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歐洲文化首都與都市再生
溫肇東 博士（國立政治大學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教授）
暑假剛從地中海遊輪之旅回來，行經巴塞隆納、馬賽、佛羅倫斯、羅馬、雅典、伊斯坦堡、及威尼斯等歐洲文化古城及創意之都。除了目睹過去歷史課本中希臘、羅馬帝國、拜占庭、鄂圖曼帝國的遺跡之外，對於生活在古蹟及世界遺產中的城市與人民有了第一線觀察。
馬賽及一小時車程的普羅旺斯是2013年的「歐洲文化首都」。馬賽的碼頭市集廣場上擺了許多當代藝術家的戶外雕塑品，沿途也看到不少正在進行「都市更新」的專案。普羅旺斯的美術館展出的是「從塞尚到馬諦斯」，印象派以來「形式與顏色」的辯證。從1880年到1960年間，法國南方曾吸引了當時的許多畫家在此一地區作畫。一個城市（鄉）能吸引藝術家群聚，一定有其特殊的自然或人文條件。當地的天氣及美食、美酒也是重要的誘因，以塞尚為核心的幾十位畫家在此不斷地創作以及對話（含書信往來），這更是不易「複製」的傳奇。
就像是佛羅倫斯的麥迪西時代，威尼斯商人水都的創建也都成為歷史，目前這些城市都是靠「祖產」（Heritage）在經營維生。這些先人所創造的智慧資本，包括我們所珍惜、或到了當地能感受得到的「人為」及「社會」資本，但光是倚賴這些能否再創「未來」，則是很大的挑戰。像威尼斯並沒有發展出其他足以留住年輕人的新興產業，只剩觀光產業在支撐。因此它的危機不在城市的物理承載力是否能持續，而是人才會不會持續流失。
歐盟推動「歐洲文化首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ECoC）正是對這問題的一個回應，讓歐洲整體在各個文化古城、新城之間的發展，有一種正向良性的競爭。各城市可提出各種創意，活用過去的文化遺產。在這個過程中，如何運用大家對城市的「記憶」，凝聚「共識」，「建構」未來的「想像」。
過去幾年經常有機會到歐洲去考察或旅遊，本書所收錄的四個城市，愛爾蘭科克（Cork, ECoC 2005）、英國利物浦（Liver-pool, ECoC 2008）、奧地利林茲（Linz, ECoC 2009） 、德國魯爾埃森（Ruhr Essen, ECoC 2010），只有科克我沒去過（但2003年也去過愛爾蘭），對歐洲城市的風貌有一定的印象。對照美國，像最近底特律市政府的破產，或羅徹斯特在柯達公司（Kodak Co.）破產後，還能維持一定局面。各個城市都會面臨產業更替，但其因應則產生不同的結果。美國因地大物博，除了像卡崔娜風災聯邦政府會介入之外，都市發展基本上是靠地方政府各自努力。
工業革命以降，歐洲各個工業都市的先驅者，如魯爾區或利物浦也都曾經跌到谷底，由於物換星移，主要產業沒落、人口驟降，到處是廢棄的工廠和無人居住的民宅與店面。但歐洲人過去二十年在「區域創新」或「都市更新」上有一定的成果，許多城鄉再生再造、轉型成功。本書透過歐盟「歐洲文化首都」來探討如何推動，讓各國各個城市有更多機會彰顯其特色與文化，發展生意、互相交流。這個政策背後的脈絡是歐盟形成後，貨幣統一，人才也自由移動，歐洲各大學都鼓勵其大學生有「移地學習」的經驗。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其間的交流是多層次的，從技術研發、教育、文化、到觀光。結果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年來，歐盟「區域內」互通有無的貿易成長大於與區域外的貿易。
2009年科管所的「英國文創之旅」曾到訪過利物浦，在它得到「歐洲文化首都」的次年，當時也曾短暫訪問過伯明罕，2010年我又特別去拜訪當年和利物浦競爭文化首都失利的曼徹斯特。這些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早期的重要城市，在20世紀60、70年代，由於亞洲興起、產業東移時逐漸沒落，到80年代跌到谷底，從90年代起開始有各種不同程度的轉型更新。那次我們聽到的簡報與介紹，剛好涵蓋他們如何籌備爭取到這個頭銜，以及在2008年實際為他們帶來的成果與效益。
除了參訪披頭四的紀念館，與其發跡的酒館，我們也拜訪了利物浦大學流行音樂系，和披頭四保羅‧麥卡尼創設的「利物浦表演藝術學校」。雖然時間短暫，但仍有非常深刻的交流，瞭解教育機構在城市發展中可以扮演的積極角色。我最有興趣的是當一個城市跌到谷底時，當地的大學如何自處？如何力挽狂瀾？好的老師會遷出，還是堅持在崗位上，吸引好的學生前來，為未來播下希望及復甦的種子。我想音樂、高等教育和豐富的工業歷史文物，都是利物浦獲選文化首都的條件。
我們在碼頭區看到改造過的市容及博物館區，因「歐洲文化首都」之名，2008年確實吸引不少歐洲及英國國內各地遠道而來的觀光客，也讓國際連鎖旅館從一家增加到六家。但在市區內還是有門窗用木板釘住、尚無人居住的排屋（阻止無殼蝸牛的入侵），表示要恢復到它昔日的榮景及大量人口回流，仍需假以時日。
魯爾區是另一個科管所曾在2002及2006年二次到訪的區域。林盛豐教授《遠見的城市》影集，策劃了國內外十四個前瞻創新或浴火重生的城市，有關魯爾區的二個專輯是我上課常用的教材。魯爾區在90年代由IBA的建築博覽會所帶進來的創意，以及新興產業的育成令人印象深刻。從第一座斜玻璃立面的太陽能科學城，到水塔改造的飛碟辦公室、瓦斯槽改造的大展覽場、由最礙眼的煤渣山整建成的休閒公園，處處充滿化腐朽為神奇的驚豔。
在《遠見的城市》魯爾區第二輯中的老人住宅、單親媽媽住宅等社區的規劃更令人心動，新能源、太陽能實驗計畫及生態復育的各種計畫，城市要永續地發展，除了物理上環境生態要照顧之外，以人為本的考量，才能將人口帶回到社區。從生態、生活、生計到生命的提升，我想這些都是它能獲選歐洲文化首都的實績。
另外，我認為很重要的是，魯爾區在60年代末、70年代中陸續成立的五所大學。我們曾參訪過其中的兩所，波鴻大學及多特蒙特應用科技大學。因辦學校，特別招募了一些師資，並有許多創新的課程及實驗性的校園建設（分校間的吊式單軌電車）。整個魯爾區在這之前的四、五個世代都以礦業為生，要念大學必須遠到200公里之外的阿亨（Aachen）、柏林及科隆。當整個魯爾區從傳統的煤、鋼轉成綠能產業，所需的科技、人才是否能到位是重要關鍵。由包浩斯設計的十二號礦區也成為發展設計產業的基地，難怪紅點設計的第一個博物館就選擇落腳在這個歷史遺跡中。
到訪林茲是1993年從美國參加美國運通的旅遊團，那是我第一次到歐陸的旅行，遊經德、奧、瑞等三個德語系國家，導遊是瑞士籍的，矮小精幹，算是一個在地深度的旅遊。在瑞士旅程也造訪過世界經濟組織（WEF）常開會的達沃斯（Davos），在奧地利還拜訪了如格拉茲（Graz）、林茲等小鎮。對林茲的印象老實說已經很模糊了，但後來從林茲舉辦國際「數位藝術節」及U19的競賽，才又想起了這個不起眼的小城。
奧國和瑞士都是小國，也標榜中立，很善於將國際組織的機構及會議拉攏到他們的城市來舉辦。因與人為善，各方人馬常在此進出，也確保了自身的地位與安全。當然前提是你的水平必須合乎國際標準，甚至更有特色。會展產業已成為重要產業，林茲算較早擺脫傳統煤鋼舊工業的軟硬體包袱，共同想像直指未來的數位時代，將過去的記憶變成特色背景，而積極引進新的國際元素，用數位科技結合藝術與想像，透過節慶和比賽，為城市創造了新的生命與機會。
本書四個「歐洲文化首都」個案，二個屬英語系國家、二個屬德語系國家，各有其基本的法律框架，且都有一大一小的對照。當然四個城市在其歷史記憶、認同及對未來的想像各有不同，當地產、官、學、研的共識、參與及企圖心亦有所差異。而從歐盟層次來看，同一政策工具、同一個期許，卻造成了不太相同的結果。除了個別城市的案例與經驗，在政策的落實績效上，也給了我們比較、對照的機會，這類的文創政策對城市或區域的發展、復興、更新的可能性有很大的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