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奏摺裡的玄機
皇帝與大臣間祕密通訊的方法
清朝的奏摺制度，大體沿襲明朝，也有其因革損益而獨創的部分。奏摺制度仍以公題私奏為原則，公事用題本，私事用奏本。但一個大臣的「私事」與「公事」有時實在很難明顯的劃分，甚至連曾任浙江巡撫，為雍正皇帝所寵信的大臣李，也曾誤將「公事」用奏本奏報，而受到斥責。題本與奏本最顯著的不同，是題本上蓋有上奏人的職銜關防。奏本或奏摺因係大臣以私人身分上給皇帝的報告，所以在封面上不蓋關防。題本因係公事，可以動用兵部所頒發的火票，以驛站傳遞，由通政司轉呈。奏本因係私事，則由大臣的家人直接呈送宮中，非不得已，不能動用兵部的火票。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宮中檔案，就是內外大臣以私人身分上給皇帝的奏本或奏摺。保存題本最多的則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這批檔案當時差一點就被做了紙漿，是創辦史語所的傅斯年先生，以兩萬銀元搶購的。所謂內閣大庫的檔案，指的就是這批檔案。當時與甲骨文、漢簡，以及敦煌的收藏，被稱為史學界四大重要發現，是轟動學術界的大事。
滿清入關定都北京後，為了便於統馭滿漢及蒙古大臣，瞭解各地方的情形起見，特規定地方上的封疆大吏，如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學政，與武職官員如提督、總兵、八旗都統及各地駐防的將軍等，均得以私人身分向皇帝奏報事情。道府等以下的官員，非經特別恩准，是沒有此項上奏權的。這是皇帝與大臣間祕密通訊的一種方法，大臣藉著奏摺將其所見所聞的地方情形，報告給皇帝，皇帝藉著硃批將其旨意諭之臣下，所以這一類的奏摺，也可統稱為「硃批諭旨」。奏摺制度，對皇帝而言，可以不出宮「門」，「能知天下事」。對大臣而言，上奏權使其成為皇帝的「股肱耳目」，是義務，也是權利。
為了縝密起見，當總督、巡撫上任之時，皇帝即賜以報匣若干，准許他以私人身分向皇帝報告事務。此報匣有二把鑰匙，一把隨同報匣賜給大臣，一把則由皇帝親自保管，所以只有皇帝及上奏之大臣才能開啟報匣，其他官吏不准也不能開啟報匣。奏摺的書寫須正楷，不能潦草，而且怕洩漏機密，奏摺要大臣親自書寫，不能假手於幕府人員。皇帝看過奏摺後，也親自用紅筆在上批示，稱為硃批，也不假手於親信大臣。康熙皇帝曾有右手受傷，用左手執筆親自批示的事。由此可知，康熙皇帝對奏摺制度之重視。經皇帝閱過硃批的奏摺，再發還原上奏大臣閱看保存，雍正即位後，於康熙六十年十一月，諭令內外大臣等將他們所保存的硃批奏摺一律繳還宮中，不能抄寫、存留、隱藏，或焚毀，否則「斷不寬宥，定行從重治罪」。從此硃批奏摺的繳還就成了定例，「繳批」二字也變為專有名詞。本院所藏的宮中檔案，就是大臣等繳還宮中的奏摺。
硃批的繁簡與皇帝的勤惰
清初，中國分為十八行省，同時有權上奏摺的總督、巡撫及中央官吏，據估計約二百餘人。一個皇帝平均每天要批閱八九十件奏摺，這實在是一大沉重的負擔。在有清一代的皇帝中，批改奏摺最詳細的，首推雍正。他不僅在摺後，摺中間及摺上眉批，甚至還改大臣的錯字。他的硃批有洋洋灑灑千言者，有的比原奏摺的字數還要多。其行文流暢，氣勢磅礡，實有君臨天下之勢。在他即位後的前六年，「晝則延接廷臣，引見官弁。傍晚觀覽本章，燈下批閱奏摺，每至二鼓三更」。其實雍正的硃批，已超出政事的範圍，有「教人為善，戒人為非」，教育臣下的作用。「曉以福善禍淫之理，勉以存誠去偽之功」，甚至有兩人奏事相同，而雍正的硃批則完全不同，這是雍正「因人而施，量才而教」。所以研究雍正朝的硃批諭旨，不僅可以瞭解當時的政治、軍事、經濟及社會情形，更可認識雍正的學養與個性。
雍正年間成立軍機處的主要動機，是為了對西北用兵，須調用一批大臣襄助處理軍政上的許多大事。但奏摺的繁多，皇帝硃批奏摺事務的繁重，也是成立軍機處的主要原因之一。雖然「硃批」仍為皇帝「乾坤獨斷」的專權，不能「太阿倒持」，假手於軍機大臣之手。但硃批後，奏摺中重要事務的處理，及謄錄奏摺一份以存軍機處等瑣事，就為軍機大臣及章京等的日常事務了。本院所藏的軍機處奏摺，則是軍機處的章京等用行書鈔錄奏摺或題本的副本。
在清朝初期，硃批沒有一定的格式，至嘉慶以後就簡單多了，也流入一定的形式，最簡單的硃批只有一個「覽」字。「知道了」，及「該部知道」或「該部議奏」等語句，也變成硃批固定的「口頭禪」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朝的極盛時期，嘉慶以後就走向衰運。由硃批的繁簡來看皇帝的勤惰，也可窺見一點大清帝國盛衰的縮影。
奴才與三跪九叩
奏摺既是大臣以私人身分上給皇帝的報告，所以有「旗籍」的大臣，可以自稱「奴才」，如在奏摺中提到兒子，則稱「奴才的兒子小奴才」，沒有「旗籍」、「特權」的漢大臣則稱「臣」。有的漢大臣為了討好皇帝，自稱「奴才」，還遭到康熙皇帝的斥責，認為與體制不合。可見當時能做皇帝的奴才，是一件光榮的事。順治初年，許多漢人甘心「投充」旗下為奴，一部分即出自這種心理。滿文阿哈（aha）的意思是奴隸，與奴才同為一字，這和滿洲部族的發展與擴大有密切關係。
滿清源起於長白山附近的小部族，屬於建州女真的系統。自清太祖努爾哈赤統一鄰近的部落後，建州女真才開始強大起來。這和太祖建立八旗制度有密切關係，太祖將滿洲的部眾與壯丁完全納入「旗」的組織，故「旗」是軍政合一的制度與組織。其後隨著滿洲勢力膨脹發展與擴大，除滿洲八旗外，還有蒙古八旗，漢軍八旗，總共二十四旗的武力。到滿清入關時止，八旗制度才算發展完成。每一旗設一固山額真，其下有甲喇額真、梅勒額真、牛彔額真等官。固山是滿文（gu鷭a）音譯，是「旗」的意思。額真是滿文（ejen）的音譯，意思是「主」。固山額真合起來，就是「旗主」的意思。就廣義來講，固山額真是一旗的主人或「主子」，一旗的部眾與壯丁，都是屬於「主子」的。這種觀念的擴大，使八旗的子弟在廣義上都是大清皇帝的世僕家奴，故入關後的八旗大臣，對皇帝自稱「奴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滿洲部族對「主子」的觀念，到清太宗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改元崇德，接受寬溫仁聖皇帝的尊號後，更加擴大而加深。滿洲部族深受漢人「天子」與「君父」觀念的影響，皇帝是「天子」，代表「天」來行使「君」「父」的權力，統治子民，故臣民對「天子」皇帝要「敬畏」無比，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禮。
明朝是中國中央集權，君主絕對專制的朝代。舊日的宰相權，完全被剝奪，君主的權威，發展到極點。臣下的地位與君權相比，則日趨低落而卑下。清朝入關後，承襲了這種政治精神，作更進一步的發揮。明朝大臣對皇帝僅四拜或五拜，清朝大臣則要三跪九叩，所以清朝皇帝地位之崇高與專制，實在超過明朝。在清代的奏摺制度中，也表現了君權「神聖」的政治精神。大臣親自寫好奏摺後，還有拜摺的儀式。所謂拜摺，就是大臣將奏摺寫好後，在家或衙署中擺設香案，將奏摺放在香案上，對奏摺跪拜後，將奏摺放在報匣內，上鎖加封，再交家人呈送宮中。這也是提高君權的一種方法，使大臣隨時都有「天威咫尺」之感，而產生「敬畏」之心。
漢唐宰相，可以與皇帝「坐而論道」，有大臣的人格與尊嚴。清代軍機大臣召對，則須跪著奏對。故大臣被召見前，常以厚棉裹著膝間，以免久跪膝痛。身體肥胖，有心臟及血壓病的人，更是不宜久跪。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署直隸總督劉於義，即因奏對跪久，起立時跌倒暴斃於養心殿。雖然時人讚其死得其「所」，但大臣對「久跪」仍視為畏途。為了習慣於「久跪」，有的大臣每日在家及衙署中，練習「跪」、「起」之道。光緒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萬壽聖節前，直隸總督李鴻章每日在衙署中，練習跪拜三次。相傳避免「久跪」祕訣，凡皇帝召見，無論奏對何事，必以三語為率，並須簡淺明白，不需皇帝再問。如此一來，則皇帝聽政及召對大臣，就徒具一種形式了。
除了三跪九叩及跪著奏對外，還有碰響頭的規定。凡臣工召對謝恩及諭旨涉及其父祖事時，均須免冠碰響頭，碰頭的聲音能傳徹御前，乃為至敬。按清代皇帝御政的太和養心等殿，實經過一番精心設計，在殿磚地下行行覆瓿，走在上面有空谷傳音之概，在覆瓿的殿磚上碰頭，則蓬蓬然若擊鐘鼓，而且不會太痛。如在沒有覆瓿的殿磚上碰頭，即令頭碰腫了也碰不響。只有重賂太監，指示向來碰響頭的處所，才能達到碰響頭的效果。這是清代很奇特的一種制度，其主要目的在提高君權的「神聖」。有的大臣在「天威咫尺」下，不知所措！咸豐年間，兩廣總督勞崇光入覲召對，免冠謝恩碰響頭後，而忘記復戴「紅頂花翎」的冠帽，就走出了大殿。這一「進退失儀」的舉動，完全是「敬畏太甚」，緊張過度的緣故。
民本的思想與雨水糧價的奏摺
中國以農立國，農民佔大多數，農業是國家的根本。滿洲部族在關外即重視農業，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入關後，清初的幾位皇帝，對四書五經的儒家經典，更是熟讀默記。所謂「天視自我民視」、「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影響清初的政治至深且鉅。「民以食為天」、「農事傷，則饑之本」，為了勸課農桑與重視農業，聖祖曾命焦秉貞繪〈耕織圖〉各二十三幀，其後乾隆又命陳枚繪彩色〈耕織圖〉各二十三幀。將農業生產過程中，浸種、耕田、插秧、耘草、灌溉，一直到收割、入倉與祭神等二十三種步驟，一一繪圖說明。除圖前有康熙及乾隆的聖序外，每幀圖上又各題詩說明，誠如聖祖在序中所言：「朕每巡省風謠，樂觀農事，於南北土疆之性，黍稌播種之宜，節候早晚之殊，蝗蝻捕捉之法，素愛諮詢，知此甚晰。」由此可知康熙與乾隆關心與重視農業了。
康熙與乾隆之重視農業，關心民瘼的精神，在奏摺中表現得更為具體。本院所藏宮中檔案中，所佔比例最大的就是奏報各地雨雪、田禾、收成、糧價及災情的奏摺。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是地方的行政長官，職責所在，每月按例要奏報地方雨水田禾糧價情形。就是提督、總兵等地方武職官吏也要奏報地方民情雨雪等事。上任，進京陛見，休致返鄉的官僚，有時也奏報沿途所見所聞地方上雨雪糧價情形。還有許多特殊機關如江南織造衙門的官僚等，在奏報地方民情的奏摺中，有時也奏報雨雪糧價的事。李煦、曹寅曾為江南織造，在其奏摺中有許多奏報江南雨水糧價的事。甚至在王鴻緒的密繕小摺中，也有奏報地方雨水糧價的事。江南織造屬內務府，為皇室採購宮中所需用的物品，也是為皇帝搜集情報，「打聽」消息的特殊機關。至奏報地方雨雪糧價情形，則是織造以外的「職責」了。以密摺奏報地方雨水糧價，實為防止地方官奏報不實，欺瞞等情弊，也是考核地方官吏的一種方法。所以同年同月同一地方的雨雪田禾糧價的奏摺有許多件。地方官不敢欺瞞，皇帝對各地方的情形才能確實的瞭解，而施政與賦稅才有基礎。值得注意的，在本院所藏宮中檔案中，奏報地方雨雪糧價及災情的奏摺，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佔的比例最大，嘉慶以後就有減少的趨勢，而且這類奏摺也流於形式，沒有以前詳盡。康、雍、乾三朝是清朝的盛世，由皇帝關心重視民間疾苦的情形來看，實非倖至。這些奏報地方糧價及災情的奏摺，實在是研究清代經濟史最有價值的史料。
密摺與朕安
在宮中檔案中有許多密摺，尤其是王鴻緒的密繕小摺，最為人所注意。這種密摺長約八公分，寬四公分，除抬頭二字的空間外，每行可寫九字，比普通宮中檔的奏摺約小一倍多，真是名實相符的「小報告」。這種奏摺主要的取其小巧，攜帶方便，甚至可以夾在請安摺或謝恩摺內進呈。本院藏有王鴻緒密繕小摺，共三十九件。
據《清史稿》的記載，王鴻緒，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一甲二名進士。曾任明史總裁，內閣學士，戶部侍郎等職。至二十六年，擢左都御史，未幾丁父憂歸，後因朋黨案休致。三十三年，以薦召至京修書，尋授工部尚書，充經筳講官，調戶部尚書。四十七年，因保奏儲貳，詔旨切責，以原品休致。五十四年，復召至京修書。雍正元年，卒於京師。總觀王鴻緒一生最大的成就與貢獻，還是他主持纂修的《明史稿‧列傳》二百零八卷。一個從未任封疆大吏的文翰之臣，居然有密摺上奏之權。這是清初政治的一大特色，也是清朝承襲其部族政治中文臣上書諫諍言事的制度，發展而成的一種特殊制度。
本院所藏王鴻緒的密繕小摺，都未記年月，且無上奏人之官銜。可能這些密摺都是夾在請安摺或謝恩摺內進呈的，所以未記年月。另一可能是年月寫在「封套」上面，封套遺失，密摺保存，所以沒有年月。王鴻緒言其「承旨密繕小摺於皇上巡幸之時」。按康熙第一次南巡在二十三年，正是王鴻緒充明史總裁，內閣學士等「閒散之員」的時候。至二十六年，王鴻緒升任左都御史。都察院是清代的監察機關，有監察及彈劾文武百官的職責。王鴻緒先有密摺上奏權，然後才擢為左都御史，「正式的」有密摺上奏權。但就王鴻緒密摺的性質與內容而言，有幾件密摺證明是王鴻緒在休致後被召還京修書時所上的。如此則王鴻緒自康熙二十三年，授與密摺上奏權後，終其一生都有密摺上奏權了。
密摺是由上奏大臣親自書寫，由其本人或親信家人送至宮中，不經通政司轉呈。但許多密摺是夾在請安摺或謝恩摺內一併進呈的。謝恩及請安摺的形式與內容都很簡單，全奏摺甚至只有「恭請皇上聖安」等六字，而「硃批」也只「朕安」二字。但有時皇帝在「朕安」之餘，詢問其他的事情。所以就史料而言，請安與謝恩摺都不太重要，但「硃批」有時確是有價值的史料。請安摺有時就是密摺，在蘇州織造李煦、江寧織造曹寅的許多密摺中，第一句話就是「恭請皇上萬安」，然後再奏報事情。本院所藏請安摺以康熙、雍正二朝為最多，這也許與康、雍二朝密摺多有關係，當然與康熙、雍正晚年，身體欠佳也有關係。因為有資格得到皇帝的特別恩賞，與有資格向皇帝請安的大臣，就是皇帝所親信的「股肱」，他們有「上密摺權」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