 192, 1227-1232; 1961）。
賈德森在描述重大發現的前因時，同樣因為內容豐富而引人入勝。摩根與繆勒這兩位古典遺傳學的開山祖師爺，照理很可能會憎惡這批新闖入的野孩子，結果證明他們是胸襟開闊之人，非常樂意見到對他們來說原本抽象的基因終於變成了實物。此外，賈德森還有一樁很著名、了不起的成就，他還原了法國研究小組在了解DNA功能方面的貢獻，而且不只是莫諾與賈寇布的研究，也包括艾佛西以及勞夫等人。（他提到艾佛西對莫諾跑去指揮小型管弦樂團感到極度氣憤，堪稱科學界頂滑稽的一段軼事。）本書是一部不朽的學術作品，只要科學存在一天，它就會受到一再閱讀與參考。
而且書裡的趣事何其多！這也正是《創世第八天》所傳達的不變訊息。這些人，策動我們這個時代知識革命的這群人，是怎樣做到的？解釋全都埋藏在賈德森的大作裡，很值得細細研究與凸顯。
分子生物學的奠基者都是彬彬有禮之人，而這大大助長了這個領域的發展。華森在《雙螺旋》書中的開場白（「我從沒見克里克謙虛過」），或許是對親密合作同事一句蠻正確的個人感受，卻會讓人對這位素以禮貌周到（即使與你意見不合）聞名的人留下相當不正確的印象。同樣的，穩健踏實的莫諾也是一樣。
他們還喜歡成群結隊，熱中開研討會，也熱中開派對，而且工作非常賣力。雖說「噬菌體集團」和加莫夫的「RNA領帶俱樂部」看起來好像在聯誼，事實上他們有一個嚴肅的目的：要讓戴爾布魯克與克里克凡事存疑的習慣變成一種固定的品質管制。在賈德森書寫的這段年代，粗製濫造的論文少得驚人，究其原因，只需要讀本書最後一章（即《創世第八天》三部曲「蛋白質」的第二章）關於血紅素的結構與功能如何解開，你就會了解，一群嚴謹的人如何研究一組連定義都還不清楚的問題。
血紅素計畫是比魯茲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展開的一項任務，就當時來看，利用X射線繞射得到蛋白質分子的結構似乎是一項雄心壯舉。在名義上，比魯茲也是當時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設在劍橋的單位主管，該單位後來變成「分子生物學實驗室」，並在一九六○年代成為全球分子生物學博士後研究員的聖地。從過去到現在，比魯茲享受科學發現樂趣的程度，始終不輸給他謙虛的程度；他隨時都願意鼓勵後進，這點一直傳為佳話。他堅持把血紅素的結構一修再修，堪稱一大艱鉅任務，最後終於在一九六一年開花結果，即在劍橋實驗室辨識出馬血紅素的有氧與缺氧狀態會影響蛋白質長鏈結構的實質變化。一向不藏私的比魯茲，馬上將這項新知告訴巴黎的研究小組，於是根據這項新知產生了莫諾的蛋白質異位性（allostery）理論，以及莫諾、威門與姜吉爾那篇到現在都被視為分子生物學里程碑之一的論文（J. Mol. Biol. 12, 88-118; 1965）。
儘管玩鬧得很開心，就大事而言，他們卻都是謙謙君子。賈德森很明白地呈現出，在DNA結構發表後，不只劍橋小組，連哈佛、加州理工學院、巴黎及其他地方的研究小組，都能正確體認到前方還有重責大任等著他們，這也正是各個實驗室原本很容易形成惡性競爭、在此卻演變成一種不需要組織的集體志業的原因；這些人都知道，他們所設定問題的重要性，超過當中任何一個個人的成就。否則他們為什麼要不斷接收彼此的博士後研究員，並執行其他研究室的實驗？賈德森提到一個故事，關於布瑞納在加州理工學院與梅索森及賈寇布合作實驗，率先證明信使RNA會將遺傳訊息由細胞核DNA傳送到核糖體、再送到蛋白質，之後布瑞納便跑到史丹佛告訴大家他的發現，而這時距離開始草擬論文稿還有好幾個月呢。
像這種事，如今的科學界再也看不到了。我擔任《自然》期刊主編那兩段期間（一九六六到七三年，以及一九八○到九五年），最驚人的變化莫過於競爭程度激增。想當年，人們偶爾會打電話來，說他們剛寄出一篇論文，希望我們能讓它一切順利；但是到了一九八○年，作者會打電話來問他們的手稿寄到沒、是不是已經送審了、為何會被退稿，以及為何《自然》期刊老是把審稿大權交給智商低下的審稿委員，說那些人的判斷力被自身利益扭曲了、慈悲心被憤世嫉俗的個性蒙蔽了，甚至連他們的身家背景都有問題。我和同事們始終無法理解，為什麼這些作者無法認清一樁無可辯駁的事實：一流的學術期刊唯有對文稿精挑細選，才有可能維持頂尖水準。然而從一九八○年開始的這些沒完沒了的電話是一個明顯的徵兆：禮貌風度已經不受看重了。
可悲的是，這還只是冰山一角。一九八○年之後，諜對諜已經成了家常便飯。論文作者通常會附上一份長之又長的名單，要求別將他們的手稿送交名單上的人士審核，還會振振有詞地解釋說，因為名單上那些人也在研究同樣的主題。如果真是這樣，為何不來比較一下，以確定結論沒有弄錯呢？
另外還有大騙局登場。《自然》期刊碰上的第一樁案例是在一九八○年，休士頓有一名約旦天才，他的本領是從別人的信箱竊取論文手稿、重新打字、把作者名字換上他自己和兩、三位聲名顯赫的人物（但不住在波士頓當地），再加上一句感謝約旦國王的「鼓勵與支持」，最後寄到名不見經傳的期刊去發表；而你若要索取抽印本，可能會從英國布萊頓某個根本不存在的地址寄出。這件案例實在太荒謬了，但在一九八○年代，風氣確實急轉直下，發生一連串引發正式調查的醜聞（通常是在當事人試圖掩蓋已發生的弊端之後），也毀掉一些人的學術生涯。要說這些可悲的案例主要是因為過度競爭所造成或許沒有錯，但個人虛榮心也是原因之一。最近，一度氾濫的指控案例雖然減少了，強烈的競爭依舊存在。
事實上，競爭甚至更激烈了，因為大家都體認到分子生物學具有實用價值，可以拿來賺錢。沒人有辦法料到分子生物學將會帶來哪些利益，我們只能說，那些利益應該很龐大。舊日的純真早已一去不返，學術研究的商業利益是否正在侵蝕著研究型大學的操守呢？尤其在各國政府都準備把責任推給任何願意買單的利益單位之時？賈德森新版的後記瀰漫一股陰鬱的調調，暗示他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沒有把握。
而這正是《創世第八天》應該繼續印行的另一個理由。盡最大的力量來做研究，是為了要發掘答案，以答覆世人先前不曾問過的問題。我們這群年過四十的人，很容易就忘了過去曾有這樣一個時期，當時在科學與世界觀方面的革新程度，絲毫不遜於牛頓發表《數學原理》（一六八七年）到一八三○年代愛爾蘭怪傑漢米爾頓將「數學原理」普遍化的那段時期。就歷史的長程觀點來看，在這個了不起的發現世紀裡，DNA結構以及它所引發的知識，將會是我們所洞悉的自然界運作中最具洞察力的一項。然而誰也不知道它將止於何處。本書將這場巨變的緣起記載得如此完好，不只對歷史學家來說是一大恩賜，對於有心更了解這個世界的人又何嘗不是。
一九九六年四月
【作者簡介】
約翰，麥道斯（John Maddox, 1925-） 約翰，麥道斯（John Maddox, 1925-），英國人，曾任曼徹斯特大學理論物理系講師、英國衛報科學編輯，後於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三年、一九八○年至一九九五年間兩度擔任《自然》期刊主編，共達二十二年之久，可謂科學界呼風喚雨的人物。麥道斯一直活躍於科學界及公眾事務領域，在國際間素富聲望，並於一九九四年獲選為美國人文暨科學院院士、一九九五年因對科學的貢獻獲封爵士。著有《科學並未終結》（What Remains to be Discove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