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 雍正皇帝 清朝歷史是我國歷代以來較強盛的朝代，其成敗得失的經驗，足為後世殷鑒。近年以來，由於海峽兩岸積極整理清朝檔案，史料公開了，一方面帶動了清史的研究風氣，一方面對清朝人物也重新評價了。雍正皇帝的生平、事功與歷史地位，都有了新的詮釋。摒除前人的種族成見，客觀的看待雍正皇帝，才能認識雍正時代的清朝歷史。康熙皇帝一心想做儒家的仁君，他的用人施政，一向主張與民休息，治國之道，貴在不擾民，與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種少做少錯的政治主張，固然使他在歷史上留下了仁君的美譽，但也因官場的因循茍且，怠玩推諉而衍生出吏治廢弛、百弊叢生的現象。雍正皇帝即位後認為新政府不能再存有以不生事為貴的念頭，他主張為政應當觀乎其時，審乎其事，當寬則寬，當嚴則嚴，因循玩愒是絕對有害的。他訓勉臣工實心從政，多多做事，認真做事。由於雍正皇帝的宵旰勤政，認真負責，勇於改革，終於使雍正朝的政治呈現新興的現象，吏治澄清，行政效率提高，社會經濟日益穩定繁榮，清除了康熙年間的許多弊端。清朝盛世沒有雍正皇帝，就無法建立。他是促進清朝歷史向前發展的關鍵人物，也是清朝歷史承先啟後的政治家，他的歷史成就與地位，是值得後世肯定的。雍正皇帝雖然是一位有爭議的君主，但是，我們不能人云亦云，我們應該對他的事蹟功過作一番考察與研究。
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禛，生於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12.13），是皇四子，宮中習稱四阿哥。「胤」是康熙皇帝所生諸皇子的排行；「禛」是「以真受福」的意思。皇四子胤禛生母烏雅氏是滿洲正黃旗人，出身護軍參領之家，原為包衣人家之後。康熙十八年（1679），烏雅氏封為德嬪。康熙十九年（1680），生皇六子胤祚，五年後卒。康熙二十年（1681），烏雅氏晉封德妃。康熙二十七年（1688），生皇十四子胤?，又作胤禎。康熙三十七年（1698）三月，皇四子胤禛封多羅貝勒。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皇帝為諸皇子建府，皇四子胤禛的府邸位於紫禁城東北，即日後的雍和宮。
康熙四十三年（1704）追封一等承恩公凌柱之女鈕祜祿氏入侍皇四子胤禛府邸，號為格格，她就是日後的孝聖憲皇后。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皇四子胤禛晉封為雍親王，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1711.09.25），鈕祜祿氏在雍親王府邸為胤禛生了第四個兒子弘曆，後來弘曆繼位時為鈕祜祿氏的後半生帶來了無比的尊榮富貴。
晉封雍親王 康熙皇帝極為重視諸皇子的教育，諄諄教誨，除了滿、漢、蒙等語文及四書五經等文化課程外，還加強騎射及各種西洋兵器的訓練。康熙二十二年（1683），皇四子胤禛，年方六歲，開始在上書房讀書，以侍講學士顧八代為師傅。顧八代是滿洲鑲黃旗人，學術醇正。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1687.07.18）午後，康熙皇帝率皇子們到暢春園皇太子胤礽（in ceng）的書房無逸齋，康熙皇帝取案上經書十餘本，交給皇太子胤礽的師傅湯斌說：「汝可信手拈出，令諸皇子誦讀。」這一年，皇四子胤禛才十歲，湯斌隨手翻開書本，令胤禛等各讀數篇，都能「純熟舒徐，聲音朗朗」。康熙皇帝隨後命皇四子胤禛等射箭，或中四箭，或中三箭，箭術在皇長子胤禔（in jy）之上。康熙皇帝很自傲地對湯斌等諸臣說：「朕宮中從無不讀書之子，今諸皇子雖非大有學問之人所教，然俱能讀書。」
在康熙皇帝的循循善誘之下，諸皇子多精於書法，皇四子胤禛的書法，十分秀麗，有才有氣，他和皇三子胤祉（in cy）、皇七子胤祐相比，可以說是伯仲難分。康熙四十一年（1702）九月，康熙皇帝巡視南河，皇四子胤禛奉命同皇太子胤礽、皇十三子胤祥隨駕。十月初五日（1702.11.23），駐蹕山東德州行宮，康熙皇帝召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元龍等人入行宮，觀賞御書，康熙皇帝親書大字對聯，以示諸臣。又令內侍引諸臣至行宮左廂觀看皇四子胤禛、皇十三子胤祥書寫對聯。據官書記載，「諸臣環立諦視，無不歡躍欽服」。
康熙皇帝巡幸出征，多命諸皇子隨駕。塞外水土較佳，為了健康以及處理少數民族問題，康熙皇帝屢次北巡。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皇帝巡行塞外，皇四子胤禛奉命隨駕，同行的還有皇太子胤礽、皇長子胤禔、皇三子胤祉等人。康熙四十年（1701）五月，康熙皇帝巡幸塞外，皇四子胤禛奉命同諸皇子隨駕。康熙四十一年（1702）正月，康熙皇帝行幸五臺山，皇四子胤禛奉命同皇太子胤礽、皇十三子胤祥扈從。
康熙初年，準噶爾汗噶爾丹勢力崛起後，屢次入侵天山南北路，成為清朝西北最大邊患。康熙三十五年（1696），噶爾丹率兵入侵喀爾喀，掠奪蒙古牲畜，康熙皇帝御駕親征，諸皇子從征。是年二月，領侍衛內大臣等遵諭議定中路兵營，皇四子胤禛奉命掌管正紅旗大營，坐鎮軍中。
康熙年間，對永定河、黃河、淮河的整治，可謂不遺餘力。康熙皇帝屢次視察河工，多命諸皇子扈從。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康熙皇帝巡視永定河，皇四子胤禛奉命同皇七子胤祐、皇十三子胤祥隨駕。康熙四十年（1701）四月，康熙皇帝再度巡視永定河，仍命皇四子胤禛同皇太子胤礽、皇十三子胤祥扈從，皇四子胤禛曾作紀行詩《閱永定河應制》。康熙四十二年（1703）正月，康熙皇帝巡視南河，命皇四子胤禛同皇太子胤礽、皇十三子胤祥隨駕。二月間，御舟渡過長江，康熙皇帝率諸皇子登金山江天寺。隨後路過鎮江府、常州府、蘇州府，皇四子胤禛曾賦詩為紀。此次南巡，使皇四子胤禛增長不少的見識，更加了解黃淮河工，以及江南的民情風俗。
清朝皇帝提倡崇儒重道，重視各種祭典。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月，重修闕里孔廟落成，康熙皇帝指定皇四子胤禛隨同皇三子胤祉前往山東曲阜祭孔。
孝莊太皇太后輔立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極盡孝養，死後虔誠祭祀。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1688.12.30），是孝莊太皇太后周年忌辰，康熙皇帝率皇長子胤禔、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前往遵化暫安奉殿祭祀。康熙二十八年（1689），命皇太子胤礽帶領皇四子胤禛等前往暫安奉殿致祭。康熙三十五（1696）、四十五（1706）等年，皇四子胤禛奉命獨自前往暫安奉殿祭祀。
清朝皇帝每逢國家重大事情，都要告祭祖陵。康熙六十年正月十三日（1721.02.09），康熙皇帝以御極六十年大慶，命皇四子胤禛、皇十二子胤祹等前往興京告祭永陵，並往盛京致祭福陵、昭陵。同年三月初八日（1721.04.04），康熙皇帝六十八歲萬壽節，皇四子胤禛奉命致祭太廟後殿。
康熙皇帝巡幸出征，謁陵祭祖，視察河工，皇四子胤禛多奉命隨駕，增廣了見識，也豐富了閱歷，對施政得失，民間疾苦，多能耳聞目?，有助於從政能力的培養，在儲位角逐中，皇四子胤禛有他一定的優勢。
皇太子胤礽再立再廢後，諸皇子個個都有帝王夢，為角逐帝位，彼此樹黨傾陷。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12.20），康熙皇帝崩殂，皇四子胤禛入承大統，改翌年為雍正元年（1723），他就是清世宗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即位後，矯詔篡位，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色，誅戮忠臣的謠言，就蜚短流長，不脛而走。
繼位傳說 按照滿洲舊俗，所有嫡子，不拘長幼，都有繼承皇位的權利。皇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廢以後，並未另立皇太子，諸皇子角逐皇位，並不涉及不合法的奪嫡問題。康熙皇帝崩殂後，繼承皇位的不是酷肖皇父的皇十四子胤?，也不是自稱相貌有帝王體的皇九子胤?，更不是福壽?長後必大貴的皇八子胤?，而爆出了一個冷門，皇四子胤禛登了基，諸皇子的帝王夢都成了空，不利於雍正皇帝的謠言，不脛而走。發配東北三姓地方的耿精忠之孫耿六格就說：「聖祖皇帝在暢春園病重，皇上就進一碗人參湯，不知何如？聖祖就崩了駕，皇上就登了位。」耿六格在三姓八寶家中時，有太監于義、何玉柱向八寶妻子說：「聖祖皇帝原傳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將十字改為于字。」曾靜是湖南靖州的一位落第書生，他從京師王府發遣廣西人犯中聽說：「先帝欲將大統傳與允?，聖躬不豫時，降旨召允?來京，其旨為隆科多所隱，先帝賓天之日，允?不到，隆科多傳旨，遂立當今。」弒父矯詔成了大家談論的新聞，遠近傳播。雍正元年九月初十日（1723.10.08），朝鮮進賀正使密昌君樴返國後向朝鮮國王稟報清朝政局時也說：「雍正繼立，或云出於矯詔。」矯詔篡奪的傳說，反映當時的輿論，對雍正皇帝得位的合法性，大都抱持懷疑的態度。
文人著述對雍正皇帝矯詔篡立傳說的渲染，更是眾口鑠金。《清史纂要》記載：「聖祖疾甚，胤禛及諸皇子方在宮門問安，隆科多受顧命於御榻前，帝親書皇十四子四字於其掌。俄隆科多出，胤禛迎問。隆科多遽抹去其掌中所書『十』字，祇存『四子』字樣，胤禛遂得立。」書中所述雍正皇帝繼位傳說情節，與耿六格所說內容頗為相近。耿六格說的是雍正皇帝本人把「十」字改為「于」字；《清史纂要》則謂將掌中「十」字抹去，只存「四子」字樣，大同小異。許嘯天著《清宮十三朝演義》對於雍正皇帝矯詔的描繪，更是淋漓盡致。書中說隆科多「走到正大光明殿上，命心腹太監，悄悄的從匾額後面拿出那康熙皇帝的遺詔來，現成的筆墨，他便提起筆來，把詔書上寫著的傳位十四皇子一句，改做傳位于四皇子。」耿六格只說雍正皇帝將「十」字改為「于」字，並未說遺詔放在哪裡？《清宮十三朝演義》明說遺詔放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面，而不在暢春園；改詔之舉是出自隆科多之手，而不是雍正皇帝。天嘏著《滿清外史》認為「竊詔改竄之策，年羹堯實主持之。蓋胤禛之母，先私於羹堯，入宮八月，而生胤禛。至是乃竊詔改竄，令為天下主，故當雍正時代，羹堯權傾朝右，而卒以罪誅，說者比之呂不韋云。」其實，川陜總督年羹堯約生於康熙二十年（1681），是一個比雍正皇帝年輕三歲的人，當康熙十七年（1678）皇四子胤禛出生時，年羹堯尚未出生，胤禛的母親烏雅氏怎能和尚未出生的年羹堯私通呢？
康熙皇帝臨終前手書遺詔，傳位于皇十四子，只是一種傳說，不足採信。傳說中改「十」為「于」，也是無稽之談。清朝制度，所有成長齒序的諸皇子，分別稱為皇長子、皇二子，以下類推，若康熙皇帝臨終前果真有傳位皇十四子的遺詔，當寫成「皇位傳皇十四子」字樣，假設「十」字果真被改成「于」，則此竄改後的遺詔當寫成「皇位傳皇于四子」，普天之下恐無如此不通的文字。何況，諭旨詔書，例應滿漢兼書，或只寫滿文，漢文「十」，滿文讀如"juwan"，筆畫較多，不易改抹；滿文語法，屬於阿爾泰語系，更難改動。傳說中改「十」為「于」，使皇四子胤禛入承大統合法化的流言，只能說是一種以漢文書寫遺詔作前提的文人聯想，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後世相信謠言，也正是同情失敗者的常情。其實，皇四子胤禛的繼位，也有他的有利條件。
康熙皇帝雖然並不寵愛皇四子胤禛，他卻十分疼愛胤禛的第四個兒子弘曆，由愛孫而及子，歷史上確有先例。明成祖先立仁宗朱高熾為世子，後來因不滿意，而常想更易。當廷議冊立太子時，明成祖欲立漢王朱高煦。明成祖雖然不喜歡朱高熾，卻很鍾愛朱高熾的兒子朱瞻基，即後來的明宣宗。侍讀學士解縉面奏明成祖說朱高熾有好兒子，明成祖有好聖孫，這才打動了明成祖的心，最後決定立朱高熾為太子。清朝康熙皇帝一家的三代，有些雷同。弘曆生而岐嶷，康熙皇帝見而鍾愛。弘曆六歲時，康熙皇帝就把他帶回宮中養育，開始接受啟蒙教育。康熙皇帝巡幸塞外，總是帶著弘曆到避暑山莊，在萬壑松風閣等處讀書。《清史稿》記載，木蘭從獮，康熙皇帝命侍衛帶領弘曆射熊，甫上馬，熊突然躍起，弘曆控轡自若，康熙皇帝急忙開鎗射熊，他回武帳後告訴溫惠皇太妃說：「弘曆命貴重，福將過予。」於是更加疼愛弘曆。康熙皇帝有好聖孫弘曆，因鍾愛聖孫，而對胤禛增加好感，即所謂愛孫及子，先傳位給胤禛，再傳弘曆，順天應人。後世對雍正皇帝的負面評價，大部分出自當時的失意政敵所編造的流言，有一部分是出自漢人種族成見的推波助瀾，加上歷史小說的杜撰虛構，以致眾口鑠金。
儲位密建 雍正皇帝即位後，鑒於康熙皇帝建儲的失敗，皇太子再立再廢，諸皇子各樹朋黨，互相傾陷，兄弟竟成仇敵，為永杜皇位紛爭，雍正皇帝創立儲位密建法。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1723.09.16），雍正皇帝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云：「當日聖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憂悴，不可殫述。今朕諸子尚幼，建儲一事，必須詳慎，此時安可舉行，然聖祖既將大事付託於朕，朕身為宗社之主，不得不預為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於匣內，置於乾清宮正中，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雍正皇帝密書弘曆之名，緘藏匣內，弘曆正式立為皇太子，但密而不宣。雍正皇帝雖立儲君，卻不公開，稱為儲位密建法，可以說是解決皇位爭繼問題的有效方法，先行指定繼承人，即預立儲君，是為中原文化傳統；而所預立的繼承人並不以嫡長為限，而以才能人品為考核人選標準，又為女真世選舊俗。易言之，雍正皇帝所創立的儲位密建法，既受漢族傳統文化的影響，又含有邊疆部族舊制的遺意，實為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同化融合下的一種產物。
雍正皇帝踐阼之初，朋黨為禍益烈，那些曾經參與皇位爭奪的兄弟們，各憑私意，分門立戶，擾亂國政，造成政治上的不安。雍正皇帝於《大義覺迷錄》中指出，「從前儲位未定時，朕之兄弟六、七人，各懷覬覦之心，彼此戕害，各樹私人，以圖僥倖，而大奸大惡之人，遂乘機結黨，要結朝臣，收羅群小，內外連屬，以成為不可破之局，公然以建儲一事為操權於己，唾手可成，不能出其範圍。此等關係宗社國家之大患，朕既親見而深知之，若苟且姑容，不加以懲創儆戒，則兇惡之徒，竟以悖逆為尋常之事，其貽害於後世子孫者，將不可言矣！」君臣名分既定，為鞏固君權，為後世子孫綢繆，為終結政治紛爭，雍正皇帝對裁抑宗室，打破朋黨，可以說是毫不鬆手。雍正皇帝為使滿漢臣工共竭忠悃，又刊刻頒發《御製朋黨論》，期盼群迷覺悟，而盡去其朋比黨援的積習，以剷除政治上的巨蠹。《清史稿．世宗本紀論》云：「聖祖政尚寬仁，世宗以嚴明繼之，論者比於漢之文景，獨孔懷之誼，疑於未篤。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盡出於文帝之寡恩也。」孔懷之誼，是指兄弟之間的情誼，雍正年間，兄弟鬩牆，骨肉相殘，諸兄弟確實也有自取之咎，並非盡出於雍正皇帝一個人的刻薄寡恩。
華夷一家 中國歷代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所謂漢族，並不是單純的指在中原的漢族，其實是以中原華夏民族為主體民族，並融合其他民族所構成的泛漢民族。滿洲原來是地名，以居地而言，滿洲相當於籍貫，滿族是滿洲民族的簡稱，是泛指居住在滿洲地區的民族共同體，以建州女真族為主體，此外還包括蒙古、漢族、朝鮮等民族。滿族入關後，漢族的反滿活動，日趨頻繁，族群矛盾，成為嚴重的政治問題，從雍正年間的曾靜案件，可以了解漢族反滿情緒的高昂；從《大義覺迷錄》的頒行，可以了解雍正皇帝對調和滿漢思想以及破除種族成見的努力，都是可以肯定的。曾靜是湖南靖州的一個落第書生，當他在州城應試的時候，在無意中讀到康熙年間名儒呂留良的評選時文，其中有論及夷夏之防的文句，十分激昂。曾靜以為川陝總督岳鍾琪是宋朝岳飛的後裔，他必能一本岳飛的抗金遺志，起兵反清。曾靜的學生張熙奉命持書往見岳鍾琪，但是岳鍾琪並無反清復明的念頭，反而將曾靜等人押解京師審訊。呂留良等人認為「生於中國者為人，生於外者不可為人。」甚至將夷狄比於禽獸。曾靜所著《知新錄》中竟謂「夷狄侵中國，在聖人所必誅而不宥者，只有殺而已矣，砍而已矣，更有何說可以寬解得」云云。曾靜對邊疆民族的歧視，較之呂留良，實有過之而無不及。雍正皇帝在《大義覺迷錄》中引《孟子》的話指出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雍正皇帝認為過分強調「內中國而外夷狄」的思想，鄙視戎狄，並不適宜，否則孔子周遊，便不當入楚。雍正皇帝指出歷史上北人詆南人為島夷；南人指北人為索虜，徒事口舌之譏，主要是在晉、宋、六朝偏安時期出現的言論，清朝是天下一統，華夷一家的時代，不應再存「此疆彼界」、「華夷中外」之見。雍正皇帝摒棄狹隘種族意識，調和滿漢歧見的努力，是可以肯定的。
君臣一體 康熙皇帝施政的特點，強調寬仁，雍正皇帝以嚴明繼之，後世史家遂謂康熙皇帝主張寬和，近乎德治；雍正皇帝主張嚴厲，近乎法治；乾隆皇帝主張寬嚴並濟，近乎文治。其實，盛清諸帝的用人施政及其典章制度，有其延續性，也有它因革損益之處。從奏摺制度的發展，可以了解清初政策的延續性。奏摺是從明代本章制度因革損益而來的一種新文書，在政府體制外屬於皇帝自己的一種通訊工具。康熙皇帝親政以後，為欲周知施政得失，地方利弊，於是命京外臣工，於題本、奏本外，另准使用奏摺，逕達御前。奏摺制度是一種密奏制度，也是皇帝和相關人員之間所建立的單線書面聯繫，臣工凡有聞見，必須繕摺密奏，康熙皇帝披覽奏摺，親書諭旨，一字不假手於人。康熙皇帝常藉奏摺批諭，以教誨臣工，為官之道，不多生事，自然百姓受福。雍正皇帝即位後，擴大採行密奏制度，放寬專摺具奏特權，並藉奏摺硃批訓誨臣工，封疆大吏若不生事，百姓自然不致受害。浙江巡撫李馥奏聞地方情形，雍正皇帝披覽奏摺後批諭云：「覽奏深慰朕懷，君臣原係一體，中外本是一家，彼此當重一個誠字，互相推誠，莫使絲毫委屈於中間，何愁天下不太平，蒼生不蒙福。」雍正皇帝對天下太平，蒼生蒙福的憧憬，充分表現在字裡行間。江西巡撫裴 (彳率)度奏聞驛馬事宜，原摺奉硃批云：「畏懼即不是矣，內外原是一體，君臣互相勸勉，凡有聞見，一心一德，彼此無隱，方與天下民生有益也，莫在朕諭上留心，可以對得天地神明者，但自放心，有何可畏。」一心一德，君臣一體，形成了政治上的生命共同體，有利於政策的執行。從奏摺制度的採行及其發展，可以說明盛清諸帝的治術，雖然各有千秋，但就制度的發展而言，卻有其延續性和一貫性，從奏摺硃批可以說明雍正皇帝也講求治道。《清史稿．世宗本紀論》有一段記載說：「帝研求治道，尤患下吏之疲困。有近臣言州縣所入多，宜釐剔。斥之曰：『爾未為州縣，惡知州縣之難？』至哉言乎！可謂知政要矣！」雍正皇帝平日研求治道，就是一位「知政要」的皇帝。
移風易俗 雍正皇帝重視社會經濟的改革，也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雍正皇帝即位後注意到移風易俗的重要性，歷代以來的樂戶、墮民、蜑戶、伴儅、世僕等所謂「賤民階級」依然存在，社會地位不平等。明朝初年，明成祖起兵時，山西、陝西不肯歸順的百姓子女，後來都被發入教坊，編為樂籍，稱為樂戶，其後世子孫娶婦生女，都被逼迫為娼，紳衿土豪，百般賤辱。浙江紹興等府則有墮民，另編籍貫，稱為丐戶，他們祖先是宋朝將領焦光瓚部落，因叛宋被斥為墮民，行業污賤，服飾與常民有別，墮落數百年，並無自新之路。雍正皇帝認為賤民階級的存在，是歷代以來的社會弊端，於是諭令削除賤籍，豁賤為良，凡習俗相沿不能削除者，俱給以自新之路，改業為良民。廣東地方的蜑戶，以船為家，以捕魚為業，粵人視蜑戶為賤民，不容許他們登岸居住。雍正皇帝認為蜑戶輸納魚課，與齊民一體，無可輕視擯棄之處。因此，諭令廣東督撫轉飭有司通行曉諭，凡無力蜑戶，聽其在船自便，不必強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戶屋及搭棚棲身者，准其在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體編列甲戶，劣豪土棍，不得藉端欺凌驅逐，並令有司勸諭蜑戶開墾荒地，播種力田，共為務本之人。雍正年間，賤民階級的削除，壑賤為良，改變了千百年來沉淪已久的命運，這是一種移風易俗的具體表現，也是尊重人權，深得人心的一項重要社會改革，較之歷代帝王，雍正皇帝的進步思想，及其社會政策的執行，都具有正面的作用，確實值得大書特書。
財經改革 清朝幣制是屬於一種銀錢並用的雙本位制度。在貨幣中流通最廣為民生日用所不可或缺的就是錢，這是一種以「文」計算的計數貨幣，其形式、文字、重量、成色，都有定制，由官府設局鼓鑄，稱為制錢。清初銀錢比價是以紋銀一兩兌換制錢一千文為標準，在一千文以下時，即形成銀賤錢貴的現象。清朝初年，社會經濟上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銅觔短缺，私鑄盛行，銷燬制錢的風氣，極為盛行，以致銀賤錢貴。順治通寶定制，以紅銅七成，白鉛三成搭配鼓鑄而成。康熙年間，以銅六鉛四搭配。雖然錢文字畫清楚，但因銅多於鉛，民間暗中銷燬制錢，改造器皿，以致錢價日昂。康熙四十五、六年間（1706～1707），紋銀一兩，僅兌錢七、八百文。雍正皇帝在藩邸時，已經深悉其弊，他御極後，即令錢局以銅錢各半搭配鼓鑄，使民間無銷燬之利，同時嚴禁使用黃銅器皿。其後錢價漸平，紋銀一兩，可兌制錢一千文，小民可受其利。曾靜著《知新錄》一書中所稱「即觀鑄錢一事，自癸卯到今六年，尚鑄箇錢不順，勉強鑄就的糊糊塗塗，不明不白，民間無人肯受。謠曰：雍正錢窮半年，若身上有一箇雍正錢，即投之溝壑」等語，幾乎視雍正年間的制錢為廢錢。曾靜所稱雍正錢投溝壑的意思，主要是指多用白鉛搭配，銅量減少，雍正錢的價值，不能和順治錢、康熙錢相比。雍正皇帝指出，銅鉛各半搭配鼓鑄，「其錢文字畫雖未甚精工，然惟銅鉛相半，方能禁止其銷燬，而制錢可得流通便民，並非吝惜銅觔而多加鉛兩也」。雍正皇帝鑒於民間銷燬制錢，以致錢量短缺，為使制錢流通便民，遂令銅鉛各半鼓鑄，曾靜不知錢法，所以肆意譏議。
康熙年間，平定三藩，征討準噶爾，進剿朱一貴，軍需挪用，直省虧空，國庫收入，嚴重不足。雍正皇帝即位後，推動務實政治，成立會考府，改革財政，清查錢糧，彌補虧空，攤丁入地，耗羨歸公，都頗有表現，對充實國庫，改善民生，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清初的賦役制度，主要是沿襲明代的一條鞭法。雍正年間的財政改革，其主要原則是平均賦役的負擔，防止田賦與丁銀徵收過程中的弊端，減輕無地貧民的賦稅負擔。
從十八世紀開始，是清朝社會經濟的上昇時期。由於耕地面積的增加速度遠不及人口增加速度，一條鞭法下的賦稅負擔，隨著人口的增加而加重。因此，必須固定丁銀額數，始能穩定土地負擔的不斷加重趨勢。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朝政府所頒布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詔令，是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數二千四百六十萬定為全國徵收丁銀的固定數目，將全國徵收丁銀的總額固定下來，不再隨著人丁的增加而多徵丁銀。雍正皇帝就在康熙年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基礎上實行丁隨地起的賦役改革，將丁銀攤入地糧徵收，由有恆產之家均勻完納，以戶為稅收單位，不再以人頭為單位，使賦稅的負擔更趨於合理化。丁隨地起實施後，取消了徵稅的雙重標準，廢除了人頭稅，按土地的單一標準徵稅，改革了賦役不均的嚴重情況，無地貧民因不納丁銀而不致逃亡，有地農人，負擔均平，不致過重，可以保證稅收來源的固定，在財政上獲得了穩定的效果，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從康熙末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詔令的頒布到雍正初年攤丁入地的實施，可以反映清初政策的延續性。
中央與地方財政的劃分，是因國家體制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中央集權的國家多實行附加稅法，國家賦稅最高主權屬於中央，地方政府可在中央賦稅上徵收附加稅，以充地方經費。至於均權制的國家則採分成稅法，國家賦稅收入，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按一定成數分配。明清政府實行中央集權，全國賦稅盡歸中央，由戶部支配，直省存留額數過少，地方財政基礎十分薄弱，地丁錢糧是正賦，就是中央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收入，耗羨是正賦的附加稅，不必撥解中央，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收來源。地方公務，定例不得動支正項，只能取給於耗羨。直省州縣徵收重耗，累民肥己。雍正初年，為清理歷年無著虧空，提解耗羨，刻不容緩。所謂耗羨歸公，就是將耗羨提解藩庫，杜絕州縣中飽，使地方公務有款項可以動支。耗羨歸公後，官吏所得養廉銀兩多於薪俸，由來已久的陋規積弊，逐漸革除，直省虧空，逐年完補。雍正年間，提解耗羨，原為一時權宜之計。雍正皇帝初意，欲俟虧空清完後即停止辦理。乾隆皇帝繼位後，他認為耗羨歸公，制度完善，上下相安，對地方有益，可以久遠遵行，不必停止。從耗羨歸公的實施，可以說明清朝政策的執行，有其一貫性，也是清朝統治政策成功的主要原因。
雍正年間，由於社會經濟的改革，使社會日益繁榮，財政狀況好轉，國家稅收穩定的成長，國庫充盈。據統計，康熙六十一年（1722），國庫餘銀八百萬兩，雍正八年（1730），國庫餘銀六千二百餘萬兩，終於奠定清朝鼎盛時期的經濟基礎。
改土歸流 西南沿邊省分是我國少數民族分佈最廣的地區，由於各少數民族的歷史及地理背景，彼此不同，其社會經濟的發展，並不平衡，歷代以來，對各少數民族所採取的統治方式，遂不盡相同。明清時期，在西南少數民族分佈地區，在政治上大體同時存在著三種不同的類型：第一類是流官統治的地區，其各項制度，與內地基本相同；第二類是土司統治的地區，由朝廷授給當地部族首領各種官職，如土府、土州、土縣，或宣慰司、宣撫司、招討司、安撫司、長官司等，准其世襲，並實行與內地不同的各種制度；第三類是既未派駐流官，亦未設置土司的所謂生界部落。各部落既無君長，各不相統屬，對朝廷也沒有納貢、輸賦、供征調的義務。據統計，明末清初以來，在西南地區曾經存在過的土司，大約有八百多個，主要分佈於湖南、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等省。土司制度是一種特殊的地方政權形式，具有濃厚的割據性，朝廷對各少數民族只能間接統治，土司勢力不斷發展，邊患方興未艾。康熙年間以來，由於社會經濟的日趨穩定與繁榮，「承平」日久，生齒益繁，食指眾多，為舒緩人口壓力，拓墾邊疆曠土，以容納內地過剩的人口，改土歸流，遂成為當務之急。「改土歸流」一詞，滿文讀如："aiman i hafan be halafi,irgen i hafan obumbi"。意即「改土官為民官」，民官主要是內地科舉出身的官員，改土官為民官，廢除世襲的土司，任命內地的民官治理苗疆。
清朝改土歸流的實行，並非始自雍正年間，順治、康熙年間，已在雲南、四川等邊區省分開始改土歸流。但當時仍以撫綏為主，到了雍正初年，才開始大規模地進行改土歸流。高其倬在雲貴總督任內已開始改土歸流，剿撫兼行。雍正四年（1726），鄂爾泰接任雲貴總督後，雷厲風行，大規模進行改土歸流。鄂爾泰認為苗疆地區改土歸流以後，地方田賦兵刑始有頭緒，為整頓地方，鄂爾泰對改土歸流，可謂不遺餘力。雍正年間，在湖廣、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等省延袤千里的苗疆地區，先後改流的土司、土縣和長官司以上，共六十餘處。改土歸流是廢除世襲的土司，而改命民官，在苗疆地區分別設立府、廳、州、縣，委任內地民官進行統治，變間接統治為直接統治，設立保甲、編查戶口、丈量土地、清理錢糧、建立學校、治河修路。改土歸流後，原來被土司佔有的可耕地，准許貧民開墾，並減輕農人的負擔，有利於生產的發展，雍正年間的改土歸流，確實具有積極的意義，就社會發展而言，產生了進步的作用。
朝鮮君臣談雍正皇帝 建州女真族是滿族的主體民族，建州女真與朝鮮的歷史關係，源遠流長。滿洲入關後，朝鮮與清朝，關係更加密切，兩國使臣往來頻繁，朝鮮君臣都注意清朝的動靜，對清朝皇帝頗多批評，雖然不盡客觀，但是，朝鮮君臣的時代相近，他們當時的聞見之辭，還是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可以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
在雍正皇帝矯詔傳說中提到「玉念珠」的問題，《清史要略》記載說：「時聖祖已昏迷矣，有頃，微醒，宣詔大臣入宮，半晌無至者。驀見獨胤禛一人在側，知被賣，乃大怒，取玉念珠投之。」朝鮮方面對玉念珠的說法不同。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1723.01.23），朝鮮遠接史金演從北京迎敕諭返國，他說：「康熙皇帝在暢苑病劇，知其不能起，召閣老馬齊言曰：第四子雍親王胤禛最賢，我死後立為嗣皇。胤禛第二（四）子有英雄氣象，必封為太子。仍以為君不易之道，平治天下之要，訓戒胤禛。解脫其頭項所掛念珠與胤禛曰：此乃順治皇帝臨終時贈朕之物，今我贈爾，有意存焉，爾其知之。」朝鮮使臣金演所述「念珠」是父子相贈的禮物，情節不同，對雍正皇帝繼位的合法性有利。
康熙皇帝臨終前將所掛念珠親自交給雍正皇帝，雖然是傳聞之辭，但是朝鮮使臣金演已指出，雍正皇帝「即位後，處事得當，人心大定。」雍正元年九月初十日（1723.10.08），朝鮮進賀正使密昌君樴回國後向朝鮮國王說明雍正皇帝的為人處事，「或言其久在閭閻，習知民間疾苦，政令之間，聰察無比。臣亦於引見時，觀其氣象英發，語音洪亮，侍衛頗嚴肅。且都下人民妥帖，似無朝夕危疑之慮矣。」由於雍正皇帝的英明果斷，處事得當，所以在他即位後，政局穩定，京中妥帖，人心大定，並無朝夕危疑的顧慮，朝鮮使臣的觀察是正確的。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財政困難，戶部庫帑虛懸已久，直省虧空纍纍。雍正皇帝為彌補虧空，他曾採取多項措施，或以俸工抵補，或以規銀捐補，或提解耗羨，或籍沒家產，雷厲風行，以致「外間流言，有謂朕好抄人之家產。」外間流傳的「抄家皇帝」，就是指雍正皇帝。在朝鮮君臣的心目中，滿族是「貪財好利」的民族，康熙皇帝被朝鮮君臣冠以「愛銀皇帝」的外號。朝鮮英祖召見同知事尹游時曾說：「雍正本有愛銀癖，且有好勝之病。」雍正皇帝愛銀成癖，也是一位「愛銀皇帝」。朝鮮陳慰正使礪山君枋等人抵達瀋陽後，曾將道路所聞馳啟朝鮮國王，節錄一段內容如下：
康熙皇帝子女眾多，不能?令富鐃，諸子女受賄鬻官，若漕總監務等職，隨其豐薄而定賕多少。且於京外富民之家，勒取財產，多至數十萬，小或累萬金，而田園人畜，亦皆占奪，人或不與，則侵虐萬端，必奪乃已，而不禁。新皇帝亦嘗黷貨致富，及登大位，前日所占奪者，並還本主，而敕諭諸昆弟曰：「朕在邸時，雖不免奪人利己，而未嘗傷害人命。他餘昆弟則殺人傷人，朕甚憫之。朕既悔過改圖，諸昆弟果有貧窘者，則戶部之物，係是經費，朕不敢私用，而內庫所儲，可以隨乏周給。爾等所奪民財，限一年併還其主。若久不還，致有本主來訴，斷不以私恩貰之也。
康熙皇帝所生皇子共三十五人，公主二十人，合計五十五人，子女眾多，各個黷貨致富，其中不乏占奪民財者，雍正皇帝即位後諭令諸兄弟將所奪民財，限一年內盡數歸還。雍正皇帝認為戶部經費是國家庫帑，不可私用，皇室子弟有內務府庫銀，隨乏周給，公私分明。礪山君枋又指出：「康熙皇帝以遊獵為事，鷹犬之貢，車馬之費，為弊於天下。朝臣若隸於臂鷹牽狗，則以得近乘輿，夸耀於同朝矣。新皇帝詔罷鷹犬之貢，以示不同，而凡諸宮中所畜珍禽異獸，俱令放散，無一留者。」雍正皇帝詔罷鷹犬之貢，與崇尚儉約，有密切關係。在胤祥的輔助下，雍正皇帝雷厲風行的整頓財政，充實國庫，奠定了盛世財政的基礎。雍正九年（1731）六月，朝鮮伴送使宋寅明指出，「關市不征，乃三代事也，後豈能盡行古法。清人之法，賦民輕而稅商重，以致富強，裕國生財之要，無過此矣。」雍正皇帝裕國生財的財稅改革的成果，受到了朝鮮君臣的肯定。
壽終正寢 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在位的期間，都超過六十年，而雍正皇帝在位只有十三年，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雍正皇帝的崩殂是未得令終，出現了很多傳說。民間相傳雍正皇帝是被呂留良的孫女呂四娘報仇刺死的，民間相信呂四娘擅長劍術，她使用飛劍割去了雍正皇帝的頭。傳說中的「血滴子」，是特製的一種殺人利器。《滿清外史》等書記載，「血滴子」的形狀，渾圓似球，中藏快刀，刀旁有機關，將「血滴子」罩人頭上，機關一發，人首立即斷入「血滴子」，然後在「血滴子」的裡面，澆上藥水，皮肉骨血都化為烏有。有人說呂四娘使用所謂「血滴子」，把雍正皇帝的頭顱連皮帶骨取走了。還有人說雍正皇帝是被宮女侍寢時和太監以繩索縊死的。這些傳說，都不足徵信。但是，民間認為雍正皇帝生性殘忍，殺人不少，尤其是不該把呂留良父子斬首剉屍，有關呂四娘的傳說未必是純屬虛構，雍正皇帝不得善終，正是應得的報應。
在清朝十二位皇帝中，享年六十歲以下的，包括皇太極五十二歲，順治皇帝二十四歲，雍正皇帝五十八歲，咸豐皇帝三十一歲，同治皇帝十九歲，光緒皇帝三十八歲。雍正皇帝四十五歲稱帝，享年五十八歲。黎東方教授著《細說清朝》一書已指出，雍正皇帝每天起得早，睡得晚，吃得少，頑得少，當皇帝只當了十三年，比起康熙皇帝當了六十一年的治績，有過之而無不及。雍正皇帝以十三年的歲月，宵旰勤政，完成了相當於六十年的政治建設，可以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其實，從雍正七年（1729）冬天開始，雍正皇帝就生過重病，他曾由道士以民俗醫療調治。雍正八年（1730）二月以後，雍正皇帝又因身體違和，寒熱時發，夜間不能熟寢。同年七月，白雲觀道士又化名賈士芳，進行民俗醫療。賈士芳以手按摩，口誦經咒，果然見效。後世史家對雍正皇帝的去世，先後提出了「中風說」、「丹藥中毒說」，雖然有待商榷，但是也說明了雍正皇帝的崩殂，和他的疾病有關，因病去世壽終正寢的說法是較符歷史事實的。
雍正皇帝在他的遺詔中指出，他在位期間，朝乾夕惕，勤求治理之主要目的是在於「期使宗室天潢之內，人人品行端方，八旗根本之地，各各奉公守法，六卿喉舌之司，綱紀整飭，百度維貞，封疆守土之臣，大法小廉，萬民樂業」。雖然未能全如期望，而庶政漸已肅清，遐爾恬熙，大有頻書，他的治績，是可以肯定的。
簡短結語 清朝入關前的歷史，稱為清朝前史。清世祖順治元年（1644），滿洲入關，確立統治政權，直到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清朝政權被推翻，歷經二百六十八年，其中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1662～1722），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1723～1735），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1736～1795），這三朝皇帝在位合計共一百三十四年，恰好佔了清代史的一半，稱為盛清時期，其文治武功，遠邁漢唐。康熙皇帝八歲即位，雍正皇帝即位時，年已四十五歲，他即位之初，就能以成熟的認識制定一系列順應歷史趨勢的具體政治措施，他勵精圖治，勇於改革，貫徹政令，他的政績，頗有可觀，雍正一朝處於康熙和乾隆兩朝之間，雖然只有短短的十三年，但是倘若缺少了雍正朝，則盛清時期的盛世，必然大為遜色。陳捷先教授著《雍正寫真》一書已經指出，「雍正皇帝勤於政事，勇於改革，是一位難得的帝王，清朝盛世沒有他，就無法建立，中衰時代，可能提早來臨」。日本佐伯富教授為楊啟樵教授著《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之研究》一書作序時亦指出，「論者咸謂康熙、乾隆兩朝，乃清代政治、文化綦昌盛之期，而雍正適居兩者之間，其十三年治績，往往為世所忽略，即學術界亦復如是。諺云：王朝基礎多奠定於第三代，雍正帝正為清入關後第三代君主，有清二百數十年之基盤，即為其所奠定。伊繼御時年四十有五，正值春秋鼎盛之際，且非夙居禁宮，不諳世事，而於官場、皇族之積弊痼習早瞭然於胸，故甫嗣位即擬根除此等弊害」。雍正皇帝在藩邸時已經深悉施政得失，並非不諳世事，他的改革是具有針對性的當前急務。稻葉君山著《清朝全史》一書以農業為比喻來說明盛清諸帝的施政特點，「譬如農事，康熙為之開墾，雍正為之種植，而乾隆得以收穫也」。從開墾、種植到收穫，有其延續性和一貫性，原書的比喻，頗符合歷史事實。盛清諸帝，勤求治道，其施政理念，德治、法治、文治，各有主張，相輔相成，同時也有它的延續性和一貫性。乾隆年間，運際郅隆，主要是由於聖孫乾隆皇帝擁有一位英明寬仁的好皇祖康熙皇帝，同時也擁有孜孜求治的好皇父雍正皇帝。清初盛運的開創以及盛世的長久持續，就是康熙皇帝開墾，雍正皇帝種植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