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序言一〉
歷史寫作的收穫
余世存
一
四、五年來，長風先生埋頭於秦末漢初歷史的研讀，在朋友中間多有人知。這幾乎是歷史研究領域最年輕一代人的勞作代表。他將如何演繹這一段歷史？他有什麼深刻、新鮮的高論？講史如何?明我們當世人的明德？他自己將展示什麼樣的史觀？……這些都值得我們期待。
在朋友們的催促下，長風先生的初稿終於交了出來。這是兩年前的事了，後來，又經歷了兩年多的沉澱、封凍、打磨，一本二十多萬字的《流氓與貴族》才跟我們見面。越過最初章節的平淡敘述，在尋找史觀、高論、軼聞、名言等等慣常的歷史閱讀期待失效後，我們驚奇地發現，長風先生構築了他自己極具個性的歷史寫作平臺，他把演義式的歷史敘述融進了現代國民的史論中，他的歷史寫作中有著傳統治史少有的平民精神、人生正義和歷史正義。
二
歷史寫作一直是我們近代以來沒有完成現代性轉換的領域之一，而這種歷史寫作的現代性又見仁見智。用原始檔案來開一代治史風氣的蔣廷黻在這方面是一個典範，他在歷史寫作裡率先跳開了我國傳統的「虛驕」史證的舊套子，以新方法、新觀念來研究中國近代的外交。由此研究出發，他不傾向於仇外排外，這並不是他不痛恨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是他認為帝國主義侵略是一個歷史事實，侵略的對象也不只是中國，要緊的是看我們如何應付帝國主義侵略，所採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
至於天才而英年早逝的史學家張蔭麟，曾應國民政府教育部之聘，編撰高中歷史教材的《中國史綱》；其功力與學識舉重若輕、取精用宏，引人入勝，乃歸入中國史學名著而不愧，至今仍為中國人所必需。賀麟先生稱之為「人格學問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現和具體結晶」，其書「有真摯感人的熱情，有促進社會福利的理想，有簡潔優美的文字，有淹博專精的學問，有透澈通達的思想與識見」。
自學成才的國學大家錢穆雖然在多方面回歸傳統，但他的國史研究仍念茲在茲於返本開新。抗戰時期，他在《國史大綱》的卷首，首先對讀者提出的就是幾條閱讀該書的基本信念，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求讀者要對本國歷史持一種「溫情的敬意」的態度，而非「對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
這些歷史寫作的現代努力幾乎被人為中斷三四十年之久，到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黃仁宇、陳寅恪、唐德剛等人的歷史著述介紹出版，一時令人耳目一新。但這種不同時空借來的火種並沒有點燃我們歷史寫作的熱情，歷史寫作在我們這裡被官學課題、斷代工程、網路戲說、媒體專欄、市場商品、東方神秘主義一類的風格占據了。儘管有金觀濤、吳思等人的貢獻，中國歷史至今仍散亂地擺在國人的視野庫房裡，不入茫然，入庫少有所得。可以說，歷史寫作仍需要當代人的努力。
三
沒有人否認我們社會每隔十年左右就會有一陣「歷史熱」，但可能少有人思慮歷史寫作的狀態和本質。為什麼那些學貫中西的大史學家的著作也不是觀止之作？為什麼那些因外交屈辱、應政府之請、由抗戰熱情而產生的歷史寫作成了我們當代的「史學名著」？為什麼歷史會熱起來？為什麼在意識形態之外，當代中國人少有對人生關注的歷史底蘊？……
因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只要社會在發展，當代人就需要讀到當代人對歷史的解釋、講述、評點。而對歷史之發現或重新解讀的成績，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代人生社會的底色。如果人們?棄崇高一類的意識形態說教，卻進入了獵奇、尋戲、找樂的油滑之中，對歷史任意作踐，人們的生活將仍是淺薄的。即使如此，一個以歷史悠久著稱的東方大國的國民仍會尋求歷史的真相，也即人性的真相；尋求歷史的厚重、真善和美，也即人生的厚重、真善和美。這也是我們當代人每隔一段時間仍要從歷史中尋找答案的原因，也是我們對歷史寫作本身仍有要求的原因。
更重要的，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進入了有現代化史以來最為詭異的時期。當代人不僅想從中獲得史觀、從中獲得教益，不僅想知道「那些事兒」，而且也希望看清自己在現實人生社會中的座標。同樣地，人們對歷史和講史者本身也有著認同方面的現代性要求。
這種現代性首先是?蒙運動以來的「人是目的」。這種人的目的性不假借一切外力，全由人自我示現。用我曾經說過的話，因為「人」不是學者，「人」不是哲學家，「人」不是大師；「人」實際上是你，是我，是為那個極遠的全稱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這種現代性的成就在中國就是活生生的一個中國人，一個可以交流溝通的中國人，一個如溫家寶所說有幸福追求、有尊嚴的中國人。但顯然，一個中國作家還不是一個中國人，一個歷史學者還不是一個中國人，一個網路寫手也還不是一個中國人。他們可能都能呈現歷史或現實的某種面相，但他們很少呈現歷史與當下的一體，他們很少讓當代成為歷史寫作裡的歷史。
蔣廷黻曾問公認的漢代史權威楊樹達先生：「楊教授，你能給學生和我正確扼要地講一講漢代四百年間都發生過什麼事，漢代重要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變化如何嗎？」名聞天下的楊先生面有難色，表示自己從未想過這些問題，書中沒有討論過。蔣先生有足夠的理由歎息國史研究的落伍，但他可能沒有想到，其實他自己也是一個有待後人超越的對象。他的歷史寫作結果是一個「中國學者」而非中國人的作品。
我在《中國劫》中曾偏激地說過這樣的話：是以唐德剛、黃仁宇這樣的歷史學家，仍不免於政治歷史學家之譏，他們堅持「國家劫數」的長程合理性，實則為每一段國家政治做了辯護，即近代以來一切中國人的災難、戰爭、生靈塗炭，無不服務於二百年左右、上下層分別整合的歷史合理性。而不知中國人亦人類文明史之一員，不知中國人生命高出政黨的使命、國家劫數或歷史的合理性，中國人個體生命之一己光華，足以輝耀千古。職是之故，任何有良知之教員都會告知弟子：「二十世紀中國無史學，一切皆政治學；二十世紀中國無史書，一切皆政黨史、革命史、改革史。」而任何有良史之才，一如司馬遷將漂母、陳涉、朱家、郭解、優孟等平凡者的言行上升到歷史與王公大人的高度一樣，真正的歷史敘事，當把筆墨傾倒給現代中國的國民。
四
長風先生的大著幾乎就是我期待的歷史敘事。他的作品裡不僅有對秦末漢初歷史中的小人物的關注，也直接把自己的經歷寫進了歷史，書中多有他少年時的記憶、大學時代的生活等等。這種把自己植入的做法在抒情文字裡多顯矯氣，在歷史敘事中卻是一種平實健康的信念。他跟讀者、自己的同胞坐在一起，他不是講課、不是說教、不是發布、不是訓導，而是進行有效的交流溝通。借用一個說法兒，我們的歷史寫作絕大多數是才子佳人之作，是帝王師將相幫閒之作，是或躲在書齋或上了電視的光鮮的學者大師之作，卻少有一個現代精神、氣魄、理性統一的中國人之作。在向自己的讀者交流歷史時，作者有必要把自己交代出來，有必要自己站出來。唐德剛曾經這樣做過，唐德剛動輒在書中說自己如何如何，其實多有提示讀者之用心；長風做得更好，因為他更有平民意識而少有專家學者意識。
在很大程度上，長風也用當代世界詮釋了歷史；這種詮釋，並非一種討巧方便，而是一種貫通古今的認識論。比如他介紹范增：「有個老頭，名叫范增，七十歲了。按理說，大把歲數也不該湊這熱鬧，大概老人家身體太好，並沒有感到年齡上的障礙，還想把餘生奉獻給革命事業。」比如他寫項羽：「至此，我們的項羽大哥終於走完他的革命道路。千百年來，多少文人墨客都對項羽報以同情……」比如他講「帶頭大哥朱家」：「他救濟別人，首先從貧賤的開始。但你可不要以為他的家資有多麼闊。據說，他家無餘財，衣服破得沒有完整的花紋，伙食是每餐一菜，交通工具也只是牛車。他急人所急，遠勝過自己的事情。這不是兩千年後的人民公僕嘛！太廉潔了！太敬業了！」
任何熟讀趙高政變故事的人可能都沒想到作者如此神來之筆：「在趙高執著的攻勢下，李斯竟然仰天長歎，淚流滿面說了句莫名其妙的話：『老天呀！偏偏自己生逢亂世，既然不能以死明志，又向誰寄託呢？』乖乖！李斯一直標榜帝國是安定的，怎麼此時成了亂世？既然明白自己的職責與操守，為何最終還往火坑裡面跳？作為帝國多年培養的老幹部，關鍵時刻就掉鏈子，難道就沒想到『一朝天子一朝臣』，你李斯可能永遠做總理嗎？明明知道這是不對的，偏偏要走下去，真不知道你這政法專業是怎麼讀的。」
勿須再多引述，我們已經能夠理解長風先生的講論風格。他幾乎沒有受「智識階級」或研究專業的污染，而是以當代中國人的眼光、日常趣味為我們講解了一段歷史。他把我們絕大多數中國人平時飯桌上、小圈子聚會裡的自由自在的一點精神、個性歷史化了，他為我們國民的歷史態度做了一次淋漓的背書。用我們這些都受過污染而難清除的知識者話語，他把一種歷史正義或表達歷史的正義法權化了。宋元白話演義、評書、講史的傳統在此也有了新的進展，那種忠孝節義或莫談國是一類的苟且說史，一變而為長風筆下的個人自由。他捍衛了現代性極為珍視的歷史正義，他展現了這種歷史。
五
我算是瞭解長風寫作狀態的人了。我知道他這幾年生活得不易，他有過情緒極度低沉的時期，也一度熱切地關心時事，他甚至在自己的艱難生活中還寫文章安慰有心無力者、安慰關心社會進步的人們。在這種狀態下出手一部秦末漢初的歷史著作──《流氓與貴族》──一定有他的寄託在，有他的精神在。
我們從這部史論中看到了他的精神氣度。既非紅黑貴族，又非窮窘草根，他的信念有如漢人生活的踏實。他為那些被史學家、傳統論者忽略的人們紀傳，為戚夫人、劉盈、朱家、緹縈……濃墨重彩地做了鋪陳；他無視封建政治制度、朝代轉移、士農工商結構……而直接點明歷史的真相，即使那是我們的聖賢稱道的文景之治：「劉?當然不會對每個官員都如此，如果這樣的話，誰還給他劉家打工。」這是我們以前讀過的歷史書中未曾提撕的現代國民的識見，也是我們的歷史學家或學者們對現代性途中的無數無明的同胞們欠奉的一個責任。長風先生的工作，多少在償還這種應盡的責任。
他雖然也會談論一以貫之的社會關係，比如，「七國盟軍的失敗，標誌著黃老無為的治國精神已經開始遭到嚴重挑戰，權力完全被中央掌控，關卡被重新設置起來，諸侯間的自由交往也被阻止。地方開始進入死氣沉沉的氛圍，失去了以往的自由與獨立。」但如他文中所說，他更在意、更著力於以獨立不倚的態度講論歷史和現實，這也是現代國民的文明理性。
他的結論也許多卑之無甚高論，但他強調了個人之於歷史社會的遭遇。用他的話說：「我們雖然看到劉?下詔要求司法公正、以寬為主，也曾看到在農業歉收年代，不准以糧食餵馬的規定。但從我們接觸的個人案例來看，起碼在中央內部根本無司法公正可言。對於那些無法被歷史記載的千千萬萬人，他們的真實感受我們無法得知。」
面對少有個人關懷的中國歷史，作者的結論也是平實的：「回顧中國歷史，不難發現越是開放的社會，國家越是強盛，文化越是發達，人們的精神狀況越是好，國民的幸福指數越高。似乎凡是盛世都是刑罰異常寬鬆的時候，而開放意味著執政者非常自信，他不把民眾當作假想的敵人。」
這是一本值得閱讀、值得向作者致敬的書。據說讀史使人明智，但當代人一再發歷史熱而戾氣四溢，國民表態動輒拍胸脯、口水戰，可見我們的歷史寫作的貧瘠。所謂的通俗說史，所謂的講壇評書，多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舉；那些東東用來消磨時間尚可，但用於當作經驗並表達我們的人生社會，就罩上了太多瞞騙的帷幕。長風先生不在百家講壇上，不在影視裡，他是走到我們中間來的；他給我們拉開了歷史和現實的帷幕，為我們做古今彙通，捍衛我們的正義。他給予了我們做人的常識、認同感和現代性。
是為序。
二○一○年二月於北京
﹝序者簡介﹞余世存，青年思想家，自由撰稿人。做過中學教師、報社編輯、國家官員、志願者。曾任《戰略與管理》執行主編，《科學時報》助理總編輯。現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著有《非常道》、《老子傳》等。
〈序言二〉
歷史，作為自由的故事
劉軍寧
最近讀完的一本書再次勾起了一直縈繞在我心裡的一個爭議性話題：中國的傳統與自由有關嗎？中國的歷史是自由的歷史嗎？這本書就是長風先生的《流氓與貴族》。這本書有兩個特點，一是書中充滿了故事；二是書中充滿了自由。如果把兩者合起來，那就是書中充滿了自由的故事。這正是我所期待讀到的中國歷史，也正是我期待閱讀的自由故事。
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傳統是一個與自由無關的傳統，中國的歷史是一部與自由無緣的歷史。學校中歷史教科書的歷史，基本上是作為階級鬥爭的歷史，作為階級專政的歷史，作為個人服從權力的歷史。雖然許多反對自由的人士與贊成自由的人士在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上針鋒相對，但是他們之間往往有一個奇怪的共識：中國沒有自由的傳統，中國沒有自由的歷史。
然而，這個共識早就被一位歷史哲學家破除了。法西斯統治時期的義大利自由主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認為，無分國別，人類歷史都是自由的歷史。自由並不是一個外在於歷史的目標，它就內在於人類歷史之中。歷史是作為一部自由的故事而展開的。對於持歷史與自由無關的觀點和上述共識，克羅齊是這麼回應的：持這種看法的人，用耶穌的話說，是不知道他們自己在說的。他們若知道，他們若反思，則會發現：斷言自由死亡，就等於斷言生活死亡。否定了自由，也就否定了歷史，從而也否定了人類自身。如果自由真的與中國傳統無關，如果真的與中國歷史無緣，那麼，中國人就不配享有自由。而這個結論是我們所不能承受的。
如果任何歷史都是自由的歷史，那麼，我們能否同樣也把中國的歷史看成一部自由史，看成無數自由的故事。對自由的壓制反而終將導致自由意識的勃發。根據《流氓與貴族》一書的描述，中國歷史，從極端大一統的暴秦到無為而治的初漢，這八十年正像克羅齊所斷言，自由內在於人的精神之中，因為對自由的追求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極端的壓制與呼喚自由的反彈，在中國以後的歷史中也不斷交替。
難道在歷史上最專制的秦朝也是自由的歷史嗎？是，絕對是！所謂專制，就是對自由的壓制。沒有自由，沒有對自由的嚮往與追求，根本就不需要專制來壓制。書中詳細描寫了在秦朝中自由與專制的第一惡戰：郡縣與分封之爭，集權與分權之爭。集權意味著更少的自由，分權意味著更多的自由。書中寫到：「分封制與郡縣制，就是在探討分權與集權的問題。只要權力不是民眾的，靠集權建立起來的任何國家都是對民眾的威脅。而個體的精神之自由、思想之獨立、生活之美好、幸福之感覺都與其有著根本關係。」（第一章）可見，歷史作為自由的歷史，是追求自由、遭受挫折、再繼續追求、愈敗愈戰、直至獲得自由的歷史。因此，關於自由遭受挫折的故事是作為自由的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秦漢之際的歷史表明，暴虐、專制的人沒有好下場。別姬自殺的霸王項羽是一個例子。而取勝的劉邦和初漢使自由在民間獲得很大的空間。郡縣與分封並舉的初漢，「中央與地方各自發揮創造性，使個人精神得以在寬鬆氛圍內自由張揚，這也是漢帝國從初期的貧瘠走向富強的重要原因。」（第四章）
有人會說，中國歷史不過是專制王朝的興衰史，與自由無關。而在我看來，就從某種意義上說，專制是自由存在的反面見證。只要中國有監獄，就有自由傳統，就有自由的歷史。我把監獄的存在看作是自由的見證。監獄的歷史有多久自由的歷史就有多久。除非監禁是一種獎勵，在任何地方只要監獄作為一種懲罰存在，這就是人類追求自由的見證，否則剝奪自由的監禁就不構成懲罰。關進監獄只有對嚮往自由的人才有懲罰意義，對不嚮往自由的人不具有懲罰意義。即便是鼓吹專制的也嚮往自由，否則，關監獄對他就不是懲罰。「李斯在獄中還試圖自救。」（第一章）
如此看來，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關於自由的產生、發展和成熟以至進入永恆的存在的歷史。歷史的發展就是自由的發展。自由滲透和貫穿於全部歷史。在歷史上，自由得到增進與削弱的過程往往是交替進行的。即使在自由最受壓制的時候，自由的火焰也不可能完全熄滅。自由並不存在於別的地方，就在人們對於自由的不懈追求之中。追求自由的故事就構成了人類的歷史。人類不可能有完全喪失自由的時候，只有自由因受到壓制而無法全面展開的時候，為爭取自由的努力遭受挫折的時候。就像克羅齊所發現的，即便在幽黯、嚴峻的年代，自由依然在詩人的詩篇中怒吼，在思想家的巨著中慷慨陳辭，自由之火在同周圍世界格格不入的人們心中孤獨、高傲地點燃著，「最自由的精神」從囚禁「睡獅」的「嚴酷牢房」誕生。在《流氓與貴族》一書中，眾多的故事裡面都涉及到自由。作者長風不僅在寫自由的歷史，而且以自由的視角，帶著對自由的關懷。他寫的是秦漢史，心裡想的是：如何「放權於民，權力制衡，消解權力的罪惡性。」（第十章）
我同意克羅齊所說的，我們都是過去的產物，我們之所以是我們，因為我們有歷史。歷史所要凸顯的就是人們如何克服各種障礙去實現自我和道德理想，如何追求自由的社會與政治制度。在西文中，歷史（history）與故事（story）是同源詞，在法語中，歷史與故事是同一個詞。歷史離不開故事，歷史離不開自由的故事。本文所涉及到的作者書中自由的故事，掛一而漏萬。如果大家帶著自由的心去閱讀，那書中自由的故事一定多不勝收。在中國，作為自由故事彙編的歷史書少之又少。期待長風，期待眾多的史家，書寫更多作為自由故事的中國歷史。
﹝序者簡介﹞劉軍寧，一九九三年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曾為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研究員，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訪問學者。現供職於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學。為年輕一代政治學者的領軍人物。當代中國較早研究自由主義的獨立學者、踐行自由主義理念的人。著有《保守主義》、《權力現象》等。
〈序言三〉
古今一也
李元
長風（張玉波）是我的學生。
學生也者，因其超過了「弟子三千」，所以，留下印象的並不多，而留下深刻印象的尤其少。但長風卻是個例外，他不僅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我們之間始終保持著聯繫，時常進行著精神層面的交流，這在我的教學生涯中是不多見的。倒不是我高高在上，而是社會風氣使然，大多數學生都為衣食計而改了行，也就斬斷了師生之間思想交流的可能性。只有長風等少數學生仍然堅守著歷史學這塊日益萎縮的陣地，堅持著對學術真理的追求，僅憑這點就是難能可貴的。孔夫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長風得之矣。
長風出身貧寒，努力向學。但並非死讀書，讀死書之類。他長於思考，不甘於人云亦云、隨波逐流，所以多所收穫，進步極快，這為以後的創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但是，學習好，肯思考的人生活之路卻並非一帆風順。據我所知，畢業後，長風的經歷可用「時運不濟，命途多舛」概括之。然而值得讚揚地是，他並未被恐怖的惡運所壓倒，相反，卻迎著困難奮勇拚搏，殺出一條生路，成為一個思想上的探索者。這其中的甘苦恐怕只有他自己和三五好友深有體會。
不過，苦難往往是鍛煉強者的學校。就此而言，坎坷的命運對長風倒是一件好事。因為苦難催促他更加成熟，思想更加深邃。司馬遷為什麼能夠成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大史學家？我認為首先因為他是位「是非頗謬於聖人」的大思想家。試問他的偉大思想從哪裡來？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同樣，苦難和坎坷也鑄就了長風的「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從而使長風這部歷史處女作處處閃耀著新思想的火花。值得我們一讀。
至於西漢初期這段歷史確實值得今人玩味。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我們熟悉的影子。原因何在？
有人說：歷史是不能重複的。我倒另有看法，如果專制制度不變，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循環史。荀子說：「古今一也」，他的話已經被我們的歷史實踐所驗證。可我卻不希望被我們未來的歷史所驗證。
這點，也正是長風這部書的潛臺詞，我與長風共之，是為序。
二○一○年三月四日星期四 於黑龍江大學寓所
﹝序者簡介﹞李元，黑龍江大學歷史學教授。金景芳弟子。著有《千古一帝秦始皇》、《從理想到毀滅──王莽評傳》、《孔子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