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聖祖】 康熙小傳 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清世祖順治帝第三子，生於順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05.04），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康熙帝八歲繼位，是清入關後的第二代皇帝。
康熙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自幼好學不倦，從青年時起就處大事而不驚，敢作敢為。他在位六十一年（1662～1722），其前期致力於國家的統一，戰勝了一次又一次的分裂危機。在完成國家統一之後，康熙帝集中精力孜孜以求治，對政策進行調整，社會經濟從清初凋弊狀態中得以復甦和發展，出現了所謂的「康乾盛世」。乾隆稱頌乃祖是「以守還兼創，居安不忘危」。《清史稿》卷八《聖祖本紀‧論曰》：「聖祖（康熙帝）……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康熙帝既是守成之君，更是開創之主。
曾國藩說：「我朝（清朝──引者）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賢輩出，皆若沐聖祖之教。」他認為，康熙是繼清人肇祖猛哥帖木兒、興祖福滿、景祖覺昌安、顯祖塔克世、太祖努爾哈齊、太宗皇太極、世祖福臨之後，「集六祖一宗之大成」；而雍正、乾隆時之所以英賢輩出，皆得益於康熙之文教，受其遺澤。因此，康熙朝乃是有清一代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時期，其影響清代歷史進程既深且巨。
康熙朝是清代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時期，其輝煌的歷史功業，彪炳於史冊。
一、康熙繼位與四大臣輔政 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1661.02.05）子夜，順治帝因患痘症（天花）病逝，年僅二十四歲，遺命立皇三子玄燁為皇太子，即皇帝位；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為輔政四大臣。正月初九日（1661.02.07），寅時，玄燁升太和殿，即皇帝位，改明年為康熙元年（1662），尊祖母博爾濟吉特氏（孝莊文皇后）為太皇太后。
孝莊文皇后苦心孤詣扶持她的兒子六歲的福臨和孫子八歲的玄燁兩個幼君繼位。鑒於順治時以近支親王攝政，攝政王多爾袞「代天攝政，賞罰等於朝廷」，威權自專，對皇權和幼君構成嚴重威脅，故康熙帝幼年繼位，孝莊文皇后果斷地對清人祖制進行更張。清太祖努爾哈齊曾規定由八王共議推舉國君的汗位（皇位）繼承原則，故太宗皇太極、世祖福臨均由諸王議立（議立過程矛盾尖銳），遵遁太祖所定遺規。而康熙帝之嗣位卻不由諸王議立，而是沿襲歷代立太子為儲君繼帝位之制。努爾哈齊又規定「八王貝勒共議」，「商議處理國事」，所以「從來國家政務，惟宗室協理」。故順治帝六歲繼位，由宗室近支親王睿親王多爾袞、鄭親王濟爾哈朗兩位叔父攝政。多爾袞攝政，一切政務，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稱詔旨，擅作威福」，幼君只是傀儡。為懲攝政王之太專，確保皇權與皇位，孝莊文皇后決定以皇帝所屬的上三旗異姓四大臣輔政，取代近支宗室親王攝政體制。
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大臣輔政。鰲拜日益專橫，結黨營私，施威震眾，忤己者輒置之死地。康熙六年七月初七日（1667.08.25），康熙帝「躬親大政」，輔政大臣仍行佐理。鰲拜欺凌沖主，更加專橫，甚至羅織罪名，誅殺同居輔政的蘇克薩哈及其族人，而置康熙反對於不顧。康熙帝深感鰲拜「欺朕專權，恣意妄為」，於是用青壯太監習布庫（摔跤）計擒鰲拜。康熙八年（1669）五月，將鰲拜幽禁，不久，死於幽所。康熙親政不到二年，輔政大臣「仍行佐理」即告終止。清除鰲拜集團後，康熙才真正掌握大權。其時，康熙年僅十六歲，少年天子果毅決斷，遇大事沉著冷靜，敢做敢為的魄力，在有清一代受到高度稱頌。用「布庫」計擒鰲拜也被編成劇目，以後每年「宮中年節宴，必習演之」，以展示康熙帝的英武決斷，而少年皇帝用計擒鰲拜，「不動聲色而除此巨慝」，也預示著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登上了歷史舞臺。
二、完成國家統一 康熙親政之初，清廷雖然基本上統一了大陸，但國家的完全統一還未完成，各種分裂勢力仍然嚴重地存在。在南方，有業已坐大的三藩；東南海上，有臺灣鄭氏抗清力量；在東北，沙皇俄國侵擾我國黑龍江流域長達三十餘年；在西北，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上層分裂勢力日益囂張，其影響波及到喀爾喀蒙古、內蒙古、青海和西藏。總之，在中國境內仍然存在著各種分裂勢力，嚴重地威脅著清王朝的統治和國家的統一，而威脅最大的首先是三藩。親政伊始的康熙帝對三藩勢力憂心忡忡，日夜難安，他說：「朕自聽政以來，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書而懸之宮中柱上。」
三藩是指雲南平西王吳三桂、廣東平南王尚可喜、福建靖南王耿精忠，而以吳三桂勢力最強。康熙帝鑒於歷史上藩鎮勢力強大，屢屢稱兵作亂，危害國家統一，認為必須撤藩。他說：「朕以三藩俱握兵柄，深恐日久滋蔓，釀成不測，故決意撤回。」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尚可喜因年老請歸故里遼東（尚為遼寧海城人），以其子尚之信嗣封，留鎮廣東。康熙帝不允，趁機令其撤藩歸遼東。七月，吳三桂、耿精忠分別上疏佯請撤藩，以試探康熙帝旨意。康熙帝下廷議，諸王大臣懾於吳三桂的軍威，多主勿撤，只有兵部尚書明珠等少數人主張撤藩。康熙力排眾議，斷然下令撤藩，他說：「吳尚等蓄彼凶謀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養癰成患，何以善後？況其勢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制之可也。」果然，撤藩令下，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673.12.28），吳三桂舉兵反，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之信先後於福建、廣東響應，是為「三藩之亂」。吳三桂主力至湖南，其舊部在他省任提督、總兵者，紛紛倒戈反清，半個中國陷入戰火。清王朝面臨著生死存亡的挑戰。正當清軍在各戰場處於困難之際，察哈爾蒙古布爾尼乘機於康熙十四年（1675）三月舉兵反，一時間遼河以西風聲鶴唳，南北烽煙並起，戰火燎原，「聖祖（康熙帝──引者）憂之」。四月，吳三桂授意達賴喇嘛上奏云：「若三桂力窮，乞免其死，萬一鴟張，莫若裂土罷兵。」吳三桂欲利用清軍戰局失利，康熙帝處境艱難，公然要求「裂土罷兵」，割據南方，分裂中國。康熙對此痛加駁斥，諭曰：「朕乃天下人民之主，豈容裂土罷兵！但（三桂）果悔罪來歸，亦當待以不死。」康熙帝維護國家統一，經過八年戰爭，平定了三藩之亂，戰勝了一次嚴重的分裂危機。
三藩之役後，清政府立即進行了統一臺灣的行動。
臺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明天啟四年（1624），荷蘭侵略者占領臺灣。順治十八年（1661），民族英雄鄭成功驅逐荷蘭侵略者，翌年二月，荷蘭人投降，鄭成功收復臺灣，做為抗清基地。他寫有《復臺（即東都）》詩一首，以明其志。詩云：「開闢荊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復先基（原注：「太師會兵積糧於此，出仕後為紅毛荷蘭夷酋弟揆一王竊踞。」「太師」，成功父鄭芝龍。──引者註）。田橫尚有三千客，茹苦間關不忍離。」不幸的是，同年五月初八日（1662.06.23），鄭成功病逝，年僅三十九歲。
成功逝，世子鄭經嗣位。康熙三年、四年（1664、1665），清福建水師提督兩次率軍征臺，遇颶風，無功而還。於是清廷循於招撫，以總兵官孔元章任招撫之責。康熙六年（1627），鄭經致書孔元章，斷然拒絕清廷所許以的「八閩王及沿海諸島」，認為是以「二說相餌」，公然宣稱「東寧（臺灣──引者）遠在海外，非屬版圖之中」。「今日東寧，版圖之外另闢乾坤」，他已「啟國東寧」，在臺灣自立為國，「王侯之貴，固吾所自有」，「又何慕於藩封，何羨於中土哉？」清廷若以「外國之禮見待，互市通好」，「比同朝鮮」，便可談判，否則拒絕談判。康熙帝嚴正指出：「朝鮮係從來所有之外，鄭經乃中國之人，……至於比同朝鮮，……不便允從。」康熙二十一年（1682），福建水師提督施琅準備規取臺灣的前夕，鄭軍澎湖守將劉國軒，遣人持書到閩議撫，又「請照琉球、高麗之例，稱臣進貢」。康熙帝再一次批駁將臺灣「照外國之例」的謬論，指出：「查臺灣賊寇俱係閩地之人，不可與琉球、高麗比。」康熙曾徵求李光地的意見，問能否透過談判招撫臺灣鄭氏，李光地回答十分肯定：「不能。」康熙問：「何故？」李答：「彼恃海上風濤之險，一聞招安，他便說不削髮，不登岸，不稱臣，不納貢，約為兄弟之國。」
鄭經說「臺灣非屬中國版圖」，要求比同「外國」，與清政府「約為兄弟之國」，既違背了臺灣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的歷史事實，又是對其父鄭成功的背叛。鄭成功曾當面向荷蘭侵略者鄭重聲明：「該島（臺灣）一向是屬於中國的。……來自遠方的荷蘭客人，自應把它歸還原主，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又說：「此地先人故物，今珍寶聽而（荷蘭人）載歸，地乃還我。」鄭成功一再向世人宣告，臺灣從來就是屬於中國的領土，這是不容篡改的事實，即使是侵占臺灣時的荷蘭人，也不能不承認。當時在臺灣的日本人曾拒不向荷蘭人繳納賦稅，荷印總督柯恩（(Jan Pieterzoon Koen, 1587-1629）指示：「日本人還應當和福摩薩（臺灣）島上其他居民一樣交納關稅和其他各種租稅，因為臺灣土地不是屬於日本人，而是屬於中國皇帝。」而鄭經卻要將臺灣比同「外國」，自絕於中土，因此，清政府與臺灣鄭氏的矛盾，由抗清一變而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實現國家統一的戰爭。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施琅率軍規取臺灣，與劉國軒所率鄭軍主力戰於澎湖海面，鄭軍慘敗，臺灣鄭克塽（鄭經之子，其時鄭經已死）投降。如何管理臺灣？清廷發生了「棄」、「留」之爭。有人主張「棄其地，遷其人」，或「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納款通貢，即為荷蘭所有亦聽之。」施琅則力主「留臺」、「守臺」，他在著名的《恭陳臺灣棄留疏》中深刻地論述了「棄之必釀大禍，留之則永固邊圉」，臺灣「斷斷乎不可棄。」康熙認為，「臺灣關係甚大」，「棄而不守，猶為不可。」決定「且置郡縣」。清政府在臺灣設置一府三縣，設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駐防臺灣；澎湖設副將一員，兵二千駐守，隸屬於福建省。臺灣的行政區劃從此與內地劃一，以後又增設廳治、縣治。光緒十一年（1885），設臺灣巡撫，建省。
清政府統一臺灣後，康熙帝立即把注意力轉移到北方，為抗擊長期侵擾我國黑龍江流域的沙皇俄國進行各方面的準備。康熙二十二年（1683）九月，清政府決定「其在黑龍江上，建城永戍」，建築黑龍江城（璦琿），派兵戍守，同沙俄哥薩克遠征軍對壘。同時，設置黑龍江將軍，由寧古塔將軍（後稱吉林將軍）屬下獨立出來，管轄黑龍江地區，任命抗俄名將寧古塔副都統薩布素為黑龍江將軍。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盛京將軍，各有轄區，清代在東北的區劃從此奠定。清政府行文俄國當局，希望沙俄遠征軍能從侵占的中國領土自動撤離，並交還逃人，和平解決問題，但毫無結果。於是，於康熙二十四年、二十五年（1685、1686），被迫進行了收復中國領土的兩次雅克薩之戰，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與沙皇政府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東段邊界，制止了沙俄的侵擾，使這一地區保持和平一百多年。
在《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的前後，準噶爾部噶爾丹分裂勢力，在沙俄支持下，血洗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與喀爾喀蒙古宗教領袖哲卜尊丹巴率部眾南奔內蒙蘇尼特，請求清政府保護與支援。噶爾丹以追擊土謝圖汗與哲卜尊丹巴為名，率三萬大軍進入內蒙烏珠穆沁之烏蘭布通，距北京七百里。噶爾丹先後打敗清理藩院尚書阿喇尼、安北大將軍常寧（康熙之弟）。噶爾丹橫行西北、漠北，所向無敵，在擊敗常寧之後，更是不可一世，向康熙的使者提出：「聖上（康熙帝）君南方，我長北方。我與中華同一軌道。」噶爾丹一方面承認是中華民族的成員（「我與中華同一軌道」），但又提出南北分治──康熙帝君南方，而由他雄長北方，作為「講信修好」的條件，揚言：「若他們能打敗滿洲人，他們將直接進軍北京，若他們征服了皇朝，他們將伙分地盤。」中國又一次面臨著分裂的強大威脅。因此，清政府進行的平準戰役，既是為了清王朝的統治，也是維護國家統一的嚴重戰爭。平準戰役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後近七十年，清政府才取得最終勝利。康熙年間，主要是平定噶爾丹。
噶爾丹氣焰囂張，使康熙認識到：「噶爾丹者，賦性凶殘，……其勢日張，其志益侈。」「朕深知此人之勢盛志大，必捨命覬覦中原地方，萬難置之度外。」於是決計親征。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十五年（1696）、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三次率軍親征，遠涉窮荒，不避風寒雨雪，與士卒共甘苦，有時日食一餐，親臨漠北，至克魯倫河、拖諾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境），與「習於戰鬥之勁寇」噶爾丹周旋。康熙二十九年，烏蘭布通之戰，清軍重創噶爾丹軍，三十五年昭莫多血戰，噶爾丹主力被殲滅。翌年，噶爾丹途窮路盡，窮蹙而死。
噶爾丹死，其侄策妄阿拉布坦繼為準噶爾部長。康熙五十五年（1716），策妄派其堂弟大將軍策凌敦多布率軍突襲西藏。翌年十月，攻占拉薩，殺拉藏汗，清政府又進行了「驅準保藏」之役。清軍取得勝利後，對西藏政體進行改革，廢除第巴藏王體制。康熙六十年（1721），正式設置噶倫（噶廈）體制，任命有功藏人為噶倫（噶布倫，大臣），分工負責地方政務。噶倫之上是達賴喇嘛，並由清軍將領三人組成最高權力機構。同時，又派蒙古兵三千駐藏鎮守，建設由四川進藏的驛站交通。清政府在西藏的施政，翻開了新的一頁，加強了對青藏的統一。
完成國家統一後，康熙對反映全國版圖的輿圖的繪製十分重視，因為「國家撫有疆宇，謂之版圖。版言乎其有民，圖言乎其有地。」康熙四十七年（1708），命傳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杜德美（Perlus Pierre Jartoux, 1668-1720）、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igs, 1663-1738）等，偕同中國官員前往除西藏、新疆外的十五省，及關外、內蒙地區，實地測繪，歷時十年，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編繪成中國國家版地圖《皇輿全覽圖》。實地測繪全國地圖，並以經緯綱作圖，這是前所未有的。民國十八年（1929），瀋陽故宮據康熙圖版重印，中國地質圖書館等單位有收藏。
三、「遺民」反清態度的轉變 明清鼎革，清洲貴族代明而成為中原主，一些人藏身於殘山剩水之間，以「遺民」自許。他們對被視為「異類」的滿洲貴族君臨中原，其排擠之情深入骨髓，然而，在明亡三、四十年之後，進入康熙朝，遺民隊伍便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多數人逐漸放棄了反清立場，其子弟更是如此，故曰「遺民不世襲」。
遺民反清態度的轉變，表明漢族士大夫中那些奉朱明為正朔的人，其「華夷之辨」的傳統觀念已然改觀，逐漸承認清王朝的統治。康熙朝時的這種變化，對於清王朝最終完成統一大業，從而使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1）清初的遺民
清初遺民以江南居多。清軍下江南，嚴令剃髮易服，江南士子軍民以「頭可斷，髮不可剃」的誓言奮起抗清，然而，隨著壯烈的江陰城守、嘉定抗戰，以及江南各地血戰抗清的相繼失敗，清軍屠城，在遺民的心目中已是神州陸沉，天下淪亡了──「漢儀不復見，何日變中華」。他們既無回天之力，便以故國遺民自許，所謂「故君（崇禎帝）日逝，故友已亡，吾將安歸，敬附首陽。」他們將像恥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的伯齊、叔夷一樣，抱定終身不與清朝合作的決心，或遁跡山林，或逃禪寺院，或佯狂終身，或著述明志，以種種方式表達對故明的哀思和對清朝的敵視。
由悲憤轉為避世是遺民的一種選擇。他們說：「吾不忍先朝，逃深山窮谷中以全吾髮。」願長為農夫以歿世，或終於澗上草堂，以求得「幸是家留清白字」，「剩得乾乾淨淨身」。他們因「清白」、「乾淨」，不辱名節而甚感欣慰。
逃禪為僧是遺民的又一選擇。陳去病《明遺民錄》自序云：「一旦衣冠更制，髮膚慘刑，……夫是故有出家披?，服僧家衣以終身者。」遺民逃禪而著僧衣，是為了拒絕接受「滿裝」，因為「世上威儀都改盡，看來不改是僧家」。故逃禪一途是遺民以此抗爭清朝的統治，而故國山河破碎的隱痛卻深埋於胸臆。
某些曾為抗清戰士的遺民往往轉而佯狂瘋癲。崑山名士歸莊可謂突出一例。歸莊與顧炎武為摯友，二人齊名，人稱「歸奇顧怪」。顧炎武曾作《哭歸高士》詩四首，詩中有云：「峻節冠吾儕，危言警世俗」，稱譽其高風亮節，其佯狂卻以危言警世。歸莊《述哀》詩有云：「三十三年恩似海，一思一淚一哀鳴。」深切表達了他對明朝的淪亡，桑海巨變的萬般悲痛。
著書立說，是某些遺民的立身方式。所謂「明末遺逸，守志不屈，身雖隱而心不死，至事不可為，發憤著書，欲託空文以見志。」他們或為探索明清易代的歷史巨變而孜孜不倦，「當是時，士人身經喪亂，多欲追敘緣因，以顯來世」，在「哀其所敗」的思想指導下，以求經世致用。顧炎武所精心撰著，便是「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因此，遺民們於荒江老屋之中發憤著書，是他們抒發情懷，不甘屈從的表現。
由上述可見，明亡清興，清王朝雖然靠武力建立起全國政權，清帝已君臨天下，然而，遺民們無論在思想或行動上，都在節節抵抗。
（2）康熙帝「博學鴻詞科」的開設與遺民反清態度的轉變
清初遺民之所以不承認清人的統治，是緣於對「夷狄」代華夏的民族褊狹觀念。陳去病《明遺民錄》自序云：「自（明）太祖攘除胡虜，恢復中原，夷夏之防，普天同喻。」故王夫之說：「即令桓溫功成而篡，猶賢於戴異類以為中國主。」於是，對清統治者心存抗拒，抱定不合作的宗旨。
因此，滿洲貴族要在全國建立起穩固的統治，還必須打破漢族士民心目中的「夷夏之大防」，使之誠心歸附。然而，順治時期由於統一戰爭正在進行，故從政策制訂上做到收攬人心，還未受到重視；反之，對抗清不從者，則施以屠城，屠戮濫殺，繼而又大興「科場案」、「哭廟案」、「奏銷案」，以摧抑漢族士大夫、特別是江南仕紳的反清意識，這對遺民更起到「離心」的作用。閻爾悔就冷冷地說：「諸生自說咸陽好，臨到坑時始怨秦。」雖在諷刺降清的士子，實則更疾清統治者對漢族士人的摧殘。
康熙親政後，局面才逐漸有所改觀。其時，大規模的抗清鬥爭已經過去，民族矛盾漸趨緩和。康熙強調「滿漢一體，無分彼此」；「滿漢皆朕之臣子」。重視漢文化，尊儒推崇理學，山林隱逸、負海內名望者，備受青睞，以收攬人心。使康熙更進一步認識到人心的向背關係到清王朝統治能否穩定，還是三藩反清之後。康熙帝正是在這場生死存亡的鬥爭中深受觸動，他總結說：「吳三桂初叛時，散布偽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澤未孚洽，吏治不能剔釐所致。」又說：「三桂背恩倡亂，荼毒生靈……皆朕德之薄，不能綏撫之故也。」於是，康熙帝在以武力平叛的同時，便開始調整政策，以爭取漢族士大夫，乃至廣大漢族人民的支持。
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清廷從三藩戰爭的危急局面中擺脫出來，康熙帝便下令開「博學鴻詞科」，至翌年三月，共集「名儒碩彥」一百四十三人，所薦之人「未仕」多於「已仕」。「未仕」中又多遺民，所謂「與其選者，山林隱逸之數，多於縉紳。」對入試的遺民與名士則取之甚寬，如嚴繩孫僅作一詩，並未完卷，竟被列於中卷取之；彭孫遹卷中雖有「意圓語滯」之病，亦被錄取；朱彝尊詩中有不佳之句，康熙帝認為「斯人固老名士，姑略之」，令其通過。而李因篤與顧炎武的高足潘來皆以布衣高中，成為身著滿裝的翰林。是科共取五十名，分別授以翰林、編修、檢討等職，入史館修《明史》。康熙十八年（1679），《明史》再開館，以「遺賢」而修《明史》，述故國之事，意在迎合其孤臣孽子之心，以收攬人心，故清人說：「鴻博科之初開，以議修《明史》始，自高等者授官過優。」「可見當時法律之寬，聖心愛賢之篤。」
顧炎武、黃宗羲等雖以死相拒不與試，但康熙帝並無嗔怪之意。傅山被強令舁京，但仍堅不執筆與試。康熙帝卻以其年高而授予中書舍人。可見，開「博學鴻詞科」，重在網羅山林遺賢。正如孟森先生所說：「是時高才博學之彥，多未忘明，朝廷以大科羅致遺老，於盛名之士，無不攬取，其能薦士者，雖雜流卑官，亦許薦呈。」故「康熙之制科，在銷兵有望之時，正以此網羅遺賢，與天下士共大位，消海內漠視新朝之意，取士民之秀傑者作興之。」所謂「消海內漠視新朝之意」，就是一反順治朝以來，用懲創手段壓制遺賢士人的反滿情懷，而示以懷柔，以獲取「士民之秀傑者」的擁戴。故此舉「純為聖祖定天下之大計」。
為時望所歸的「遺賢」紛紛應試，標誌著他們對滿洲貴族君臨天下，轉而合作與支持，這是清代歷史進程中的一個轉折點。清人說：「康熙丁巳（十六年，1677）、戊戌（十七年，1678），入貲得官者眾（指開「捐科」），繼復薦舉博學鴻儒，於是隱逸之士亦爭趨輦轂，惟恐不及。」爭趨京師而惟恐不及，表明了隱逸之士所標榜的風尚已然改觀。「博學鴻詞科」成為遺民改變對這個「異族」王朝認識的契機，時人和今人都有論及。如黃宗羲在當時就說，自博學鴻詞科以後，出現了「庶幾同學之士共起講堂，以贊右文之治」。近人蕭一山說：「聖祖於三藩削平，大勢已不慮蔓延而日就結束，即急急以制科震動一世，巽詞優禮以求之，就範者固不少，即一二倔強徹底之流縱不俯受銜勒，其心固不以夷虜絕之矣。」
康熙提倡理學，一批理學名臣應運而生。康熙帝在《御製朱子全書》的序中說：「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於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非此不能內外一家。」儒家的綱常名教和政治理論，被公認為普遍的原則，從而形成共同的比較一致的文化心理狀態，──「非此不能內外一家」，清王朝逐漸為廣大漢族士大夫和人民所接受。
同時，有清一代也存在反清思想和活動，這就是醞釀於康熙朝而成立於乾隆朝的祕密會黨，如天地會，其創始之初，本是下層民眾互助互濟，自衛抗暴，而後發展為與清政府對抗。以及自明流傳至清的祕密宗教。
四、吏治及相關典章制度 康熙朝的吏治較為清廉。清初的統治者鑑於明末吏治敗壞，「以致寇起民離，禍亂莫救」，終於敗亡，因而常常引以為戒。「世祖惡貪吏，犯贓十兩以上籍沒。」
康熙親政後，獎廉去貪，對吏治民生尤為關注。他說：「朕臨御以來，孳孳圖治，夙夜不遑，惟期吏治肅清，民生康豫。」而吳三桂倡亂，多省從叛，與吏治不清關係甚大，康熙說是「吏治不能剔釐所致」。故三藩之亂平定後，康熙更加關注吏治，對督撫人選尤其關注，因為「民生安危視吏治，吏治安危視督撫。」督撫作為封疆大吏，「統率群僚」，其操守如何，關係一省或二、三省，故簡選督撫時，康熙每每「派他的親信去進行祕密調察」其操守如何，「為了監督他們督撫的行為而費盡心機，達到了令人難以想像的程度」。康熙公開聲稱：「簡任督撫之時，又必詳加察訪，蓋一方大吏賢能自足表率群僚。」如此，在任命督撫之前既知其人「賢能」與否，同時也起到「激勸澄清」，希望他們潔身自好，表率群僚。簡任之後，又命部院大臣時時察訪督撫之「賢否貪廉」，諭九卿等曰：「爾等俱為大臣，天下督撫之賢否貪廉，俱應平時留心細訪，以備顧問，秉公奏陳，雖門生故舊，不少庇護，庶督撫等皆知懼而勉勵矣。」因而在康熙朝出現了一批頗有政聲的廉能督撫，如號稱「天下清官第一」的于成龍，以及張伯行、湯斌……等人。康熙巡行各地也注意考察吏治民風，勉勵各官公忠盡職。對貪官則是「國法俱在，必不輕恕」。他說：「此等貪官，不加誅戮。眾不知警。」又說：「朕恨貪污之吏，更過於噶爾丹，此後澄清吏治，如圖噶爾丹則善矣。」康熙希望將貪官除惡務盡，當然是不可能的，但在康熙朝的中前期，相對說來吏治較為清廉。
然而，康熙帝御下「失之寬」，也縱容了官吏的貪污，他承認「外邊漢官有一定的禮規，朕管不得。」曹寅密摺請禁革兩淮鹽課浮費，其中有「省費，係江蘇督撫司道各衙門規禮共三萬四千五百兩有零。」康熙帝硃批：「此一款去不得，必深得罪於督撫，銀數無多，何必積害。」河道總督靳輔是治河能臣，幹練大員，曾直言不諱向康熙帝承認：「清廉二字，人所難能。……古人一介不取，一介不與，遠愧不能。臣自揣如此，何敢保其僚屬清廉，以欺聖明。」清代河工是肥缺，貪污之淵藪。靳輔承認自己中飽私囊，其屬員更不可問，康熙帝並不深究，說：「此語正見汝之不欺爾！」於是一笑置之。
五、調整政策，恢復與發展生產、治河 康熙親政後，對政策進行了調整；尤其三藩亂起，吳三桂以民族矛盾相號召，各地響應，康熙帝認為「此皆德澤素未孚洽」，於是採取一系列措施，以改善滿漢關係，緩和矛盾，發展社會生產。主要有：
（1）宣稱「滿漢一體」，同時對漢官、士人加強防範。
康熙帝一再聲稱「滿漢皆朕之臣子」，宣稱「滿漢一體」。時滿漢官員職掌相同，而漢官品級低，故多怨望。諭令：「滿漢官員職掌相同，品級各異，應行畫一。」以消除漢官不滿。康熙十六年（1677），設置南書房，選品學兼優的翰林院漢官入值，稱「南書房行走」，或「內廷翰林」，陪皇帝讀書賦詩，供奉書畫，也承旨撰寫詔旨。康熙則「不時諮詢，可知其人之能否，以備擢用。」於是南書房當值成為漢官躍登高位的階梯，大學士張英、尚書魏廷珍等多人，「皆出其間，當代榮之」。而高士奇更是「權勢赫奕一時」。又吸收大批學者編纂各類圖書，著名的有《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康熙字典》，等等。前者是中國最大一部類書。康熙時所刻書籍最善，清人說：「本朝所刻之書，以康熙間最為工整，至當時欽定諸書，其雕本尤為精良，然大都出自臣工輸資承辦。」
康熙對漢族官吏、士人、名士，分別採取不同措施，羅致所需人才，既擴大了滿漢聯合統治的基礎，也緩和了矛盾，改善了滿漢關係。國家統一的政治基礎大大加強，清王朝的統治因之也進一步穩定。
然而，在康熙心靈深處，滿漢畛域仍然是根深柢固的，他說：「朕臨御多年，每以漢人為難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國家承平日久，務須安不忘危。」又說：「漢人膽大，無所不為。」於是用心腹之人（如包衣曹寅、李煦）監視地方官吏和民情。始於順治朝的密摺制度，康熙帝更多加應用，他公開聲言：「天下大矣，朕一人豈能周知？若不用密奏，何由洞悉？」所謂「密奏」，「惟所奏之人知之，朕獨知之，方可言密。」由於行密奏，「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
清代嚴酷的文字獄始於康熙朝。康熙朝大小文字獄不下十餘次，其中牽連較廣的有莊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文字獄是因觸犯清廷忌諱而興大獄，用高壓手段鉗制士人思想，不得排滿、反滿。
（2）恢復和發展生產，「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清初由於長期戰亂，社會生產極其凋弊。康熙親政之初，全國不少省分仍然是「有可耕之田，而無耕田之民」，招民墾荒成為當務之急。康熙十三年（1673）十一月，修訂了順治年間的墾荒條例，由原來的六年起科，「俱再加寬限，通計十年起科。」又規定地方官能否招徠墾荒者的獎懲辦法；同時，實行「更名田」，自康熙八年（1669）三月始，將原明藩王土地「給以原種之人，既為民戶，號為更名地，承為世業」。明藩王在各省共有土地十七、八萬頃，更名田後，使耕種藩田的農民成為合法的所有者，成為自耕農。
清初，在京畿一帶圈占大量土地，強迫漢人投充，引起了社會的極大不安，激化了矛盾。康熙八年（1669）八月，康熙帝下令停止圈地，諭戶部：「比年以來，復將民間房地圈給旗下，以致生民失業，衣食無資，流離困苦已極，深為可憫。以後圈占民間房地，著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圈房地，俱著退還民間。」延續二十多年的清初圈地弊政，終於停止了。
康熙初政時，國家財政十分困難。三藩亂起，各處用兵，需餉孔急，清廷不得不預徵錢糧，加徵鹽課等多種稅收。康熙說：「自用兵以來，百姓供應煩苦。朕前屢言，俟天下蕩平，將錢糧寬免。」蠲免錢糧，是康熙帝舒展民力，促進農業生產的又一重要措施。蠲免的種類有免荒徵熟、災傷蠲免、蠲免積欠、恩蠲、普免錢糧，等等，而以災傷蠲免居多。「有一年蠲及數省者，一省連蠲數年者。前後蠲除之數，據戶部奏稱，共計已逾萬萬。」蠲免寬賦雖然受益最大的是田主、業主，但對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產生了積極作用。
在賦稅徵收上，康熙二十四年（1685）重印順治十四年（1657）編成的《賦役全書》，二十六年（1687）完成，名曰《簡明賦役全書》。康熙四十九年（1710），戶部存銀達四千五百八十八萬一千零七十二兩，「國庫充裕」。五十一年（1712）二月，康熙帝諭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規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全國著籍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萬餘人為準，「勿增勿減，永為定額。其後所生人丁，不必徵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增出實數察明，另造冊題報。」從此，清代前期丁銀徵收為三百三十五萬兩便成為定額，用政策法令規定不增加丁銀，從而防止了官吏多收丁銀溢額，以及編審時，官紳勾結，將富戶人丁嫁接貧戶，捨富就貧，出現的「貧富偏累」，從而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有利於社會生產的發展。
由於康熙帝實行一系列鼓勵墾荒、發展生產的政策，使社會矛盾得以緩和。平定三藩之亂後，國家逐步統一，安定的政治局面為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重要前提條件。清人說，「康熙二十年（1681）是年三藩戰事結束了以後，海內始有起色」。經過數十年的努力，社會生產發展起來，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已然是「今天下戶口甚繁，地無棄土」。「湖廣、陝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開墾」。而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等省，即使是「山谷崎嶇之地，已無棄土，盡皆耕種矣。」口外邊遠地區也有移民前往耕種。由於人口增長，地價也猛漲十數倍。而「京師近地，民舍市廛日以增多，略無空隙。」清王朝出現了經濟繁榮，進入了所謂的「康乾盛世」。但同時，人口迅速增長的壓力也與日俱增，康熙說：「如此豐年而米粟尚貴，皆由人多地少故耳！」
（3）治河
治理黃河是康熙列出的三大要務之一。這是因為黃河在江蘇淮陰、清河一帶與淮河、運河交匯，這一帶經常氾濫，不僅河南、蘇北、淮南地區深受其苦，而且嚴重影響漕運。當時，每年有四百萬擔漕糧由數千艘糧船經運河運至京師，供官俸和士兵軍餉。漕運「關乎國計」，一旦受阻，京師便「危急異常」，影響到局勢的安定，所以有人說：「國家之大事在漕，漕運之務在河。」由於治理黃河關係甚巨，故康熙帝十分重視，前後費時數十年。
康熙十六年（1677），時黃河連年氾濫，「河患孔亟」，「淮揚大困，州縣所在告災。」康熙決定任命實心任事的安徽巡撫靳輔為河道總督，治理黃河。然而，其時三藩戰爭正處於緊張時刻，康熙不可能集中精力於治河。康熙二十二年（1683），繼平定三藩之亂後，統一了臺灣，國內形勢業已穩定，治河與發展生產便置於頭等重要地位，歷史逐漸走上了康乾盛世。
自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1684～1707），康熙先後六次南巡視河。經過用水平儀實地測量，康熙提出「治黃上策以深浚河身為要」。如何「深浚河身」？明代治河專家潘季馴總結治黃理論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康熙帝親自主持，加以試驗，在多次視察經常氾濫的永定河後，認為「永定河雖小，彷彿黃河」，於是指導官員「築堤束水，借水攻沙」。試驗取得一定成效後，康熙帝認為「今永定河修築之法甚善，河身直，河底深，所以淤沙盡皆沖刷。今治黃河亦用此法為益」。同時「使洪澤湖與淮河併力敵黃，沖刷淤沙，關係最重」。靳輔是歷任河道總督中治河成效最著者，其治河的理論也是如此，他說：「黃河之水裹沙而行，水合則流急，而沙隨水去；水分則流緩，沙停河底日高。故全賴各處清水併力助刷，始能奔趨歸海而無滯。」於是築堤，建減水壩，使氾濫的黃河，「河歸故道」，而「治河著有成效」。
康熙帝熟讀有關河防諸書，又多次親臨視河，他深知治河之難，認為「河道實屬難知」，故不時召集御前會議，命各抒己見，他說：「此等大事，議須至公，方有當於理耳。」靳輔與于成龍二人在治理下河時意見相左，在御前辯難，彼此惡語相加。康熙帝雖說二人互相詆詬，殊失大臣之體。但仍讓其暢所欲言，二人均係幹練大員，仍委以重任。康熙帝治河的求是科學精神，使清代治河專家靳輔（及陳潢）、于成龍都能實心任事，而他本人也成為行家裡手。
康熙朝治理黃河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前後費時三十多年，在此基礎上，黃河在清代直到十九世紀中期銅瓦廂改道前，一直較為穩定。
六、索額圖助皇太子「潛謀大事」及太子之廢及儲位之爭 康熙帝為政崇尚「寬仁和平」，而滿漢官僚中結黨營私卻始終不斷。其始也，有輔政大臣鰲拜之黨；其終也，有諸皇子結黨以謀儲位。其間則先後有大學士明珠、余柱國「背公結黨，納賄營私。」少詹事高士奇「自立門戶，結王鴻緒為死黨」；刑部尚書徐乾學「植桃李於一門，播腹心於九州，橫行聚歛」。以糾參高士奇等、鯁直敢言立身於朝的左都御史郭琇也與太常寺卿趙崙「明繫黨附，殊為可惡」。而影響最為深遠且巨者，則是索額圖黨。
索額圖，姓赫舍里氏，滿洲正黃旗人，首席輔政大臣索尼第三子，因助康熙帝清除鰲拜集團有功，授大學士，入閣柄政，與大學士明珠黨相互傾軋。索額圖是太子允礽外叔祖父，又因出身名門，為人倨傲。康熙十九年（1680）八月，因貪縱被革退。二十五年（1686），授領侍衛內大臣。二十七年（1688），索額圖與都統領佟國綱被任命為欽差大臣，與俄國政府戈洛文使團談判中俄東段邊界，至喀爾喀蒙古境內，因遇準噶爾噶爾丹突襲喀爾喀，索額圖使團奉命撤回。翌年（康熙二十八年，1689）與俄方全權大使戈洛文（Fyodor Alekseyevich Golovin, 1650-1706）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東段邊界。
康熙四十年（1701），索額圖藉口年老乞休，但心懷怨望，引阿述達、麻爾圖……等多人「與索額圖結黨」，「妄論國事，妄自怨尤」。助太子為虐，心懷叵測，居然聲稱能殺人，施威震眾。於是，康熙帝採取斷然處置，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十八日（1703.07.01），發布上諭云：「伊（索額圖）之黨內，朕皆訪知。……伊等結黨議論國事，威嚇眾人；……愚昧無知之徒，遂極畏懼。……至索額圖之黨，漢官亦多，朕若盡皆指出，俱至族滅。朕不嗜殺人，嗣後爾等若與索額圖絕交，將伊所行之事舉出，尚可，不然，被索額圖誅連，必如噶褚哈、阿思哈，被族滅之禍。」十九日（1703.07.02），將索額圖及其子並家中主要成員拘禁，旋於禁所將索額圖處死。康熙帝說：「從前索額圖助伊（皇太子）潛謀大事，朕悉知其情，將索額圖處死。」說明了在康熙四十二年五月，清宮內曾發生索額圖助皇太子「潛謀大事」的未遂政變。在拘禁索額圖時，康熙帝指出：「朕若不先發，爾必先之，朕思之熟矣。」可見，「潛謀大事」已然是箭在弦上之勢，同時「被牽連的人甚多」，又可窺見從者不少，故康熙先發制人，令各官與索額圖絕交，並揭發其所行所為。索額圖助皇太子「潛謀大事」，在當時有如黑雲壓城籠罩著紫禁城，影響康熙朝後期政局匪淺。
索額圖既死，康熙帝與太子允礽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且愈演愈烈。允礽「鳩聚黨類，窺伺朕躬，起居動作，無不探聽」。康熙四十七年（1708）八月，康熙帝行圍圍場，允礽每夜逼近康熙帝所居幔城，「裂縫向內窺伺」，使康熙帝驚懼不安，「今朕未卜今日被鴆，明日遇害，晝夜慎戒不寧」。日夜提心吊膽，父子之間視若寇仇。允礽行蹤如此詭異，康熙斷定：「索額圖從前助伊潛謀大事，朕將索額圖處死。今允礽欲為索額圖報仇，結成黨羽。」允礽不仁不孝，九月初二日（1708.10.15），將太子允礽廢黜，其黨羽格爾勞、阿爾吉善（二人皆索額圖之子）、同黨暨二格等多人，「俱立行正法」。詔告天下，廢皇太子，咸使聞知，詔書有云：「向因索額圖、常泰，交通設謀，朕洞知其情，置索額圖於死，而允礽時蓄憤於心，近復有逼近幔城，裂縫窺伺，中懷叵測之狀。」故太子之廢乃因其欲為索額圖報仇而擬加害於父皇。
太子既廢，諸皇子結黨希冀儲位，事變迭出。十月，皇長子允禔囑喇嘛巴漢格隆用術鎮魘廢皇太子事發，使康熙帝相信：「朕從前將其（允礽）諸惡，皆信以為是，以今觀之，實被魘魅而然，無疑也。」允礽更進一步奏稱，向時悖亂，皆因索額圖父子煽惑，使康熙帝相信：「一切暗中構煽，悖亂行事，俱係索額圖父子。」於是對太子之廢「甚為痛惜」，而有復立之意。但此時皇子之間爭奪儲位更趨激烈，不但皇長子允禔「希冀儲位」；而「太子允礽既廢，（皇八子）允?謀代立」，諸皇子允?、允【示我】、允?及大臣多人，俱附之。皇四子雍親王胤禛則與「雍邸舊人」隆科多、年羹堯等，窺測方向，伺機而動。皇子之間爭奪儲位之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康熙帝鬱結成疾，深恐「日後朕躬考終，必至將朕躬置於乾清宮內，爾等（諸皇子）束甲相爭」，出現大行皇帝屍骨未寒，諸皇子為爭立而兵戎相見的嚴重局面。在將「允禔嚴加看守」，「斷不可輕縱」，將允?鎖拿之後（後釋出），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九日（1709.04.18），授允礽寶冊，正位東宮。允礽之復立，一是諸皇子為爭儲位鬥爭激烈；二是允礽被魘魅而染狂疾，已然痊癒；三是允礽前此諸惡皆因索額圖父子煽構，今已悔悟。故太子之廢與復立，皆有索額圖之陰魂不散，而後太子之再廢亦因「索額圖之黨不絕」。
太子復立之後，為惡更甚，在廷臣中廣植黨羽，兵部尚書耿額等多人黨附太子，康熙說：「爾等謂朕年高，邀結黨羽，肆行無忌」，「其附皇太子意欲何為？」顯然是居心叵測。而耿額本是索額圖屬人，本應在索額圖案內處死，特宥之後，反而背恩造謀結黨，「伊等所行，皆由耿額」，耿額乃造謀結黨以附太子的主使之人。而耿額一貫「諂媚索額圖」。康熙帝因而斷定：「索額圖之黨竟不斷絕，俱欲為索額圖報復。」命將諸人鎖拿，首要耿額、刑部尚書齊世武、步軍統領（即九門提督），俱論絞。
允礽黨羽翦除後，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復將太子允礽廢黜，從此不再復出。雍正二年（1725）二月病卒，年五十有二，追封為「理親王」，諡曰「密」。允礽之再廢，亦因「索額圖黨竟不斷絕」，故索額圖之助皇太子「潛謀大事」，是太子廢立反覆之肇端，康熙帝說：「昔立允礽為皇太子，索額圖懷私倡議，凡太子御用諸物俱用黃色，所定一切儀注，幾與朕相似，驕縱之漸實由於此。索額圖誠本朝第一罪人也。」
清入關後皇位繼承制度至此又一變，康熙不再立太子，終清之世亦然，而有雍正帝之祕密建儲。
康熙為政崇尚寬仁和平，自謂一生如此，他說：「持身務以敬誠為本，治天下以寬仁為尚，雖德之涼薄，性之不敏，此心此念競守五十年，夙夜無間。」康熙初政時，行「寬仁之政」，其重要內容，便是「惟在休養撫息」，實行寬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以穩定清初脆弱的統治（見前述），其積極的成效是清代社會走向所謂的「康乾盛世」（「康乾盛世」的主要內涵是：政治上國家大一統的完成，封建經濟的高度繁榮，傳統文化有集大成之勢）。然而，在康熙朝後期，尤其是康熙帝晚年，由於對臣下的寬縱，加之耄老皇帝疾病纏身，吏治因之敗壞，這是封建官僚政治的痼疾。
康熙四十七年（1708）第一次廢太子後，康熙帝因悲憤過度，隨即生了一場大病，幾乎不起，使他身心俱損，產生了無法逆轉的影響。康熙帝自幼習武，騎射嫻熟，身體強健。壯年時馳騁沙場，沖風而行，不避寒暑，親征不臣。但到晚年，他「心神恍惚，身體虛憊」，「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轉動都須有人扶掖，他說自己「心為天下盡其血，神為四海散其形」，對政務已是精力不濟，而皇子間儲位之爭，更使他心力交瘁，雖一再宣諭：「諸阿哥中有鑽營謀為皇太子者，即國之賊，法斷不容。」然而卻無濟於事，其心境悲涼淒楚。康熙帝說他所擔心者是「福盡禍至，泰去否來」，一旦天災人禍雜然併至，出了大亂子，而自己卻「振作不起，呻吟病榻，死不瞑目，至不痛恨於未死」。他說：惟願「倘得終於無事，朕願足矣！」垂暮的老皇帝十分擔心各級官吏「見朕精神血氣漸不如昔，因以為奸，亦未可定」。他的擔心不幸而言中，封建官僚政治的種種痼疾在康熙晚年日趨嚴重，錢糧虧空，吏治日益廢弛。「聖祖（康熙帝）政尚寬仁，世宗（雍正帝）以嚴明繼之。」雍正帝繼位，嚴申「整綱飭紀」，綜核名實，整飭吏治，以糾康熙朝晚期出現的種種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