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一日(上)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即公元一七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這是個極平常的日子，隨機抽樣的一天，一切重要的、特殊的事情都沒有發生。然而由小見大，它正是乾隆中葉，也是清王朝中期，又是中國古代的最後盛世──史稱「康乾盛世」──的一例標本。
 
　　本書充分利用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的清宮檔案與御製詩文，以及當日的朝廷文件如上諭、奏摺等資料，按一天的時辰先後排列，詳述乾隆帝從早到晚的宮廷生活，包括起居、飲食、宗教儀式、文藝活動、政務處理到家庭狀況等。透過作者嶄新的觀察角度，情文並茂的筆法，鞭辟入裡的分析，重新描繪出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一個五十五歲、正處於人生巔峰、同時扮演著多重角色的清朝皇帝。
 

吳十洲，北京人。南開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員、中國農業博物館館員。一九九三年赴日本，先後做國學院大學院客座研究員、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研究員。一九九五年，在日本NHK《故宮至寶──話中華五千年》攝製組工作。現任教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著有《紫禁城的黎明》、《乾隆一日》、《民國人物綽號雜譚》及博士論文《兩周禮器制度研究》，譯有《色彩戰略》，並發表學術論文〈故宮與盧浮宮、艾爾米塔什開放比較研究〉、〈京津地區博物館觀眾調查報告〉、〈中國古俑源流研究〉、〈先秦荒政思想研究〉、〈孔子的戰爭觀（論綱）〉、〈兩周墓葬青銅容器隨葬組合定量分析〉等三十餘篇。
 

管窺乾隆帝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即公元一七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這一天不特見著於後來的歷史學著作中，在大量的乾隆帝──愛新覺羅‧弘曆──的個人傳記中，這一天也未見得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在編年體的王先謙的《東華錄》中，記載這一天的文字只有寥寥幾行，實在構不成什麼故事情節。
 
　　或嫌《東華錄》過於簡約，那麼，《清實錄》也是研究這段歷史的基本資料之一。其中尤以《高宗實錄》最為宏富，有卷一千五百餘，參加纂修者竟有一千二百零二人，歷時九年而書成，為歷代實錄之最。實錄採用逐日記錄在位皇帝言行事功的流水帳簿形式，已為人視之為平常瑣細。在平均一年為二十五卷的巨大容量中，卷七二六中記述乾隆三十年正月甲寅（初八）日的篇幅只有舊裝本的四頁紙，合計六百二十五字，記載了發生在這一天的三件事：其一是乾隆帝與大學士及內廷翰林在皇宮中設茶宴，並用「雪象」為題聯句對詩；其二是一件處置原任甘肅省武威縣知縣永寧涉及十餘萬銀兩不明所得的上諭；其三是一通軍機大臣奏報將吉林烏拉錫伯佐領歸屬蒙古旗管轄的摺文。這三件毫不相關的事，對於乾隆帝的政治生涯來講，實在是平凡無奇。如此細末的紀錄，有時幾乎模糊了事物本身的主要特徵。
 
　　再者，即使是在隱藏著這一天全貌的浩如煙海的清代檔案中鉤沉爬剔，也可以肯定地說，在這一天中，並沒有什麼所謂歷史上轉捩點的跡象。因此，把這一天作為研究對象，與其說是具有歷史學的意義，不如說是具有社會學、或曰社會史學的意義。從某種定義上來說，這一天是普通的一天，是隨機取樣的一天。換言之，它正是乾隆中葉，也是清王朝中期，又是中國古代的最後盛世──史稱「康乾盛世」──的一例標本。
 

〔推薦人簡介〕
 
　　馮爾康，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生於江蘇儀徵，一九六二年南開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畢業，留校任教職，現為教授，兼任中國社會史學會會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主攻清史、中國社會史、史料學。著作有《雍正傳》、《清史史料學》、《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中國古代宗族與祠堂》、《曹雪芹和紅樓夢》等，主編並主撰《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清人社會生活》及《中國宗族社會》、《中國社會史研究概述》等。
 
新體裁史書的嘗試之作──《乾隆一日》／馮爾康
 
　　吳君十洲的新著《乾隆一日》即將同讀者見面，我知道他花了很多的心血，有了令人欣喜的成果，首先向他表示誠摯的祝賀。
 
　　當日十洲君攜來《乾隆一日》的稿子，要我寫篇序言。「一日」的歷史書如何寫法，我聞所未聞，頗有新鮮之感。迨及粗粗閱讀一過，我多少明白十洲君的用心之所在。原來：
 
　　乾隆一日，係指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公元一七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這一天，既不是冬至、元旦、萬壽節（皇帝的誕辰）的國家三大節日，也不是皇帝有大事要舉行祭祀太廟的告廟盛典，亦沒有什麼班師獻俘的大典禮，以至大吏的任免、亡故、賜祭（大臣身故，皇帝遣官致祭），重大災情的報告和政府的蠲免，民眾的運動，藩屬的來朝，等等，一切重要的、特殊的事情都沒有發生。這是個極平常的日子。所以《清史稿‧高宗本紀》的纂修者對它未予理會，作了空白的處理，而十洲君選擇了它。這是使用了如同社會學的隨機抽樣調查方法，並無特別的深意，就是要在平常之中發現一些有價值的事情，或許能從某一個側面了解乾隆帝和他的時代的歷史。
 
　　這一天，乾隆帝自然有他的社會活動和生活內容，據十洲君在書中附錄一所列的〈乾隆帝起居一覽表〉，乾隆帝於清晨六時至乾清宮西暖閣閱覽《聖訓》，八時至九時與大臣、學士在重華宮對詩聯句，十時至十二時於養心殿勤政親賢殿批閱臣工的祕密奏摺，下午一時至二時於養心殿接見被大臣引見的官員，三時披覽臣工的題本（京城內外各衙門官員向皇帝奏事或請旨的文書），四時與軍機處領班傅恆面議政事，五時至六時在養心殿三希堂鑒賞書畫器物。大致說來，乾隆帝像往常一樣批奏摺、題本，會見並訓飭將有新任命的低級文武官員，為即將起程的南巡作進一步準備，這些是處理政事。與臣下對詩聯句，顯示君主雅興和六藝俱精，也是文治的一種表現。聯句結束，特賜與會者《石渠寶笈》一部。這部書畫鑒賞專著，是乾隆帝不滿意過往的這類著作，特命專家和他共同研治的。《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三〈子部‧藝術類二〉介紹該書云：「我皇上幾餘游藝，妙契天工，又睿鑒所臨，物無匿狀，是以品評甲乙，既博且精，特命儒臣錄為斯帙，以貯藏殿閣。」作書是乾隆十九年（公元一七五四年）的事，此後乾隆帝對書畫的興趣絲毫未減，看他這天用兩個小時在三希堂觀摩書畫、古董，可知他入迷了。拜讀先祖的《聖訓》，從父祖那裡獲取治國的思想和經驗，是實現清朝「敬天法祖」國策的一個基本要求，是皇帝的必修課，亦是皇家的家法。在這一天中，乾隆帝還有其家庭生活和私生活。
 
　　在一天之內，任何人所做的事情都是有限的，皇帝也不例外。那麼點事，能寫成書？原來十洲君採取了投石於水，隨波浪擴展的層層推進的寫作方法，即以乾隆帝所做的事情為中心，將與其有關聯的史實一併寫出來，以此做到上下的縱聯，左右的橫聯，這樣由點及面，就能把乾隆帝在正月初八日所做的事情前後貫穿起來，作出有頭有尾的交代。比如批閱奏摺一事，就將奏摺的產生過程及其功能，奏摺的處理與錄副奏摺，漢文之外的滿文奏摺，都涉及到了。如此一來，就可能把事情說得豐滿些，原委敘述得清楚些。
 
　　寫作專著，有些內容必須在正文裡表達，而有些內容應當寫，又不能全寫，否則就會造成枝蔓繁生的弊病，因此作者們常常用附錄來輔助正文書寫的不足。看來十洲君深諳此道，作了十一個附錄，都很必要，尤其是〈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皇帝起居一覽表〉、〈乾隆二十九年末至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全國奏報瑞雪情形（漢文奏摺）一覽表〉、〈乾隆三十年重華宮茶宴聯句大臣事跡出處表〉、〈乾隆帝后妃一覽表〉、〈乾隆帝皇子皇女一覽表〉、〈乾隆年間北京皇城全景圖〉，以便讀者將正文與附錄對照閱覽，接受得方便一些，快捷一些，可見作者為讀者想得很周到。
 
　　以上是我對《乾隆一日》的寫作方法和某些內容的理解，由此我來進一步認識該書的特點和價值，似乎體會到以下幾點：
 
　　第一，此書的寫作是創造一種前所未有的史書體裁的嘗試。古往今來的史書體裁甚多，不講那些資料圖籍，就以近人的而言，有通史、斷代史、某個特定時期史、專史、事件史，以及人物傳記，此外近期出現以某一年分為限的史書，如頗有盛譽的《萬曆十五年》（黃仁宇著）。最近聽說有史家在組織編寫一套叢書，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的每一年寫一部書，這同《萬曆十五年》一樣，是以年為史。這一訊息，可能預示以年為史的著作將會多起來，或許會成為常見的史書體裁。然而以日為史者，尚未聽說過，有之，可能自十洲君的《乾隆一日》開始。（當然，我這裡是就中國史書講的，是僅僅就此範圍而言，它則不在此限。）因此，我認為這是一種史書體裁的創新，實係大膽的嘗試。寫一日的歷史，剖析極其短暫的歷史時間，是從一個新的視角觀察歷史，也是使用人們運用過但不甚強調的點面融為一體的研究方法，用十洲君的話說是：「《乾隆一日》的寫作或許是認識乾隆時代的一種思維模式」（《乾隆一日‧後記》），他是就具體事情說的，然而我想他的這種研究，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寫一天的歷史，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十洲君創新的嘗試，理應得到肯定。
 
　　第二，內容的選擇，別有情趣。《乾隆一日》的內容，誠如作者所說，不是要把政治史放在優先地位，而是要表現那個特定時間的文化與社會（《乾隆一日‧前言》）。作者著墨較多的是坤寧宮的朝祭，由此而推展到滿人的薩滿教信仰、敬神儀式、灶祭、賞吃「神肉」；清晨讀《聖訓》，如前所述，是遵循家法，溫故而知新；在茶宴間，君臣對詩聯句，進行的是高雅的詩歌創作活動，亦是君臣聯誼、聯歡生活，是慶祝元旦的繼續；三希堂鑒賞大內祕藏，非書畫文物專家都能得到的欣賞機會，只有「古稀天子」、「十全老人」的乾隆帝所能獨享，但不容否認這是他的文化生活的一項內容；乾隆帝自詡為「十全老人」，可是家庭生活遠不是民間想像的那樣美滿：心愛的皇后死了，另一個皇后卻「瘋」了。兒子生了十七個，然而殤逝的早走了，不成器的徒然讓老子煩惱，害得繼承人都不好找，虧得他心硬，強顏生活。十洲君還寫到京城正月初八日的祭星習慣。這樣，把宗教信仰、詩詞創作、文物鑒賞、讀書求知等內容的文化生活，君臣交往（人際關係的一種）、家庭生活等社會生活，都容納到書中。此書確實具有文化史和社會史的品味。十洲君在開卷寫乾隆二十九年冬天的降雪和乾隆帝的喜悅，農業社會的人們盼望「瑞雪兆豐年」，以便安居樂業，皇帝則因「大有年」而國庫充盈，社會穩定，所以疆吏的奏報冬雪和乾隆帝相應的關注，雖不是正月初八日這一天的事情，但是國家的大事，敘述出來的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皇帝是政治人物，如果從此著眼，則應寫他的政治活動及其後果。有的著作可以這麼寫，但不能對每一本書都提這樣的要求，否則就會出現「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公式化作品。十洲君對乾隆帝歷史內容的選擇，體現了他對歷史人物及其時代的理解，應當說是有個性的，同時也能反映所研究的對象──乾隆帝及其時代的某些特色。
 
　　第三，利用檔案史料的貢獻。要從正史講，《清實錄‧高宗實錄》、《乾隆朝起居注》所能提供的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的史料就是那幾條，自然不能據以寫什麼專著，《清高宗御製詩文集》同樣所涉無多。「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十洲君乃向清史研究的資料寶庫──清代檔案索取原料。看《乾隆一日》的附錄十〈主要參考資料〉，首先開列的是：《御茶膳房檔案》、《節次照常膳底檔》、《江南節次照常膳底檔》、《傳帳檔》、《來文簿檔》、《宮中穿戴檔》、《內務府來文簿》、《軍機處錄副奏摺檔》、《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雜錄檔》、《日記檔簿》、《宮中檔》、《進等樣南果底簿》、《進等樣乾果底簿》、《總管內務府雜錄檔案》、《鑾儀衛正堂範》、《王公文武大臣等職名黃冊》等，以及尚未印行的乾隆朝《內閣漢文起居注》，業已梓刻的有《宮中檔乾隆朝奏摺》、《乾隆朝上諭檔》。可以說依據檔案史料寫作，是《乾隆一日》的一大特色；換句話說，沒有檔案材料，寫不出這部作品。說說利用檔案，是很輕巧的事情，然而檔案素材的搜求，可就不那麼簡單了。凡到檔案館查閱檔案的學人，就能體會到困難之多，是從圖書中搜集資料難於比擬的。十洲君的不辭辛勞，對檔案的索取，實乃為寫成此書打下堅實的基礎。正是這些檔案資料，能給讀者以有用的學術成分。如果僅僅看到該書的檔案史料價值，似乎也還不夠，它的作者具有較多的文博知識，因而對乾隆帝的書畫、古董鑒賞的經歷能夠作出較成功的說明。
 
　　開創寫一日之史新方法的《乾隆一日》，無疑有其需要改進的地方，比如材料用得多而必要的深入分析比較缺乏；內容的生動有趣與有的部分寫得乏味，不相諧調，如聯句部分的單調寫作方法令不熟悉聯句詩的讀者難於卒讀；文字運用的功夫，尚待錘煉。相信假以時日，十洲君將會在再版時作出必要的改進。
 
　　我很贊成十洲君治學的求實態度，他明確申明：寫書的目標，不是告訴讀者歷史的發展規律，而是以具體的史實供讀者去理解。看看宣布給讀者以歷史規律的著作，有哪些可以令讀者滿意的哩！那不過是其作者良好的主觀願望，或者是人云亦云，或者是說大話，何嘗能給讀者以規律性的教益。我國的史學傳統，歷來講求「史鑒」，即為人君求治提供歷史經驗；也注意於「教化」，即根據官方哲學的需要選取史事教育民眾。這些都是政治性的功能，所以也使史學取得高貴的學術地位。星移斗換，歲月更新，時代發展到今天，史學的那些政治功能色彩必然黯淡了，而社會功能需要加強。它的讀物要能給人以歷史知識，用歷史的真實啟迪讀者，增加人們的智慧，從而發揮人的創造力，增強人們的生活情趣和提高人們的生活品質。「知識就是力量」，能給人以歷史知識，歷史學的使命就完成得不錯了；嚮往於提供歷史規律，願望固然很好，只是難於做到，恐怕一般讀者也不買這個帳。故而我贊成史書提供歷史知識之說，照這個方向去做點實實在在的學問，因此，我樂於為《乾隆一日》寫幾句話。
 
　　假如要我用一句話說出對《乾隆一日》的認識，那就是：這是嘗試用新體裁編撰歷史的著作，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一閱。如果要我為我的這篇小文擬個題目的話，就用「新體裁史書的嘗試之作──《乾隆一日》」吧。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日於南開大學顧真齋
 

第一章 三冬瑞雪，上慰聖懷
 
　　年前宿雪還伏在歇山頂1上，瓦簷下掛著一串串晶瑩的冰溜子，紫禁城依然籠罩在冰雪之中。
 
　　初八日伊始，晨曦還被緊閉在夜幕後面，半輪明月彷彿在朔風中瑟瑟抖動，這座紅牆黃瓦的宮闕，像濃施粉黛的女人，隱匿著羞澀，也顯露出幾許哀惋。遠邊層巒的西山，大團的黑暗吞噬著皚皚的白雪。
 
　　偌大的宮城之中，除景運、隆宗二門兩燭燈光外，全城一派黑暗。據說這是打明末魏忠賢那留下的遺制。當時魏忠賢取消禁門內一切路燈，為的是便於出沒於夤夜，而到了大清，莫名其妙地承襲了這套舊制。巡更的太監像幽靈一般串蕩在皇宮的過巷間，幾天來，道上的殘雪已被踩踏得板結成薄冰，夜行的腳步落在上面，發出「吱吱」的響聲，伴隨著偶爾從遠方傳來的幾聲犬吠，非但沒有打破這裡的靜謐，卻像投入深淵的石子，在黑暗中呻吟著孤寂。
 
　　散落在宿雪中的燃放過的爆竹蒂子2與隨風飄落的白色鑲紅的紙頭，記下了幾天來的喜慶。
 
　　年前的一場大雪，為皇上帶來了異乎尋常的喜悅。各地大吏早在舊歲，就將奏報瑞雪情形的摺子紛紛送達御前，其中不少奏摺博得龍心大悅。這是臣子所巴望不得的。
 
甘省有災亦有雪
 
　　說來，或許有那麼幾分天意，入冬後的第一場雪偏偏降在了上年夏秋之際被災的甘肅。據甘肅按察使海明於乾隆二十九年（公元一七六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奏報：
 
　　竊照時屆冬令，雨雪情形關係明歲收成豐歉，上廑聖懷。茲於十月初十日，蘭州省城得獲瑞雪，積地一寸有餘，其蘭州府屬之狄道、河州、金縣、靖遠，鞏昌府屬之岷州、漳縣，涼州府屬之武威、永昌、古浪，西寧府屬之西寧、碾伯等州縣，均於初九、初十、十一等日得雪，自一二三寸至五寸不等。
 
　　或可謂是一場「應時瑞雪」，海明稱這場雪「與（於）已種冬麥及留種春麥地畝均有裨益，至甘省今歲秋成尚稱中稔，約在七分以上，故糧價較前平減，民情安貼」。
 
　　海明的這份奏摺並未立即使乾隆帝在瑞雪這一點上引起興奮，他只是淡淡地在摺子上寫了一個「覽」字，倒使他想起甘肅在夏秋之際的屢次天災。「七分中稔」，這也正是大學士管陝甘總督楊應琚的提法。十月十九日，楊應琚的一份奏摺說：
 
　　竊照甘省自七月中旬以來，屢得時雨，入土深透，各屬所種秋禾發榮暢茂，胥慶有收，業經臣恭摺奏聞在案。茲已陸續成熟刈獲。據各屬將約收分數，先後呈報前來，臣逐一詳加確核，內除偏被水旱雹霜地畝，暨氣候較寒，向不種秋處所不計外，內秋禾約收九分及九分有餘者，係中衛、歸德（廳）縣丞3等二縣、廳；約收八分及八分有餘者，係安化、寧州、正寧、武威、寧夏、寧朔、平羅、靈州、淵泉、玉門、踏實縣丞、徽縣、肅州等一十三州、縣、廳；約收七分及七分有餘者，係河州、西和、崇信、靈台、合水、環縣、撫彝（廳）、張掖、永昌、古浪、碾伯、敦煌、清水、兩當、高台、王子莊州同4等一十六州、縣、廳；約收六分及六分有餘者，係皋蘭、狄道（州）、沙泥州判、金縣、隴西、漳縣、平涼、靜寧、華亭、涇州、鎮原、莊浪（廳）、山丹、東樂縣丞、鎮番、平番、秦州、禮縣、秦安、三岔州判、文縣、成縣、西固州同等二十三州、縣、廳；約收五分有餘者，係渭源、靖遠、寧遠、伏羌、隆德、固原、花馬池州同、階州等八州、縣、廳。合計通省六十二州、縣、廳，約秋禾收成共有七分有餘。伏查本年甘省夏禾雖有遍被旱傷之處，仰蒙聖恩特蠲額賦，厚示撫綏災黎，已無失所。今秋禾收成獲有七分有餘，雖未甚豐，堪稱中稔。通省黎民，靡不感戴聖主福庇，皆安居樂業。所有甘省秋禾約收分數，臣謹恭摺奏報，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帝在此摺的硃批是：「覽奏稍慰。」
 
　　十二月十三日，大學士傅恆、劉統勳據此也上了一份摺子，曰：「臣等詳查楊應琚奏甘省被災州縣一摺，單開災重地方十四處，稍重地方十五處，災輕地方七處，尚未勘覆地方十處。其尚未勘覆地方是否成災？暨被災輕重情形若何？並災重、災輕等州縣現在作何分別賑恤之處？摺內未經聲敘。再河州、狄道、碾伯三州縣，摺內既稱俱已改種秋禾，續經勘不成災，而又將河州、碾伯列入夏秋偏被雹水災輕之七州縣內，狄道一州列入尚未勘覆之十州縣內。所奏亦未甚明晰，似應令該督即行查明，詳悉覆奏，以使敘入加賑恩旨。臣等謹擬寫詢問該督寄信諭旨，進呈伏候皇上欽定，併將楊應琚原摺清單呈覽。謹奏。」
 
　　為此，乾隆帝下了一道諭旨：「甘省被災各州縣處，地土瘠薄，災後民食未免拮据，業經降旨，加意撫恤，並蠲免額賦，因念新春尚須，特降諭旨，加恩展賑。曾傳諭該督、將現在如何賑恤情形查明具奏。今據奏稱災重地方十四處，稍重地方十五處，災輕者七處，其狄道、鎮原等十州縣據稱尚未勘覆。該十州縣秋禾既遍被雹水，是否勘明成災，暨被災輕重情形如何？及災重、災輕各州縣現在作何分別撫恤加賑之處？摺內俱未經聲敘。再河州、狄道、碾伯三州縣既稱俱已改種秋禾，續經勘不成災，而又將河州、碾伯列入夏秋遍被雹水災輕之七州縣內，狄道一州列入尚未勘覆之十州縣內，所奏亦未甚明晰。著傳諭該督楊應琚，將以上各情節及明春應行展賑並酌量予賑各州縣，速即查明，具摺奏聞，俟朕臨時降旨。欽此。」
 
　　災荒之時，皇帝藉以整飭吏治，已成為歷代荒政的重要內容。乾隆帝乘此加強了對各級官吏的約束。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置相》中說得好：「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因此，廉政是「仁政」的最終保證。
 
　　幾天來，乾隆帝想的是，加恩展賑，並蠲免本年賦租。
 
　　乾隆三十年（公元一七六五年）以前，災情最重、耗費銀兩最多的，要屬乾隆七年（公元一七四二年）江蘇、安徽二省的水災。是年六、七、八月間，江南淮、徐、揚州一帶，黃河和淮河同時漲水，「水勢漫溢，甚於往時。」江蘇、安徽的江、海、淮、徐、鳳、潁、揚、泗等府所轄五十餘州縣被災，情況十萬火急。據江蘇巡撫陳大受奏稱，「揚州目下河水日逐增長，民間自中人之家，以及極貧下戶，皆流離四散。雖有平糶之官糧、撫恤之公項，亦不能奔走領糴。」安徽鳳陽府、泗州、潁州所屬州縣災民多達二百二十餘萬人，江蘇更倍於此數。乾隆帝聞悉揚州災情，心急如焚，立即諭示：「似此情形，實非尋常被災可比，朕心深為軫惻。該督撫等不得拘於常例，務須多方設法，竭力拯救，使災黎稍可資生。以俟水退，倍加撫綏，俾得安其故業，毋致失所。該部即遵諭速行。」5他除了免除被水州縣本年額賦以外，又特派直隸總督高斌、刑部侍郎周學健為欽差大臣，「往江南查辦災賑、水利」。
 
　　為了使災情通報暢達，不致貽誤賑救，乾隆帝曾諭告臣下：「夫民瘼所關，乃國家第一要務。用是特頒諭旨，通行宣示，嗣後督撫等，若有匿災不報，或刪減分數，不據實在情形者，經朕訪聞，或被科道6糾參，必嚴加議處，不少（稍）寬貸。該部即遵諭行。」7
 
　　每聞水旱荒災，乾隆帝必是大沛恩膏，大發帑銀。乾隆帝當然銘記經典中所載「夫仁政，必自正經界始」8、「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9的道理。據載甘肅大吏曾以冒領賑款而致罪，後來甘肅復災，近臣有以前事進言者，乾隆帝答曰：「朕寧使官冒賑，不使民枵腹也。」
 
　　正是由於乾隆時期「重農務農勸農」，獎勸農桑，賑災治河的政策，農業生產力有了較大的發展。乾隆二十七年（公元一七六二年），全國人口突破二億大關，為二‧○○四億人，再過三年，到了乾隆三十年，又增加了六百五十餘萬人，達到二‧○七億人。人口的增加，在耕種地擴大、高產作物推廣、經濟作物普種的環境下，並沒有產生危機性的後果，反之卻將這一繁盛的局面推向了頂點。
 
　　乾隆帝從康熙帝、雍正帝那裡承繼了本來就較為豐厚的家底，加上他本人尤重貯備，使國庫有著充裕的財力，以至庫存倉穀一度達到了四千四百萬石。由於購存過多，觸發了糧價的上漲。公元十八世紀，中國曾發生糧價的長時期上浮，其原因是複雜而多方面的，人口持續增長和美洲白銀的輸入是導致物價上升的重要原因。乾隆十三年（公元一七四八年），朝廷對糧價上漲進行了討論，為了平抑糧價，決定減少採購量，降低常平倉q貯存額，以現額為準。通計十九省貯穀三千三百七十萬石，加上社倉w、義倉e的積穀，估計約合四千萬石，合五十億斤。有了此項積貯，才有了乾隆帝「寧使官冒賑，不使民枵腹」的豪言壯語。
 
　　甘省的報雪奏摺之後，雲貴總督劉藻於十一月十二日奏報：「滇省自交冬令，日間暄暖，入夜濃霜厚露，每隔數日即降雨澤。東川府屬會澤縣已於十月十一、十三等日得雪寸餘，此時雨雪與豆麥最為相宜。目下南豆已長七八寸及八九寸，大小麥亦出土四五寸不等，青蔥暢茂，蠶豆已經開花。據兩迤府廳州縣稟報，大概相同，至黔省兩游各屬節氣稍遲。據布政使錢度稟稱：秋收以後，雨暘適均，田土滋潤，所種菜子、豌豆俱長有三四寸至五六寸，大麥出土二三寸，小麥、燕麥亦有一二寸不等，日漸長發。兩省春收有兆，現在民夷樂業，邊境敉寧。」
 
　　乾隆帝見此摺，龍心大悅，立硃批：「欣悅覽。」這可是做臣子所企望不及的。
 
　　接著，閩浙總督蘇昌奏報：浙省於十月二十七、八、九、十一月初一、初八、十二、二十六等日，各屬俱得有雨澤，土膏滋潤。浙東二麥已長發青蔥；浙西杭、嘉、湖三屬麥苗亦多出土，菜豆收成豐稔，兵民稱慶。閩省內地各屬於十月中旬俱得有透雨，十一月初二、三日密雨連綿，普遍深透，二麥、蔬菜無不長發茂盛。十月初五、六等日，台灣一郡得有密雨，田水不乏，麥苗滋長，地瓜、雜糧俱獲豐收，民番甚為樂業。
 
　　隨之，雲貴總督兼雲南巡撫劉藻又來奏報：滇省自入冬以來雨雪稀少，今於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等日得降大雪，積厚五寸有餘，四野廣被，旗民無不歡慶。
 
　　又，山西巡撫兼管提督和其衷奏報：山西省太原、潞安、大同、朔平、寧武等府屬，及保德、絳州等直隸州屬，並歸化城各廳屬，於十月初十、十一月二十三、十二月初六等日，各得雪一二三四五寸至八寸不等，次第消融入土。凡種植冬麥之地，俱得藉以滋長，即播種春麥、雜糧之區，亦於春耕有益。現在農民歡慶，糧價平減，地方寧謐。
 
　　廣東巡撫明山奏報：粵省於十一月二十六、七、八、九及十二月初五等日，連次得雨，淋漓綿密，甚於麥田有益，一切蔬菜無不長發暢茂。值晚稻豐收之後，得此及時膏澤，農民深為慶幸。
 
　　還有，湖廣總督兼署r湖南巡撫印務吳達善與湖南學政監察御史李綬相繼奏報：長沙、善化、湘潭、衡州、岳州及常德等府縣於十一月二十七、二十八日瑞雪普降，得雪一二三至五寸不等。降雪隨落隨消，土膏透潤，所種麥菜，一望蔥郁。
 
君臣冬雪春雨之辯
 
　　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山東巡撫崔應階奏報雨雪糧價事。不想由此引發了一場君臣間的冬雪春雨之辯。
 
　　崔應階的奏摺曰：
 
　　竊照東省入冬以來，屢有雨澤，天氣融和，麥苗滋長。十一月下旬氣候始寒，時屆冬至，麥苗正資蟠根，以待春融透發，二十六日午後，省城同雲t遠布，雪片微零，雖未成分寸，而省城東北各府屬則已瑞雪均霑。現據濟南府屬之鄒平、長山、淄川、新城等處申報，二十六日得雪二寸；又據武定府屬之利津、霑化、海豐、蒲台等處申報，二十六日得雪一二寸不等；又據萊州府知府汪圻到省面言，二十六日青、萊各屬俱得雪一二三寸不等。瑞雪應時，豐年有兆。所有十一月分糧價，如沂、青、登三府屬較上月互有增減，濟、泰、武、兗、曹、東、萊七府屬俱較上月有減無增。臣往來兗、泰等府體察民間，還穀完漕俱極踴躍，經過各處市集，米穀雜糧，在在充裕。值此隆冬歲暮，臣隨處嚴飭地方文武，申嚴保甲窩堡，巡緝要路通衢，以期地方安戢，共保盈寧。臣謹恭摺奏聞，仰慰聖懷。並另繕十一月分糧價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對於這樣一份看上去似乎沒有什麼問題的奏摺，乾隆帝卻並不以為然。十二月十九日，就此發了一道上諭：
 
　　查本月初六日山東巡撫崔應階奏：十一月二十六日，濟南、武定、萊州各府屬俱經得雪一二三寸不等，此後尚未據奏到。又十一月十四日河南巡撫阿思哈奏：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初一日，各屬得雨一二次，至該省得雪之處尚未奏報。
 
　　同時被扯進來的還有直隸總督方觀承。十二月初八日，方觀承奏報：「竊查直屬入冬以來，久晴過煖（暖），望雪甚殷。惟於十一月二十三日，熱河道屬各廳報得雪三四五寸，宣化府城得雪三寸，永平府屬之臨榆、撫寧以及懷密、通州一帶雪僅及寸，京南無雪。至本月初六日，保定省城僅有微雪飄灑，新城、雄縣、高陽、定興、河間、肅寧一帶得雪一二寸，茲據通州、良鄉、固安報，於是日得雪五寸。三河、香河、東安、武清、大城、涿州亦同時得雪三四寸不等。雖大勢尚未普遍，而連日氣候凝寒，由京師漸及於各郡邑，惟盼於臘內均霑優渥之澤也。所有各屬已未得雪情形，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本想以具奏雪情討個皇上歡心，不想乾隆帝硃批：「竟不知保定尚未優霑，殊覺可惜，京師左近則皆被澤，天津亦奏報有五寸之澤矣。」
 

書號：N1170

ISBN：9789573247692

規格：平裝 / 352頁 / 20.9 × 14.8 × 1.9 cm / 490公克

類別：史地類

分類號：627.4

出版社：遠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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