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柏楊歷史研究叢書》總序
一
在九年零二十六天艱難而漫長的歲月裏，我埋頭整理中國歷史的史料，先後完成了三部書稿，第一部《中國人史綱》、第二部《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第三部《中國歷史年表》（另外還有《第四部中國歷代官制》，一九七五年春，官員要我們「快快樂樂過一個端陽節」，把所有的參考書都搜去保管，規定每人不准持有三本以上的書，所以只寫了一半。）一九七七年四月，我回到台北，幾經轉折，三部書稿陸續的重回到身邊。面對著汗跡斑斑，顏色枯黃了的紙冊，我有無限的感恩和熱情。
但書稿似乎太多了，從地面幾乎直堆到腰際。想到它們在成書之後，每部勢將都在一千頁以上，我茫然的憂慮到出版的困難。幸而星光出版社經理林紫耀先生，毫不猶豫的慷慨承當，並為它定名為《柏楊歷史研究叢書》，使我由衷的感動。不過三部書稿並不是按照順序發排的，而是倒轉過來順序發排的。並非故意或願意如此，種種原因之下，只有如此。這只屬於小節，當三部書陸續出齊的時候，出版時間的先後，就不重要了。
二
中國歷史最使人困擾的是年號問題。年號本是中國在文明史上一大貢獻，現代的日本，和古代的越南、朝鮮、南詔、勃海，都是效法中國，使用年號的。但中國的年號卻走火入魔，除了表示紀年的主要功能外，另外還表示祈福、歌頌，和改朝換代。一個新政權興起，或一個新帝王登極，或發生一件自以為很大的喜慶，以及什麼理由都沒有而只是興之所至，都會弄出來一個新的年號。當中國內亂時，列國林立，年號如雨後春筍，目不暇給，如三八六那一年，中國境內就先後出現了十六個年號。即令在統一時期，年號所造成的氣氛，也十分緊張。如唐王朝第三任皇帝李治，他在位只三十六年，卻改了十次年號。南周第一任皇帝武照在位的時間更短，只十六年，卻改了十四次年號。有些時候，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如五二八年，北魏王朝就一口氣改了三次。第一次改元的詔書剛出大門，就第二次改元。第二次改元的詔書剛出大門，接著就第三次改元，使當時的國人不勝其煩。同時也顯示出這種年號制度的嚴重缺點，那就是，在時間距離上，造成嚴重的混亂。我們可以試行作一次檢查：元王朝至元元年，到同是元王朝至元六年，相距幾年？一般的答案當然是相距五年。這答案是對的，但不是絕對的對，事實上它恰恰相距七十七年，因為元王朝有兩個至元年號，一個始於一二六四，一個始於一三三五。再試行作第二次檢查：天授三年，跟如意元年，以及跟長壽元年，又相距幾年？答案是它們同是六九二年，相距只不過幾月。假如考古學家在地下掘出一件古物，上面刻著「建平元年製造」，恐怕世界上最權威的史學家和最權威的自然科學家，都不能確定它的正確年代，因為它可能是紀元前六年，可能是紀元後三三○年，可能是三八六年，可能是三九八年，可能是四○○年，可能是四一五年，可能是四五四年，也可能是五○八年。所以一個現代的中國人，置身於瞬息萬變，分秒必爭的時代，實在沒有繼續埋葬在這種糾纏不清的年號迷魂陣裏的必要。我們大膽的繞過年號，採用耶穌紀元，希望能簡單迅速，而又正確無訛的立即明瞭歷史事件的時間位置。
中國歷史上的王朝號和國號，是第二個大的困擾。十九世紀時，外國人曾嘲笑中國不過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引起國人的憤怒。其實在薩丁尼亞王國以義大利作為國號之前，義大利固然也是一個地理名詞。現在斯里蘭卡共和國建立，錫蘭也同樣成為地理名詞。事實上，在二十世紀中華民國建立之前，中國所有的王朝，從來沒有一個以「中國」作為法定的或正式的國名。每當一個新王朝興起，第一件事就是定一個國號，當這個王朝統一中國時，它的國號就遠壓在中國之上，如清王朝的正式國號就是大清帝國。當中國陷於分裂，像南北朝、五代……列國並存，就更誰也都不是中國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景觀，即四千多年歷史中，從黃帝到傀儡政權滿洲國，中國境內出現了像樣的或不像樣的共計八十三個王朝--也就是八十三國，和五百五十九個帝王，卻沒有一個是用「中國」顯示他們的性質的。我們最熟悉的甲午「中日戰爭」，在正式官文書上卻是甲午「清日戰爭」。這種情形，使王朝號、國號，跟年號一樣，造成史籍的混亂。因為誰也沒有標出中國的緣故，就發生了誰在中國歷史地位上是「正統」的爭執，這爭執由政治滲入學術，使從事歷史工作的史學家，頭上都好像懸著巨斧。司馬光在他的編年史《資治通鑑》中，曾為此費盡唇舌，解釋他何以把一些篡位弒君、罪惡昭彰的政權，用它們的年號作為正朔，用它們的王朝作為正統。但他這部價值連城，被後世列為「正史」之一的巨著，如果不是皇帝為它寫了一篇序的緣故，恐怕早被查禁燬版。於是集叛徒、土匪、強盜、惡棍於一身的朱全忠之類，明明只是一小塊土地的割據局面，年號卻成正朔，王朝卻成為了正統，因而使中國產生了一種可恥的「成則帝王，敗則盜寇」的史觀。歷史上的忠奸賢愚、是非黑白，遂大量的受到顛倒、破壞，甚至被惡毒的一筆抹殺。我們現在對所有的王朝號、國號，以及年號──包括凡是有記載的草莽英雄們，以及他們所定的王朝號、國號、年號，作一個徹底而廣泛的整理，排列出來，由分類而歸納，提供出一個工具性質的參考資料，可以迅速而簡便的找出所需要的答案。同時，我們更作一個從無前例的大膽嘗試。即以「世紀」為單元，以耶穌紀年為紀年，而將王朝號、國號、年號，置於次要的地位。我們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我們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不以當一個王朝人為榮。當中國強大如漢王朝、唐王朝、清王朝時，我們固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當中國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時，我們仍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中國--我們的母親，是我們的唯一的立足點。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國的王朝，所有的國，都是中國的另一種稱謂。我們以「世紀」為單元敘述，是強調中國永遠存在，不受任何王朝影響，我們絕不認為後梁帝國是正統，而前蜀帝國是僭偽；更不認為清王朝是正統，而鄭成功是海盜。唐亡，不是中國亡，只是唐王朝和唐政府的覆滅。清亡，也不是中國亡，也只是清王朝和清政府的覆滅。中國固屹立如故。
中國科舉制度有它的功能和貢獻，但它的副產品之一是，培養出來一個中國所特有的「官場」社會階層，在這個社會階層中，阿諛帝王成為一項主要的課題。表現最強型的莫過於媚態可掬的加到活帝王頭上的尊號，和加到死帝王頭上的諡號（為了行文便利，我們用「尊號」包括「諡號」）。上古時候，這些尊號不過一個字兩個字，如紀元前十二世紀周王朝第一任王姬發，不過被尊為「武王」。隨著阿諛技術的精益求精，到了紀元十五世紀之後，如清王朝第三任皇帝福臨，他的尊號是「禮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宏功至仁純孝章皇帝」，竟多到二十五個字，全都是從字典上挑選出來的最美麗的詞彙。有些人從沒有當過帝王，也會在他們頭上堆砌一大堆帝王尊號，當唐王朝大祭「玄元皇帝」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他就是以老子一書聞名於世的哲學家李耳。在史籍引敘原文的時候，這種尊號更顯示出沒有原則的一面，像談到曹操，他一直到死只不過是東漢王朝的丞相，可是就在正史上，卻一會稱他是「太祖」，一會稱他是「武皇帝」，混淆的程度，使我們不知道所說何人，又置身何地。我們當然諒解並同情古史學家的可悲處境，但我們也不掩飾我們的失望。皇后也是如此，從最簡單的「王妃」到那拉蘭兒「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仁獻崇熙顯皇后」。這個用全力摧毀自己所領導的清王朝女人，竟擁有這麼漫長肉麻當有趣的尊號，使我們忍不住失笑。但我們最大的苦難不因失望失笑而消除，所以我們所作的是對中國五百五十九位帝王，和若干雖沒有實質上當帝王，卻被加上帝王尊號的人，以及更多的皇后妃妾，和他們所生的數不清的親王、公主，作一個地毯式的搜索，將他們的頭銜、年齡、在位時間，以及他們在皇族中的關係位置，加以仔細的整理列出，使任何人都可以不必經過辛苦的尋覓，即可對他們的身世，有一個明確的了解。
最後，我只能用非常少的幾句話，說明我們的立場，我們立場是中國人的立場。不同於「奉旨修史」的官員立場，也不同於以王朝為主，以帝王將相為主，以統治階層自居的立場--他們把利益所從出的王朝放在第一位，而把中國放在第二位。我們反對「成則帝王，敗則盜寇」的史觀，在那種史觀上，很多醜惡被美化，很多可歌可泣、代表中國人磅礡剛強、澎湃活力的智慧和勇敢，卻被醜化。如三保太監下西洋，傳統歷史責備他勞民傷財，好大喜功，以致史料所存寥寥，我們則認為他是中國第一位最偉大的海上英雄。我們堅持的標準是國家民族和人道人權，不掩飾污點，猶如美國歷史不掩飾吊人樹一樣，同時也展示出中國對全世界全人類文明所作的尊嚴貢獻。
中國人了解中國歷史，應是天經地義的。可是，很多中國人對中國歷史只不過知道一個片段，而這片段還多半來自小說和戲劇。中國歷史書籍之多，佔世界第一位，但卻使人有一種雜蕪凌亂的感覺。即令把正史能倒背過來，對了解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仍沒有太大的幫助。何況我們沒有時間讀完正史，也沒有文言文的修養去讀正史。司馬遷創造了一種新形式的史籍，這形式在紀元前較簡單的社會，還可以應付。可是史學家卻被這種形式醬住，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紀。更糟糕的是，它被改為斷代史。幸好中國的王朝不斷變換，如果像日本那樣萬世一系，根據「國（王朝）亡才修史」的慣例，中國可能成為一個沒有正式史籍的國家。這些國（王朝）亡了才編纂出來的正史，又不過是一大堆人物傳記的合訂本，而這些傳記，又多半取材於該人物的墓誌銘、行傳、家譜之類的一面之詞。以致數千年來，墓誌銘在中國文學史上，佔重要的地位。凡是善於阿諛死人的作家，如唐王朝的韓愈，都享有相當地位和相當財富。墨索里尼的兒子在紀念他父親的文章中，說他父親：「喜歡古典音樂，看見我開始彈鋼琴時，非常高興。他為人極為和藹，對人更是溫柔。」我們不認為墓誌銘、行傳、家譜之類所提供的資料，全都比墨索里尼的兒子所提供的，更為可信。所以，我們在採用正史資料時，都一一加以判斷。
三
意不盡而言不能不盡，最後，我願述及我對叢書處理的願望。我虔敬的把第一部《中國人史綱》，獻給孫觀漢先生。第二部《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贈給梁上元女士。第三部《中國歷史年表》，贈給陳麗真女士，用以表達我無窮的謝意。
我和孫觀漢先生──這位世界聞名的物理學家，中國原子科學之父，中國第一個原子爐的裝置人，迄今還沒有見過面；但我縱是集合全世界感恩的言語，都表達不盡我的內心。像我這樣渺小的人物和離奇的遭遇，不過是大時代中的一粒灰塵，隨風飄蕩，微不足道。但孫觀漢先生，亙古以來，卻只此一人。有人把孫觀漢先生比為左拉，但孫觀漢先生比左拉更偉大更艱苦。他像大海中的一葉孤舟，為營救一個從未見過面的朋友，付出他的眼淚、尊嚴、時間、金錢和健康，而且十年如一日。更主要的是，他的道德勇氣，不僅是為我一個人，而是對祖國一片丹心，和對人類一片愛心。西方有句諺語說：「為朋友死易，找到一個值得為他死的朋友難。」而我找到了，這是我的幸運，也是我的光榮。蒼天可鑑，為孫先生，我死而無恨。
我和梁上元女士相識時，她還是一個髮與耳齊的女學生。她第一次給我寫信，那麼流暢和那麼有深度，使我震驚。可是九年零二十六天之後，她到台北飛機場接我歸來的時候，已是大學教授了。年齡、知識、智慧和社會經驗的增長，使她更堅定對我的幫助--包括精神的和物質的，也更堅定她對國家的愛、對人道的愛，和對人權的尊敬。她的品格可以在一件事情上顯示出來，她是一位孝女。
陳麗真女士是我的讀者之一，十五年前她第一次來探望我之後，她就成為我的學生。在我的家庭破碎、妻離子散之際，她一直照顧我的生活，探望我，給我寄衣服食物，末了還為我作保。她為了幫助我，曾遭受到其他朋友所沒有遭受到的風暴打擊，幾乎使她精神失常；但經過無數次恐懼哭泣之後，她沒有放棄她的初衷，使我在孤寂中，仍享有人生的溫暖和友情的慰藉，那是使我活下去的最大支持。
四
叢書是我在火爐般的斗室之中，或蹲在牆角，或坐在地下，膝蓋上放著用紙糊成的紙版，和著汗珠，一字一字的寫成。參考書的貧乏使我自慚，但我別無他法。而且心情惶惑，不敢想像這些艱難寫出的書稿，會遭受到什麼命運。所以不可避免的會錯誤百出，唯有乞求方家指正。
現在，總算陸續的付梓，當叢書出齊之日，我覺得我對我的國家，和對我的朋友，已盡了我最大的責任，和獻出我最大的感恩。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日於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