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仁宗】 嘉慶皇帝 嘉慶帝（1760～1820），愛新覺羅氏，名永琰，乾隆皇帝第十五子。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1760.11.13）丑時，生於圓明園的「天地一家春」（宮殿名）。生母魏氏，內管領清泰女，其家本漢人出身，編入內務府包衣旗，這包衣，是滿語booiaha，即「包衣阿哈」的簡稱，乃皇家奴僕。所以嘉慶帝是皇室奴僕出身的魏氏所生。其出生時，母親魏氏僅是乾隆帝眾多后妃中的一個嬪，號令嬪。清朝皇帝的后妃，按等級身分從高到低排列依次是：皇后、皇貴妃、貴妃、妃、嬪，以下是身分更低的貴人、常在、答應。所以魏氏當時的身分並不高，由此也影響到其所生子女的身分，因而這皇十五子永琰，在乾隆帝的諸皇子中身分一般，並不尊貴。但就是這個不起眼的小皇子，在皇家優越的教育條件培養下，日後卻贏得了乃父乾隆帝的青睞，而被內定為皇太子，成為未來皇位的繼承人。
清朝的皇子教育非常嚴格，乾隆又是一個對皇子教育比較重視的皇帝，當時曾在皇宮內軍機處值過夜班的著名文人兼官員趙翼，曾據其所見介紹：「本朝家法之嚴，即皇子讀書一事，已迥絕千古。余內值時，屆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時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內府蘇喇數人（謂閒散白身人在內府供役者）往來。黑暗中殘睡未醒，時復倚柱假寐，然已隱隱見有白紗燈一點入隆宗門，則皇子進書房也……既入書房，作詩文，每日皆有課程，未刻畢，則又有滿洲師傅教國書，習國語及騎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則文學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嫻熟？」永琰就是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中度過他的學習生活。他六歲（虛歲，下同）入學，開始是由奉寬先生教他背書識字，至十三歲時，已經能夠背誦「五經」。此後，又先後由翰林院編修謝墉、侍講學士朱珪專職教其學作詩、文。乾隆皇帝對皇子們的學習抓得很嚴，不僅檢查他們的出勤情況，而且不時過問各皇子的功課。大約是教書先生對這位皇十五子學習情況的介紹，以及乾隆帝本人的觀察均給乾隆帝留下了較好的印象，因而就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也即永琰十四歲的時候，他被乃父乾隆帝以「祕建儲君」的方式祕定為皇太子。說到祕定太子，此處有必要對清朝的這種特殊選皇儲方式，以及乾隆帝立儲的周折過程作一番交代。
乾隆帝的祖父康熙帝在位時，曾經選立嫡子胤礽為皇太子，並按照漢族王朝的立儲制度，詔告全國。不想到了康熙朝後期，這位太子與皇父的矛盾越來越深，迫使康熙帝不得不最終將他廢掉，其間還經歷過一次復立又廢的反覆。就在這反覆立廢的過程中，康熙帝的其他皇子為爭得皇儲，各自樹立黨羽，費盡心機謀求，甚至謀害胤礽，最後康熙帝不僅再次廢掉胤礽，而且宣布不再明立太子，只在心中默定。雍正帝繼位後，吸取康熙朝建儲的經驗教訓，不再明立太子，而是將心中默定的太子書寫兩份，一份藏於內廷乾清宮的「正大光明」匾的後邊，另一份自己收藏，並且明示群臣，太子已立，「國本」確定，臣民盡可放心。他所密立的這位太子，便是皇四子弘曆，即後來的乾隆帝。雍正臨終，大臣按他的指示，從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取下那份密旨，與其身邊收藏的那份對照，弘曆由此順利承繼大統。乾隆帝繼位後不久，遵行乃父這一「祕密建儲」之法，密立嫡子永璉為太子，不想這位皇子兩年後病亡。此後，乾隆帝又曾先後想立皇七子永琮、皇五子永琪，這兩位皇子同樣未能長壽，其中永琮僅兩歲便感染天花而亡。因為是祕密立儲，所以上述乾隆帝之立永璉為太子，以及後來想立永琮、永琪，都是事後他向群臣透露，大家才知道的。皇五子永琪死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三月。此後的七年中，乾隆帝又在其他幾位皇子中物色人選。當時在世的皇子共有七人，其中皇四子永?、皇六子永瑢已出繼旁支為嗣，其餘五人是：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皇十二子永?、皇十五子永琰、皇十七子永璘。這五人中，皇十二子永?的身分最高，他是乾隆帝第二個皇后烏喇那拉氏所生，當時十五歲，但就在這上一年（乾隆三十年），其生母那拉氏皇后與乾隆帝發生尖銳矛盾，其真實具體原因，至今仍是個謎。乾隆盛怒之下想把她廢掉，雖因群臣苦諫未成事實，但那拉氏的皇后已名存實亡，次年，即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便悒鬱成疾身亡。乾隆帝尚餘怒未消，命以低於皇后規格的皇貴妃喪禮葬之。這一事件殃及皇十二子永?，且永?又無出眾才能，所以他已不大可能被立為太子。其他幾位皇子，皇十七子永璘，出生於乾隆三十一年五月，當時尚在襁褓之中。皇八子永璇，年齡較長，但舉止輕浮，做事不得體，人緣也不太好，並曾受到乾隆帝的公開斥責。皇十一子永瑆，文才較優，尤善書法，但乾隆帝對他的不重騎射、仿效漢族儒生的文人習氣很是反感，也曾嚴厲申斥。相比之下，皇十五子永琰在當時的諸皇子中，其才德就算是較優的了。乾隆後期的一些口碑反映也說明了這點。出使清朝的朝鮮使節，曾據他們的見聞向本國國王介紹當時幾位皇子的情況，以推測誰是被立的皇儲，他們說皇八子永璇是「沉湎酒色，又有腳病，素無人望」；還有的說他「性行乖戾，屢失上意」。對皇十一子永瑆的評價是「為人愷悌，最著仁孝」，但「柔而無斷」。而對皇十五子永琰，則頗多讚譽，有的稱他「飭躬讀書，剛明有戒，長在禁中，聲譽頗多」。有人說他「勤於學業，而人望所在」，「為人沉重，處事剛明，皇帝寵愛，朝野想望」，還有人稱讚皇十五子「度量豁達，相貌奇偉，皇上以類己，最愛，中外屬望焉」。乾隆三十八年（1773）冬，已是六十三歲的乾隆帝最終確定了皇儲的人選，將密旨繕寫兩份，分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之後及自己身旁，並將此事諭知軍機大臣。乾隆帝密定的儲君，與大家的推測是一致的，是皇十五子永琰。當然，這是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乾隆帝即將禪位之際，才宣示揭曉的。
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永琰十四歲到嘉慶元年（1796）他三十七歲時登基，這位被密立的儲君還有二十餘年的皇子生活經歷。這二十餘年，既是他的漫長的學習、被培養的過程，又是其娶妻生子的時期。
滿族婚齡較早，永琰在被密立為太子的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他十五歲時，經乃父指婚，與內務府總管大臣和爾經額之女喜塔腊氏結姻。這位喜塔腊氏被冊封為永琰的嫡妃（嫡福晉）。至乾隆六十年（1795），永琰至少已有六位妻妾，除喜塔腊氏外，還有側妃鈕祜祿氏及侍妾劉佳氏、侯氏、關氏、沈氏。永琰繼位前，這六位妻妾曾為永琰生有三子七女，其中六個都已夭殤，成育者僅二子、二女，他們是：次子綿寧（後繼位為道光帝）、三子綿愷（後封惇郡王）、第三女（後封莊敬公主）、第四女（後封莊靜公主）。
繼位前的這二十餘年間，永琰主要是在皇宮中生活。從乾隆四十一年（1776）起，侍講學士朱珪入值專門教育皇子皇孫的上書房，成為永琰的專職教師。這一年永琰十七歲，朱珪四十六歲。朱珪出身於詩書世家，十七歲中舉，十八歲成進士，朝考選為翰林院庶常館庶吉士，習清文（滿文），以散館第一而留為翰林，其才學品行皆為乾隆帝所賞識。乾隆選這樣一位醇儒俊傑之士教導永琰，可見對永琰培養之眷注。乾隆四十五年（1780），朱珪受命任福建學政，臨行送五句箴言與永琰，為：養心、敬身、勤業、虛己、致誠。受教於朱珪的這幾年，正是永琰人生成長過程中的重要年齡時期（永琰十七歲至二十一歲），朱珪平日的言行對他的影響甚大，這五句箴言，主要是道德、操行方面，是朱珪這幾年中對永琰品行教導的內容，也是對他以後的勉勵。永琰恪遵師訓，在其繼位後，仍把這五句箴言置於座右。
二十一歲以後的十幾年中，永琰也參加了一些實踐活動，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八月，他與其他皇子隨父皇東巡盛京，拜謁祖陵，這是清朝皇帝教育後人緬懷先世創業之艱、勉勵其謹守祖業的方式之一。同年十月，朝隆帝又命包括永琰在內的諸皇子及大臣，採輯歷代冊立太子而釀成爭端之事，勒為一書，名為《古今儲貳金鑒》，以為戒鑒，並證明本朝祕密建儲的合理性。次年，永琰隨父南巡，至浙江杭州，其間祭奠孔子，接見官紳士人，見識了南方的風土民情。乾隆五十四年（1789）十一月，永琰與他的兩位皇兄弟同被冊封，他被封為嘉親王，皇十一子永瑆封成親王，皇十七子永璘封貝勒，低親王兩級。他的皇兄出繼慎王府的皇六子永瑢，由質郡王晉封為質親王，而另一位皇兄皇八子永璇，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時已封儀郡王，此時未再晉封，反在其兩位皇弟永瑆、永琰爵級之下。從這一封爵待遇，可看出乾隆帝對諸皇子的態度，乾隆對永瑆、永琰是比較有好感的。這時的大臣們猜測，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面所書的皇儲之名，大約不出這兩人。五年後的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1795.10.15），乾隆帝終於揭開謎底，他召集諸皇子、皇孫、王公、大臣於勤政殿，當眾開啟二十二年前所寫的密旨，公同閱看，並讓臣下公布：當年密立的皇太子是皇十五子永琰。並於當日正式冊封永琰為皇太子，同時宣布明年正月禪位，以實現他曾說過的在位之年不超過其皇祖康熙帝之六十一年的諾言。九月初三日是他的登基紀念日，六十年前的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1735.10.18），他於紫禁城中的太和殿即皇帝位。
乾隆帝在冊立皇太子的同時，還將永琰的生母令懿皇貴妃追贈為皇后，並改永琰的名字為顒琰，以使臣民易於避諱。另外規定，禪位後的他稱「太上皇帝」，太上皇帝的諭旨稱「敕旨」，太上皇帝生日稱「萬萬壽節」，嗣皇帝生日稱「萬壽節」。嗣皇帝登基後，太上皇帝於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政事，對嗣皇帝仍「躬親指教」，嗣皇帝「敬聆訓諭」，這就是所謂的「訓政」。
嘉慶元年正月初一日（1796.02.09），同樣是在太和殿，舉行了盛大的傳位典禮，顒琰受禪登基。大樂聲中，乾隆帝親授「皇帝之寶」的玉璽，顒琰跪受，並率王公大臣向太上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禮，然後太上皇帝還宮，授受典禮結束。嘉慶帝退至保和殿更換皇帝禮服，御太和殿登基。在同樣的禮樂聲中，王公大臣及藩國使節向新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禮，此時的顒琰，正式成為皇帝。隨後，禮部及鴻臚寺官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乾隆帝的傳位詔書，改元嘉慶。
一般皇帝繼位，都是在老皇帝的喪期，宮中大樂，設而不奏，也無喜慶之典。嘉慶帝的繼位，是乃父在世的傳位，且乾隆帝耄耋高壽，這一禪位、登基大典，自然是喜慶隆重，風光無限。然而繼位初的嘉慶帝在皇權的掌握上，卻是有名無實。太上皇乾隆帝仍然居住在以前皇帝處理日常政務的養心殿，中央各部院及地方督撫大員關於重要政務的請示，以及官員的任免等等，依舊由他指示、裁決。太上皇乾隆帝說自己「每日披覽章奏，於察吏勤民之事，隨時訓示子皇帝」，乃是訓練子皇帝處理實政的能力。所以政令的發布是以嘉慶帝名義，而實際體現的是太上皇的意旨。另外，此前的乾隆朝後期，和珅是頗得乾隆帝寵信的權臣，身任要職，攬權行私。嘉慶繼位初，由於太上皇訓政，和珅仍是太上皇的寵臣，不僅仍如以前一樣弄權，而且趁新皇帝權弱之機進一步攬權。嘉慶二年（1797）八月，阿桂去世，和珅成為軍機處的首席軍機大臣，竟然命本應單送皇帝的官員奏摺另副一份送軍機處，這是明顯的違背成例、侵蝕皇權的行為。礙於太上皇之訓政，嘉慶帝對此只是隱忍不發。
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1799.02.07），剛剛進入新年的乾隆帝病逝於養心殿，嘉慶帝也由此開始了他名副其實的皇帝人生。其親政後所辦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翦除和珅。就在乾隆帝死去的次日，嘉慶帝便命和珅於宮中日夜守喪，而褫奪了他的軍機大臣、九門提督這兩個要職。幾天後，誅除和珅的具體方案已醞釀成熟，於初八日（1799.02.12）付諸實施。這一天，首先是由都察院的兩位給事中王念孫、廣興彈劾和珅的種種不法罪狀，緊接著，宣布革去和珅的內閣大學士及其黨羽福長安的戶部尚書職。同時，嘉慶帝又命他的兩位皇兄儀親王永璇、成親王永瑆傳旨，將和珅、福長安逮捕下獄，嚴加看守。另外，由永瑆及其皇侄綿恩等帶人查抄和珅家產。和珅柄權之時，貪得無厭，廣收苞苴，聚歛了巨額財富，查抄的財物，除了巨額的白銀、黃金外，還有珠寶玉器、綢緞、皮張、人參、洋貨、古玩字畫、衣服等上萬件，以及莊田、錢莊、當鋪、房屋等等，另外，還查出比照皇家建築的「逾制」飾件及器物。清查出的這些物件及巨額財富，與其職任上的一些專擅、不法行為，構成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狀，判處其死刑。與此同時，因私人關係而被和珅提拔的侍郎吳省蘭、李璜，太僕寺卿李光雲等人均被降職。俗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在清除和珅所用之人的同時，嘉慶帝又任用了一批王公大臣作為推行其新政的助手。其剛繼位時，曾下詔調他的老師朱珪來京，準備委以內閣事務，由於和珅在太上皇面前作梗而沒有調成。太上皇死的當天，嘉慶帝發布八道諭旨，其中一道，便是召朱珪入京供職。五天後，又任命其皇兄成親王永瑆、大學士董誥、兵部尚書慶桂為軍機大臣，永瑆還總理戶部兼管戶部三庫事務，掌握財權。嘉慶帝的另一位皇兄儀親王永璇被任命總管吏部，掌官員任免權。永璇還與永瑆之子綿懿（過繼永璋）、嘉慶帝的姊夫固倫額駙拉旺多爾濟（嘉慶帝同母姊和靜公主丈夫）同被任為護衛皇宮的領侍衛內大臣。睿親王淳穎受命管理理藩院，掌邊疆少數民族事務，兼任御前大臣。嘉慶帝皇侄定親王綿恩任步軍統領，負責京城的保衛與治安。嘉慶帝的同母弟慶郡王永璘在內廷行走，接受臨時性的差遣。
官員調配、人事問題解決後，嘉慶帝開始推行他親政後的「新政」。
乾隆朝號稱清代盛世，但乾隆帝留給嘉慶帝的，卻不是坐享其成的盛宴，而是一個諸種問題積累、社會矛盾尖銳亟待整治解決的爛攤子。吏治腐敗，貪污盛行，是乾隆中期以後就已嚴重發展的政治問題。官吏盤剝，官逼民反，又造成西南各地此伏彼起的民眾反抗。鎮壓平息民眾反抗，成為鞏固清王朝統治的當務之急。
嘉慶帝親政伊始，就急切下詔求言。一時言路大開，各種建議紛紛反映到嘉慶御前。繼弄權貪黷的和珅被懲治後，湖南布政使鄭源?，因多方需索，苦累百姓，被革職拿問，判以斬首，以此儆戒各省大員。湖北武昌知府常丹葵，在緝查白蓮教眾時，嚇詐民眾，濫施刑罰，激成事端。嘉慶帝接到官員之參劾，立命湖廣總督將常丹葵革職，解京治罪，想借此向民眾表明朝廷對虐民之官的嚴厲懲治態度，收「安民制亂」之效。
爆發於貴州、湖南的苗民反抗，在嘉慶帝親政前就基本已被平息，而湖北、四川、陝西三省的白蓮教起事則方興未艾，嘉慶帝親政後，為統一軍隊指揮，設置經略大臣，令其他統兵將領，均聽經略大臣節制。同時，懲治、更換一些畏葸退避、帶兵不力的將帥。另外，為了孤立白蓮教軍，在其活動地區實行民眾編查保甲，設置鄉丁，結村自保，堅壁清野等措施，逐漸使白蓮教軍成為無助無援的游移之眾。清廷還實行招撫誘降的手段，對白蓮教軍進行分化瓦解。至嘉慶九年（1804），教軍終被徹底鎮壓，清政府結束了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此後，東南沿海的「洋盜」蔡牽船隊形成反亂勢力。嘉慶十八年（1813），直隸、河南等地的天理教反清，則是王朝統治的心腹之患。可以說，在嘉慶當皇帝的二十五年中，大半時間都不安寧。清王朝為鎮壓白蓮教付出了巨大代價，軍餉耗費總計多達兩億兩白銀，乾隆時期積攢的庫藏消耗殆盡，王朝財政由此陷入一蹶不振的困境。
財政拮据，一直是困擾嘉慶朝的重大難題。主要表現是入少出多。入少是收入減少，表現為額徵賦稅不能如數徵收，連年虧欠，嘉慶十三年（1808），全國積欠地丁銀達一千餘萬兩，兩年後不僅沒有彌補虧缺，減少舊欠，積欠反而增至一千五百萬兩。又兩年後的嘉慶十七年（1812），又增至一千九百餘萬兩。積欠有一部分是百姓欠交，還有是官吏侵貪所致，即使徵收完額，沒有民欠，官員也往往將所徵之銀彌補侵蝕的虧欠，捏報種種理由歸於民欠。出多是支出多。在鎮壓白蓮教的大筆軍費開支之後，治河費用也是一筆較大款項。治河，主要是治理在京畿地區經常氾濫的永定河和黃河、運河等與漕運有關的河道水系。永定河實為無定河，幾乎年年決口，且常常殃及京城。而黃河的大量泥沙，常常造成下游沉積決口，危害甚大，且連及運送漕糧的運河。黃河決口，大批災民受難，而且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運道受阻，影響京城皇家、百官及禁旅八旗兵的食糧問題。這一切，使嘉慶君臣不能不高度重視，不僅河決時搶修，而且平時也要修補治理。嘉慶八年（1803）的搶修河南封丘的黃河決口，一次即用銀一千萬兩。嘉慶十年至十五年（1805～1810），用於江蘇、安徽兩省內黃河、運河、淮河的治理工程，則達四千萬兩。這巨額的款數，其實大部分並非河工的實際用項，而是經管官員及其屬下之委員、工頭、幕賓、書吏等以多估工料價，虛報誇大工程等等手段冒領侵吞、蒙混開銷。據知情者披露，其「實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軍費開支中的這種情況更為嚴重。領兵者拖延戰爭時日，並虛報兵額，以多領兵餉軍費，具體承辦軍需者，也上下其手，濫行冒銷，有個名叫石作瑞的道員，僅其一人即侵蝕帑銀達五十餘萬兩。戰爭結束，一大批領兵將帥、經理軍需者都發了戰爭財。
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嘉慶帝也確實頗費了一番心思，主要措施是清理地方積欠，嚴令地方官分期補足，但收效甚微，原因是吏治腐敗，積重難返。
吏治敗壞，到嘉慶朝已發展到非常嚴重的地步，其主要表現是貪風熾盛，賄賂公行，政務廢弛，吏、幕害政。官員侵蝕挪用庫帑，造成虧空，歷任官員都把虧欠留給後任，形成積欠，這在當時的地方官署中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已很難清理，也無法落實賠補。「陋規」盛行，是吏治腐敗的突出問題，這一問題由來已久，清代由於對地方財政開支留存過苛，且官員薪俸頗低，造成官員不得不以各種名目加徵百姓，因而火耗、浮收、勒折等等形式的加徵，無法根除，為貪官污吏盤剝侵吞大開方便之門。非經徵官員，則以收受下級或相關官員的「規禮」作為正俸之外的經常性額外收入，而且這類規禮之授受行之日久，已成流行定規和名目，如別敬（得官之人到地方任職、地方官到中央述職後回地方，給京城有關官員送禮），炭敬，冰敬（冬、夏二季送京官之禮的名稱），以及紅白事節壽禮等等，名目繁多。得禮之官，對送禮者的不法行為充耳不聞、視而不見，甚至為暴露者設法遮掩袒護。嘉慶十三年（1808）發生的李毓昌被毒殺案，害死李毓昌的貪官山陽縣令王伸漢就曾買通上司淮安府知府王轂，由王轂將此案定為李毓昌自殺上報。這一冤案最終昭雪，而那些被掩飾過去的營私事件則不知凡幾。
政務廢弛，官員玩忽職守，是當時官場又一普遍現象。嘉慶帝曾在上諭中指斥「當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政務的拖沓，以地方上的刑事案件最嚴重。嘉慶十二年（1807），直隸、江西、福建等省清查出的積壓未結案件，少者數百件，多者一、二千件，山東省積案，至嘉慶二十三年（1818）竟多達六千多件。各級官府，於案件並不細心核查，而是上下推諉。儘管嘉慶帝為此多次發布通諭，再三告誡，用他自己的話說已是「舌敝唇焦」，無奈官員們只當耳旁之風，仍然「悠忽為政」。嘉慶二十四年（1819），兵部大印遺失半年之久，該部官員竟然沒有發覺。官員怠政，為胥吏的竊權舞弊製造了條件。
胥吏害政，是清代吏治敗壞的一個突出表現，清人曾總結說，明朝是「與宰相、太監共天下」，而本朝也即清朝是「與胥吏共天下」，說的是清代之胥吏，有如明代之大學士之擅權及太監之竊權亂政。嘉慶年間發生的重大案件，就有多起是胥吏舞弊案。而這些奸吏所以能舞弊，乃至多年未被發覺，形成大案，又無一不是由該衙署的官員怠政瀆職造成，如嘉慶九年（1804）的戶部寶泉局虧短銅斤案、十三年（1808）的直隸布政司書吏舞弊案、十四年（1809）的倉場米石短缺案、工部書吏私造假印案等，都屬這種情況（詳見各該詞條）。這些案件，嘉慶帝都親自過問處理，嚴厲懲治。但是又屢屢發生，正反映了這種積弊的嚴重性，極難治理。
嘉慶帝當政後的清王朝，正處在由盛世開始走向衰敗的時期，衰敗除表現在國家府庫帑藏的大量減少，經濟實力大不如前，還表現為武力的衰弱。王朝賴以維護統治的八旗兵，早已失去清初其祖先時征服全國及此後遠征朔漠時的勇武驃悍，八旗子弟，承平日久，漸趨腐化，以致在嘉慶初的鎮壓白蓮教時，不得不依賴並招募臨時性的地方鄉勇。臨戰之時，領兵之將驅鄉勇於前，畏縮不前的八旗兵置於其後。綠營兵同樣無戰鬥力，平時也很少操練，軍營中惡習成風，酗酒、聚賭、窩娼、吸食鴉片者頗多，軍紀嚴重敗壞。八旗、綠營從官到兵怠惰懶散成風，即使京城也是如此，以致嘉慶十八年（1813）的天理教軍竟然把攻擊的目標直指北京城，而且輕易地打進皇宮。此前還有刺客陳德父子潛入皇宮，直接向嘉慶皇帝行刺。這些都是歷史上的罕見事件。軍隊怠惰腐化，武力衰弱；財政拮据，不見好轉，繼續惡化。龐大帝國，空有軀殼，而毫無生氣，這一切，都被虎視眈眈的西方列強看在眼裡。
嘉慶帝當政時期，又是西方國家主要是英國力圖擴大對華貿易，以獲取巨額利潤的時期，在這一過程中，既有正當貿易，也有不道德手段，如鴉片的輸入。清代自康熙朝起，就有少量的鴉片輸入，當時尚作為藥品，因而清政府把它視為進口商品，徵其額稅。但由於鴉片易於上癮，不少人不斷吸食，進口量也不斷擴大。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輸入量已達四千多箱，約四十多萬斤。鴉片昂貴，不少白銀因此外流，而且吸食鴉片對人的身體、精神都有很大損害，因而引起清政府對這一貿易動向的關注，嘉慶元年（1796），開始禁止鴉片進口，從此，鴉片成為非法商品。這對於唯利是圖的西方鴉片商來說，是個很大打擊，他們不甘心這種儘管是非法的巨額利潤的斷絕，仍暗中向中國偷運。自嘉慶五年（1800）以後，嘉慶帝又多次發布嚴查鴉片進口的禁令，並制定對買食者懲治的條例。應該說，嘉慶帝的這些努力是收到了一些成效的，鴉片輸入量比乾隆後期減少。但只是減少，每年仍不斷有相當數量的鴉片由沿海偷運進入。原因主要在於吏治的腐敗，負責查禁的官員、兵丁，不少人接受外國鴉片商的賄賂而縱容其與內地商人暗中交易，甚至有官員兵丁本身就參與交易，以大獲其利，以致此後不久的道光朝，鴉片在內地嚴重氾濫，對國家財政、兵力及社會造成極大危害，不得不實行更嚴厲的禁煙運動。
英國為擴大對華貿易，曾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時，派遣以馬戛爾尼（Earl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為首的使團來華，向清朝政府提出要求，因涉及中國的領土主權問題，而遭到乾隆帝的斷然回絕與駁斥。事隔二十多年的嘉慶二十一年（1816），英國再派阿美士德（Lord 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1857）為正使的更大的使團來華。對於乾隆年間馬戛爾尼等來華的目的、要求及乾隆帝的態度，嘉慶帝是記得十分清楚的，所以當他得知英國再次派遣阿美士德一行來華，心裡早有成規，因諭令有關官員：只准其使團船隻由天津登岸進京，不准在其他地方著陸；嚴格限制其進京人數；若如上次提出撥與其沿海之地以便其貿易之事，即先行嚴詞駁斥，以絕其妄念；英使覲見及進表等禮儀，應行三跪九叩禮。對於最後一條的禮儀問題，英使並不同意，與清政府的迎接官員一直未取得一致意見，以致在嘉慶帝召見時，還幾次推託，遲遲不進殿，嘉慶帝忍無可忍，下令遣回。此次中英接觸，英方不僅未達目的，而且大失顏面，為其以後變換方式，最終採取武力手段埋下了伏筆。
綜觀嘉慶帝在位的二十五年，為了挽救大清王朝的頹勢，可謂是苦心積慮。他是個勤政的皇帝，可以說是宵衣旰時。這也是其先人幾輩皇帝的勤政傳統，皇室家風的薰陶。他也要求臣下盡心政務，為此多次告誡臣僚。無奈官場疲玩委靡，積習相沿，極難根除，官員怠政之風也不見好轉。他還是個節儉的皇帝，無聲色狗馬之娛，而且以崇儉黜奢自律，嚴禁地方官向他進呈貢物，違者以抗旨論處。其五十歲壽日時，下令民間不許為此陳設戲樂；六十大壽，不准地方督撫等按慣例進呈金珠玉器。他想以此影響官民，去奢靡之風習。而效果甚微。
嘉慶帝也很想有一番作為，因而在親政後，就積極徵求臣下建言。大臣們的建議，有的切中時弊，被他採納，如整頓關稅、鹽務積弊，罷免舉用私人的官員，以及懲處貪官等等。但有的建言，在他看來是無知妄奏，荒唐可笑，甚至還有出於一己之私者，如建議增加俸祿、賞賜兵丁，嘉慶帝認為，提這種建議者，不考慮是否可行，若蒙允准，可以買好於人，如果不採納，豈不歸怨於皇帝。還有的奏請修某處工程，不過是想沾其餘潤。凡此，不外是為了名利。為此，他告誡內外官員，若懷私奏言，便治以妄言之罪。這就讓大臣們感到為難。如果被皇帝理解為是「懷私」上奏，豈不惹禍。嘉慶帝對某些建言的分析不無道理，但如此對待，則無異於對他的廣求建言設置了障礙。而此後對上奏者洪亮吉的嚴厲打擊，則產生了更大的負面影響。洪亮吉，乾隆後期入翰林院，嘉慶初又與修《清高宗實錄》，在嘉慶帝下詔求言後上了一份數千言的言事書，這份言事書不是針對某件事情或某個官員，而是對當時整個朝政的各種弊端和行政不足之處進行分析，由於言辭直切，傷了嘉慶帝的面子，洪亮吉指出，皇上求治之心雖迫切但不得法，用人行政也並未能從根本上改變以前的做法，因而風俗仍日趨卑下、賞罰仍不嚴明，言路似通而未通，吏治也未整肅。尤其是說嘉慶帝近幾個月視朝稍晏，並推測是否在後宮之中有俳優之類親近，蠱惑皇上聖聽。這令嘉慶帝大為惱火，指斥他違背事實，表白自己孜孜圖治，每日召見大臣，披閱章奏，你所說俳優蠱惑有何根據？因命交軍機大臣及刑部會同審問，軍機大臣等擬大不敬之罪處斬，嘉慶帝令從寬免死，發遣伊犁。洪亮吉所說，雖有事實出入、言詞偏激之處，但他畢竟是出以公心，為國家、為皇帝治政著想，如此判處，誰還敢直言諫諍？古代帝王專制時代，皇帝維護其專制與尊威，能容忍臣下對其說三道四者極少，在臣為奴、君為主的清代更是如此。也許是嘉慶帝覺得此事做得有些過分，於次年又將其釋回。但它所造成的影響卻是短時間難以消除的，正如嘉慶帝所說，是「言事者日少」，即使有，也是尋常之事。至於評論君德之事，絕無敢言者。清代是專制皇權極端發展的時代，皇帝的尊嚴容不得他人半點損傷，乾綱獨攬的皇帝也不許臣下有絲毫的專擅行為，事無鉅細，皇帝都要躬自斷制。其造成的後果或者說是政治特色，就是只有專制勤政的皇帝，而很少有作為的大臣，皇帝的行政過失也不能得到及時的匡正，嘉慶帝當政時也是如此（這種狀況在同治以後才有所改變）。他不能從根本上調動大臣的積極性，使他們能充分發揮其才能。他嚴禁大臣專擅，還導致另外的負面影響，官員們推諉、因循，不實心任事乃至怠政，與此不無關係。所以嘉慶帝雖很想扭轉清王朝之中衰，但僅憑其專制皇權的盡力發揮，是不可能做到的。
嘉慶帝還是個保守的皇帝，清朝皇帝的家法有一條重要內容「法祖」，「法祖」的主要原則便是循從祖制。至於嘉慶帝，他認為列祖列宗開國創業，造就王朝盛世，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的治國之法超越往代，自己只應穩守先人大業，按先人之法鞏固基業，祖宗之法不可輕易變更。而實際情況是，大清王朝已從其鼎盛時期衰落，以前為盛世所掩蓋的諸種矛盾和積弊，在此時已明顯暴露，亟宜大力改革，而保守的嘉慶帝恰恰在這最大而且是關鍵的問題上，沒有做出相應的變革。如漕運問題，為了順利運輸漕糧，而花費巨額款項治理河道，嘉慶十五年（1810），試行海運本已提上議事日程，但因兩江總督鐵保提出海運不可行的種種理由，嘉慶帝便不敢冒此風險，且告誡臣下：「利不百不變法」，「唯有謹守前人成法，將河道盡心修治」。以致在其為政時期「無敢言海運者」。而清王朝在咸豐以後，最終還是實行了海運漕糧。再如陋規問題，是貪污賄賂盛行，吏治極端腐敗的根本原因所在，到嘉慶時期已發展到相當嚴重的地步，這也是以前舊制沿襲的結果。清代懲明朝賦稅徵收的三餉加派之弊，自清初起便向全國宣布廢除明代之加派，而且「永不加賦」，這永不加賦便成了清朝皇帝爭取廣大漢族百姓民心的奉行不替的祖制，但為了維持收支平衡，除了在收入上實行捐納制外，在開支上則力行節流，壓低官員薪俸及行政經費，以致官員不得不以各種名目加徵賦稅。開始是加徵「火耗」，雍正時改革，革火耗名目，堵官員加徵之借口，將耗羨歸公，解決官員低薪及辦公經費短缺問題。此後，浮收、勒折又成了新的加徵手段，這種陋規收入數量越來越大，成為官員侵占私肥、打點上司及賄賂的重要來源，嘉慶親政後，有人提出取締陋規，嚴禁浮收勒折，由國家根據實際需要情況定出某些合法徵收的範圍，明碼徵收，以補實際需要之不足。但嘉慶帝礙於「永不加賦」的祖制，根本沒有勇氣這樣做，他認為這陋規乃是「積習相沿，由來已久，只可將來次第整頓，不能概行革除」。雖然他幾次諭令地方官嚴禁浮收、勒折，但實際上這陋規問題根本未能觸動，只有任其延續存在，成為吏治腐敗的痼疾。
對於軍隊腐化戰鬥力的削弱，嘉慶帝也拿不出什麼好辦法。木蘭秋獮，是其祖上家法，除了以它作為維持與蒙古王公聯繫的一種形式，還認為這種做法可以使八旗兵將練武習勞，但八旗兵的日趨腐化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仍然以圍獵來鍛鍊八旗兵將，究竟有多大效果？可是嘉慶帝對此卻恪遵不替，在其六十一歲的嘉慶二十五年（1820）秋天，仍然帶領著滿族王公大臣及八旗兵將們開赴承德圍場行獵，圍獵尚未開始，便病逝於承德避暑山莊。皇次子綿寧按照嘉慶帝生前密立之旨，被立為皇太子，繼皇帝位，是為道光帝。嘉慶帝在位二十五年，可以說是孜孜圖治，做了種種努力，但起色不大，他留給綿寧的，仍是繼續衰敗的大清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