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隨緣：《臺灣的山海經驗》代序 收在這裡的幾篇小文是我個人在過去二十多年間，涉及臺灣歷史的一部分不成熟的習作。現在承曹永和先生的好意，把它們結集出版。
我個人的專業並不是臺灣史。然而，因為種種的機緣，往往有必要做點與臺灣歷史相關的研究，寫些這方面的東西。二十多年下來，竟然也累積了超過二十篇的作品。可是因為我的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經濟史與東亞海洋史，注意力與時間都耗在那上面，因此能挪出來從事臺灣史研究與寫作的精力其實有限；也基於同樣的緣故，這些作品有時候難免顯得生澀。這要請讀者寬待。
不過，正因為從來就不以臺灣史研究作為專業的緣故，因此也就不特別留意臺灣史研究的潮流與風尚，只是去做一些個人覺得有特殊意義的、或是可以酬答少數朋友期待的研究。所以這些作品儘管有不少缺點，但是或者在議題上、或者在論點上、或者在資料的發掘與運用上，多少也就有些許一得之愚。如今整理出版，就正於社會公眾，希望能有點拾遺補闕的微勞，敬請讀者不吝指教。
我從舊作中選錄了十八篇文章到這本小書，並且粗略地整理成五個區塊：「總論」、「臺灣交通」、「淡水」、「清代臺灣」與「十七世紀」。「總論」部分涉及個人對臺灣史的意見與通論性的看法，計收三篇文章；「臺灣交通」收了兩篇；「淡水」的部份有三篇；「清代臺灣」收錄了兩篇討論林爽文之役財政問題的小文、一篇關於帆船貿易的作品、兩篇關於「軍工伐木」的文章，加上一篇英文論著，講「土生仔」與地方經濟的關係，總共六篇；「十七世紀」主要講荷據時期的臺灣史，也兼及十七世紀的荷蘭史，共有四篇。由於這些作品都是應長輩、朋友之邀而率爾操觚的作品，有些則是對博物館導覽人員及高中教師演講的稿子，因此有些是原創性的研究，有些則是綜述他人之看法而成，性質不一。作為一個業餘者，生為一個臺灣人，能有機會對臺灣過去的歷史發表一些個人的見解，在個人的生涯上也頗值得紀念，因此我曾經打算把這個集子取名為《臺灣史隨緣》。以下略為敘述一下寫作的背景，以交待這些因緣。
〈臺灣史與東亞海洋史〉一文是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第一次座談會所作的引言稿。曹永和先生長期奉獻於臺灣史的研究，卓然有成。1999年時，他更慷慨地捐出畢生的積蓄，成立基金會來獎掖臺灣史的研究。基金會成立之後，我們在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舉辦了一個小型座談會，由張炎憲先生、吳密察先生和我三個晚輩，就個人的淺見，發表一些對曹先生的學術與基金會宗旨的看法。我是臺灣史的業餘研究者，得以廁身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我也作海洋史的研究。因此就準備了〈臺灣史與東亞海洋史〉這篇引言。
兩年之後，在詹素娟小姐和其他幾位曹先生的門生的安排下，我們又在臺大總圖書館辦了一個類似的活動。這一回，我僅針對閱讀曹先生的〈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時的心得發表一點意見。曹先生早在1995年寫那篇文章時就已經提醒讀者留意人類學家沃爾夫（Eric R. Wolf）的《歐洲與沒有歷史的民族》這本書，但是臺灣的知識界足足等了八年才看到中譯本的問世。我關心的問題是：我們真的能充分瞭解「沒有歷史的民族」的歷史嗎？
〈「在地性歷史」、「自主性歷史」與東南亞研究〉這篇文章脫胎於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主辦的「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1999」論文（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99年4月16-17日）。主要探討重建東南亞歷史的認知時所面對的「歐洲中心主義」等問題，介紹了「在地性」或「自主性」的歷史撰述觀點。臺灣的歷史撰述也面臨同樣的處境，收錄在此，或許有若干參考價值。
〈臺灣歷史上的貿易與航運〉這篇文章是為「臺灣研究基金會」所主辦的「海洋與台灣學術研討會」（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2002年9月6-7日）會議而寫的。這篇文章的目的其實只在解釋我所作的「臺灣貿易與產業發展簡表」。大約在十二、三年前，我有一個機會在一次研討會上與來自廈門大學的楊國楨教授討論問題，他說臺灣唯有和福建結合在一起才有前途，而我不能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是早從四百多年前開始，臺灣的經濟發展就受到出口市場的影響；歷史上臺灣經歷過多次的管轄政權的變遷，這些政權又依自己的觀點規範臺灣的貿易對手，然而臺灣的經濟發展卻能一路昂首闊步，不為貿易對象的轉移而阻滯不前。所以說：臺灣的經濟必須走出去才有希望，但不必畫地自限，鎖定單一的貿易夥伴。後來，我把這些看法化成「臺灣貿易與產業發展簡表」，並且寫了這篇文章來說明。
〈臺灣交通簡史〉大約寫於1993年。當時，黃富三先生受臺灣省文獻會的委託，主編一套名為《臺灣近代史》的書。其中一冊屬於經濟方面。我和我當時經濟所的同仁彭信坤先生合寫了「基本建設」（infrastructure）當中有關「交通」的部分，彭先生負責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階段，我則撰寫前此的故事。現在收到這本集子裡的，只有我寫的部分，由於簡單地研究過臺灣交通史，1999-2000年間我也得到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的委託，作一個「臺灣交通史」的展覽展示規劃。在研究期間，稍稍對臺灣交通史有進一步的理解，也完成了一本小書的書稿，希望稍後能夠出版。
有關淡水的幾篇文章是我最早發表的臺灣史作品。〈西班牙及荷蘭時代的淡水〉一文，是這個集子中最早發表的一篇文章。最初發表時分為上、下篇，刊在《臺灣人文》第三期和第四期（1978年）。當時的背景是：1977年秋天，我進了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就讀，選修了方豪老師的「臺灣史研究」的課，要作期末報告。湊巧我在臺大文學院聯合圖書室的架子上看到了村上直次郎譯註的《抄譯巴達維亞城日誌》，又發現圖書室裡也有一套Blair and Robertson合編的The Philippine Islands，我就想以這兩份材料為基礎找個題目做。又因為家在淡水，於是自然而然就寫了那篇文章。
報告交出去以後，方豪老師告訴我，中村孝志已經把《巴達維亞城日誌》的第三冊整理出版，可以找來看看。他同時也建議我去找曹永和先生商借，相信他一定有。曹先生當時是臺大研究圖書館的館長，我雖然久仰其名，卻未曾見過。我冒昧地直接到他在二樓的辦公室拜訪，發現他是位恂恂儒者。說明來意，順利地借到書，也完成了那篇習作的修改。
那個時候有一家出版商，叫作偉文書局，曾經印過一些明末的珍、善本書，很想多做一點文化事業。於是創立了一個新的季刊雜誌，取名為《臺灣人文》。陳捷先老師協助出版商方面找文章發表。承蒙方、陳兩位老師的推薦，拙稿就在這個新生刊物上登出。然而當時的臺灣社會並不重視臺灣史研究，《臺灣人文》也就沒有什麼訂戶。出版商感受到財務的壓力，很快地就決定停刊。總共《臺灣人文》只出了四期，而第四期並不怎麼在市面流通。歲月如梭，回想年輕時的莽撞，想到臺灣文史界現在對荷、西時期的研究是那麼樣的熱絡，我的舊文章早該拿去覆?。把這篇少不更事時的作品收錄進來，主要是作個心路歷程的紀錄。
我在1980年獲得碩士學位，入伍當兵。次年起在中壢仁美的陸軍第一士官學校擔任教官，頗有閒暇可以讀書。承許雪姬學姊介紹予夏鑄九先生，參與他的一項「淡水紅毛城整建計劃」的研究計劃。紅毛城自清末以來一直被用作英國領事館，到1976年才移交給我們的政府。社會輿論希望能加以整修，開放給公眾參觀，於是內政部就委託夏鑄九先生和他所屬的臺灣大學城鄉研究所來負責規劃。我加入他們的隊伍，主要是擔任提供歷史背景的工作。〈淡水紅毛城的歷史〉也就是計劃報告的一小部份。
在撰寫上文時，我同時也起草了另一篇文章〈淡水聚落的歷史發展〉，目的在為〈淡水紅毛城的歷史〉一文提供一個概括式的描述，好給夏鑄九先生和他的工作夥伴們參考。不過，另外也有兩個原因促使我寫這篇文章。一則是當時我讀了林會承先生的大作《鹿港的街鎮結構與發展》，十分佩服，不免想東施效顰一下。更強烈的動機則是厭倦於當「地陪」。我是淡水人。淡水有山有水，建築物攙合古今中外，風景優美。她不但靠近臺北，而且從二十世紀初年以來還通火車，往來方便。在我進臺大就讀（1973）以後，幾乎每個星期假日都被相識、不相識的朋友約著去帶他們參觀，當起義務的導遊。我因此想，如果能夠寫篇東西，交待一下淡水的歷史及古蹟，可能就不用經常帶人穿梭大街小巷了。因此，這篇文章的寫作不只有一個目的，內容也嫌蕪雜，原先也沒有發表的打算。那知我抄了一份給夏鑄九先生後，夏先生隨即將它交給《臺大城鄉學報》刊出。很遺憾的是家母在文章打字的時候中風過世，我沒有心力修改或仔細校對。所以《臺大城鄉學報》所刊出的地圖中有兩張就弄錯了該有的位置。這點，在目前的這個集子裡當然是改過來了。
我在1984-1989年間出國進修。回國後發現遠流出版社編了一套「深度旅遊」的導覽手冊，其中一本就是《淡水》。編輯者顯然十分用心，聽說那些手冊相當受到歡迎。我很高興他們也參考了以上幾件拙作。
我在臺大歷史研究所當研究生的階段，還在《臺灣風物》發表過兩篇臺灣史的文章，都是有關林爽文事件的。發表在前的那篇題為〈林爽文、莊大田之役清廷籌措軍費的辦法〉，主要是從財政方面的觀點來看清代臺灣對抗北京政權的可能性。結果並不意外，也就是屬於悲觀的那種。〈臺灣林爽文、莊大田之役軍費的奏銷〉一文，主要在探討清廷如何透過事後的奏銷來控制非常時期的財政支出。這篇文章得以完成，有一部分也得感謝臺大文學院聯合圖書室，他們收藏有一部《欽定戶兵工部軍需則例》，正是這回奏銷所依據的法規所在。
在刊出〈淡水聚落的歷史發展〉一文後，大約有十年左右的時間我都沒有發表有關臺灣史的文章，其實也很少從事那方面的閱讀。這倒不是沒有興趣，而是在旅居美國和英國的五年，以及返國後的另一個五年中，我都在做中國經濟史和東亞海洋史方面的研究，無暇顧及臺灣史。直到1993年，劉翠溶老師邀我參加由她主持的國科會計劃，為期兩年，研究「臺灣環境史」，才再度與臺灣史結緣。
我們當時的「臺灣環境史」研究，目標是在為一個叫作「中國環境與生態史」的會議作準備。這個會議由劉翠溶老師和澳洲國立大學的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籌辦，在香港大嶼山舉行。最初約定臺灣的參與者就寫有關臺灣環境史的題目。我選擇以臺灣的森林變遷作為研究課題。最早完成的成果，曾經以中研院經濟所的「研討論文」的方式非正式發表。以該「研討論文」為基礎，我用英文寫了一篇綜觀四百年有關臺灣森林、森林政策、經濟活動與環境變遷的文章。後來自己譯回中文，題作〈臺灣的非拓墾性伐林〉，收到會議論文集的中文版《積漸所至》一書裡（1995）。過了三年多英文版才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1998）。
我在研究臺灣森林與環境變遷史時，發現清朝統治臺灣期間的森林政策頗值得重視，於是另外寫了一篇文章題為〈「軍工匠首」與清領時期臺灣的伐木問題〉，也在1995年發表。這篇文章主要在講直到沈葆楨撫臺時為止，清廷都只允許「軍工匠首」和他們手下的「小匠」入山伐木，而且以伐取樟木為主，因此臺灣的森林在清領時期意外地受到良好的保育。
「軍工匠首」所伐取的樟料，主要供應臺灣道台轄下的「軍工廠」（船廠）使用。他們因為這項工作，也得到樟腦的專賣權。1860年代初臺灣開放通商口岸後，樟腦成為中外商人競逐的目標，而樟腦問題也就成了十九世紀後期臺灣的歷史大事。以往臺灣的學術界對清末臺灣的樟腦問題已經有了不少出色的研究，而我協助過的一位Antonio Tavares先生在幾年前也以此為題撰寫論文，獲得普林斯敦大學的博士學位。
我曾經要Antonio Tavares到英國劍橋大學去查閱怡和洋行檔案（Jardine Matheson Archives），因為我自己於1995-1996年間就翻閱過當中的一部分，並且很意外地在「中文資料」的小箱子中找到了三件有關「軍工匠首」的文件。現在就把它們當成附錄一併刊出。
當我在進行「臺灣環境史」的研究期間，我還寫了兩篇有關臺灣史的文章。其一為〈清代中葉臺灣與大陸之間的帆船貿易〉。寫作這篇文章的背景是：我在1991年時發表過〈清代廈門的海上貿易（1727-1833）〉一文，探討廈門與東南亞、臺灣及大陸沿海的帆船貿易。一方面因此而觸及臺灣與大陸之間的船運與貿易，另一方面則是在我閱讀有關臺灣歷史的作品時，發現處理有關個別港埠或商人（特別是郊商）的文章相當地多，獨缺有關臺灣與大陸之間長時間船運與貿易的研究。於是也就寫下這件作品，在《臺灣史研究》第一卷第一期刊出。
收在本集中唯一的一篇英文文章"Chinese Frontiersmen and Taiwanese Tushengnan in the Local Economy of Taiwan before 1900"，係應好友新加坡國立大學吳振強教授之邀，出席該校歷史系主辦的"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aritime China &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ransition, 1750-1850"國際學術研討會（1999年11月25-27日）而發表的論文，振強兄曾為我潤飾文稿，頗使拙文增色。為誌此一段情誼，因此維持用英文收入本集。
我自己的主要研究之一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十八世紀時的貿易活動，對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十七世紀的史事，本來沒有認真地做過研究，只是出於好奇，也瀏覽相關的史料與著作罷了。1998年承曹永和先生推介，開始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荷蘭政府共同支持的「邁向合作時代的新紀元」（Toward A New Age of Partnership，TANAP）計劃，培育亞洲博士生利用荷蘭檔案研究亞洲史，擔任研究指導（supervisors）之一，才比較用心。隨即為了慶祝曹永和先生八十大壽而作，寫了一篇〈十七世紀初期東亞貿易中的中國棉布──Cangan與臺灣〉，算是初試啼聲。一般熟悉十六、七世紀亞洲史的讀者都知道當時歐洲人東來的目的就是取得亞洲的香料，運回歐洲銷售。然而要取得東南亞的香料，就必須拿印度棉布來換，因此印度棉布也深受研究者重視。一般說來，當時行銷亞洲的棉布有細緻與粗厚的兩大類；屬於細緻一類的都產於印度，屬於粗厚的一類通稱為"cangan"，卻不一定為印度產品。十七世紀時有關臺灣的荷蘭文獻經常提到"cangan"，可是以往並無人去探討"cangan"這個字的來源，也沒有人關心這些"cangan"的產地與出口地何在。我寫這篇文章，就是嘗試提供一些合理的答案。
雖然在2000-2001年間，我擔任教育部的「歐洲漢學講座」到荷蘭萊登大學（Leiden University）教書，也趁便學了一點荷蘭文，但是要使用原始文獻，還是力有未逮。但是因為長期研究東亞海洋史，並且也在萊登教授過「近代前期的亞歐互動」 （Asian-European Interaction in the Pre-modern Period）課程，所以也批覽了不少二手文獻。2002年時，臺北故宮博物院籌劃主辦一個頗具規模的「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特展，我出了一點力，也作了幾次演講，最後把稿子改寫成〈轉運與出口：荷據時期的貿易與產業〉、〈就從安平追想起〉與〈十七世紀的荷蘭史地與荷據時期的臺灣〉三篇通俗性文章發表。因為目標設定在一般讀者，內容比較淺顯，但也設法帶入一些新的資訊，例如有關「稜堡」（bastion）這種防禦工事的介紹，過去是很少人討論的。
因為我的文章發表的場合都有些特殊，不易尋找，曹永和先生早在1999年時就希望我把舊稿結集，以方便同好。我個人則一方面難辭好意，一方面卻又覺得沒有那麼大的價值。拖拖拉拉，一直拿不出來。雖然在萊登時已經編選過一次，也寫好「導言」的初稿，始終沒有交卷。本來以為可以好好修訂內容，以免誤導讀者。然而我的工作負擔越來越重，一時可能不容許達成這樣的目標。因此只作些微更正，交給遠流出版公司印行。我寫作臺灣史方面的文章，本來就是酬答師友的期待。而我認識曹永和先生的時間，也與我寫作臺灣史文章的時間約略相當。謹誌以上因緣，敬答曹先生雅意。
【臺灣史與海洋史】系列叢書緣起◎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成立於1999年7月。基金會成立的宗旨，主要在與相關學術機關或文教單位合作，提倡並促進臺灣史與海洋史相關之學術研究，並且將研究成果推廣、普及。因此，有關臺灣史或海洋史之學術著作、國際著作的譯述及史料編纂等相關書籍的出版，皆是本基金會的重要業務。
曹永和文教基金會成立以來，本於前述宗旨，多次補助出版與臺灣史或海洋史相關的學術著作、史料的編纂或外文學術著作的翻譯。接受補助出版或由基金會出版的書籍，有不少作品已廣為學術界引用。諸如，2000年起多次補助「東臺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出版《東臺灣叢刊》，2000年補助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出版《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2004年再度補助出版《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之續集《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2001年補助樂學書局出版《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2002年起補助出版荷蘭萊登大學與中國廈門大學合作編輯之海外華人檔案資料《公案簿》第一輯、第二輯與第四輯；2003年補助南天書局出版荷蘭萊登大學包樂史教授(Leonard Bluss?主編之《Around and about Formosa》，2004年補助南天書局出版韓家寶先生(Pol Heyns)與鄭維中先生之《荷蘭時代臺灣相關史料──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本會也贊助相關的學會活動、邀請外國著名學者作系列演講，提供研究者交流的場域。諸如，1999年11月與中央研究院合辦「東亞海洋史與臺灣島史座談會」，2000年3月於臺灣大學舉辦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濱下武志教授演講「談論從海洋與陸地看亞洲」，2000年10月與中央研究院與行政院文建會合辦「近代早期東亞史與臺灣島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此外，為了培養臺灣史及海洋史研究的人才，本會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合辦「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研讀班」之推廣活動。
為了使相關學術論述能更為普及，以便能有更多讀者得以分享臺灣史和海洋史的研究成果。因此，本基金會決定借重遠流出版公司專業的編輯、發行能力，雙方共同合作，出版【臺灣史與海洋史】系列書籍。每年度暫訂出版符合基金會宗旨之著作二至三冊。本系列書籍以新竹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系助理教授許佩賢女士之《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國棟教授之《臺灣的山海經驗》、《東亞海域一千年》為首；之後除了國內的學術研究成果之外，也計畫翻譯出版外文學術著作或相關史料。
冀盼【臺灣史與海洋史】系列書籍之出版，得以促使臺灣史與海洋史的研究更加蓬勃發展，並能借重遠流出版公司將此類研究成果推廣普及，豐富大眾的歷史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