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為一經學興盛時期，典籍整理與詮釋、儒學理論之推闡、家法章句之學脈傳授，與政治教化等活動相當盛行。為了回應時代問題，儒者在知識創造、解釋與傳播的過程中，從六藝典籍推闡出以天道為根源之體制恢弘、內容繁複的知識體系；依《史記》與《漢書》所載，可知其涵括天文曆法、地理溝洫、文化、政治、法律、經濟，與個人道德修為與實踐等各面向，本書循此經學與思想發展的外緣背景而引發之問題意識為：
武帝以降獨尊儒術，儒者對典籍內涵之認知、思考與詮釋甚為重視；如此，研究者如何從西漢儒家論著中，發掘「知識理論」之主要命題、理論脈絡與其發展？
民國以來，兩漢思想研究論著雖眾，卻幾無全面考察西漢儒家諸子「知識理論」專著。為裨補罅隙，冀能扣合西漢經學與思想發展的學術文化背景，歷時性地完整呈現西漢儒家知識理論之主要命題、理論脈絡、論證方式、發展過程，以及對後世之影響，開拓兩漢思想之研究視野。
一、「知識理論」概念釐定與核心論題
「知識理論」一概念牽涉二論題：一為「知識理論」一詞之概念，與筆者梳理學界歷來對中國哲學研究之「知識論」與「知識理論」之研究成果後，擇以「知識理論」一詞的原因。二為學界對中國哲學「知識理論」所開展出的重要命題，藉以觀察西漢儒者如何提出知識理論核心論題，進深探究其證成論題之方法與理論脈絡。
「經術致用」之政教需求，與以「天道觀」為究極知之對象之論題形成背景，賦予「西漢儒家知識理論」深具實踐性的特質，開啟殊別於西方知識論之理論脈絡。民國以來，學界對中國哲學之「知識論」（Epistemology）或「知識理論」（The Theory of Knowledge）甚為關注且論著甚豐。以下先觀察民國以來中國哲學知識論的研究成果與主要論題，歸納中國哲學之知識論殊別於歐陸、英美知識論的論題。又，西漢儒學深受荀子影響，荀子知識論之研究甚為豐富，故擬探討其研究現況，歸納主要研究論題，作為本文重要借鑒。其三則為探討目前西漢知識論之研究現況。再依照三項研究成果，提出西漢儒家知識理論之定義與主要論題。
（一）民國以來中國哲學知識論之主要論題
民國以來，學界引介西方知識論時常旁及中國哲學；或以西方知識論觀點會通中國知識論。胡軍與吳汝鈞先生分別整理民國以來重要知識論研究成果，皆肯認張東蓀與金岳霖二先生引介西方知識論的成就，而後者更涉及中國知識論之重要觀點。張東蓀《認識論》開篇論其知識論體系主要探討四論題：
認識論（Epistemology）是研究關於知識的問題。這些問題可以有下列的幾種：
一、是知識的由來─這個問題所要討論的是：是知識是否習得的呢，還是天生的呢？
二、是知識之性質─這個問題所要討論的是：知識的內容是感覺呢，是知覺呢，概念呢，判斷呢，還是其他呢？
三、知識與實在之關係─這個問題所要討論的是：知識的對象是外物呢，還是心影呢，抑或兼是呢？
四、是知識的標準─這個問題所要討論的是：知識上所有的真偽是以何而分呢？
四項問題可歸納為三大主題：知識之由來與性質屬於「知之對象」之論題，「知識與實在的關係」則關乎「知之主體」之「認知能力」，而「知識的標準」則為「真理證立」問題，此三者可對應西方哲學知識論之重要論題。
相較於此，金岳霖先生雖亦以引介西方知識論為主，卻已經涉及中國知識論的重要論題。在引介西方知識論的面向上，他廣引西方知識論學者如洛克（John Locke）、休謨（David Hume）、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與倫理學者摩爾（G. E._Moore）對知識論之重要概念，並以邏輯實證討論「知之對象」之由來、性質與語言表達，「知之主體」之認知能力，與「真理證立」等論題，故吳汝鈞先生論曰：
金岳霖雖是中國學者，但他的知識論是西方式的，是在實在主義的背景下建立的。他的鉅著《知識論》基本上是從西方哲學的理論與思維型態而寫出的，其中展示出西方近現代在知識論上的根本問題和探究方向，對西方知識論上的困難（如休謨的經驗主義的知識論）提出有創建性的回應。他的視野寬闊、全面，思辨態度嚴謹，分析力強。故此書可視為西方哲學的著作，特別是能補西方在知識論發展的不足；另外也有他自己創發性思維在內。
然而，在引介西方知識論為主的《知識論》中，金岳霖卻有意融入道家思想，胡軍先生將其「知識論」與「論道」，指出其由「道」之視角出發而齊平萬物：
金岳霖自然不從人類中心論或自我中心論來觀察和處理各種哲學問題，而是從超越的「道」的高度來審視一切。正是這一點才使金岳霖的知識理論體系不同於西方哲學史上的一切知識論體系，也正是這一點才使金岳霖的知識論體系具有鮮明的中國哲學尤其是道家哲學的色彩。因為從形而上的道的超越層面來觀察、審視一切是道家哲學的基點。道是終極性的最高存在，是生成萬事萬物的本源，既然人只是萬物中的一種，所以我們也就不能夠拘執於人類中心論、自我中心論，而應「以道觀之」。
「以道觀之」而能「齊平萬物」的概念，開啟先秦道家知識論之論述向度，呈現西方知識論環繞感性、知性與理性而推展出的「知之主體」，在中國哲學中亦有脈絡殊別而相對應的概念，且可勾勒出兩層義理脈絡：其一，作為「知之主體」之「心」對「道」之把握殊於名言知識；從「消極義」觀之，「心齋」說明心泯除積極的感性與思辯能力，而歸於虛靜，此亦說明「心」有認知、思考、判斷等諸能力。其二，當「心」呈現虛靜狀態，即會凸顯「智的直覺」而能體契於「道」。在「體道」的身心狀態下，即能如金先生所論「齊平萬物」，故關永中先生論曰：「莊子在〈齊物論〉中的做法，基本上是站在知識論的立場上做破執的功夫，即一方面在能知心識上諷刺百家爭鳴的無聊，另一方面則在所知之境界上解除相對的封界，直指那消除對立的『寥天一』。」可見金先生《知識論》隱含對中國哲學之關懷，已鋪展為理脈較為完整的知識論。其間隱藏的關懷，在唐君毅先生《哲學概論．第二部．知識論》與牟宗三先生《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較透徹地開展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