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員的薪俸與待遇堪稱優渥？
重文輕武的立國精神很現實地反映在待遇上，宋代文官待遇和武官待遇差很多，這又是祖宗家法刻意設計、維持的。
文官中最低的是知縣下的「縣尉」，待遇大約是一個月六貫錢，加三石配糧。和縣尉大致同品秩的武官是「中下禁軍」，待遇卻只有五百文到三百文。宋代幣制基本上一貫等於一千文，所以換算下來，縣尉的待遇竟然是同品秩的中下禁軍的十二倍到二十倍，而且武官還沒有薪俸之外的配糧。在中禁軍之上的「上禁軍」，品秩高於縣尉，薪俸也只有一貫，是縣尉的六分之一。
再往上看，「知縣」的待遇大約是五十貫，「知州」大約一百貫，這是地方官。中央的官員大概都能領到一百貫到兩百貫。宰相呢？有三百貫。也就是說，文官中最高層官員的待遇，是最低層的五十倍之多。
讓我們試著算得更具體一點。在我們的社會裡，最低工資如果是一萬元一個月，拿來比擬宋代最底層武官所領的薪水（給的待遇總不能讓人家活不下去吧），如果一名下禁軍在今天領一萬元，那麼縣尉就有十二萬，而宰相在今天能領多少呢？六百萬！
宋代的貨幣經濟已經很發達，但文官的收入除了以貨幣計算的薪俸之外，還有配米糧，甚至還有配布，這些都是可以換算成錢的。文官還配給有鹽、有紙，冬天有柴、有炭，而這些武官都沒有。
有一種機構叫做「公使庫」，顧名思義，本來是提供負責遞送信息的使者所需的開銷。但到後來公使庫不斷擴張，變成只要是文官在路途上的所有費用都由公使庫開支。一名知州要上京，出門時可以一毛錢都不帶，路上也真的可以一毛自己的錢都不用花，甚至回程時還能剩錢帶回家。一切都有公使庫提供、招待，他們當然都樂於上京。
宋代的士大夫講求「士風廉潔」，一部分原因在於只要做了官，他們真的就不缺錢。「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這是宋代所建立的標準，特別如此提出，是因為有文官可以從朝廷領到高薪的現實基礎。看看宋初名臣范仲淹，他在中國社會史上另外占有一席之地，因為他調知杭州時，在家鄉蘇州買了一千畝田當作「義田」，成立了「范氏義莊」，將義田的收入拿來辦義塾，以及其他宗親間的社會福利照顧。范仲淹號稱廉潔，他不必貪汙，也不必去做生意，光是任官多年，又做過宰相，收入就足以讓他可以買義田、辦義莊了。
范仲淹將積蓄拿去買義田，也不必擔心自己的晚年生活，因為他還有「祠祿官」，也就是退休俸。在一定品級以上的官員，退休時還能定期領大約一半的薪俸。宋朝對於文人的優遇到這樣的程度。
（以上摘自《不一樣的中國史8：從外放到內向，重文輕武的時代──五代十國、宋》第四講）
西域對中國不再能扮演「重要他者」
將木華黎留在中原之後，成吉思汗便離開了，一直到他去世，他沒有再進入中國。他真正的興趣仍然在馳騁草原的活動。他之所以能維持那麼大的權力，正因為他帶領的軍隊從來沒有停下來。他的權力不是在靜止的行政結構中行使的，而是始終保持著軍事戰鬥臨場指揮的性格。
他帶著軍隊往中亞發展，給中亞的諸部落、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這時候的中亞，沒有任何一個政治體擁有足夠的資源和武裝可以抵擋成吉思汗。蒙古軍隊不是訓練出來打仗的，他們是直接在戰鬥中形成的，他們就生活在戰鬥中，戰鬥就是他們的生活。這支軍隊的運動力與破壞力，遠超過中亞地區這些社會所曾見識的。
蒙古人在中亞製造了更強大的破壞、更長遠的傷害。中國畢竟還有固定的社會架構，以發展超過千年的生產組織為其基礎，戰亂造成了表層的殘破廢墟，但底層的經濟與社會組織仍然保存著既有的模式習慣，和平休息個幾十年，總還是可以長養恢復。然而中亞的聚落條件薄弱得多，一個小型城市可能都要花三百年時間才逐漸成型，一旦被蒙古鐵蹄橫掃蹂躪，多半就徹底消失，再也無法復原了。
蒙古人興起後，中亞相對沒落了，幾百年都無法回復到原有的繁榮程度。中國歷史上前前後後多次和西域地區密切交流，西域這個鄰居在許多面向上是領先中國，可以輸入來影響中國、豐富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例如西域的音樂、西域的農業，更重要的，還有受到印度影響的西域在思想、信仰領域的長足發展。
然而自十三世紀之後，西域對中國的影響快速消退，相當程度上就是蒙古興起所帶來的一項後遺症。西域幾乎被蒙古人剷平了，遲遲無法恢復其文明。西域的沒落，連帶造成的情況是使得近世中國失去了一股重要的外來刺激。中國的「天朝中心」思想，從中古到近世，有著相當的轉變與擴大，就是這種情勢下的結果。
當唐太宗成為「天可汗」，自認長安是天下的中心時，他很明白中心之外環繞著許多其他國家。然而到了近世，「天朝中心」卻轉變為一種目中無人的自大，看不到別人，不承認別人的存在。是這樣轉變後的「天朝中心」態度，使得清朝在和西方勢力接觸時如此無法適應，帶來了許多失敗、痛苦與屈辱。
從那樣的「天朝中心」變成這樣的「天朝中心」，其中關鍵的歷史因素就在於西域的消失，至少西域對中國不再能扮演「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角色。唐朝時住在長安的人，一定知道龜茲、知道康居，知道這些外國人的來歷，還有他們所帶來的異質文化。但到了清朝，人們只知道「新疆」，也就是剛被中國打下來的新領土。
近世中國的封閉與自大，是建立在蒙古人大征伐、大破壞的歷史事件上的。西域幾百年來好不容易在相對貧弱的自然條件下培養起來的文明，那一個一個極其珍貴的綠洲聚落，一下子都被摧毀了，完全不可能復原了。這段時間裡，中國和西域之間的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是過去經常被忽略的事實。
除了中亞之外，西亞也在蒙古帝國形成的過程中遭受到甚大的破壞。不過一來西亞的環境條件比較好，文明的發展又比中亞來得悠久，在兩河文明和波斯帝國的基礎上，擁有比較容易恢復的基礎。二來在中國人的傳統意識中，蔥嶺以西到印度的這塊空間，一直都有互動經驗，尤其在佛教傳入的過程中，因應取經的熱潮，其分量更形重要；然而再往西，就不在和中國人的溝通界線中。因而西亞的變化並未產生可見的影響，和中亞的情況很不一樣。
（以上摘自《不一樣的中國史9：從黨爭到鐵騎，征服王朝的時代──宋、遼、金》第九講）
資本流入「烏紗帽」和「紅繡鞋」
徽商的另一個貢獻是建立了門風的價值觀。他們強調貧窮是罪惡，一個人讓自己的父母貧窮、家庭貧窮，卻沒有辦法或不想辦法，那是大罪過。如果不能讀書求取功名、光宗耀祖，那就去做生意，改善父母、家庭的生活。
最理想的安排是家族中有人讀書，也有人做生意。如果子弟都讀書，無法保證其中一定有能夠在科考中出人頭地的，那很有可能弄到父母老病都缺乏照顧，遑論老來得以休息享受了。如果子弟都去做生意那也不行，弄得家族鄙陋沒有文化，在社會上得不到地位，會被人看不起。
徽商中有方勉生，父親在中州做生意不在家，哥哥方勉季讀書考得了生員資格，要進一步求取功名，做弟弟的就想：哥哥以儒學成就光耀門楣，這是「孝」的實踐，那我就該代替哥哥負起繼承家業的責任，盡到「悌」的原則。於是就奮起離家，到中州去找父親了。
哥哥要讀書，所以弟弟就該去做生意來支持哥哥，這被視為家族內部理所當然的倫理行為。他們強調商人的行為準則與儒生沒有兩樣，同樣要行忠信，才能得到別人信任，順利交易。賺了錢也一定要維持勤儉，不然再多的財富也留不住、累積不起來。
顧炎武寫《肇域志．徽州府》時特別說：
新都勤儉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徽人四民咸樸茂，其起家以資雄閭里，非數十百萬不稱富也，有自來矣。
「新都」指新安，也就是徽州。徽州人有錢，卻很勤儉，不會因為有錢就奢侈享受，更不會懶惰。正因為又勤又儉，賺了錢不會花掉、不斷累積，所以在徽州有錢的標準和其他地方不一樣，是別的地方好幾倍高。
將賺來的錢省著不花掉，這樣的行為很像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描述「新教倫理」在西方的作用，促成了資本累積。「新教」當中的喀爾文教派主張「預選說」，認為上帝早就選好了誰能上天堂得永福，而為了證明自己是「預選」中的「選民」，這些信徒就努力在俗世生活中表現出符合嚴格教義的行為─勤勞不怠惰，奉己不浪費。勤勞使得他們能賺錢，但如果賺到了錢就花天酒地享受，那就顯現自己不是「選民」，毋寧是上帝用來當作人間錯誤示範的對象，於是必須節制，更勤勞地善用賺來的錢，如此形成了原始的資本累積。
明朝的徽商在「士商合一」的新潮流中，也產生了類似的價值觀。這的確是資本主義得以「萌芽」的重要力量。不過這樣的資本累積有其限度。凌濛初編著的《二刻拍案驚奇》小說裡，有一段評論徽州人的話，說他們有怪癖，吝嗇且不隨便花錢，但在兩件事上卻可以將大把大把銀兩流水般送出去，一是頭頂上的「烏紗帽」，另一是腳下的「紅繡鞋」。
徽商賺了錢，仍然不可能改變傳統的觀念，一定要將相當大一部分的財富轉變為土地，取得地主的身分。而一旦資本放入土地中，這部分的錢就不再流動了。
其次他們在意要用財富換來「烏紗帽」，也就是官僚體系中的地位與權力。除了培養家族子弟參加科考之外，還有更直接、更有把握的做法，就是「捐輸」和「捐納」。「捐輸」是國家有特別的需求，也許是打仗，也許是賑濟，半強迫地徵用財產，要有錢人交錢來換官位。商人首當其衝，不可能拒絕。徽商在歷史上受到最大打擊、近乎一蹶不振的，就是清朝遇到太平天國變亂，朝廷無錢也無兵可以平亂，只好讓曾國藩調度地方的人力財力去應對，在過程中，徽商長期累積的財富被徵納了一大部分。
另外，他們平常也心甘情願送錢給朝廷換取功名，那就是「捐納」。「捐納」實質上是買官，是商人的政治投資。面對晉商靠著「開中制」迅速創富，如果在朝中沒有一定的勢力，徽商也不可能藉由「折色法」逆轉商機，從此他們一直很重視這方面的經營。
但如此一來，「捐輸」或「捐納」的錢，也和買土地的錢一樣，離開了商業領域，無法持續累積。
那「紅繡鞋」又是什麼？狹義地說，指的是高級妓院，裡面的妓女都嚴格裹小腳，穿著誘人的高級繡鞋。如果廣義地看，「紅繡鞋」代表都市裡的奢侈性消費。不管在義理上、在教訓上如何強調節儉，明代高度發展的城市娛樂生活，畢竟形成了很難抗拒的誘惑。第一代起家的商人或許能抗拒，第二代謹記父兄教誨的商人或許能抗拒，到第三代就不可能了。
於是又有大批資金投入城市的奢侈生活，也不再放回商業資本循環累積了。
徽商持續擴張的力量最大、擴張的時間最長，因而他們擴張的層級和網絡都比別人來得複雜。從現實交易升高到金融運作，再升高到有意識的主觀價值追求。不過即使是這樣的大商幫，都還是無法讓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現象變成真正的「資本主義」。在資本規模和資本結構上，存在著根本的、無法突破的限制。
我們看不到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在中國出現，不過我們清楚看到了活躍的商業貿易，創造了中國近世後期很獨特的繁榮城市，也帶來了很不一樣的社會風氣與社會組織變化。
（摘自《不一樣的中國史10：從士人到商幫，商業驅動的時代──元、明》第九講）
「內聖」與「外王」在康熙身上混同了
康熙皇帝是中國歷史上留下最多個人意見的帝王。各種奏章中都有很多他的批注，有時用滿文寫，有時用漢文寫。
滿文才是他的母語，漢文是他後來學習的，所以在運用漢文時格外簡潔直白，不囉嗦、不廢話，更沒有什麼客套裝飾。不論是康熙皇帝親筆御批，或是別人幫他謄抄過的，光從語氣上就很容易判斷是不是他自己的意見。
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1936-）有一本奇特的著作，書名叫做 "Emperor of China"，書中寫的中國皇帝就是康熙，而此書最奇特之處在於使用了第一人稱，從頭到尾都是「我」。
這個「我」是史景遷嗎？不是，是康熙皇帝。那麼這本書是小說嗎？不然怎麼能復活康熙皇帝，用他作第一人稱來寫？史景遷又不是康熙皇帝，從史學角度看，他怎麼能寫以康熙皇帝作第一人稱敘述的書？
一般狀況下是不能的，但史景遷把握、凸顯了從史學和史料學角度所看到康熙皇帝最獨特之處。幾乎書中的每一段，都的的確確有著康熙皇帝以第一人稱留下來的史料作為根據，不是出於史景遷的臆測或想像虛構。史景遷所做的，是將這些龐雜豐富的史料，依照康熙的生活進行分類統整。
書的第一章是「遊」，主要講遊獵，在皇帝生活中有著很重要的地位，因為要維持從東北來的民族風格，也和軍事訓練、軍事行動密切相關。第二章接著描述康熙皇帝如何實質進行統治， 和大臣如何具體互動。到最後一章，則探索並呈現他和諸多兒子之間的關係，也就聯繫到皇位與權力的繼承問題。
很難找到多少歷史人物，更不用說帝王，能夠如此用第一人稱來呈現，清楚顯示出康熙皇帝的相關史料多麼豐富。而如此貼近切入他的生活，更具說服力地讓我們看到，他對於知識具有真摯的熱忱，對於聖賢學問的興趣遠高於教他的那些儒生講官們。
這件事對清朝的統治很重要，擴大來看，對中國士人的傳統也很重要。自宋朝建立起來的近世政治觀念，核心精神是區分「政統」與「道統」，皇帝與王朝繼承「政統」，士人則擔負「道統」。而宋代政治上最特別的，就是「政統」承認需要有「道統」的支撐與協助，才能構成合法、完整的統治機制。
然而到了明朝，「政統」與「道統」之間陷入一種不平衡的狀態。「士節」的價值觀仍在， 士人普遍有著「道統」的信念，然而皇帝那邊的「政統」卻不只輕忽「道統」，而且在現實政治運作中將「政統」抬得高高在上，「道統」地位相對低落。於是原本認定應該由「道統」來輔佐、甚至指引「政統」的信念便無法落實。
到了康熙朝，產生了「道統」和「政統」間的進一步扭曲──「內聖」與「外王」的兩個範疇在康熙皇帝身上混同了。原本應藉由掌握聖賢知識以代表「道統」，可以在「內聖」範疇中超越皇帝、指導皇帝的讀書人，卻在康熙皇帝面前明顯被比了下去。
在「政統」的權力面，他們當然比不上皇帝；而現在麻煩的是，連在「道統」的知識與實踐上，他們也不如皇帝。皇帝對於聖賢知識的看重程度高於這些士人，進而皇帝對於這些聖賢知識的理解，也高於本來該當他老師的人。皇帝解說朱注，講官只能靜默聆聽，不能置一詞，師生關係明顯逆轉，變成「政統」和「道統」的領導權都掌握在皇帝那裡。
（摘自《不一樣的中國史12：從八旗到洋行，天朝震盪的時代──清》第二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