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殖民地的邊區 年鑑史學大師布勞岱（Fernand Braudel）曾經指出，歷史學家必須優先考慮空間因素，並提出「地理的歷史」的研究取徑。布勞岱很明顯地較關懷地域和空間的特質。這種以地理空間為出發點的研究取向，卻是歷史學傳統中較少重視的。事實上，不同區域由於地理環境和天然資源的差異，使得發生於自然界和歷史上的事件對於各區域的影響不一。區域差異及其形構的動態過程，是饒富趣味的課題。過去本人有關東部的諸多研究，即以東臺灣地區此一特定地理空間及其歷史遭遇的獨特性作為研究對象，試圖釐清該地域的特色與內涵以及其在臺灣史研究上的意義。
臺灣的花蓮與臺東兩地，受中央山脈阻隔，位於山後，向來被視為後山，日治時期則專以「東臺灣」指稱。該區域由於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的隔離，以及特殊的自然環境和人文條件作用，形成東部孤立的歷史地理特徵，可以作為獨立的學術研究空間 。
除了地理的實質空間可以視東臺灣為一個單獨的研究區域之外，該地在臺灣整體政治與經濟發展體系上幾乎始終位於邊區（frontier）的位置，卻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區域特徵。雖然，如黃應貴所指出，從各族群社會文化形構的過程，邊陲社會結構和概念不一定能適用於東臺灣，但是他也不否認在現代國家政治體系或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邊陲結構在東臺灣研究的有效性和支配性 。
邊區從空間上來定義，意指相對於中心位於邊緣、邊境的區域（fringe or outer boundary）。一個地區之所以被指稱為邊區的理由是多元的。由外在因素來看，包括氣候、土壤、地形、移民時間（time of settlement）及定居者的族群背景；內在因素則包括經濟發展、土地所有權、人口異動、政治制度以及生活形態等。邊區的特質往往具有孤立性，與中心缺乏聯繫，區域低度發展（underdevelopment）、人口稀少，甚至位於野蠻與文明的交界，有由「野蠻化」向文明化的過程。
東臺灣直至日治時期仍被稱為蠻荒未開之地，不但有廣大的未墾地，人口稀少、產業低度發展、「與文明世界隔離」，並位於行政系統的邊緣，採行有別西部的特殊化區域政策。即使從自然條件和資源而言，也被認為政治與經濟價值甚低。東臺灣的邊區特質顯然非常顯著。
在自然環境和人文條件的限制之下，東臺灣的邊陲性也使得國家政策與治理形態對該地政治和經濟的發展具有強大的支配性。自17世紀至今，臺灣歷經荷西、鄭氏、清朝、日本以及中華民國各政權的統治。這些政權是否可以直接等同於國家，在2000年東臺灣研究會舉辦的「國家與東臺灣發展史研討會之構想與目的」討論會已有許多論辯。不過，各個政權有各自的統治基礎和目的，對臺灣島上各地域也有不同的認知和政策。本書即透過國家對東部行政空間的規劃、賦稅制度的施行、漁業移民的移入以及近代化企業的改造等實證研究，論證不同形態的國家治理對於東部政治、經濟發展上的影響。特別著力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殖民帝國如何面對殖民地的邊區，亦即如何制定位於政治、經濟版圖邊緣的東臺灣的發展策略及其演變。
本書收錄1996年至2004年本人發表於各期刊雜誌的九篇有關東臺灣研究的論文。按照這些論文的內容和性質，區分成國家與東臺灣、清賦與東臺灣、殖民與產業以及史料與史學四部分。
第一部分，「國家與東臺灣」收錄兩篇論文。〈國家與行政空間的形構：以臺東縣行政區劃的演變為例〉，乃1997年參與施添福教授主持的「臺東縣史」編纂計畫之作，原刊載於《臺東縣史地理篇》「沿革」（臺東：臺東縣政府，1999，頁11-51）。本文已小幅修改，並新增前言和結論，主要探討荷蘭時代至戰後臺東縣行政沿革的變遷。透過本文可知，臺灣東部的發展向來晚於西部，即使在行政區劃上亦然，充分展現其邊陲性格。東部行政區劃不但往往遲於西部，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對東部採取特殊化區域政策，與西部的差異更大。其次，在政權轉換的過程中，新政權初成立時，通常因襲舊政權的行政區劃，直至政權穩固、統治力滲入東部時，才產生一套新式的行政區劃制度。不過，由於各個政權因應其治臺目的的差異，而有不同的國家治理形態，並具體表現在行政區劃上，展現不同模式的行政空間規劃。
〈國家在東臺灣歷史上的角色〉一文，於2000年9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與東臺灣研究會合辦的「國家與東臺灣發展史研討會」會前討論會宣讀，後刊於《東臺灣研究》5（2000年12月，頁153-161）。本文原為引言稿無註釋，現增補註釋，並增修部分內容。該文事實上根據現有研究成果，從貫時性、宏觀的角度，分析17世紀以降至20世紀歷代政權在東臺灣的政策和作為。很明顯地，各政權領臺初期，因認識不足或是急於穩固西部臺灣的統治，對東部採取忽視或棄而不顧的態度。隨後基於不同的統治目的，國家在東部的角色與政策大有差別。荷治時期是以資源掠奪的象徵式統治為主；清治時期是由初期消極的封山劃界到後期積極的開山撫番政策，並以武力移墾來開發東部；日治時期是由初期的內地化東臺規劃至戰時國家與企業同構的全面性開發；戰後中華民國時期則由邊疆棄地，逐漸轉為臺灣的後花園。
第二部分，「清賦與東臺灣」，收錄一篇論文。〈由魚鱗圖冊看清末後山的清賦事業與地權分配型態〉，原刊於《東臺灣研究》2（1997年12月，頁131-168），現已重新微幅刪改。本文透過現存最完整的清末清賦事業魚鱗圖冊「臺東直隸州丈量八筐冊」，分析該事業的進行以及東部各族群土地分配狀況。該文指出，清末劉銘傳在後山進行清賦事業的同時，透過清丈進行東部全面性的編鄉堡立村庄運動。編鄉堡除了徵稅需要之外，更具有實質的地方行政區劃與自治組織的功能。各鄉堡清丈圖冊的準確與否，反映了清廷對於該地區的熟悉程度和統治實力。立庄則除了為徵稅方便將村庄一再分割之外，也進行改社為庄的工作。後山經過此次清丈之後，今日縱谷平原與海岸平原的重要村庄大多已經出現。其次，劉銘傳清賦事業乃以小租戶為土地業主，清丈遂重新確立後山地權分配型態，原來的土地所有者大租戶番社因而喪失利權。番、漢以及平埔族主要以個人名義取得土地所有權。
第三部分，「殖民與產業」收錄三篇論文。〈戰時經濟體制下東部水產業的統制整合：東臺灣水產會社的成立〉一文，1999年9月，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的「臺灣漁業史學術會議」宣讀，後刊於《臺灣史研究》，6（1）（2000年9月，頁59-92）。該文從東臺灣水產會社的成立背景和事業經營內容，探討東臺灣水產業近代化的過程。東臺灣水產會社資本規模相當大，有別於過去東部以各港為單位成立的小資本水產會社。同時，該社一方面超越地方利益，橫向聯結基隆港、蘇澳港、花蓮港、新港等四港漁業資源；另一方面則縱向整合漁獲的生產、加工製造以及販賣輸出，採取垂直整合的經營策略。透過該會社的設立與經營可以發現，日治末期東部水產業的近代化，事實上是配合戰時水產資源統制目的，在殖民政府的運作下，依賴日系內地大企業而展開。因此，日治時期東部水產業的近代化，事實上是因應戰爭時期資源的取得而出現，日本國內大企業則扮演著逐步併吞東臺灣漁業企業的重要角色。
〈殖民與產業改造：日治時期東臺灣的漁業移民〉，於2000年10月東臺灣研究會和國立臺東師範學院合辦的「東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宣讀，後刊於《臺灣史研究》7（2）（2001年12月，頁551-93）。本文從殖民主義與產業改造的觀點，從政策面分析1900年代與1920年代以降前後兩期官營漁業移民事業的成效得失，特別著重於後期東臺灣漁業移民的討論。由該文可知，日本漁業移民要成功地移入臺灣，除了政府諸多的補助和輔導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引入近代化的動力漁船、捕撈技術以及漁業文化，才能夠達到目的。另一方面，東臺灣漁業移民事業的施行，充分展現了殖民政府企圖引進日本移民以達到東部產業改造的目的。東部漁業不但成功由沿岸漁業轉型為近海漁業、甚至發展遠洋漁業，產業結構獲得改變；而且日本移民也引進日本漁業文化和新式的漁業技術，對於東部三港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
〈殖民地邊區的企業：日治時期東臺灣的會社及其企業家〉一文，於2003年10月國立臺東大學主辦的「邊陲社會及其主體性學術研討會」宣讀，後刊於《臺大歷史學報》33期（2004年6月，頁315-363）。該文整合個人多年來在東部的研究成果，以企業為例來討論東臺灣產業發展的整體圖像和特色。由該文可見，過去全稱性的日治時期臺灣殖民經濟史的諸多討論，常常忽略了區域差異或是區域不平衡發展問題。日治時期的東臺灣由於開發較為遲緩以及自然條件的限制，使得東部的漢人並未像西部一般形成廣大的社會經濟基礎，加上殖民政府的內地化（日本化）東臺政策，促使1930年代以前東臺灣的企業是由在地的日本企業家所主導，而較少出現西臺灣財閥或家族壟斷的狀態。直至中日戰爭時期，東部產業發展始有巨大變化。基於戰時局勢以及東部建設大致完成，日本財閥乃長驅直入，甚至因為花蓮擁有發展重化工業的有利條件，而出現在日本帝國內數一數二的新興重化工業。殖民地邊區的東臺灣，在戰爭時期反而成為新興企業的中心之一。
第四部分，「史料與史學」收錄三篇文章。〈白川夜州「臺東舊記」譯註與史料價值評介〉一文，是本人東部研究之濫觴。其先於1996年6月東臺灣研究會主辦的「東臺灣研究與南島文化研討會」發表，後刊於《東臺灣研究》創刊號（1996年12月，頁117-140）。該文僅作微幅修改，主要翻譯和校註明治33年（1898）發表於《臺灣經濟雜誌》的〈臺東舊紀〉，並與胡傳的《臺東州采訪冊》、陳英的〈臺東誌〉作比較，指出該史料的價值。〈臺東舊紀〉敘述卑南王時代至日清接收時期後山的概況，對清朝在該地的統治、文武官及勇營制度有相當詳細的記載，史料價值頗高。
〈「東臺灣世界」的研究史及史料評估〉一文，於1997年10月東臺灣研究會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合辦的「從地中海到東臺灣：兩個歷史空間在方法論上的對話」小型研討會發表，後刊於《東臺灣研究》2（1997年12月，頁17-30）。在研討會的安排下，該文是以夏黎明發表的〈東臺灣及其生活世界的構成〉為對話藍本，分別從自然環境、海洋東亞與臺灣的歷史、國家、移民、網絡、日常生活及變遷等六個項目，介紹相關的研究和可利用的史料。事隔十年，有關東臺灣地區的研究成果和史料之出版已經漸多。特別是荷蘭時代史料大量翻譯出版，應有利於進一步重建荷治時期東臺灣的樣貌。儘管如此，該文是受到布勞岱名著《地中海與菲力普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的啟發，試圖反省和提出「東臺灣生活世界」有意義的研究課題。文中所提的部分新議題，即使至今研究仍相當有限，現微幅修改後收錄於本書，以茲參考。
〈歷史學與區域研究：以東臺灣研究為中心〉一文，於2002年6月東臺灣研究會主辦「區域研究與學科發展：以東臺灣研究為中心」研討會宣讀，後刊於《東臺灣研究》7（2002年12月，頁1-29）。該文分別反省歷史學的區域研究傳統、臺灣歷史學界對區域史研究的看法，以及臺灣史的區域史研究發展脈絡，並以東臺灣地區為例，檢討戰後以來東部區域史研究的成果和發展趨勢。本文指出臺灣歷史學界有意識地主張區域史研究，以1970年代初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推行的「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畫」為嚆矢，並首度進行方法論的反省。臺灣史研究則受到時代政治環境的影響，一開始即以「中國地方史」的面貌出現，直至1970年代後期，臺灣區域史研究才萌芽。1990年代受到本土化運動的影響，地域主義逐漸興起，各地方志的編修更促使臺灣區域史研究蔚為風氣。東臺灣研究則呈現另一種類型，主要在東臺灣研究會的大力推動下，才跳脫過去東部人研究東部的格局。
整體而言，臺灣東部在自然環境、族群以及歷史經驗與發展上，與西部有相當大的差異。從區域發展觀點來看，可以視為一個邊區。透過上述東部一系列的實證研究，大概可以一窺不同政權對於邊區的政策及其演變，特別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東臺灣政治經濟發展的位置與軌跡。第二次大戰時期，是殖民地邊區發展的一個重要契機。東臺灣的行政制度終與西部同軌，並成為戰時新興軍需重化工業的基地之一，東部的產業位置才浮現在日本帝國的架構內，區域發展受到相當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就「殖民帝國與殖民地邊區」這個角度而言，東部的發展模式顯示，國家對於邊區發展顯然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其次，邊區東臺灣的研究明顯地展現區域發展不平衡和區域差異的現象。大部分全稱性的臺灣史研究都不能檢驗東部。不論從國家或是地域社會的角度，東部邊陲性格極為明顯，自成一套。殖民帝國面對東部邊區的特質必須採取不同的殖民策略，例如主要在西部進行的舊慣調查、土地調查，在東部卻顯得不太重要；反而東部基礎建設不足、勞動力不足以及理蕃政策的迫切性，均顯現邊區特別的殖民經驗。企業在東部的發展亦然，展現著不同於臺灣西部發展的軌跡，長期由在地的日本企業家執牛耳。日治時期東臺灣的邊區性格與殖民經驗，未來應可以與其他同處於帝國殖民地邊區的區域做比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