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魂洋才」的主導作用與版籍奉還
受到西方強烈衝擊，敗於西方的武力，對於西方產生忌憚與恐懼之感，在這方面，日本和中國有著同樣的經驗。不過接下來在引進西方事物，尤其制度與思想方面，日本就和中國大不相同，在接受的速度上比中國快得多了。
根本的理由之一，是天皇與幕府的二元政體既帶來了巨大的恐慌與疑惑，卻也提供了較為寬廣的調整運作空間。一個既有的政權在西方強大衝擊下迅速瓦解，但還有天皇制可以作為後盾，一方面不至於立刻陷入失序狀態，另一方面又有懲於幕府的徹底失敗，產生了必須全盤改革的強烈危機感。而且天皇原本並沒有權力，在實質權力上是空的，也就沒有那麼多必須被掃除的既得利益勢力，使得改革推動容易多了。在這裡，既沒有發生政權瓦解後的社會脫序，實質上又能在政治領域中得以從頭來過。
日本改革中出現的主導觀念是「和魂洋才」，強調新一代的日本人應該保有日本靈魂，然後積極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能。這樣的口號乍看之下和約略同時期在中國喊得響亮的口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非常類似，然而仔細比對這兩個觀念、兩種口號的強調重點，卻能察覺到很不一樣的作用。
「和魂洋才」重點在於以「和魂」來保證日本人不會因為學了「洋才」就忘本成為洋人。把握內在的靈魂不迷失，那就可以放膽去學習西方。而如何保證「和魂」之存在？這樣的精神信仰層次問題，很早就被高度政治化，凸顯「神道」和「天皇制」為日本獨一無二的特徵，所以只要保持對天皇的信仰，就是維持住「和魂」。如此抬高了天皇的地位，但同時也解放了當時日本人模仿、引進西方文化的自由。
這說明了日本人為什麼能快速改頭換面，從服飾到住屋到政治運作都激切地模仿西方；也說明了半個多世紀後，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為什麼「保留天皇制」會是那麼重要的議題。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以信奉天皇為「和魂」的表現，沒有了天皇，不只是單純失去政治與權力中心而已，而是會讓大部分的日本人突然失落了樹建自我的根底。沒有天皇制，他們就不知道自己是誰，集體的精神核心在哪裡了。
反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中國成為區分、限制引進西方文化的標準。一切和「體」有關的，從思想到禮儀到政治制度，都必須維持中國傳統，只有在此之外的其他技術，才適合從西方引進。
明治時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文明開化」運動。在政治方面，由最大的四個藩國（薩摩藩、長州藩、土佐藩、肥前藩）帶頭，於明治二年進行了實質取消封建制度的「版籍奉還」。原本每一位藩主底下都有屬民，現在他們放棄對這些屬民的統治權，將記錄他們人身與土地的資料還給天皇，象徵將所有的人民從封建枷鎖中解放出來，讓他們都成為天皇的子民。
四大藩帶頭，其他較小的藩主沒有條件不跟進。四大藩在天皇朝廷有他們的影響力，就將收回來的人民與土地，編成八府、二十六縣與二百六十二藩，對於這些藩主（大名）就派他們擔任原先領地的地方首長（藩知事）。所以一時的現實情況是，舊藩主不會有被剝除權力與財源的感覺，自己仍然能夠統御原來的人民，還多得到天皇新賜封的貴族身分。
不過新的貴族身分沒有土地與財富，而新的地方行政制度中，朝廷有權隨時撤換地方首長。到了明治四年七月，為了讓政令歸一能夠名實相符，更進一步執行「廢藩置縣」，將舊藩主強行遷居東京，地方改設為三府、三百零一縣，十一月再完成撤廢合併，成為三府、七十二縣。封建至此徹底瓦解，中央握有可以貫徹到地方的行政實權。（摘自第二講「日本與甲午戰爭帶來的震撼」）
清政府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沒有政策
認真地說，李鴻章留下來的兩千八百萬字，當然和梁啟超、胡適留下來的文集內容不一樣，雖然都是以他的名義交出去給皇帝看、給相關單位看、給朋友或敵人看，但真正出於他自己手筆的比例恐怕不高。長期以來，在他身邊圍繞著眾多幕客，這些幕僚、下屬負責幫他草擬文書內容，經他過目之後，甚至也幫他抄寫成篇。
必須有這麼多的幕客幫忙寫這麼多的文字內容，又可以從另一面映照出當時大清帝國官僚系統的根本問題。和現代政治體系運作相比，清朝政府最突出的特色、最突出的欠缺就是——沒有政策。
今天任何一個政府要執行政務，首先一定得要擬定政策，才能讓上上下下有所依循。不管是以「五年經建計畫」或「國政諮言」或「黨代表大會決議」等各種方式表現，那都是宣告政府所做的決定，既是對人民的交代，也是對官僚組織的要求、推動。
仔細看一下李鴻章龐大的奏摺和書信，對比之下就能明白，為什麼清廷在巨變中無法運轉，更不可能像日本那樣進行改革？清朝有由上而下的權威，卻沒有由上而下的行政體系。意思是皇帝和朝廷當然高高在上，但皇帝和朝廷卻很少決定要做什麼事。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奏摺？因為基本上皇帝、皇權是被動地等在那裡，聖旨、聖諭主要是回應臣下的報告與請求的。要做什麼事，都由臣下提出，而擁有最高權力、位居中心的人，只負責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皇帝不同意，那就當然不能做；就算皇帝同意了，也只同意奏摺中提到的具體事務，而不是訂定為原則性的方向或政策目標，讓官僚體系能夠遵行推動。
各級官員都有他們的職權範圍，只能在職權內提意見、提要求，他們沒有權力可以自己做決定，也沒有權利在職權外提要求。於是大大小小的事都必須上奏，得到皇帝同意或不同意的判斷。這種情況在光緒朝變得更嚴重。皇權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她卻不可能擁有皇位，她的身分必然使得她對於朝廷以外發生的事比一般皇帝要來得隔閡、疏遠，在行使皇權時就更被動。
李鴻章留下諸多奏章，因為那麼多事都和他有關，每件事他都必須問，必須尋求同意。政治運作上不只沒有充分授權，而且缺乏由上而下的明確指示。遇到如此激烈變革的時局，清朝的政治體制格外無法應對。
只有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中，在康有為等人協助下，親政的光緒皇帝集中在短時間內發布了眾多命令，那是極少有的由上而下積極領導的局面。但也正因為這種做法違背了皇權的長期行使方式，讓這段轉折變化如此短命。
另一方面，李鴻章留下的巨量書信，大部分都不是朋友之間請客酬答的，其實際功用往往是聯繫和協調官僚系統中的不同部門。要推動一件事，可能需要先上呈五份奏章，終於取得上頭同意，然後必須再來來回回寫十幾封信，給相關單位的主事者交代、叮囑。一切溝通的主體停留在人與人之間，缺乏有效的部門與部門間的合作模式，這樣的政治管理當然非常沒效率。（摘自第三講「李鴻章與漢人封疆大吏」）
先啟蒙再救國，還是先救國再啟蒙？
保皇會無論在海外還是國內，都沒有自己的勢力，必須依靠僑社和會黨的既有資源。然而僑社和會黨同情改革派，卻和「保皇」、支持光緒皇帝沒有直接關係。於是康有為「保皇」的目的與所動員的手段快速分離，在勤王之役失敗後就很難再有什麼作為。
一九○一年，梁啟超經過遊歷檀香山、新加坡、澳洲等地，又回到日本，重拾離開前所從事的工作——寫作與辦報。他從《時務報》到《清議報》，此時又辦了《新民叢報》。他一直在寫文章，一直在辦報，但《新民叢報》有著很不一樣的新階段意義。
辦《清議報》是為了聚攏同志，尤其要聯絡僑社，引導僑社的思想。到了辦《新民叢報》，他的用心重點放到了「新民」上，開始有意識地進行長期的啟蒙工程。沒有任何人比梁啟超更適合或更擅長於這樣的啟蒙覺醒工作。他頭腦清楚，能夠快速地吸收並消化新知，更重要的，他有著具備高度感染力的修辭與說服風格。
他開始用心撰寫「新民說」系列文章，針對一般中國讀者，提供他認為現代國民所需要的基本常識，以理解現代世界與現代社會。《新民叢報》引起很大的迴響，梁啟超的文章到處流傳，甚至產生了流行的「新民叢報體」，那是一種介於文言與白話之間最新潮的文體。
到這時候，梁啟超確切脫離了康有為，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而且很快地就超越了康有為。那是兩種意義下的「超越」——在名聲與影響力上超越了康有為；更在西化與自由追求的態度上超越了康有為。從一個保皇派的次級人物，轉身成為提倡以啟蒙進行改革的首要領導者。
於是由梁啟超所代表的改革派，就和革命派有著不同的競爭關係。雙方仍然留有當時搶奪僑社資源留下來的齟齬，而此時的路線差異更轉化為啟蒙與救國的選擇。改革派視為最重要的，是引進現代知識對民眾進行改造；革命派要的，卻是盡快推翻滿清、建立共和，以求不被列強瓜分亡國。
梁啟超以他那種排山倒海的文字氣勢，證明喚醒民眾、創造新國民是可能的。然而孫中山所帶領的革命派卻著眼於列強愈來愈無情的侵略行為，顯現中國已經落入孫中山所謂的「次殖民」不堪狀況，等不及去啟發民眾了。一邊是先啟蒙再救國，啟蒙才能救國；另一邊則是先救國再啟蒙，不救國就連啟蒙的機會都沒有。
孫中山的主張是無論用什麼手段，都應該先將共和或民國建立起來。即使運用的是沒有現代知識更缺乏民主觀念的會黨，出於反滿情緒而推翻了清朝，只要取而代之的是共和政體，那麼共和本身便是最大的啟蒙影響力量。他要立即革命，甚至為此而逆轉傳統「知易行難」的說法，建立「知難行易」的理論。去做相對容易，要知道為什麼這樣做的道理比較難；一個人會走路了，卻要另外花很大工夫才能了解走路行進的原理。
革命事業就是「知難行易」的實現——先做了再說，先將滿清推翻了再來向民眾解釋道理。
從一個角度看，革命的確突然就成功了，在還沒有通盤準備的情況下，清朝就垮了，才會由孫中山當上中華民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然而換另一個角度看，沒有啟蒙基礎的條件下，新建立的中華民國亂象叢生，跌跌撞撞了一、二十年，甚至無法維持一個能運作的政治體系。
啟蒙或救國孰先孰後的爭執，不可能有簡單清楚的答案，這個問題綿延困擾了民國建立之後所有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大部分的人都在這兩者之間游移變動。一方面憂心中國人民如此無知、落後，少了啟蒙的過程，絕對無從構成一個強大的國家；另一方面也憂心啟蒙進度緩慢，需要漫長卻難以等待的時間，還沒等到啟蒙的堅實結果，中國就先滅亡了。
啟蒙與救國到後來不只是兩種路線，還強化成為兩種意識形態，彼此間有時和諧並行，有時緊張衝突；有時這方被壓下去，有時那方被消音。看待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史的一種方式，就是去追索、整理這兩種意識形態的互動情況，而其開端起點，可以溯及梁啟超和孫中山的「改革—革命」陣營的對立競爭。（摘自第五講「康有為、梁啟超與改革派困局」）
《海國圖志》是藥丸，《聖武記》是糖衣
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出現了一本題材新穎的書——魏源的《海國圖志》，明白地昭告，在中國人熟悉的「天下」之外，另有廣大的「海國」，即海外之國。魏源在書中表示，之所以需要了解「海國」，是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是「天下觀」的一項重大讓步，承認海外的這些「夷國」有值得中國學習的「長技」。
進而魏源羅列出「夷之長技」，即海國之人最擅長的：第一是戰艦，第二是火器，第三是練兵。明顯是從鴉片戰爭中留下的清楚印象。
不過經常被忽略的是《海國圖志》有一部奇怪的姊妹作，叫做《聖武記》，寫的是清朝開國的歷史。這兩本書是如何連結起來的？原來魏源要將外國的「長技」放進一個他認為當時中國讀者比較能接受的脈絡中，所以特別寫了清朝的立國過程，顯現自身王朝是長於軍事武功的，以此對比出西方這三項重點長處格外值得學習，另外也顯示出清朝有條件可以吸收這樣的能力。
《海國圖志》的內容具有高度啟蒙意義，然而《海國圖志》與《聖武記》同時出版，其思想史的意義更不容忽視。這無疑示範了清朝後期在面對西方壓力時的基本思想態度，讓我們明瞭，學習西方可不是一顆能夠輕鬆吞得進去的藥丸，上面總是必須裹上一定的糖衣，找出為中國人保有自信、緩和自卑感的方法。
《海國圖志》出版二十年後，到了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有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馮桂芬曾經是李鴻章的幕客，在李鴻章身邊甚有影響力。他寫的這本書，書名上的「抗議」二字，不是我們今天語言中通用的意思，指的是一種高舉、高聲張揚的議論。名為「抗議」，是為了凸顯這份意見迫切需要獲得大家的注意與重視。
他所高舉的議論，有一部分明白反對魏源。馮桂芬批評魏源本質上是個「縱橫家」，當他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時，抱持的是一種高度功利算計的態度，和戰國時的蘇秦、張儀他們是一樣的。
馮桂芬不採取這種功利算計觀點，要從更根本的價值上指出西方的優點。他總括成四句話：人無棄材，地無遺利，君民不隔，名實必符。
西方人實事求是，不像中國人有那麼多空話、虛名，很多事情在表面說過好像就沒事了，不能認真追究真實狀況。在西方即使一般人的意見，也可以和國君有效地溝通，沒有絕然的隔閡。西方積極發展經濟，充分利用生產所得，沒有遺漏浪費。最重要的，西方重視培育與運用人才，讓人得以發揮才能上的作用。
這當然比魏源所說的戰艦、火器、練兵，呈現出對於西方更全面的認識，以及更高度的推崇。那麼為了讓人們願意接受西方的優勢領先，馮桂芬也必須給予更甜的糖衣。
他選擇的糖衣放在如何趕上西方長處的方式上。要能夠人無棄材、地無餘利、君民不隔、名實必符，最好的辦法倒不是去模仿、抄襲西方人現在的制度，毋寧應該要「復古」。
我們是中國人，在中國古代老祖宗那裡，本來就達到過人無棄材、地無餘利、君民不隔、名實必符的境界。是後人不肖，遺忘了老祖宗的做法，隨便亂改，又失去了正確的態度，才導致今天落後於西方人。我們只要「復古」，就能趕上西方。（摘自第九講「晚清小說與晚清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