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引言
農民組合運動在南瀛孤島臺灣興起，以鳳山最早，但經緯曲折，其原因一方面受到日本左翼領導者（如麻生久1891-1940、山川均1880-1958、杉山元治郎1885-1964、布施辰治1880-1953）的啟發，一方面係歷年來本島租佃（?耕）習慣之缺陷，另一方面是島民不曉得法律，從前自己開墾的官有土地，由官廳拂下（放領出售）給日本財團（特別是製糖株式會社）或日本退官者（退職官僚）所有，致使島民變成日本退官者或製糖會社的佃農。之前，佃農若有不平、不滿與怨嗟，只能向保正、甲長、街庄役場訴苦；或由派出所警察協調慰撫之；或使業主與佃農之間互讓，糊塗了事，彌縫一時。二十年代隨著公學校教育之普及，帶來人民知識思想之提升，終使臺灣農民認清時勢，敢向暴威恣肆的業主要求改善租佃習慣。農業國臺灣的人口中佔多數者乃是農民，而其大多數乃是自耕兼佃農及無產的佃農，農民組合即為改善向來不公正的租佃習慣，救濟佃農，排除其生活上的不安而興起。
最初新竹州大園庄的農民二十餘戶移住到高雄苓雅寮陳中和（1853-1930）家族所有的荒地上，在長期?耕之契約下從事三十餘甲的水田佃耕。然而1925年5月，地主突然以自作經營新興製糖公司之目的要求佃農歸還土地，多數農民不得已擬聽從之。其中有人則積極發起反對運動，以法律問題之爭，請求鳳山公學校訓導簡吉（1903-1951）評斷。簡吉知道，1926年是本島進入租佃契約的更新期，預計至1927年2月以前?耕契約將全部更新，因而認定該地佃農尚有?耕一年之地利。地主方面不得不予以承認，農民方面大喜，均以簡吉馬首是瞻，對他宛如救世主般地崇拜，附近農民之期望，概集於其一身。
如此簡吉於1925年11月中組織鳳山農民組合，積極發起組合運動，一步一步使各地的農民成為組合員，在嘉義山區以竹林問題為發軔點，在官有地多之處以反對官有地拂下運動，在佃農多之處以租佃問題，在地主多之處以提高原料甘蔗價格等為誘因號召，藉由演講、宣傳、講習會方法，致力於設置支部及掀起運動。1926年臺南州下營、崙背、竹崎三地，以及臺中州大甲、二林兩地各設置冠以其庄名之農民組合；1927年更進而及於新竹，大湖亦見設置，大溪不日亦逐漸完成設置，尚呈逐漸及於臺北州之情勢。平靜無事小鄉鎮的農民之間，迅速傳播農民組合，令臺灣總督府感到震驚。參加農組的人員從1924年的幾百人、1926年的幾千人、1927年的兩萬四千餘人，一直增加到1928年的三萬名。農民組合支部從1924年8月首創的彰化郡線西庄，增至1926年六個組合支部，一直到1929年的三十個支部。農民組合之章程亦頗為整備，會費方面，日薪勞工每年12錢，佃農、自耕農及佃農兼自耕農均為一年60錢，由此支付所有運動費用及其他支出。
臺灣農民組合最應注意者，係與擁有五十餘萬佃農的日本農民組合氣脈相通。曩昔日本農民運動分為左傾、右傾及中立三派時，該組合同盟聚集左傾分子，其關西總本部設於大阪，杉山元治郎為其組合長。本島農民組合運動之中心人物，曾在大阪杉山元治郎、山上武雄等（後來被選為組合長）引導下，目擊組合運動之實況，且受其思想上之感染，回臺後，從而組織本島的農民組合，目標單純是以合法手段，反抗典型殖民地暴虐與資本主義的榨取，謀得臺灣大眾之解放。農民組合號召地方農民自己主動組成團體，用以爭取公道、合理、公平之租佃?耕契約，維護自身的權益，提高農民地位。就中，高雄州聯合會所屬六個支部（高雄、鳳山、屏東、潮州、東港、內埔），大多是為對付各製糖會社而設的；臺南州聯合會所屬十個支部（曾文、下營、新營、東石、斗六、虎尾、嘉義、小梅、麥寮、番社），以竹林、蔗價問題爭議最多；臺中州聯合會所屬七個支部（大屯、大甲、彰化、員林、二林、中寮、竹山），爭議居多的是退官者土地拂下問題和芭（香）蕉問題；新竹州聯合會所屬六個支部（桃園、中壢、湖口、三義、大湖、三叉），爭議的中心點是三叉土地問題以及中壢日拓問題。
臺灣農民運動因日本?地有力指導者之渡臺而得以發展，其組織亦以杉山氏之農民組合同盟為準，再如舉行中央委員會，揭櫫之數條綱領亦是明顯立足於階級意識上之鬥爭。所以第一章需要從日本社會主義的興起以及日本左翼人士如何影響富有活力、有抱負的臺灣知識分子，找出臺灣農民運動的淵源與背景。另外在俄共第三國際（Comintern）領導下，臺共分子如謝雪紅（1901-1970）、林木順（1904-?）、楊克培（1908-1978）等跟日共、中共掛勾合作，於1928年也滲透到臺灣的農民組合。農民組合原先鬥爭的對象是佔有廣大甘蔗田的日本財閥，臺灣資產階級和大地主；臺共滲透以後，它的抗爭性質，已經從經濟訴求變成政治的抗爭，從主佃分際的租金價格問題，轉變為社會的階級鬥爭；民族解放與建立臺灣共和國。本來在1927至1928年間，臺灣農民組合實際上已成為臺灣社會運動最具有戰鬥性且最堅固的大眾組織，可是臺共採取的農民問題對策是「既聯合又鬥爭」，結果，不但沒聯絡好其他的社運團體，倒是把所有重要的盟友全部鬥臭鬥垮掉了。總之，臺共之對於農民組合運動，終究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因此第二章介紹第三共產國際的組織、活動，以及她與日本、中國、臺灣左翼分子的複雜關係。把臺灣跟二十年代世界的時空環境連結之後，才能深入探討臺灣農民運動的興起（第三章），描述農民運動的全盛時期（第四章），和分析農民運動如何由盛而衰（第五章）。
臺灣農民組合本欲聯絡日、臺、鮮的共同戰線，終於不見效；想要謀全臺戰線的統一，也是一樣沒有結果；地方的未組織蔗農和農組的步調不能一致，以致向製糖會社進攻的效果很有限。臺灣農民組合運動失敗的理由，除了國際大環境不利於全球左翼運動之外，主要是因為日本政府有效地清除掃蕩日本國內的左翼活動分子，進而切斷臺灣農民運動的外援與資助。同時總督府不斷沿用警察 「治安維持法」與「出版規則」第十七條，無理干涉集會、阻礙講演、蹂躪人權、緝捕臺灣農組幹部入獄。1928一年之中，農組本部要發給各支部的情報，總共被警方差押（查扣）三十三次。無法從日本吸取奶水的臺灣農民組合，因此轉而與在上海成立的臺共合作，結果不但造成農組內部領導的分裂，而且嚇倒了一般原本同情農組的臺灣老百姓，以致組合的會員越來越少，驟減到1931年以後的幾千人，結果農組的經費縮水拮据，無法執行必要的公開與地下活動，不久就風消雲散、自動瓦解。
二十年代與三十年代臺灣農民運動所有目前能找到的檔案資料，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是日本法政大學收藏的農民運動總部、支部及活躍人物留下來的文物、信件、宣傳印刷品；就中又分成《臺灣農民組合本部存留檔案》以及《日農總本部國際部資料》兩部。這些用手抄寫的資料（中文、日文摻半）當然是宣導他們的立場，攻擊資本主義，批評日本統治者及地主。他們的標題內容包括會議記錄，講演，各種農業問題，抗議書，陳情書，政府暴虐、警察暴行，共產主義，階級鬥爭，國內、國際通訊，各地方爆發爭議事件，法院訟庭審判，戰鬥報告，辜顯榮（1866-1937）等等。經過作者的譯注，這類第一手史料分編在第六、七、八、九、十、十一章。
第二類資料是臺灣人本位的言論機關《臺灣民報》。《臺灣民報》於1923年4月15日在東京發行半月刊，後來改成週刊，至1932年4月15日再改為《臺灣新民報》，前後有十年之久。《臺灣民報》發行了七期之後，在1923年9月1日碰到東京大地震，於10月15日復刊，大部分銷售於當時東京的臺灣留學生、住在東京的臺灣人；以及東京的中國留學生。《臺灣民報》常常遭到臺灣總督府當局禁止輸入臺灣，一直到1927年8月1日，經臺灣總督的許可，才將報社社址遷到臺北市下奎府町（現今的南京西路），編輯委員包括發行人兼印刷人黃呈聰（1886-1963，早稻田大學政治系畢業），主編林呈祿（1886-1968，明治大學法學系畢業），臺灣分社負責人王敏川（1888-1942，早稻田大學政治系畢業）。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臺灣新民報》在1941年2月11日被迫改名為《興南新聞》，從此一切在軍事控制下，再也談不上新聞自由了。
1924年8月臺灣文化協會幹部黃呈聰從東京回到臺灣，同時鼓吹臺中州彰化郡線西庄（鄉）成立「甘蔗耕作組合」。臺灣農民運動期間，《臺灣民報》記者謝春木（1902-1969）到處奔跑，報導各地農民組合會成立發會式，全島大會，演講會，委員會提出的議案，以及農民示威抗議等活動。《臺灣民報》有四分之一的新聞是用日文記載，也經常登載農民組合代替佃農跟官廳交涉的消息；詳述農組幹部被捕、審判、入獄服刑，以及出獄情形；間或用社論指出農民生活權被剝奪，攻擊批評當局無誠意，並替農民痛切陳情。此外，《臺灣民報》也刊登山川均、蔡孝乾（1908-1982）、簡吉、布施辰治寫的文章，和麻生久、古屋貞雄（1889-1976）等的演講。《臺灣民報》堪稱為研究臺灣農民組合運動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
第三類資料是日本殖民政府官方資料，包括《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以及總督府喉舌《臺灣日日新報》。在整個農民運動期間，《臺灣日日新報》喜歡用聳動聽聞的消息恐嚇農組的活動，諸如下列的新聞標題，「農組教唆農民」、「農民運動犯罪調查」、「農民組合內訌」、「暴力行為、有罪公判」、「臺灣農民運動破壞農業」、「農民組合滯納厝稅」、「辯士違警被拘」、「通譯被檢束」、「農民組合惡作劇」、「農組某某素多劣跡」、「保甲會議反對兩廟借人作煽動演講」、「農組幹部危害公務」、「農組趙港等詐欺」、「農組支部長詐欺案送院」、「農民組合爭議部長因誘拐婦女被提起告訴」、「痛罵公豬拐誘吾女憤然欲與簡吉拚命」、「農運赤化階級鬥爭」。採用《臺灣日日新報》的新聞報導時，務必要跟第一類和第二類資料相互比較，研判查證，才會客觀翔實。
第四類資料是學者經過研究分析整理出來的第一手資料，譬如說，農民運動史研究會編的《日本農民運動史》（東京：東洋經濟進步社，1961），山邊健太郎編的《臺灣》第一卷，現代史資料21（東京：???書房，1971）。山邊健太郎編的《臺灣》中文翻譯，分別編排在第六到第十一章，俾讓國內學者參考比較。
此外，本書也參考了少許第二手資料，如牛津大學教授Ann Waswo and Nishida Yoshiaki eds., Farmers and Village Life in Twentieth Century Japan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C.L.R. James, World Revolution, 1917-1936: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ondon: Martin Secker and Warburg, 1937；堪薩斯大學教授Frank S. T. Hsiao and Lawrence R. Sullivan的 "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1928-1931,"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February 1983；及Edgar Wickberg的 "The Taiwan Peasant Movement, 1923-1932,"Pacific Affairs, July 1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