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與熱：曹永和早期的研究生涯
──《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解題 ◎陳宗仁（中研院台史所） 一九四七年臺灣發生二二八事變，三月八日以後，國民政府增援的部隊陸續來臺。三月份，在戰後初期臺灣政治氣氛最肅殺的時刻，同月十六日，一位二十七歲的年輕人走進軍人站崗的臺灣大學校門，前往圖書館報到，這位圖書館員數十年後將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知名的東亞海域史專家、一位自學成功的典範，他是曹永和老師。
一九三九年曹老師畢業於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同年進入「士林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工作，當時二十歲。六年後，於一九四五年因病辭職，隔年住院一年，一九四七年進入臺大圖書館工作。四年後，寫出一篇史學論文〈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時年三十一歲。
六十年後，此稿由其學生們重新編校出版，本文介紹此稿之內容與架構，並探討曹老師寫作的緣起，以及此文在曹老師學術生涯的重要性。
■手稿的內容與架構 《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以下簡稱《手稿》）全文含注釋約八萬餘字，可能是戰後臺灣人所寫第一篇長篇幅的史學論文。《手稿》共分三章，加上前言、結語，可以分為五個章節，敘述如下：
前言
有日文與中文前言各一篇，兩篇內容不同，日文前言較像全書總序，而中文前言似是第一章的開頭語，因此，以下介紹日文前言。
日文前言可以歸納為下述三個命題：
Ａ 與外界隔絕的臺灣，在近世國際商戰中開始登上世界史舞臺。
Ｂ 臺灣原住民的生產型態為漁獵等活動為主的採集經濟與兼營某種程度的鋤耕農業，與外界的交易，主要是狩獲物與自然採集物，因此，鹿皮成為重要交易品。
Ｃ 對外的鹿皮交易，最終促進臺灣島上的活躍性拓殖活動，對臺灣的開發經營有重大貢獻。
在Ａ點、Ｃ點中，強調臺灣與外界接觸或內在的變動，鹿皮貿易扮演重要角色，而Ｂ點則是解釋：為什麼是鹿皮貿易能扮演重要角色，而不是其他產物。
在日文前言的最後一段，敘述全文三章的內容重點。
第一章
本章標題為「臺灣鹿皮輸出之經過」，老師自謂首章重點是：「持續觀察臺灣在國際貿易場裡地位的興衰演變，並探討臺灣鹿皮輸出的經過」。本章共分七節，各節以年代區分，分別是：荷蘭佔據以前、荷蘭佔據以前（一）、荷蘭佔據以前（二）、荷蘭佔據時代、西班牙佔據時代、鄭氏時代、滿清時代。
第二章
本章標題為「臺灣鹿皮貿易之背景」，寫作重點是：「觀察臺灣內部鹿皮商品集貨過程的關係，藉以考察其對臺灣開發經營產生怎樣的影響？」亦即鹿皮在臺灣島內的獵捕、收集，及其影響。本章共分八節，關注的層面甚廣，亦反映在節的分畫與標題命名中。第一節說明臺灣鹿的種類與數量，第二節敘述鹿對原住民的經濟與社會文化上的重要性，第三節漢人與原住民貿易的活潑化。
第四至第六節則描寫漢人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介入、競爭、經營鹿皮交易，特別是東印度公司推行了贌社制度，確立獨占體制。第七節論鄭、清時代的番餉與贌社性質的轉變。第八節談漢人的開墾導致鹿場的縮減與平地鹿群的消失，進而轉換到農耕時代。
第三章
本章標題為「臺灣鹿皮貿易之運販與用途」，老師自謂重點是：「略述貿易方法、利益與用途等」。本章談論的是鹿皮貿易的技術性問題，如第一節探討商人使用什麼樣的船隻運送鹿皮？第二節敘述海商的組織，第三節著重日本鹿皮的買賣規定與鹿皮用途。
結語
老師首先強調，臺灣與外在世界的交易關係，就像美洲原住民「與西歐人以獸皮開始」的關係一樣，接著扼要交待各章重點，強調鹿皮貿易在臺灣經濟史、社會史的意義，前者是指鹿皮成為當時重要的國際貿易商品，後者則說明漢人參與鹿皮貿易，「是漢人的臺灣開拓的前奏」。
《手稿》中論及主題甚多，從鹿的生長環境、數量、種類，寫到獵捕、鹿皮的集中，再寫到運鹿皮的船隻、商人，在日本的販賣與用途等等。從此點看，這篇論文的架構較像一本書，而非討論單一主題的論文，帶有一種整體史的風格，是此後曹老師慣用的寫史手法。
老師自述撰稿的過程，「是先用日文寫下來，再利用字典，轉翻成中文」，現存手稿最末注明完成於「民國四十年七月八日」，但這是全稿重新謄清的時間；據老師表示，原先之手稿業已丟棄，前後大約寫了一、兩年。《手稿》謄清後，曾請臺大植物系于景讓教授修改 ， 但因篇幅太長，于教授選擇修改〈明代臺灣漁業志略〉一文，使得此稿未能立即發表。
《手稿》於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謄清後，曹老師曾再進行局部文字修改，留下一些紅筆加注的符號或字句；另外，則是補入新資料，如第一章（頁四六）引用兩段有關雞籠、淡水文引的史料，原先出處是寫《東西洋考》，後改為許孚遠的《敬和堂集》。但最主要的改動是補入中村孝志〈台湾における鹿皮の産出とその日本輸出について〉一文中的史料，一九五三年中村孝志在日本發表此文，研究主題與老師相似，曹老抄錄了甚多未見的史料於手稿中，並曾試圖將中村文字整合入文稿，但似未完成。
■在「臺灣史」學史中的位置 如可看待《手稿》？如果從曹老師學術生涯的角度來看，《手稿》是老師從事臺灣史研究的第一篇論文，其後的早期漁業史、開發史研究，其研究動機、寫作手法均淵源自此稿；換言之，此稿不僅是時間意義上的研究起點，也是老師研究領域、研究取向確立的起點。老師已出版的三本論文集，第一本是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臺灣早期歷史研究》，書中有四篇文章直接與《手稿》有關，前已論及；另兩本是二○○○年出版的《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中國海洋史論集》亦可視為是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的擴展與深化。
由於《手稿》是曹老師學術生涯初期重要的作品，以下試圖探討此稿以及老師學術生涯初期業績在「臺灣史」學史中的位置。
關於「臺灣史」的學術史研究，不少學者曾提出看法，雖然觀看角度不同，不過見解相當近似。本文將聚焦在戰後臺灣史學是否繼承日治時代臺北帝大史學的問題。
一九七五年方豪回顧「臺灣史」的研究史，認為臺北帝大文政學部「特別注重南洋史和民族史，臺灣史並不受他們的重視」，而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七年的十年間是臺灣研究最熱鬧的時代，但此後則是「由全盛到衰退」。一九八五年李東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一文中，認為日本人在臺灣的史學發展也是戰後史學的重要淵源，但民國四十年代張美惠、陳荊和先後離職，「南洋史方面的研究固因研究取向改變而中止，但有關臺灣史的研究則因主客觀環境的有利，在光復以後繼續蓬勃的發展」，此處所謂蓬勃發展即方豪前文所說的熱鬧時代， 但似乎與臺北帝大關係不大。
一九九九年杜正勝在一場座談會中，謂：
日本投降後，學者撤離，原來的一些制度和設施也沒有充分的利用和發揮，所以明治維新以後受西學影響的日本新學術在臺灣沒有留下足以構成學派的影響（至少在人文社會科學如此）。
二○○二年杜正勝在另一篇文章〈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中，重述類似的看法，謂：
日本的史學在臺灣並沒有生根，當日本戰敗撤離後，臺北帝國大學的史學可謂完全斷絕，到一九四九年乃由從中國來的歷史學者填補這個空缺。
同年，王晴佳在《臺灣史學五十年：傳承、方法、趨向》一書中承襲上述看法，認為「臺灣的歷史研究，是否與日本人在臺北帝大所建立的傳統存在聯繫，仍然不夠明朗」。 二○○五年吳密察在〈植民地大學???戰後〉一文中，比較臺北帝大史學科與臺大歷史系兩者間的轉變，認為從師資的養成、研究的成果、圖書的需求等角度來看，兩者之間完全斷絕 。
總之，上述學者認為臺北帝大史學科數十年的學術積累與發展，因戰後政權轉移而中斷。二○一○年許雪姬在〈臺灣史研究三部曲：由鮮學經顯學到險學〉一文中，討論戰後「臺灣史」這個學門的建立過程，認為楊雲萍是戰後開創臺灣史研究的先驅， 且無一語提及臺北帝大史學科的影響。
臺北帝大史學科對戰後臺灣史沒有影響，其中一個例證是兩位臺灣籍畢業生柯設偕與張樑標均未繼續從事史學研究。亦有學者注意到張美惠與曹永和兩人的特殊性，張美惠於一九四四年十月就讀臺北帝大史學科，戰後成為臺大歷史系學生，一九四七年七月畢業，畢業論文是《關於東西洋考中的明代中暹交通》，隨之留校擔任歷史系助教，後升為講師，一九五○年代出國留學，脫離臺灣學界。而曹永和雖非臺北帝大學生，但仍與臺北帝大有關，如葉碧苓認為曹老師在戰後與岩生成一的特殊師生緣，「不僅彌補了戰前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臺籍畢業生無人持續從事臺灣史研究此一令人遺憾的現象，也為戰後臺灣史的研究與開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就形式而言，張美惠雖是臺大歷史系首屆畢業生，但他以帝大學生身份入學，受業於岩生成一、桑田六郎，研究中暹關係，屬於臺北帝大史學科的研究脈絡，視之為帝大史學科傳人，似無不可。而曹老師僅是臺大職員，其身份與臺北帝大史學科無關，但曹老師的史學論著或觀點與帝大史學科有關聯嗎？
曹老師的第一本論文集《臺灣早期歷史研究》於一九七九年出版，同年吳密察在書評中，歸納此書的五項特色：
從世界史的觀點把握臺灣史的發展與變動。
從中國史整體發展，輔助中文古籍對臺灣記載缺略，以探討臺灣早期歷史。
利用外國文獻，「使荷西乃至鄭氏時代的歷史得以有更廣闊的研究空間」。
兼顧「問題的研究」與「時代的研究」。
「實證、篤實的研究態度……使研究得以精密化、細緻化」。
十年後張隆志談論《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的學術史意義，認為臺北帝大史學者「以精通多種語言，利用多語文原始資料，從世界史及東西交通史觀點進行近世東亞世界專題研究的學術範型，卻隨著『光復』而出現斷層」。張隆志認為曹老師的著作：
以世界史觀點及西文資料，開拓荷蘭至明鄭時代研究視野的獨特成就，換言之，本書最具學術典範意義之處……在其以臺灣本地學者立場，對於具有國際視野和多語文資料特色的日據後期學術傳統的繼承與發揚。
二○○九年十二月，杜正勝在一場名為「二十世紀臺灣史學」的演講中，亦補充先前的看法，認為「臺大歷史系與帝大史學科卻是斷裂的，僅有陳紹馨（一九○六─一九六六）與曹永和（一九二○─）承續帝大的史學傳統」。
曹老師如何看待自己的學術淵源？在《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一書，他敘述臺北帝大史學科的學術傳承，認為：「以日本東洋史的研究來說，……東大的白鳥庫吉（一八六五─一九四二）則偏向亞洲史，比較注重邊疆、西域及南海方面的研究。京都派最主要的研究材料是中國語文，但白鳥庫吉則除了研究中國語文外，還用其他語文。……臺北帝大基本上屬於東大派」。此外，老師亦提及白鳥庫吉與蘭克、里斯的學承關係。
在《中國海洋史論集》一書的〈後記〉中，老師亦提到此一問題，他敘述臺北帝大「東洋史講座」與「南洋史講座」的設立，介紹講座成員，然後認為：
整個臺北帝大史學科，是以對外交通史的研究為一大特色，自古代至近代，都具有相當傲人的成績。當時，雖然因境遇之故，我無緣與這些教授有所接觸，但已熟知其成績，並認真去拜讀相關著作，獲益良多。
再加上戰後老師受桑田六郎、岩生成一的指導，因此，老師自謂：「在學術的脈絡上，我也可以算是繼承了臺北帝大史學科的學統」。
臺北帝大史學科的學統意味著什麼？臺北帝大史學科先後設立五個講座，除了東洋史學、國史學及南洋史學三個專攻的講座之外，還有補助學科性質的「土俗學人種學講座」以及「西洋史學、史學地理學講座」。曹老師上文認為史學科「以對外交通史的研究為一大特色」，吳密察整理東洋史、國史國、南洋史學三個講座的研究成果，亦有類似的看法， 曹老師所謂的學統殆指此而言。
當代日本學界又如何看待這些臺北帝大史學科的學者們？茲舉二例。二○○八年東南亞史研究者桃木至朗在《海域アジア
史研究入門》一書的總論中，追溯日本學界有關「海域アジア史」的研究史時，謂在二戰前、二戰時，日本的海域史及對
外關係史相當令人注目，並稱讚以臺北帝大為據點的岩生成一、小葉田淳分別在朱印船貿易史及南島史的研究上是「巨人的業績」，並提及村
上直次郎、中村孝志有關大航海時代史的研究。二○○九年窪寺紘一的《東洋学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書中
，謂現代日本有關東南亞史的研究，開始於村上直次郎與藤田豐八， 而這兩人分別是臺北帝大史學科南洋史講座及東洋史講座的首任教授。亦
即臺北帝大史學科的學術積累在臺灣雖然中斷了，但史學科的學者們，不管在臺灣或者回到日本後，他們在「南洋史」、「日本對外關係史」
、「海域史」、「東南亞史」這些領域中均是著名的研究者。吳密察分析此一現象，認為臺北帝大史學科的學者是日本近代歷史學成立後，接
受完整大學教育與訓練的第一世代（藤田豐八、村上直次郎）與第二世代（岩生成一、桑田六郎、小葉田淳、箭內健次），他們在臺北帝大，
擁有豐富的圖書與極少的教學負擔，從事自己的專長研究，故能確立在各自領域的學術地位。
曹老師不是帝大史學科的學生，他之所以參與了這個研究學統，除了個人辛勤的學習外，依靠的是帝大史學科成員寫下的研究論著、精心蒐集的圖書、檔案資料，加上桑田六郎的授課，誘引著年輕的曹老師進入這個學統。
曹老師進入臺灣大學圖書館，四年後寫出戰後臺灣人第一篇長篇臺灣史學論文〈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接著幾年又發表兩篇論文，就研究取向、資料使用而言，是戰後初期最接近帝大史學科研究傳統的作品；從此一角度來看，一九五○年代初期，曹老師與中村孝志分隔臺、日兩地，不曾謀面，卻共同選擇鹿皮貿易與早期漁業兩個主題進行研究，這不純然是巧合，而應視作是同一學術脈絡下的合理且應有的發展。而一九六四年岩生成一教授親自來臺，拜見臺大校長錢思亮及教育部長黃季陸，只是為了安排讓一位臺大圖書館館員（曹永和）到日本，參加東洋文庫的研究計畫，但實質上是想教導曹老師，使他成為「留在臺灣的根」， 岩生成一此項安排，恐怕也是在曹老師早年的作品中看到可以傳承其學的可能性。
在戰後初期的動盪中，一個青黃不接的年代，曹老師憑藉臺北帝大遺留的師資與圖書，意外地成為臺灣早期歷史研究承先啟後的先行者，懷抱並散播知識的光與熱，也許微弱，但持續不輟，而《手稿》則是曹永和老師從事研究工作的起點。《手稿》的出版，雖然已在撰稿六十年後，但對曹老師、對臺灣史學界，本書仍有其意義與價值。
（本文為節錄，全文請見《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