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重要而明顯的文化地景與軍眷社區，眷村曾經引起諸多好奇、討論與誤解。整體而言，本文希望指出，不論是眷村研究或是省籍議題，除了國家認同、政黨支持或是選舉行為等較具一致性的研究主題之外，一個重要趨勢是從「階級的族群」逐漸轉向「族群的階級」。這是因為，早先研究（Gates 1982）指出，外省人作為一個族群也是一個凌駕本省人之上的社會階級，眷村則被認為是一個自外於台灣社會的封閉社區。後來隨著各種國內外政經環境的改變，關注焦點逐漸轉向注意外省人或是眷村內部各種不同的社會差異，包括世代、年齡、性別、軍階層級、教育程度、職業工作、經濟收入、婚姻狀況、親屬關係、居住條件、黨國體制依附程度等。
歷經數十年使用，老舊眷村的拆遷改建於1970年代中後期成為政府施政考量，眷村也逐漸成為學術研究對象。1967年，王培勳完成了可能是最早一篇以眷村為主題的學術論文，該文以台北市南機場附近的眷村家庭主婦為訪問對象，探究她們的健康、學習、經濟、家庭、娛樂等議題（王培勳 1967）。之後，張瑞珊（1980）與鄒雲霞（1981）嘗試以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概念與理論為基礎，視眷村為一個相對封閉卻自有文化特色的社區單位，探討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眷村住戶之間的人際網絡與凝聚力。
同一時期，由於眷村改建的數量與規模影響層面漸廣，引起許多都市計畫研究者的關心，主要聚焦居住空間、生活機能與都市發展等議題（陳麗瑛 1980；夏傳宇1980；李如南 1988）。1980年代末期開始，台灣歷經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挑戰，學術界跳脫了先前的研究格局，代之以更為寬廣的政經視角來觀察眷村的存在與影響，關注面向遍及地位取得、就業區隔、省籍通婚、居住空間、職業生涯、國家認同、語言文化等（蔡淑玲 1988；王甫昌 1991；羅於陵 1991；張茂桂 1993；王甫昌 1994；鍾基年1993）。相對地，眷村研究亦試圖向內提問，反思眷村內部的社會組成與特殊性，以異質性觀點重新認識眷村內部的性別差序、機會結構與族裔問題（趙剛、侯念祖 1995；劉益誠 1997；賴錦慧 1998；吳明季 2001）。
1997年，新制眷村改建在爭議氛圍中上路，眷村改建的經濟效益與公平性爭議引起多方討論（張俊宏等 1997；覃怡輝、蔡吉源 1999；李惠宗 1999；李廣均 2016），也有人探討拆遷改建對於眷村文化與人際網絡的衝擊（柳慧燕 1999；何思瞇 2001；賴志一 2007）。整體來看，眷村研究始於針對眷村內部鄰里關係與文化特色的探討，後來擴及眷村之空間政治、社會異質組成與改建公平性的討論，近來則是關心如何從搶救集體記憶與活化再利用的角度來探討，改建後的眷村將何去何從（古淑薰 2006；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 2009；李丹舟 2015）。
雖然許多媒體報導經常將眷村視為外省人的主要居住場所，但本書認為，眷村與外省人是兩個相關但不應畫上等號的概念。眷村或許是戰後來台移民的一種重要居住型態，卻不是唯一的一種，關鍵在於如何區分眷村的定義與類型（李廣均 2011：394-403）。此外，眷村研究不能脫離族群關係或省籍議題的知識脈絡。我們相信，族群關係或是省籍議題的了解，可以開拓眷村研究的視野，其中一個重要議題是族群與階級之間的糾結與變化。
「族群還是階級？」是國內外許多社會階層文獻關心的核心議題，也是我們認識省籍關係或是眷村研究時不能忽略的面向。William J. Wilson（1978）指出，隨著美國經濟與生產結構的轉型，種族作為一種社會結構的影響力日漸降低，影響非裔美國人生存機會與未來發展的主要因素反而是階級位置。Wilson指出族群 / 文化結構與階級 / 經濟結構之間的牽動與消長，對於了解台灣的外省人或是眷村改建具有啟發性。隨著國內外政經環境的改變，眷村改建或是保存又會如何影響他們的階級位置或是認同選擇？
李棟明（1970）曾經指出，第一代外省人主要住在都市地區，集中任職軍公教警等部門，初級產業與製造業的就業比例則是遠低於人口比例。如前所述，Hill Gates（1982）觀察1960、1970年代的台灣社會時發現，省籍與階級的社會界線出現重疊現象，省籍 / 族群是主要的社會不平等形式，即便是低階外省老兵也自覺優於曾經被日本殖民的本省人！就當時社會階層圖像而言，外省人作為一個族群，也是一種凌駕本省人之上的社會階級。惟胡台麗（1989）則是發現，外省人之中有為數不少（約8至10萬人）必須「自謀生活」的老兵，他們的生存機會與生活條件主要決定於來台之前的階級屬性（教育程度、軍階高低等），以及黨國體制下的軍人管理辦法與退輔政策。
釐清省籍 / 族群與社會經濟變數之間的複雜性，是國內相關文獻關心的一個重要問題。林忠正與林鶴玲（1993）比較台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產業分布、家庭收入、階級意識、房產狀況）發現，父母均為外省人的樣本與父母通婚的外省人樣本，在住屋所有權上出現明顯不同，前者住屋自有率64%，後者則只有34.1%。就房產狀況而言，父母通婚的外省人「處於最不利的地位⋯⋯呈現無屋者比例較其他族群為高⋯⋯較同年齡層的本省受訪者則仍居劣勢」（林忠正、林鶴玲 1993：149-150）。究其原因，可能與受訪者年齡或是雙親社會經濟條件有關，例如人數眾多且軍階偏低的外省籍男性偏向晚婚，在婚姻市場中較不具競爭力，婚配對象雙方經常是弱勢與弱勢的組合。
李廣均（2015）則是探討台灣「眷村」的歷史形成與社會差異，從歷史與社會脈絡比較分析「眷村」的類型與異同，除了討論列管眷村的起源與變遷，也提出「自力眷村」的概念與觀察。列管眷村與自力眷村是二次戰後來台軍民發展出來的兩種群居型態：就住戶組成背景、人際關係、生活習慣而言，兩種型態有相似性與關聯性，但就生存條件、相關權益與文化保存而言，兩者則有明顯不同的命運與前景（李廣均 2017a）。
省籍之間教育成就的歷年研究也累積不少成果（吳乃德 1997；陳婉琪 2005；范雲、張晉芬 2010），主要發現外省籍子女教育成就的優勢可歸因於公部門的教育補助、原生家庭的社經地位、父親教育程度、城鄉差距等，這些因素又與外省人的階級特徵（社經地位兩極化）、工作特性（集中軍公教警）與人口分布情形（都會地區）有關。吳乃德（1997）指出，外省籍民眾比起本省籍民眾具有較好的社會流動與教育成就，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對於軍公教部門提供子女教育補助，而外省籍人口任職這些部門的比例則是高於本省籍人口。
雙親教育程度曾經是解釋教育成就省籍差異的主要原因，但在控制家庭社經因素之後，省籍 / 族群效應消失（陳婉琪 2005；范雲、張晉芬 2010）。陳琬琪（2005）表示，對於1940-1950年代的出生者而言，外省籍子女就讀大學的兩性差距比本省籍子女小，原因之一是本省家庭性別資源配置的不平等情形較為嚴重，印證了相關質性研究的發現（林鶴玲、李香潔 1999）。此外，控制父母教育程度、城鄉差距、父親職業之後，省籍效應依父親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遞減：對高教育家庭的子女而言，沒有統計證據可以顯示，省籍因素對於子女就讀大學可以產生顯著影響，亦即相較於省籍身分，父親教育程度的影響更為重要，呼應了Wilson（1978）對於非裔美國人階層 / 階級位置未來變化的類似觀察；相對地，對於低教育家庭的子女而言，控制公部門效應與手足數目之後，省籍影響依然存在，不過此一影響已經隨著時間推移或世代而減弱，甚至消失。
本書關心，眷村內部的社會組成或異質特性是否會影響眷村改建或保存的意願、程序與成果？相對地，未來眷村保存成果是否得以再現眷村內部的社會異質性呢？亦即，就眷村作為一種文化資產保存對象而言，不同社經位置的眷戶或外省籍人口是否可以得到「普遍平等」的參與和近用機會，眷村保存的文化再現與近用條件是否存在階級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