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國抗戰決策論〉第四節「雙重外交」
雙重外交
第五次圍剿的勝利，使蔣介石的威望和權力升到新的高峰。以追剿紅軍為名，蔣氏得遂行其統一全國的主要目標，其嫡系中央軍追趕紅軍，長驅直入湖南、貴州、四川──這些省分是以前從來進不去的。南京中央掌握了西南，使得蔣對持久抗戰的後顧之憂大為減少。
日本對蔣氏在華南的勝利，非常吃驚，於是一九三五年初日軍在華北的侵略乃變本加厲，其目標是使南京政府勢力完全撤出華北。雖然南京的地位已較前大增，但蔣還是留在幕後，避不就對日交涉表示態度。在汪精衛主持下，對日再作巨大讓步，於一九三五年六月簽訂《何梅協定》。按照協定，中央政府各機關、國民黨黨部、中央軍部隊都奉命退出華北。蔣顯然欲再爭取時間，完成其對紅軍的最後一擊。
日本之簽訂《何梅協定》，提出苛刻要求，顯然是一項戰略上的估計錯誤。日本似乎認為，把南京的勢力從華北剷除之後，即可誘使華北地方政府脫離中央而獨立。結果證明僅是一廂情願。南京的公開勢力雖然撤出華北，但中央在華南的勝利卻增強了它在華北的威望，足以警告心存不服的地方領袖注意中央的能力和決心，知所畏懼。不僅如此，南京竟在此時?服西北軍老長官的馮玉祥擁護中央，加入國民政府。當時西北軍實際上已經歸華北的宋哲元領導，但老長官馮與中央的合作，有助於提高中央政府在北方的威望。日本人雖然說服地方領袖參加「自治運動」，但是發現，宋哲元和他部下的愛國精神決不亞於南京。他們決心保衛中國主權。日本人若非再用武力施壓，宋決不會就範。
就日本而言，《何梅協定》是蠶食華北所獲得的又一個勝利，但不料給了蔣氏最重要的時間。自南京觀之，結果並不如事先擔心的那麼嚴重。
像上一次的《塘沽協定》一樣，《何梅協定》使南京又獲得兩年的時間來推動真正的國家統一。紅軍似乎被削弱到只不過是一小群地方性的土匪。而同時，由於德、日兩方的威脅，蘇聯與第三國際之對華政策，已經從仇蔣迅速改為聯蔣抗日。於是中國共產黨對南京的態度也跟著改變。在一九三五年下半年的短短數月之間，中共對蔣態度連續三變：從「倒蔣抗日」到「聯蔣抗日」，再轉到「擁蔣抗日」。共產黨對蔣介石的態度之突變，引起以西南兩廣軍閥為首的所有各地方軍閥的政策和態度也相應轉變。如此逐漸發展的結果，蔣氏乃被視為在可能對日全面抵抗時不可或缺之國家領袖矣。
蔣對地方施以巨大的軍事壓力，當時深得知識分子和一般輿論之擁護。各省地方政權發現，對南京之抗拒，無論動文動武，和平解決或是公開叛變，除以日本問題為藉口外，更無他途可循。
日本問題也同樣為蔣氏所善加運用。日人步步進逼，有利於蔣在國內政治地位之提升。但他繼續保持一種聰明的模糊態度，同時進行一種雙重的對日外交。一方面仍然放手讓汪派去對付日本，以為緩衝──例如簽訂《何梅協定》──而蔣自己仍在幕後。另一方面，他熟練地操縱全國的反日情緒，引為己用，到一九三五年末已將抗日浪潮演變成了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他把政學系的作用降到次等地位，容忍甚至鼓勵他激進的部下，主要是藍衣社，從政敵手中奪得了愛國運動的領導權。不但如此，南京中央的軍事、政治、經濟方面的抗日準備，都是按照不免要跟日本一戰的計畫進行，頗使南京提高了威望，亦使日方加緊其侵略，務期於蔣氏羽毛未豐之前，給予毀滅性打擊，使華北五省成為東北第二。
在此絕境邊緣，汪派對日猶存幻想，思與日方磋商中日航空協定，並嘗試擬訂與日本的永久解決的方案。但汪精衛不久便感受到他的自由處置權越來越受到約束。他的和日作風招致反對，迫使他於一九三五年秋去青島「養痾」。改組派人物乃威脅要總辭行政院工作，於是，年底南京爆發政治危機。然而此危機令蔣介石的聲望更加上升，使他顯得無論言和、言戰都是不可或缺的領袖，而汪精衛越來越變成替罪羔羊。
汪精衛主持行政院數年，致力延緩日本的南下侵略，使南京獲得必要的時間加強其在國內的政治地位，功固不可沒，但在全國一片抗日浪潮中，汪和汪系人馬成為眾矢之的。主戰派幾乎包括全部的年輕一代和大部分南京的政敵，他們公開指責汪和他的同黨賣國，稱讚蔣介石為在與日本將來勢必一戰的時候，唯一的全國領袖。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汪被一個刺客打了三槍，身負重傷。七個星期後，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主戰派教唆下，汪派曾經負責幾次中日談判的外交部前副部長唐有壬被刺身亡。這些事件之發生，正值日本人在華北密鑼緊鼓大搞「自治運動」的時候。
蔣氏繼汪出長行政院，乃打破五年來的沉默，發表了對日外交政策。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演講說：「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此一政策宣言，態度明確，很快成為戰前中國外交政策的經典聲明，與毛澤東十四年後的「一面倒」講話先後輝映。筆者曾見此講辭原稿，全文為黃郛手筆，而此四句警語則為蔣公閱稿時所親筆加入者。
蔣氏正式繼任為行政院院長之後，指派張群為外交部長，繼續與日本周旋。張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秉性溫和的和平主義者。蔣仍然保持他的對日雙重外交政策，對內則加強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政策，利用愛國主義加強武力統一部署。一方面剿共作戰還在切實進行，他對西南各派系的政治作戰驅使西南軍閥走上自殺的冒險。中央勢力直逼兩廣，使兩廣當軸李宗仁、陳濟棠寢食難安，乃出其下策，搞出個兩廣聯合炮製、以抗日為藉口的「六一事變」。據筆者近年所獲之新史料，兩廣之志固不在小，名為抗日實為抗蔣，奪取武漢，重搞「寧漢分裂」之局面以求自保。但抗日的藉口已經不再對他們有利。終以關鍵人物湖南主席何鍵向中央輸誠而夭折（見劉廷芳著〈我說服蔣中正先生化解一場內戰危機──記兩廣事變未曾公開的一段內幕〉，載一九八六年二月號《中報月刊》；及拙著〈「西安事變」「六一事變」五十周年〉，載《傳記文學》總二九七期）。當時蔣的人望和南京政府的威望正高，引起西南各派內部的大規模叛逃。陳濟棠部下空軍、陸軍相率叛離，使中央兵不血刃，重獲兩廣。兩廣既俯首聽命，雲南和四川各省的軍閥也就不敢抗命了。
一九三六年秋，南京政府自北伐完成後的統一大業，進入最後階段。蔣公此時聲譽如日中天，國家安危繫於一身。新的樂觀情緒見於十一月全國慶祝蔣委員長的五十壽辰。當時的若干高知稱之為中國的「第一次普選」。
蔣氏顯然深信，無論與日本是和是戰，一個堅定統一的中國是先決條件。此統一問題不論政治解決或軍事解決，不解決則不能抗戰，實乃政治常識。蔣氏遂決心繼續推動軍事統一步驟。然而，蔣氏統一夢想竟出人意料地被西安事變毀於一旦。蔣在事變中接受了停止內戰的要求，共產黨亦以最低姿態公開表示「擁蔣抗日」。兩黨終止內戰，一致抗日。全國統一於一個政府之下，抗戰始初具必要條件。然武力圍剿之終止，所利者實不止於中共。其他各省地方勢力也賴以苟延。如果共產黨被剷除，那些軍閥不可避免地將被消滅。「西安事變」使蔣未能真正統一中國。
不論西安事變解決之內幕如何，中國在一九三七年的春天，顯得是一個穩定和有相當程度統一的國家，南京的中央政府和蔣中正乃成為舉國一致擁護的抗日領導。此時國家的團結，是靠一根抗戰之線來維繫的。抗戰久已是政治上最有效的口號。中央政府固可以假寇患為名而整肅地方，地方亦可以藉口中央喪權辱國而挑戰中央。特別是共產黨和西南各派利用之為方便的藉口，公開叛亂。微抗日，中央政府及蔣俱將失去民心。
不僅如此，汪內閣倒台後，中央政府處在主戰派的影響下，蔣介石被迫走上外交戰線的前沿，無法再避免公開表態。同時，華北五省即將淪為東北第二，中國已無退路。
時近一九三六年末，中國的親日勢力再遭無法挽回的損失。十月二十五日，政學系第二把手楊永泰突被暗殺，一個半月後，政學系主將黃郛罹肝癌去世。兩人的死亡差不多癱瘓了政學系，蔣幕中親日勢力大減。南京當時對日談判的專才原即寄生於「改組」、「政學」兩系中，兩系同毀，南京之對日交涉頓失肱股。縱使還要再談判一個《塘沽協定》，南京亦將因為缺乏有經驗的人才而捉襟見肘。政學系的職業外交人才，在國府中群龍無首，轉而投敵者亦不乏其人。南京之忍辱，已至「最後關頭」，除拔劍而起，亦別無他途可循矣。
以上錯綜複雜之中國政局，即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之國內背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