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序
博物館熱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事實，已引發許多學科學者的探索。博物館不但在數量上一直持續的成長，其性質也不斷的改變，多樣性的博物館與社會文化體系的關係更日益複雜。不論我們將博物館視為社會器物，或視為自成一格的、具有獨特的社會組成原則的單位或文化組織，或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文化形式，面對一個剛開始積極的呈現其自身的博物館現象，本書討論博物館、人類學與文化的關係。通過早期民族誌學者對部落性質之研究而建構出來的社會文化觀的啟發，除了呈現轉變中的人類學研究公共博物館學及其所蒐藏之物的幾個可能性，所有的文章都涉及博物館場域介入文化的再現與再生產（represent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culture）的議題。
人類學與博物館的關係向來極為密切，其學科知識系統受到動態的博物館現象的影響。〈博物館多樣性、社會文化觀與人類學〉一文指出多樣化的博物館已經不被視為單一型態（或單數）。博物館的基本形式被歸入文化教育組織，唯因其特有的四大功能以及其「非制度化教育」、「非營利性」之社會性而有別於其他文教組織。文化需求與教育需求與博物館形成不同的結合。就知識的目的而言，蒐藏品（文物與標本）使博物館擁有足以持續研究的文化材料，而成為博物館運作、博物館學研究的重要基礎。伴隨著大眾對物質文化、文化遺產的興趣，博物館的研究日趨熱絡，博物館學與博物館誌成為新興學科，其中包含了博物館人類學的興起。如同過去人類學家對部落、鄉民社會、都市、國家的研究，通過人類學的方法、社會文化觀點，博物館已成為一個可被研究的單位，開展新的理論興趣與研究方法。由於人類學家所面對的博物館是一個爭議的地界，博物館人類學除了研究博物館的社會文化衝擊現象，也應探索社會文化體系如何決定對博物館實踐的性質。
原住民族的文化遺產之保存，與不同時間的博物館互動，產生不同的結果。〈阿里山鄒族的「舊文化」與「新傳統」〉，以臺灣中部的阿里山鄒族為研究對象，討論其「博物館中男子會所的展示再現」與「生命豆祭的表演創造」等「舊」文化遺產的產製行動與「新」文化展演活動之意涵。阿里山鄒人在國家博物館中「原貌重建男子會所」，不論是組織、過程、工法與材料與知識內容，複製社會文化的真確性。而「生命豆祭」的例子則顯示，受到外來政治經濟力量與觀光旅遊叢結的左右，建構出一種由內部的社會文化實踐者所創造的「混同的真實與新傳統」。製作「生命豆祭」時所顯現的文化內涵挪用、族人抗拒至接受、原住民文化商品化等現象，是鄒文化的內在邏輯、阿里山地區旅遊事業由生態觀光轉向族群觀光的歷史發展、政治操弄原住民文化三者互動的結果。因此，具地方性的族群舊文化形式的再現與新傳統的生產，一方面是一種社會的建構，由獨特的內在文化知識來加以界定與複製，牽涉傳統材料與工法的正確運用，而是否與特定的宗教儀式結合更決定了文化的體現方式；另一方面，具影響力的社會組成原則之運作、累積外在社會的政經強力操弄，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博物館展示的意涵極為多樣化，族群辨識的議題是其中的一種。與族群辨識有關的博物館展示形式，主要見之於相關卻有所差異的人類學博物館和 / 或民族誌博物館（anthropological and / or ethnographical museums）。前者關心一般性的文化理論建構，後者較專注於獨特的文化觀念的展現。人類學博物館和 / 或民族誌博物館不但是人類學知識發展與社會建構的結果，其組成方式與社會實踐也因時而異。〈博物館展示與族群辨識〉一文，通過幾個不同文化的實例，討論與族群辨識有關的博物館展示，不但涉及普遍的人類學理論與個別的原住民文化知識之掌握，也涉及主客體權力的運作。
前述兩種展示分辨，更涉及博物館對於物性（materiality）的探索。〈文化的物件：大洋洲展示廳的博物館誌〉，討論一座博物館展示廳裡的太平洋三大群島區的民族誌物件之「詮釋過程」。這些民族誌物件是「大洋洲」常設展示廳的主要媒介。相關的詮釋行動，源自二十世紀末的籌備規劃，完成於二十一世紀初，前後近八年；之前先以「家」為主要議題，通過特展的形式發表，先後在自然科學博物館（「南島語族的家：過去、現在與未來」）與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山海家園：南太平洋原住民文化」）展出。展示的物件，來自劉其偉先生所捐贈大洋洲標本，也包含博物館館員購自美法等地的蒐藏家與私人藝廊。通過幾個博物館的展示呈現之比較，本文指出民族誌物件作為手工藝品、藝術品、文化遺產、文化的物件等不同性質，實與其不同的場域有關。展示物件性質的掌握，也涉及下列相關議題，包括：展示的文類及其目的，文化展示的內外之別，文化的物件、知識與社會，博物館民族誌與博物館人類學，自然史博物館與文化展示。
博物館是文化遺產維護與保存的主要機構之一。博物館以各種方式再現不同的文化形式（及其標本）。〈文化形式再現與真確性：以博物館的廟宇 / 會所與船舶的「原貌重建」為例〉一文，通過近「原貌重建」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中的一座漢人廟宇（高雄茄萣白沙崙王爺廟）、兩艘漢人儀式船體（澎湖與東港王船），一幢南島語族干欄式建築（鄒族的男子會所）、一艘原住民漁船（達悟的拼板舟）等蒐藏與展示過程，指出博物館文化形式再現，牽涉不同社會文化體系有關事物的分類及其範疇、差異論述、集體記憶展現、文化保存與維護等社會事實。文化形式再現所涉及的真確性（authenticity），蘊含了互為主體的文化觀念 / 社會意義與工藝技術的二元面向。真確性不但要由社會文化的內在定義來加以理解，更是由既有文化之內在觀念之持續及其創造出來的社會認同之異他性所建構出來的。因此，博物館對於多樣化的文化形式之蒐藏與展演，不止涉及持續被定義的真確性之內容，更涉及建構的過程，這也見之於被博物館蒐藏的工藝成品與相關文物。
工藝成品與文物不只是被動的「反映」社會文化體系，不只是人類適應環境的紀錄，也不只是「歷史過程消極的見證」，而是在社會文化繁衍、再生的過程中，扮演主動、積極，且極具創造性的角色。物質文化、藝術與工藝，不但被視為一個與其他社會文化面向有關，且可能是自成一格的「體系」；研究者更嘗試掌握物之能動性（agency），探討物（及其所內涵的觀念）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所扮演的主動的角色。換言之，工藝體系的運作及其成品不但牽動社會組成，更日漸突顯其隱含的建構集體記憶、文化認同與社會分類之意義的重要性，也引導著文化形式與社會形式、特定社會中的知識與實踐、物體系與社會分類等關係的進一步討論。工藝既存在於一個特定的社會文化中，社會的性質決定物質表徵，我們更可藉由個體與社會文化本體之選擇性的注意力，在內在的發明機制與外在的涵化過程裡面，發掘物質文化之分類、發展、變遷、消失、持續的現象與動力。我們在許多博物館看到為了要「燒化」而創造出來的王船展示。王船是王爺信仰的重要表徵。〈造船航行超自然：澎湖王船的人類學研究〉便以臺灣南部地區民間宗教中的「王船」叢結為例，討論其工藝的再現所涉及的信仰與社會價值的集體知識與行為。
面具與化妝的形式、功能與意義都極為多樣化，涉及隱藏與彰顯一體之兩面，且其功能與意義是由文化來定義的。被西方人視為值得典藏的「藝術品」，對部落居民而言卻是具有精神力量的「文化工具」。換言之，外人認定的「假面」，對許多民族而言卻是如假包換、具有神聖力量的「真面」。〈真臉與假面：文化的人面觀〉一文指出許多民族相信面具的戴用者轉化為一個「非正常的實體」，而精靈的附身帶來「非正常的力量」。面具的使用常出現在處理地位變化的過程，也是醫療儀式、個人儀式與社會控制的一部分。在某些沒有文字的民族中，戴面具舉行的儀式是連結過去和現在的重要紐帶，可以加強社會聯繫；年輕人接近「成年」階段時，必須配戴面具、參與「入會」儀式。此外，由於面具隱含的表演性質，使其被運用於節慶活動與戲劇之中。面具與化妝作為某種象徵，改變一個人的認同。
文化的物件往往以視覺再現其自身，博物館員通過影像揭示物件的基本性質。〈圖像的力量：學者、博物館館員與民族誌物件描繪〉，早期的臺灣的人類學訓練，往往以物質文化的研究為出發點。陳奇祿院士所創作出來的「插圖」，具體的呈現了養成年輕人類學工作者的途徑。人類學工作者多少都能畫畫，但是認真對待「插圖」，後來「插圖」發展成一幅幅的「文化資產」，卻是大部分人類學家想要擁有、但卻無力企及的功力。陳院士的學術興趣與作畫能力，與當時的社會思潮和作為人類學家的文化意識有關。對於一個民族誌工作者而言，畫圖是理解世界的重要途徑。沉浸在繪畫工作中的博物館人、民族誌標本畫家，暫時脫離日常生活，進入一種神聖無可取代的儀式狀態，一個隱含在獨特文化中的創造性藝術經驗，終而可以理解並詮釋物件的內在精神與力量。
文化中的物件生生滅滅，其被留存以至於進入博物館，往往受不同的主體及其意圖的選擇和詮釋。〈博物館與地震論述：教育人類學的觀點〉指出：當前臺灣的博物館之地震論述具有科學的、歷史人文的兩種建構模式。前者著重地震的科學分析與解釋，傳達自然知識的普遍訊息，由專家學者或行政 / 科技官僚操控訊息的傳遞；後者強調人們對地震的理解與詮釋，敘述災難經驗的獨特脈絡，通過互動或由下而上的方式維繫訊息的溝通。由於關懷面向的差異，前者操作科學的、理性的解釋，強調遭遇地震之前後的各種「如何」的知識；後者則充滿情緒與意識性的語彙，呈現事件「為什麼」發生的終極關懷。此外，我們亦可以發現臺灣的博物館科學教育，維持著呈現帶有由策展者 / 機構觀點而來的說教的，甚至教訓意味的（didacticism）教育形式；而歷史人文類的詮釋與溝通則較偏重由參觀者角度與觀點出發、強調經驗與自發學習的形式。雖然如此，本研究亦發現不同博物館對於地震教育之建構，依然表現出其特有的博物館類型之自成一格的性質。
更進一步，多義的物件如何定義，除了文化的作用之外，博物館的實踐模式更影響其建構。〈地震物件、行動者與社會：臺中東勢匠寮巷的例子〉指出，因地震而建構出來的「文物搶救」、「搶救調查」、「傳統民居」、「具歷史性」、「具保存價值」、「文化保存與重建」等字眼，因主體的不同而被賦予不同的意義與性質。地震之後東勢匠寮巷文物搶救行動的基本意義，是在獨特的客家意識、匠寮巷的社區界限、博物館專業的反省式思考等整體脈絡之基礎上，通過一個持續的、互動的實踐過程而被形塑出來。當一個特定事件（如破壞性的 921 地震）產生之後，（客家的）傳統民居物件使不同場域的行動者產生不同的想像。不僅如此，物件博物館化的再現方式，雖然取決於行動者（團體）的意識性，與不同時期的想像與社會需求（例如地震之後的文化重建）相結合，但終究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
數位技術改變了物件與知識的存在模式，也挑戰博物館的存在價值。〈資訊再現與知識創造：博物館中臺灣原住民民族誌蒐藏數位化的自然史〉，臺灣原住民民族誌標本的數位化是再現與創造的綜合體，「加值」一詞正代表物件知識與社會文化系統的複雜關係，被賦予「加值」功能的物件及其相關資訊，必須考慮內在自發導向的和外在導向兩個面向。此外，典藏品的數位化不可避免的是一個追求理性的、簡化的過程，通常無法處理複雜多變的、差異極大的社會文化的問題與社會文化需求。民族誌標本的管理系統，既涵蓋專業知識也涉及文化中的個體知識。典藏數位化發展的是（可以脫離人存在的）資訊之管理，相對的，（由人所承載的）知識是某種自成一格的情境與脈絡的創造性產物。加值運用的想像涉及物件之資訊再現與知識創造的不同面向，突顯其與不同能動主體和不同形式的體驗相結合的議題。
不僅如此，〈數位博物館與社會形式〉一文，將數位博物館置於社會、知識與文化實踐的脈絡來理解。本文指出數位博物館的出現，一方面固然淵源於數位電子科技的發展，另一方面則受到社會思潮與知識的催化。前者支持當代博物館創意的展現，後者則規範數位博物館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本文也以一個自然史博物館為基地的「文化 / 生物多樣性數位博物館」為例，討論數位博物館與社會形式的關係，進而指出由於新的科技技術的介入，當前的數位博物館的呈現便不止維持建構文化與生物多樣性知識的功能，應該更積極的回應特殊的社會需求，走出單純的文化形式的反映者的角色，想像進一步的追求作為社會形式發展的基礎，以及建構動態的知識、創造性論壇的可能性。
本書各篇章分別在期刊、研討會與國際研討會專題演講中發表；歷經數載琢磨、終成首尾一貫書卷。感謝各期刊的編輯、審查人與聽眾的意見。出版之前復經兩位匿名審查者，給予極具洞見的觀點。北藝大出版組張啟豐博士邀稿、何秉修與魏秋綢細心且不厭其煩的編輯，陳如初校，林玫希在我赴京都的日子承擔校稿，讓本書得以如期面世，謹此敬致謝忱。
二十幾年來，我的博物館人類學的逍遙遊，內子莊世瑩一刻不得閒。本書得她襄之、撤之、讚之、判之，書冊既成，又已期待下一本著作。投入之情、企盼之殷，感謝之心實溢於言表。
王嵩山
2012 初冬京都旅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