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宗】 道光皇帝 清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1842.09.05），正是處暑時節，儘管立秋已有些日子，但夏日的餘熱尚未褪盡。入夜，絕大多數中國人在度過了平淡、忙碌而稍感燥熱的一天後，正是納涼休憩之時。然而，他們大概做夢也不會想到，紫禁城內的當朝天子旻寧，一位年屆六十的老人，迎來的卻是一個不眠之夜。是日，中英開戰後的城下之盟──《南京條約》傳到了北京。該條約給這位老人帶來的心理創痛實在難以言表。史書記下他當時的反應：
「上退朝後，負手於便殿階上，一日夜未嘗暫息。侍者但聞太息聲，漏下五鼓，上忽頓足長嘆，旋入殿，以硃筆草草書一紙，封緘甚固，……蓋即諭和諸臣畫押訂約之廷諭也。」
翌日，即八月初二日（1842.09.06），中國正式批准《南京條約》。歷時兩年多的鴉片戰爭就此畫上了句號。兩年多的調兵遣將，兩年多的宵衣旰食，換來的卻是屈辱的割地、賠款以及喪權。這又怎麼能不讓這位堂堂「天朝大國」的君主「長太息」乃至「頓足」、「捶心」呢？
一百多年過去了，這場戰爭，這一條約，給道光造成的創痛早已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但是，它們賦予他的無能的聲名和庸碌的形象卻似乎不見褪色地在國人中流傳了一代又一代。
不自覺中，「道光」成了表示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開端的符號，也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知名的皇帝年號之一。然而，在這著名的背後，作為一個君主，作為一個人的真實意味，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卻處在一片茫茫之中。……
一、身世經歷 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1782.09.16）清晨，北京紫禁城內擷芳殿中，一陣忙碌，大清皇室又一位皇孫來到了人世。他便是愛新覺羅‧綿寧，清朝後來的第八代（入關後的第六代）君王──道光。
是時，宇內承平，府庫充盈，國力強大，一派盛世景象。而綿寧更是出生在陽光燦爛之中。他的祖父乃當朝天子，著名的乾隆爺。父親是已被祕密立為皇儲的顒琰，即後來的嘉慶帝。母親喜塔腊氏，顒琰的嫡福晉，即後來的孝淑皇后。雖然三年前，綿寧就已有一個哥哥降世，但僅三月，尚未來得及取名便夭亡了。也就是說，他一出生實際上就具有了皇帝嫡長子的地位，預示著，他天生就比其諸多兄弟擁有更多未來享受九五之尊的機遇。
此後，他的生活可謂無憂無慮、一帆風順，直至登上帝位。六歲（為虛歲，下同）開始從師讀書。十五歲，其父嘉慶帝登基，正式成為皇子。當年，在父親的指定下，娶妻成婚。嘉慶四年四月初十日（1800.05.14），被祕密立為皇儲。這時他不過十九歲。爾後，在並不明確的等待中，他度過了二十一年的儲君生涯。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1820.09.02），嘉慶突然病逝於承德避暑山莊。次日，他順利榮登大寶。這一年，他正年屆不惑。
從此，道光在皇帝的寶座上一坐就是三十年，成為清代列康熙、乾隆之後，執政時間第三長的君王（光緒雖在位三十四年，但親政時間很短）。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02.25），在太平天國這一「山雨」欲來之際，在圓明園撒手人寰。享年六十有九。在清代諸皇帝中，年壽僅次於乾隆，而與康熙並列第二。
二、儲君生涯 由於是已被祕密立為儲君的實際嫡長子，所以，綿寧的出世，無論是對年逾古稀的祖父乾隆還是正當年的父親顒琰，都是一種無比的欣慰和希望。其日後的生活和教育自然也就備受重視。在優越的環境中，他度過了無憂無慮的歡快幼年。按皇家的規矩，自六歲起，綿寧開始入學讀書，先後師從翰林院編修秦承業、檢討萬承風、禮部右侍郎汪廷珍等當代名士宿儒。滿清皇家的課題制度十分嚴格，皇家子弟天不亮就得上書房讀書，而且日日如此。課程內容從經史、書法、詩文到滿語、騎射等，無不包括。綿寧好像也確實是一個乖孩子，他沒有辜負乃祖、乃父厚望，遵規循矩，於習文練武，樣樣用心。早年，「受誦經史，稍長，即於講肄之暇，留意篇章」。今天，我們從他留下的詩文、手跡以及繼位後常常在文華殿的經筵上侃侃而論儒家經典的記載看，他早年的學習訓練應該是嚴格而有成效的。
少年時代的綿寧似乎不僅聰穎好學，而且還頗孔武有力。乾隆五十六年（1791）八月，綿寧隨其祖乾隆至威遜格爾行圍，年僅十齡的他在首次行獵中便大顯身手，引弓放箭，一舉中鹿。令八秩老人乾隆爺大喜，當即頒賜黃馬褂、花翎。還賦詩曰：「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爭先早二齡。」是說他本人十二歲初次隨扈行圍得熊，而綿寧早他兩歲就初獵獲鹿。儘管我們有理由懷疑綿寧是否真正是獲鹿獵手，但從中大概也不難看到，綿寧此時已具有一定騎射技能。而且重要的是，乾隆的龍心大悅，對他未來的政治前途產生非常有利的影響。
1796年（嘉慶元年），乾隆傳位於嘉慶，十五歲的綿寧也由皇孫變成了皇子。當年十一月，綿寧「賜大婚禮」，娶戶部尚書布彥達賚之女鈕祜祿氏為妻，即後來的孝穆成皇后。在婚禮上，乾嘉兩代君王一道光臨祝賀，使其光彩無比。長大成人的綿寧，儀表大方，謙恭有禮，為事謹嚴，全無紈褲習氣，深得兩代帝王之寵愛。自此，「兩朝恩眷，日加隆焉」。四年後，即嘉慶四年四月初十日（1799.05.14），仁宗在親政後不久，即遵建儲家法，親書綿寧之名，緘藏鐍匣。
不過這一切，綿寧當時自是無從知曉。雖然聖眷正隆，但父皇的真正想法，又有誰能完全清楚呢？他是實際的嫡長子，但畢竟還有三位皇弟，不到最後時刻，花落誰家，就一直是一個令人苦心揣度並爭取的謎。好在綿寧儘管少年得志，卻不是那種自矜虛浮的人，他內斂持重，似乎深深懂得，作為一個儲君該擔當的角色，既要表現出對朝政國事的判斷力，又不能表現出對權力的過分熱心。嘉慶之世，各種社會矛盾日漸激化，特別是川陝楚白蓮教大起義，攪得仁宗寢食不寧。但綿寧卻甚少介入。平常的日子，他在父皇賜名的府邸「養正書屋」深居簡出，「日與詩書相砥礪」，最後寫成了《養正書屋詩文全集》。他還手書「至敬、存誠、勤學、改過」四個條幅，掛在屋中。這當然可以理解為修身養性之舉，但其中似乎也不無有意向皇父表露心跡的作秀成分。
當然作為事實上的儲君，綿寧不會只是與詩書作伴。實際上，仁宗為使祖宗基業永固，也不可能不暗自對他著意栽培。除了常常「課以詞翰」，督促其學習外，嘉慶還不忘利用各種機會，進行傳統教育，以便讓其牢記「締造維艱，守成匪意」的道理。另外，還有意讓他直接參與某些重大國務活動，特別是一些象徵性的國務活動。比如，每年祭拜祖宗的大禮，往往讓綿寧隨行；前往高宗裕陵舉行敷土大禮，有時也讓其「恭代」；而郊壇祈年、祈雨的「祈報」，以及有關陵廟的祭祀等活動，更是多由他代行。如果說這些活動還多少缺乏實際鍛煉意義的話，那嘉慶十八年（1813）發生的一突發事件，既實實在在考驗了他的處變能力，又為他添就了絕佳的政治資本。
這一年的八月，綿寧又一次隨父皇秋獮木蘭（今河北圍場）。後因陰雨減圍，奉命先期回京。這一回來，正趕上了一場震驚朝野的大事變。九月十五日（1813.10.08），經過長期策劃，天理教首領林清率領教眾，在宮內太監的接應下，突然向紫禁城發起進攻，史稱「禁門之變」。起事教眾在太監的引導下，分為兩路，由西華門、東華門攻入紫禁城。時綿寧正在上書房讀書，聞訊即命侍者攜鳥槍、腰刀等出門迎敵，並下令看好四門，敦促官兵入內剿捕。這時，攻入西華門的一支，已殺到隆宗門，並正逾牆進入皇城。綿寧立於養心殿階下，以鳥槍連續擊中兩名已經爬上房頂的教眾。其餘教眾見勢挫而退，大內守軍乘機攻剿，終被平定。這一事變，使得綿寧在內廷上下人等心目中威望大增。嘉慶帝在回京途中得到奏報，即封綿寧為智親王，增俸銀一萬二千兩。綿寧並未就此居功自傲，而是上謝恩奏言：「事在倉猝，又無禦賊之人，勢不由己，事後愈思愈恐。」不僅展示了他處變不驚的果勇，也體現了「不矜不伐」的良好政治素養。
自此，綿寧的繼位基本已只是時間問題了。
三、繼承大統 皇帝的繼位歷來是民眾和小說家獵奇和關注的焦點之一。不過，綿寧的登基，實在是一次讓傳奇故事家失望的權力交接。儘管人們還是從史料的記載中找到了若干疑點，但怎麼也想像不出嘉慶有可能想把寶座傳給他人的任何跡象和理由。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十八日（1820.08.26），年逾花甲的仁宗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帶領綿寧和皇四子綿忻以及眾文武大臣前往木蘭舉行秋獮大典。二十四日（1820.09.01），到達避暑山莊。不料嘉慶帝突然發病，療救不及，於翌日晚八時駕崩於山莊煙波致爽殿。據《清宣宗實錄》記載，是日傍晚，嘉慶病情轉劇，遂召集賽沖阿、托津、戴均元等御前、軍機大臣，公啟鐍匣，出示御書，立綿寧為皇太子。嘉慶去世後，綿寧「恭視小斂畢，扈從諸臣遵奉硃筆遺旨，請上即正尊位」。越四日，皇太后鈕祜祿氏的懿旨亦送到了熱河，內稱「但恐倉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諭，而皇次子秉性謙沖，……為此特降懿旨，……馳寄皇次子，即正尊位。」
從以上記載看，綿寧的繼位不僅完全符合正常程序，而且還擁有太后懿旨，具有雙重的合法性。不過，本來事起倉促，而繼位過程卻仍是一循常規，完整無缺，反而令人不得不產生疑惑。首先，按家法，祕密建儲的鐍匣應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嘉慶身體素健，這次出行怎麼會想到將其取下隨身攜帶呢？其次，如果確如實錄所言，嘉慶駕崩前已啟匣立儲，那麼，皇后在得悉嘉慶去世的奏報時也一定會知道綿寧已被立為太子，但實際上，懿旨中卻稱「但恐倉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諭」。兩者豈不矛盾。最後，退一步講，我們認可人們在慌亂之中向皇后漏報了立儲這一細節，也就是說，她並不知曉嘉慶立綿寧為皇太子一事，那她又有什麼理由要「特降懿旨」，讓綿寧「即正尊位」呢？實際上，皇太后特降懿旨這一細節本身就值得人們玩味。
時光不復，這些疑點要予以完全澄清，恐怕不可能了。不過，不管怎樣，人們感到疑問的是綿寧即位的程序，而非其即位本身。而且綜合《清史稿》等書的記載，這些疑點大概還是可以解釋的。當時，「事出倉猝，禧恩以內廷扈從，建議宣宗有定亂勳，當繼位。樞臣托津、戴均元等猶豫，禧恩抗論，眾不能奪。」直到第二天，侍從找到了嘉慶隨身攜帶的祕密建儲的小金匣，群臣遂擁戴綿寧即位。綿寧沒有在皇父賓天前乃至賓天的當天被啟匣擁立，儘管有些不盡完美，但應該不妨礙其繼位的合法性。這些程序上的小毛病，至多不過一個無關宏旨的小插曲。不論是在二十五日，還是二十六日，綿寧終究是順利地繼承了大統，成為了大清王朝入關後的第六代皇帝。
八月二十七日（1820.09.04）黎明，綿寧在太和殿舉行了隆重的即位大典，頒詔天下，改明年為道光元年。此前，為了避諱的需要，他將自己的名字由「綿寧」改為「旻寧」。
四、勤政圖治 旻寧雖然有幸十分順利地登上了大寶，不過，他從父皇手中接過的基業，卻已是一派「四海變秋色」的衰世景象。大清王朝經過近兩百年的運行，至此已積弊叢生。就其大者，除邊患、鴉片（後文再論）外，主要有以下幾端：（一）財政支絀。清代國家的歲入主要由地丁、鹽課、關稅等項組成，其中以地丁為主，數額是基本固定的。由於歲入有常，乾隆朝，雖然發動了「十全武功」，國庫存銀仍持續增加。乾隆五十六年（1790）達八千萬兩。嘉慶繼位後，國庫存銀日趨減少，至道光繼位時，只剩一千多萬兩。（二）武備廢弛。滿清軍隊，曾經是一支能征善戰的隊伍，然而時代的前進非但沒有使其軍力相應增強，反而日漸頹廢。軍隊的編制、武器，一百多年來，並沒有實質的變化，而由於承平日久，社會風氣的改變，軍人的尚武精神日漸消退，軍隊和兵額漸漸成了他們腐化謀利的工具。軍隊平時疏於操練，軍紀敗壞，虛冒兵額、吸食鴉片、酗酒鬧事、窩娼聚賭等等惡習成風。戰鬥力自然嚴重下降。（三）吏治敗壞。官員的貪污腐敗現象，古今中外無不存在，本不足為怪。嚴重的是這時的腐敗往往以陋規、捐納這樣合法或無罪的名義出現，也就是說，腐敗已成為一種體制性的腐敗，成為社會的一種公開的「祕密」。（四）民變頻仍。自十八世紀以來，人口暴增，至嘉慶末達三億五千三百萬，人地關係日趨緊張，同時，其他產業雖有發展，但仍無法滿足快速增長的人口的就業需求，社會就業問題愈益嚴重。以致，社會遊民大增，貧困人口眾多，民變頻仍。（五）鹽、漕諸政弊壞。清代鹽政和漕政是直接關係國家及其正常運轉的大政，朝廷一向十分關注。鹽稅是國家僅次於地丁的重要財源，當時，由於官引滯銷，私鹽氾濫，各鹽商連年虧欠。同時，因大運河河道淤淺，以及辦漕官員貪污中飽，維繫京師糧食供應的漕糧北運亦常常受阻。如此這般，以致有人稱，道光繼承的是「一個荒淫而腐敗的朝廷，一個無秩序而貪污的政府，以及一個被叛亂弄得百孔千瘡的帝國」。
道光繼位時已是近四十歲的中年人，長期的儲君經歷使他不可能不對如此眾多的社會問題有所了解，何況他聰明好學。問題雖然嚴重，甚至可以說已是危機四伏，但道光並不感到洩氣，他是一個有強烈責任心和較大抱負的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力帶給他既有滿足和興奮，但更多的似乎還是責任。他深感祖宗創業不易，祖宗的基業決不能敗落在自己的手裡。即便不能再鑄過去的輝煌，至少也要把祖宗的成規能順利的保留並推行下去。為此，他在即位之初，就親筆書寫「清、慎、勤」三字巨匾掛在寓所，以勉勵自己振刷精神，整頓朝綱，祛除積弊。為了儘快將紛繁複雜的政務清理出一個頭緒來，他幾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政務之中，事無巨細，親自過問，披閱奏准，夜以繼日。即使是節日和素服期間，也要求奏章隨時呈送。他似乎希望首先在群臣中樹立「勤」的模範形象，引導他們亦勤於政事，來開展推行他的一系列改革。
「為政首在得人」這一傳統的為政之道，受過嚴格執政訓練的道光顯然早已諳熟於心。正式登基不到十日，就以嘉慶遺詔有錯為藉口，對權力中樞──軍機處作了重大人事調整。命托津、戴均元退出軍機處，補充曹振鏞、英和等人入值。隨後，接受英和的建議，諭令各省督撫藩司逐一清查賦役徵收中的陋規，「應存者存，應革者革，秉公詳議」。試圖向腐敗的吏治開刀。同時，開放言路，讓臣工積極建言，並要求「指陳弊端，務將如何措施，可以挽回積習之處，切實敷陳，以憑採擇」。不過，道光最初的振作似乎並不順利。其下詔清查陋規，他實際是想學習他的曾祖父雍正火耗歸公的辦法。承認一部分陋規，取消一部分陋規，控制其發展，可謂用心良苦。然不料，上諭一發出，便遭致了朝廷內外的一片反對，湯金釗、汪廷珍、孫玉庭等紛紛上書，要求停止清理。他們認為，這樣做，其一是陋規可能因此而增多，因為承認一部分陋規是合法的，官吏膽子更大，還會「求多於例外」；其二清查會滋擾百姓，攪得百姓不安生；其三明確某些陋規該留，上瀆聖聽，於政權形象不利。實際上，清查如果實行得好，並有其他的澄清吏治措施相配合，應該會取得效果。但道光終於還是在群臣列舉的清查之種種困難面前屈服了，最終決定顧名不顧實，罷免英和軍機大臣職務，下令停止清查。問題自然不會憑空消解，既然英和之計無益民生、有傷國體，那也應該有更好的辦法才是，不過道光似乎想不出來，而只是說了一番空話以自欺欺人：
「各大吏正己率屬，獎廉黜貪，如有苛取病民之事，立加黜革釐正，斯吏治澄清，民生日臻饒裕矣。」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數十上百年的積弊，欲一朝廓清，沒有大智慧和大氣魄，而僅憑勤懇和熱情，難免要碰壁。
最初的挫折並沒有讓道光稍感灰心，這至多不過是由於其新任不熟悉情況而誤聽誤信的一個小插曲而起。他依然信心滿懷地欲通過整飭朝綱，興利除弊，以使日漸敗壞的祖宗基業出現新的氣象。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他感到，社會之所以弊端叢生，根源就在於上下蒙蔽，官吏弄虛作假、虛應故事。所以要根本解決問題，關鍵就在一個「實」字，行實政，辦實事，用「實」人。所以，他在御極的最初幾年中，屢屢在大臣的奏章上寫下「虛心實行」、「實力實心」 和「諸事從實，勿尚虛文」等等之類的批語。希望通過自己以及督促臣下「實心實力任事」來解決種種社會問題。為此，他大力提拔起用了一批奉公求實，辦事認真細緻的官員，比如王鼎、陶澍、林則徐、琦善等。而且，在眾多具體政務處理上，也時時注意體現了行實政之原則。比如，他感於國庫空虛，而官場浪費嚴重，一上臺就著手整飭虛靡，提倡節儉。認為人之衣食，吃飽穿暖就夠了。為率先垂範，他曾穿著打補丁的衣服上朝。多次裁減各地進貢物品。有一次，皇后祝壽，他傳諭「多備些麵條，讓內廷人員吃個飽即可」。對於官場風氣的敗壞，他認識到，捐納的恣意推行是重要原因之一，就於二年（1822）下令，「嗣後現任官員不准加捐職銜，著為例」。又如，他在鹽政、漕政等問題上，針對實際困難，也往往聽取一些切實有效的改革辦法。五年（1825），由於上年洪澤湖溢口，運河河道淺阻，漕糧北運受阻，道光帝果斷聽取英和、琦善、陶澍等人的建言，試行海運。命江蘇巡撫陶澍具體籌辦。六年（1826），蘇省所屬四府一州漕米一百六十三萬餘石順利從上海經海路運抵天津。既省時，又節費。面對鹽課的嚴重虧損，道光也能最終聽取了兩江總督陶澍等人意見，讓其從十年（1830）起，在兩淮鹽業專賣區推行「票鹽法」，於各場設官收稅，無論何人，只須照章繳納稅課，即可領票運鹽販賣。使私鹽現象大為減少，鹽課收入得到保證。
如能上下一心，君臣共同實力辦事，最大限度地減少官場習氣，自能使社會這臺已經嚴重磨損的機器變得潤滑而運轉正常。道光在其執政的前十幾年中，憑著他一以貫之的勤政和銳意求實祛弊，確實取得了一些政效。比較明顯的是，國庫存銀較嘉慶晚年有了較大的增加，從元年到十四年（1821～1834），平均每年有二千七百一十六萬餘兩，差不多增加了一倍。漕政、鹽政的改革一時收效明顯。另外，對黃河、運河等的治理，也取得一些局部成效。國家荒政，在陶澍、林則徐等人盡心推行下，也讓災區民眾多沾實惠。比如，在江蘇，一時出現了「道路傳言，皆謂之清賑」的難得景象。
然而，數千年來形成的官場積習，豈是一個「實」字所能根本剔除的。實際上，在現行的官僚體制中，欲完全實心任事而不尚虛文、虛言搪塞，不僅臣僚，就是他自己也無法做到。執政之初，在有關清查陋規的問題上，他最終不是也只好虛言了事嗎？只要專制君主不無虛驕之心，不能完全克服愛聽好話這一人之常情，又怎麼可能杜絕臣下之阿諛奉承，上下其手，虛應故事，甚至陽奉陰違呢？其實，道光雖然也拔用了一些求實廉能之臣，但其身邊的股肱大臣，如曹振鏞、穆彰阿、潘世恩等人，都是一些「以多磕頭，少說話」為官之道的老成持重、小心謹慎的庸碌之輩。可見，由於體制以及人性等因素，道光一心倡導的「實政」本身就是大有折扣的。更何況，他並不是那種「挽狂瀾於既倒」型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本質上，他是一個謹慎而恪遵祖制的守成之君。一即位，他就宣布：
「規模制度，典冊具存，朕遏敢更易？一守成憲，猶懼不及，何好惡之有？」
在他看來，祖宗傳給這份基業，雖有些老損，但只要實心及時修補，「自然一律整齊」，依舊無可挑剔。猶如一臺有些磨損的機器，只要時時以「實政」為其注入一些潤滑劑，它就可以運轉如初。至於這臺機器本身的設計或運作機制是否存在問題，是他沒有考慮也不敢去想的。所以，一旦實政與「祖制」發生衝突，實政也往往要放在一邊。這典型地反映在他對鹽漕的改革上。道光六年（1826），他讓陶澍等人試辦海運，並不是要為改革做試驗，而是現實面前的不得已之舉。在他的內心，「海運只可暫行，河漕計必久遠」。故明明事實證明海運功著費省，但他仍下令第二年恢復舊規，實行漕運。「票鹽法」雖然收效良好，但畢竟不符祖制，故亦不能大力推廣，終致半途而廢。
五、平定西北 若要清理大清王朝留給我們今天的遺產，首當其衝的大概要算版圖了。時至道光之際，雖已不再有康雍乾時期南征北戰、開疆拓土的盛舉，但在維護邊疆，主要是西北邊疆的穩定與領土完整方面，道光還是取得了值得稱道的業績。
嘉慶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1820.10.06），道光正式登基才三天，新疆天山以南回疆邊亂的烽火就傳到北京。烏什辦事大臣巴哈布奏稱，八月十一日（1820.09.17），回疆卡外的安集延、布魯特人犯邊。但當時道光諸事忙亂，頭緒紛繁，對這一遙遠的邊亂並沒有給予哪怕隻言片語的回應。七天後，即九月初七日（1820.10.13），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斌靜的緊急奏報再一次向道光敲響了警鐘，這時，他才得知，這次回疆邊亂的首領原來是張格爾，他一下子就警覺了起來。
張格爾是曾經割據新疆的和卓後裔，其祖博羅尼都於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在喀什噶爾被清朝所殺，遺有一子薩木克，托庇於浩罕。張格爾係薩木克次子。由於其所在的瑪赫杜米家族曾長期統治天山南麓廣大地區，在政治上、宗教上都有廣泛的影響，故頗得當地穆斯林的支持。他不滿於在浩罕的流亡生活，一直圖謀奪回喀什噶爾，重新統治回疆。浩罕則利用清廷爭取邊境地區安寧的願望，不斷以此為要挾，以獲取在貿易上的某些特權。要求得不到滿足，就放出了一直聲稱要打一場「聖戰」的張格爾，以坐收漁利。同時，張格爾叛亂還與英國殖民主義者活動有關，其隊伍的裝備和訓練都曾得到英國人的幫助。
張格爾的背景似乎讓他隱約地感到一些問題的嚴重性，不過他更放心不下的還是當地官員。他多少知道斌靜並不是位能實心辦事的官員，故而，他的第一反應便是諭令伊犁將軍慶祥帶兵星夜兼程，馳赴喀什噶爾，敉平動亂，並查清起事緣由。其實，這次張格爾率三百餘人的叛亂，不過是一次小小的騷擾。很快就被清軍擊潰。叛亂雖然輕而易舉地平定了，但道光並不想就此罷休，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慶祥追問邊亂的起因，為了不使自己下屬殃及自身，慶祥沒敢將斌靜荒淫無恥、為非作歹的種種劣跡據實陳奏，而是以避重就輕的辦法予以迴護。結果只是將斌靜革職了事。慶祥保護了斌靜，但卻阻礙了道光獲得對回疆已經十分尖銳民族矛盾的清醒認識。
慶祥回伊犁後，接替斌靜的永芹，雖不像其荒淫，但似乎同樣無能。他一味消極防守的策略，使回疆的各種矛盾不僅沒能逐步消解，反而更趨激烈。客觀上也就給了張格爾更多的可乘之機。道光四年（1824）後，他脫離了浩罕的控制，不斷組織布魯特前來騷擾。五年（1825）七月，永芹得到張格爾的消息，便派巴彥巴圖率二百騎兵出卡追捕，不遇。八月，巴彥巴圖在回軍途中，遇布魯特人百餘人，妄開殺戒。結果遭該族二千餘騎士圍攻，全軍覆亡。這一事件不僅使清軍遭受較大損傷，而且更給張格爾提供了擴充實力的藉口和機會。
不斷送達的奏報明顯讓道光感到回疆形勢日趨嚴峻，他終於對永芹亦失去了信心。當年十一月，他褫奪了永芹之職，並命慶祥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長齡任伊犁將軍。不過這一調整顯然來得晚了一些，加之慶祥本身也非能擔當大任的將帥之才，回疆形勢仍在一如既往地惡化下去。六年（1826）六月，張格爾率眾五百餘，由開齊山路突至回城，祭拜其先祖和卓木之墓。官軍以兵剿之，張格爾在眾多白山派信徒的掩護下，突圍而出。張的成功突圍，震動了整個回疆，喀什噶爾附近的回眾，聞風而動，紛紛響應，叛亂迅速蔓延。從六月到八月，張格爾龐大的叛亂隊伍連續攻陷了回疆西四城──喀什噶爾、葉爾羌、英吉沙爾、和闐。慶祥自盡，清朝駐軍亦多被殺。
直到七月中旬，道光才得到回疆叛亂蔓延的戰報。回疆形勢的急轉直下，讓他深感震驚，但震驚之餘，還是表現出作為統帥應有的鎮定，開始迅速果斷地調兵遣將，要給叛亂分子予堅決地打擊。他明白，回疆目前的形勢，斷非尋常措施可以解決，必須採取大行動。於是，任命大學士、伊犁將軍長齡為揚威將軍，陝甘總督楊遇春、山東巡撫武隆阿為參贊大臣，徵調吉林、黑龍江、甘肅、四川及健銳、火器營軍隊出關。在整個平叛戰爭中，道光先後調遣兵力總數達到三萬六千多人。同時，命令河工等其他工程「可停則停，可緩則緩」，以便節省銀兩，用於軍需。要求全國一心，全力平定邊患。戰爭期間，他每天都閱讀大量的戰報，前方的戰事，雖離他萬里之遙，但也不甘坐視，數次根據戰報，向長齡等指示具體的戰爭部署。當然，他也懂得戰事瞬息萬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所以在發出指示的同時，又告知不必拘泥於此，「朕斷不為遙制」。「兩軍對壘，糧草先行」，作為總指揮，軍需問題自然也是其必須著力考慮的。這一點，殷鑑不遠，其父親鎮壓白蓮教起事大量靡費軍餉的教訓似乎還在他的眼前，他是一個生性節儉的人，自不能聽任這樣的情況再次出現。對此，他做了周密地調度籌劃，要求相關人員必須定則例，繪圖說，以備稽核，基本做到了「兵食無虞短絀，帑項不敢虛靡」。
叛軍在攻陷回疆西四城後，繼續向東擴張，向回疆的適中之地，東四城之一阿克蘇發起攻擊。阿克蘇守將長清臨危不懼，勇敢善戰，數敗敵城外，直至大隊援軍趕赴。阿克蘇保衛戰的勝利既阻止叛軍的進一步蔓延，又為清軍的戰略反攻贏得了時間和戰略要地。與此同時，張格爾一開始享受勝利果實，裂土稱王，自稱「賽亦德‧張格爾‧蘇丹」。他橫徵暴斂，搶掠殺戮，很快激起當地居民的不滿。他的部隊雖然人數眾多，但多為臨時湊集，缺乏組織和訓練。當清軍為收復失地而發動進攻時，張格爾的軍隊節節潰退。清軍繼八月在渾巴什河擊敗企圖進犯阿克蘇的叛軍後，十月，又在阿克蘇以西的柯爾坪大敗叛軍，打通了西進的道路。翌年二月，清軍全線出擊，長驅直入，七戰七捷，於三月初收復了喀城，並次第收復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三城。但叛亂頭領張格爾卻一次又一次地漏網脫逃。
道光此次全力遣兵平叛，不僅是要收復失地，而且要務必擒獲「逆酋」，以期「畢其功於一役」。張格爾的一次次脫逃，自然令其憤懣不已，甚至盛怒。他屢屢諭言：「實深痛恨，殊失朕望。」「該將軍等屢承諄諭，將來何顏見朕！」道光的嚴旨切責，自然讓長齡等不敢怠慢，但回疆地形複雜，而且時有信徒迴護，抓捕又談何容易。在此後的四五個月中，數萬大軍四處捕風捉影，結果仍是一無所獲。大軍在外，必然要靡費軍餉，「逆酋」未獲，固然心有不甘，然大把花錢卻徒勞無功，又實在讓他心疼不已。不得已，從八月起，他不得不開始考慮撤兵班師了。命僅留八千人馬，歸新任參贊楊芳統轄，駐守喀什噶爾。然而，正當道光日漸失望之際，長齡、楊芳卻設計將張格爾擒獲。清軍班師的命令開始執行後，長、楊二人便派人散布喀城城防空虛、破城易如反掌的傳言，張格爾信以為真，再次犯邊，當他得知上當，急忙撤兵，為時已晚。清軍追擊數日，於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28.02.13）將張格爾捕獲。次年正月二十二日（1828.03.07），紅旗捷報一路風馳電掣，傳至京師，令道光喜出望外，開始大舉封賞。五月，張格爾被解送京師，處以寸磔。
至此，一場關係江山大業的大戰總算功德圓滿地結束了。雖然對手不過是一群缺乏軍事訓練的烏合之眾，而朝廷卻為此動用了近四萬軍隊，花費了一千多萬兩銀子，但仗畢竟是打贏了。道光似乎已欣慰地感到，他已完成了一件功在千秋的雄偉大業。所以在八年（1828）九月，於即位後第一次來到盛京，祭拜祖陵，以此告慰長眠於地下的祖先英靈，並欲藉此表明自己並不是個庸碌無為的「敗家子」。
六、嚴禁鴉片 當道光還在享受勝利的喜悅之時，一個更為嚴峻而棘手的問題──鴉片氾濫、白銀外流，已悄然地擺到了他的面前，並在此後的歲月中，像夢魘一樣纏繞著他。
由於鴉片貿易利潤高（達500％以上），且需要量會不斷增加，十八世紀中期以後，逐漸成了西方殖民者減少貿易「逆差」，打開中國市場，獲得高額回報的有力武器。鴉片開始被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乾隆中期每年的輸入量大約在一千箱（每箱約一百或一百二十斤）左右，十九世紀最初的二十年中，平均每年輸入的鴉片為四千餘箱，到嘉慶末，已增至五千箱以上。
由於鴉片對人體有明顯的危害性，而且鴉片的大量輸入還使中國對外貿易進口大增，出口相對萎縮，白銀外流，銀價上漲。所以，朝廷一直對鴉片的輸入和吸食持禁止的政策。至遲在雍正七年（1730）已頒布明確的禁令。嘉慶時，由於輸入量大增，仁宗亦曾多次諭令禁止，但並沒有給予特別的關注。道光對鴉片的危害，早在其繼位前，已有所認識，只不過當時他考慮更多的還是煙毒對「風俗人心」的破壞。繼位後不久，就於元年，重申了有關鴉片的禁令。並以實際行動懲治了徇隱夾帶鴉片的洋商伍敦元等人。三年，又制訂了《失察鴉片煙懲處條例》，開始嚴厲懲處對鴉片輸入查禁不力的官員。
如果一切正常，道光大概還會繼續出臺一系列的措施來禁止日漸氾濫的鴉片輸入。然而在此後的時間裡，先是東南發生特大水災，接著江蘇洪澤湖漫口，漕運阻塞。漕運的危機尚未結束，西北邊陲叛亂又起。這一切，使他再難有精力來對付至少暫時還不至於「火燒眉毛」的鴉片。一晃五、六年過去，當暫時不再有邊患等緊急事務纏身，可以回頭看看他禁止鴉片的效果時，道光卻痛心的發現，鴉片走私不僅沒有收斂，輸入量反而急劇飆升。至十年（1830），已達近兩萬箱。而且這一可怕「魔鬼」似乎不僅關乎「風俗人心」，更重要的還是由此造成的白銀外流將直接對國庫盈虛這樣的國家大計產生影響。他開始感到，若再聽任這種狀況發展下去，後果可能不堪設想。於是，他連續發布了申飭嚴格執行舊有禁煙條令的上諭，並頒定一系列新的章程。九年（1829）七月，頒定《嚴禁官銀出洋及私貨入口章程》。十年十二月（1831.01），定《嚴禁內地種賣鴉片章程》。十一年（1831）四月，諭准李鴻賓等頒定《防範來粵夷人章程》。六月，定《買食鴉片懲處例》。十月，懲處吸食鴉片之掌儀司太監張進幅等八人。十二年（1832）八月，諭令嚴禁各省兵丁吸食鴉片。十三年（1833）五月，定《紋銀出洋禁例》。除了繼續嚴令廣州口岸嚴防鴉片走私、紋銀出洋外，開始將查禁鴉片的區域由東南沿海擴展到全國，由嚴禁走私延伸到禁止種植，懲處對象也由走私、販賣者推及某些特殊的吸食者，如太監、兵丁等。他寄希望於地方上各督撫、道府、州縣以及各級將士員弁能振刷精神，上下同心協力，遏制住鴉片這股濁流的氾濫。當然，多年的禁而不止，亦使他不可能不對禁煙的困難有所了解。巨大的利潤、吏治的敗壞以及夷商的奸詐都讓他感到，事情恐怕很難順利展開。不過，他還是設想，如此的嚴旨切責，如此嚴密的法律規章，即便各級官員難免有因循玩忽之處，也總不至於一無成效，至少也能有所遏制吧。
然而，事情偏偏比他最壞的打算還要糟糕。他實在無法想像，如此嚴密的法令，一到具體實施中怎會全都成了一紙具文？雖然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會有禁煙取得成效的奏報奉達，諸如某地查獲鴉片多少，某地處置煙犯若干，等等。但白銀的外流一仍其舊，銀價也依然日復一日的在上漲。嚴防鴉片走私的成果究竟又體現在哪裡呢？他不能不懷疑。事實上，十五年（1835）鴉片輸入量已達到了空前的三萬餘箱。堂堂我「天朝大國」，居然對付不了小小的鴉片，不僅令他失望甚至憤恨。當然，客觀地說，鴉片的愈禁愈多，並不能說明當時的禁煙令全無實效，試想，若沒有這些禁令，其勢必更加氾濫。實際上，鴉片禁令難以奏效的根源，除了道光主持的這臺官僚機器運轉已有些失靈外，還在於內有對鴉片的巨大需求，外有英國為首的西方殖民者的傾力支持。不過，這一切，只是我們今天事後的考量，習慣於以自我為中心的天朝君主道光及其臣子們，依然一貫地完全視其為內政，數萬里之外的化外之邦一群「夷商」的因素是不可能，至少是暫時不可能援入他們考慮之內的。
各級官員的虛言塞責，鴉片的愈禁愈濫，白銀的持續外流，以及各地民眾此起彼伏的叛亂，所有這些攪得道光心煩意亂，漸漸地，他開始對禁煙事務感到有些厭煩了，對怎樣徹底根絕鴉片似乎一時也茫然起來。他甚至一度想，只要不直接關礙白銀外流這樣的國家大計，鴉片也就暫時放在一邊吧。故而，他一次在廣東方面的奏摺上批示道：
「當今要務，無論申禁弛禁，總以杜絕紋銀出洋為第一要義。」
不知是特別善於捕捉皇帝的情緒變化，還是特別敢秉筆執言，就在道光迷惘之際，曾任廣東按察使的大理寺少卿許乃濟一本《鴉片例禁愈嚴流弊愈大亟請變通辦理》的奏章擺到他的面前。在該奏摺中，許乃濟奏請變通鴉片煙禁，准其以貨易貨，照章納稅，並寬栽種之禁。這樣，不但可以增加歲入，而且長遠來看，還可以使「土煙」最終取代「洋煙」，遏制住紋銀出洋。這一著名的被今人痛加譴責的弛禁奏議，其實大多是承認現實並力求解決問題的務實之論。它似乎隱隱約約讓道光感到了另外一種解決問題的希望，不過，這畢竟關係到道德民心這樣的「國本」問題，他一時還不知道也不敢輕易表態，只是讓廣東的官員妥議具奏。
許乃濟的弛禁主張，雖很快得到了廣東方面的認同，但卻激起了眾多秉持正統觀念官員的強力反彈，朱嶟、許球等隨即上奏嚴辭駁斥。然廣東方面對他們的駁斥亦不以為然，辯稱：「建言者倡論於局外，故抵掌較易敷陳；當時者肩任於局中，則措手宜有分寸。」這些，讓道光還是無法拿定主意。此後，爭論仍在繼續，鴉片走私和紋銀外流也依然故我。這時，一個更嚴厲的禁煙主張被提了出來。十八年（1838）閏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遞上了《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摺》，提出，既然嚴禁海口不能取效，乾脆就改變策略，將目標對準吸食鴉片癮君子。面對百年來最嚴厲的禁煙主張，道光內心似乎又重新燃起禁絕鴉片的希望。但他並沒有急於表態，而是下發給他的封疆大吏，讓他們「妥議章程，迅速具奏」。二十九份奏摺很快陸續奏聞，雖然只有八人同意或基本同意黃爵滋重治吸食的主張，但沒有人反對嚴禁，只不過堅持嚴禁海口和重治興販而已。道光心理的天平似乎正在向嚴禁傾斜。此時，恰好發生了兩件事。一是九月初八日（1838.10.25），道光得悉，兩位皇室成員：莊親王奕◎、鎮國公溥喜竟然赴寺廟吸食鴉片；二是二十二日（1838.11.08），琦善奏報，其在京師的門戶天津拿獲鴉片十三萬餘兩。這些都讓道光深感震動和憤怒。第二天，即諭令林則徐來京陛見。
林則徐實心任事，認真廉明，早為道光注意。而且他在奏摺中也表達了自己對鴉片危害的深層憂慮和禁絕鴉片的堅定信心。這一切，都讓道光對他寄予極大的希望。十一月初十日（1838.12.26），林抵達北京。此後的八天中，道光連續八次召見。十五日（1838.12.31），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禁已被道光視為「中國第一大患」的鴉片，同時還被賦予了節制廣東水師的權力。道光希望通過此舉，「種種弊竇」，「淨絕根株」。
事實證明，道光委林則徐以重任，確是知人善任之舉。十九年（1839）正月，林到達廣州後，就以其雷厲風行、廉潔奉公，一掃往日官場之積習，通過精心細密的籌劃，最終迫使夷商交出鴉片二萬零二百八十餘箱，並在四、五月間，完成了虎門銷煙的壯舉。這不禁讓道光感到無限欣喜。隨後，紛至沓來的有關繳獲煙土煙具、拿獲煙犯和吸食者的奏報。更使道光開始樂觀地預計，纏繞他十多年的鴉片問題不久就可以徹底的解決了。他終於可以長舒一口氣了。
然而，萬萬沒有想到，這不過是黑暗前的霞光一閃，一場更大的災難實際已即將不期而至。
七、東南重挫 儘管道光及其臣子將禁煙完全視為「內政」，而很少去考慮嚴厲的禁煙可能遭致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干涉。不過，顯然，無視並不等於不存在。很快他們就為這一忽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大量的西方商人不遠萬里，紛紛東來，無非是為了搶佔市場，獲取利潤。本來，英國等殖民國家對中國的閉關鎖國就大為不滿。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更加廣闊的資本和產品市場。號稱「日不落帝國」的大英帝國又怎麼能容忍自己無緣染指中國這樣龐大的市場呢？其之所以支持罪惡的鴉片貿易，根本上就是希望藉此打開中國的國門。現在，中國不僅不開放市場，實行平等外交，而且還公然沒收並銷毀本國商人的商品──鴉片，甚至斷絕貿易，這豈是英國殖民者所能容忍的？所以，正當中國君臣為自己禁煙取得成效而歡欣鼓舞之時，遠在歐洲的英國已悄悄地做好了武裝侵華的戰爭準備。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一支以懿律（Admiral George Elliot, 1784-1863）為最高統帥的「侵華遠征軍」在中國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驟然駛抵中國的廣東洋面。
這個國力強大，裝備精良，戰法先進的敵人，在道光的眼裡不過是一個遠隔重洋的化外蠻夷之邦。秉承數千年來逐漸形成的以天朝為中心，以朝貢關係為主軸這一外交觀念的道光皇帝，自然不可能有今天的國際意識。在他的眼裡，對付夷人，不外乎羈縻、剿、撫等幾種手段，而無論剿還是撫最終不過就是要實現羈縻。剿固然可以揚我天朝國威，但畢竟要靡費軍餉。故而，通過西北的戰事和同浩罕打交道的經歷，他對對外交涉形成一套自認無懈可擊的原則立場，那就是：「天朝體制，斷不可失；外夷釁端，斷不可啟。」於是，當林則徐離京前往廣州禁煙時，他便諄諄告誡：鴉片務須杜絕，邊釁決不可開。儘管事實上，這兩者絕不可能同時實現。
雖然廣州地方當局和道光都對英國的蓄意侵華缺乏認識，不過，戰爭正式爆發前，中英之間小規模的武裝衝突已經發生數次。在這些衝突中，英方由於兵力不足以及戰爭準備尚未完成，並沒佔到便宜。不過這些互有得失的衝突，到了道光面前，卻全都成了清軍的大獲全勝。這些並不真實的情報都使道光對自己能夠應付並不馴服的外夷的騷亂充滿信心。
五月二十九日（1840.06.28），英艦封鎖珠江口，鴉片戰爭正式爆發。之後，英軍按預訂計劃離粵北上，六月初，到達浙江舟山洋面。初七日（1840.07.05），攻佔了全然缺乏防備的定海縣城。半個月後，消息傳到京城。道光震怒之餘，仍自信地宣稱，「此等醜類」，「不難即時撲滅」。不過，他對林則徐等人的態度卻明顯發生了變化，開始責怪他，鴉片並未杜絕，邊釁卻已開啟，實在有負自己對他的信任和期待。七月，英艦繼續北上抵達天津大沽口外。十六日（1840.08.13），道光接到琦善傳來的《巴麥尊子爵致中國欽命宰相書》，「詳加披閱」，似乎只對其中英人要求「昭雪伸冤」這一內容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查辦林則徐、鄧廷楨兩人，就可以安撫「夷人」，從而消除戰亂。於是，他便詔琦善轉告英人，允重治林則徐罪，並派遣欽差大臣赴粵查辦。琦善也使出招數，力勸英軍退出大沽，易地商談申冤之事。當英夷平靜地起碇南下後，道光不禁為自己外交上勝利而沾沾自喜，遂開始懲治林、鄧，並派琦善為欽差大臣，赴廣州查辦事件。
然而，勝利並沒有真的到來，十一月，當欽差大臣琦善躊躇滿志地來到廣東後，馬上發現，事情絕非如他想像那樣簡單。英人的要求遠遠地超出他的想像，但他還是投入地與英國全權公使義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 1801-1875）進行了一系列談判。當他將談判中夷情極不恭順，動以開戰相威脅等情形奏聞後，道光馬上又重新拾起「剿」的一手，認為對付外夷，必須恩威並重，夷情既不恭順，則須示以兵威。於是便一再諭令琦善加強防備。但琦善為了完成「羈縻」的任務，卻抗旨不遵，仍一心談判，並節節退讓。然而這些離英人的要求仍然十分遙遠。十二月十五日（1841.01.07），為迫使琦善進一步就範，英軍突然對虎門的大角、沙角炮臺發起攻擊，並佔領之。在慌亂之中，琦善無奈答應賠款六百萬元，並奏請割讓香港島。當這一消息傳到北京，道光又一次憤怒了，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41.01.27），道光下詔對英宣戰。初八日（1841.01.30），諭令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馳赴廣東督辦軍務。二月初六日（1841.02.26），道光接到了廣東巡撫怡良揭發琦善私割香港的奏報，不禁憤懣異常，立即命令將其革職逮問，解送京師。
同一日，英軍再次對虎門炮臺發動攻擊，關天培等將士殉難。不過對此，道光感到既已調集大軍以及楊芳等平叛驍將開赴廣東，英夷的猖狂必定是暫時的，一旦大軍就位，相信不善陸戰的英夷亦不難手到擒來，至少也能以勝利滅其囂張氣焰。所以，自大軍雲集廣東後，他每天都在焦急地「佇候捷音」。四月初一日（1841.05.21），奕山等開始對英軍發起攻擊，但很快便一敗塗地，最終不得不簽訂《廣州和約》。不過，十八日（1841.06.07）以後，道光卻真的收到了一份份諱敗為勝佳音捷報。其實，只要細心閱讀，奏報中的種種虛飾並不難以揭穿。但強烈的以勝利來洗刷英夷給自己帶來的恥辱的意願，使他竟然相信了奕山等人的彌天大謊。不僅以獎代罰，還很快下令沿海各省酌量撤防，以節省軍費。
近一年的對英作戰，儘管讓道光一再感到挫折，但畢竟大節無虧，自己天朝的臉面似乎還算掛得住。當他以為暫時可以鬆口氣之時，英國卻並不滿足，正在醞釀擴大侵華戰爭。當然道光不是得過且過的昏君，戰事雖然暫時平息，他仍諭令沿海各省加緊防務，以防犬狼之性的英夷捲土重來。果然，七月初十日（1841.08.26），英艦再次對廈門發動攻擊，新一輪的戰爭開始了。戰火隨即又燒到了浙江。負責浙江防務的裕謙雖然氣節令人敬畏，但結果卻是定海、鎮海和寧波三地相繼失守。這無疑是道光無法接受的，他不得不再一次打起精神，調集大軍，與英夷肆力一拚。九月初，又一次任命自家人奕經為揚威將軍，赴浙督辦軍務。並諭令告示天下，全民同仇敵愾，共同殺敵。經過幾個月的戰事準備，二十二年（1842）二月，奕經終於對英軍發動反攻，但結果還是一觸即潰。
種種事實漸漸讓道光感到此夷非彼夷，真的不好對付，不過，他顯然不能也不願承認天朝的無能，戰不利，降不能。面對如此窘局，道光自己亦開始感到不知所措了。他雖然仍不時指示其手下「痛加征剿」，不過連他自己都知道這樣的諭旨恐怕並無實際的效用。這時，浙江巡撫劉韻珂一份「十可慮」的奏摺令他再次陷入沉思。對於桀驁不遜的英夷，示以兵威，痛加征剿，固然大快人心，但不僅事實上難以實現，而且還反而使自己屢受恥辱；「撫」雖不夠理想，但畢竟可以解決眼前的窘迫。於是他開始起用主撫的官員耆英、伊里布赴江浙辦理夷務。不過他仍沒有痛下決心，還在觀望，企盼戰勝英夷的奇蹟出現，哪怕小小的勝利，至少也可以壓低夷人的要價。但奇蹟終究是沒有出現，戰火從浙江蔓延到了江蘇，儘管清軍也出現了陳化成、海齡等誓死抵抗的將士，但戰事的失利仍一如既往。乍浦、吳淞、鎮江，英軍一路高奏凱歌，直抵江南的腹心──南京。形勢已不容道光遲疑，他不得不授權耆英、伊里布同英方簽訂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條約》。
之後，本文開頭那一幕發生了……
八、心力交瘁 戰爭終於結束了，一次次的努力，換來的卻是一次次的蒙受羞辱，道光久久地沉浸在鬱悶之中。他不能不想起十多年前西北那場令他振奮的戰爭，那時，他執政未久，正是年富力強、意氣風發之時，戰爭的全勝讓他感到自己將會青史留名，因此激勵自己要進一步勤政愛民，以使正在衰微的祖宗基業能在自己的手中得到光大。然而，這一切，似乎不過是一場夢而已。現在，他不再有心思啟程去祖陵祭告祖先英靈，也不知如何開口。他明顯地感到自己老了。這一年，他已年過花甲。失敗和痛苦對一個銳意進取的年輕人來說，或許是一筆財富，但對一個歲月無多的老人來說，除了加速他的衰老，又還能是什麼呢？
還在戰爭即將結束前，道光就諭令東南沿海省分製造戰船。九月，奕山奏報廣東仿造西式戰艦一艘，並提議停造舊式師船，經費改用於建造西式戰艦。道光帝頗為欣賞，命奕山將圖樣交閩、浙、蘇三省官員參考。然造西式戰艦有材料、技術諸難，更有經費之艱，各地官員假詞推託，他便不再追問。十月，祁【土貢】因仿造火輪船，提議從澳門雇覓「夷匠」。道光立即嚴辭阻止，寧可不要火輪船，也不能讓這些危險的「夷匠」入境。二十三年（1843）七月，耆英進呈新式擊發槍，道光帝愛不釋手，視為絕頂奇妙之品，但卻不願仿造，認為此「必成望洋之嘆」。同時，他也曾下令各省修築海防工事、擬訂防務章程，但因未有軍事學上的檢討，各地竟然舊樣複製，全無改進。本來戰敗的事實，最易使人從器物著眼，進行革新，可就這一步都邁不出去，又遑論其他?!
當然，道光是一個嚴謹、力圖守成的君主，他沒有因此自暴自棄，儘管缺乏維新的欲望和能力，但依然嚴格要求自己務必處理好眼前的政務。所以，他依然克勤克儉，依然披肝瀝膽，儘可能地調動各種人力、物力資源去應對不時出現的民眾叛亂、民族衝突、江河漫口、地方賑濟等等社會問題以及外夷的種種善後事宜。然而，精力卻難遂人願，每每出現的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感受，使他也只能關注和追求眼下的平靜，至於平靜水面下面的湍湍暗流以及長遠的影響，就再難有餘力去細究了。
在此後的時間裡，道光似乎一直以一種平靜而有些鬱悶的心情費力地維繫著天朝這臺嚴重磨損機器的正常運轉。讓他頭疼不已又無可奈何的夷務全權交給了耆英等他信任的大臣去處置，只要不再啟邊釁，對外夷諸如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之類無礙天朝體制的要求，盡可「俯順夷情」。然而，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二十八年（1848），廣東的大員徐廣縉、葉名琛居然領導廣州民眾，取得了反英人入城鬥爭的勝利。他不禁欣喜萬分，對他們說：「如此棘手之事，卿等不動聲色，使彼自屈，較之軍功，尤堪嘉尚。」他似乎突然感到，困擾他多年的制夷的新方法這下終於找到了。那就是：「聯官民為一氣，民心日固，斯夷情益服。」儘管這其實亦不過是一廂情願的幻想，但有幸在他執政的最後一兩年中，夷務尚無大的紕漏，使他最終可以帶著一份希望離開人世。
九、再鑄遺恨 與幾乎所有的皇帝一樣，道光有一個龐大的家庭，他共有妻妾二十人，前後冊立為后的有鈕祜祿氏孝穆皇后、佟佳氏孝慎皇后、鈕祜祿氏孝全皇后和博爾濟吉特氏孝靜皇后。育有九男十女。長子奕諱深得他的喜愛，但在二十四歲那年病故，次子奕綱和三子奕繼均早年夭亡。餘下四子奕?、五子奕?、六子奕訢、七子奕?等均長大成人。十個女兒中，只有五個長大成人，但也只有一人活到三十四歲，餘皆在二十多歲時去世。
道光漸漸的老了，他不能不開始考慮身後之事──立儲。當時在世的皇子共有六人，但皇七、八、九子尚為孩童，不必考慮，剩下的三位年齡適當，不過皇五子奕?向不為其所喜歡，也不在考慮之列，剩下的只有四子奕?、六子奕訢了。雖然就聰明才智和胸懷膽識言，奕訢要略勝一籌，不過奕?年齡稍長，而且在道光眼裡，其仁孝愛人之心甚篤。兩人各有所長，如何抉擇，曾令道光長期猶豫難決。但最終他還是選擇了相對更符合他的性情要求的奕?。二十六年（1846）的立秋，他在矛盾中寫下了「御書」： 「皇四子奕?立為皇太子」、「封皇六子奕訢為親王」。然而，後來的一切證明，這又是一個巨大錯誤，奕?才識平平，少謀無斷，難當危局，而不多的理事機會就顯示出奕訢具有處理危局的能力和洞觀世變的遠見。如果沒有這一遺恨，中國日後的歷史必將會是另一番樣子。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1850.01.23），嘉慶皇帝的遺孀孝和皇后鈕祜祿氏去世。道光帝十五歲時生母病故，故對這位繼母十分尊敬，她的去世，給道光帝的精神打擊頗大。在料理皇太后的喪事之後，他終於病倒了。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02.25），病勢加重，遂召集大臣宣示「御書」，隨即死於他的寢宮圓明園慎德堂。四月上進號，廟號宣宗，咸豐二年（1852）二月，葬慕陵。
十、結語 三十年的時光，在人類的歷程中，不過是彈指一揮間，但對於一位執政者來說，應該不算短了，歷史上多少偉大的革故鼎新，都足可以在如此的時段裡完成。三十年前，正當盛年的道光登上了大寶，儘管他接手的江山早已失去往日的盛世氣象，但他並不感到有任何的氣餒，早年嚴格的學習、訓練及其所處的地位使他堅信，一個有為的君主應該能保守好祖宗遺下的基業，且促使其光大，這也是他所期許的。執政之初，他曾不無豪情地以唐宗宋祖相砥礪，希望以自己的勤奮、求實使自己掌控的這臺多少有些毛病的機器變得潤滑而運轉自如。三十年來，他克勤克儉，朝綱獨斷，事必躬親，兢兢業業的對待自己的每一項職責，就是到了晚年，也沒有因為年事已高而疏於政務或貪圖享受。無論怎麼說，我們都實在無法也不忍心把他歸入「壞皇帝」之列。
然而，三十年的苦心經營，換來的卻是「落花流水春去也」。積弊依然是積弊，問題仍然是問題，國庫空虛、武備廢弛、吏治敗壞、鴉片氾濫、鹽漕弊壞、江河漫溢，如此等等，不僅未能一舉廓清，反而還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還空前地慘遭外夷凌辱。他繼位時，府庫尚有一千餘萬兩國帑，而當他去世時，留給他兒子的卻只有區區一個零頭──一百八十七萬兩。他走了，一了百了地走了，但留給其子孫的卻是更多的災難、更大痛苦。如此，我們又怎能不說他是一個「敗家子」呢？
對於如此的矛盾，今人往往將其歸咎於時代的局限、傳統的封建專制制度乃至中國傳統文化本身。然而現實已多次表明，政體和文化對一個國家的富強未必一定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即使我們承認其重要，作為一個專制君主，也還存在較大的可以作為的空間。如果道光能像他的祖輩們和其他一些名君一樣，具有洞觀事變的遠見卓識、雷厲風行的果敢氣魄以及力挽狂瀾的超人智慧與英雄氣概，如果他能英明果斷地將皇位傳給奕訢而非奕?，中國近代的歷史當不至如此備受欺凌！人自是不能脫離時代而存在的，但遺憾的是，處於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中道光皇帝卻遠不是一個「時代驕子」。
道光的銳意求實和恪遵祖制，儘管有些矛盾，也難貫徹到底，幾無可能從根本上扭轉整個社會的頹敗之勢，但畢竟也小有政績。如果他仍處於其祖先的傳統境地中，就憑其平定西北之功，也算是個不錯的君王。然而，他卻偏偏處於歷史大變局之中，他美好的願望，他殫精竭慮的努力，最終都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面前化為了泡影。
這是他個人的悲劇，抑或時代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