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假如當年沒有李莊
拙著在中國大陸出版後，引起一些反響，有讀者認為「那時的先生」了不起，李莊人民無私、無畏，太值得敬佩了云云。於是有媒體人問我：「假如當年沒有李莊會怎樣？」
我沒有回答，因為歷史沒有假設。
今天，拙著即將在台以正體字出版，復有林馨琴總編輯在台北花園飯店「舊問重提」，我突然覺得有回答的必 要，於是有了下面的文字——把發生過的歷史史實與經驗，反過來作一假設與推理，也許是一件有趣和有益的事吧。
書中已敘述，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國東部城市鄉村相繼淪陷，山河破碎如風中飄絮，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國民政府根據當時緊迫情形，下令淪陷和即將淪陷地區的教育、學術研究機關向西南 一帶撤退——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繼晉、宋、明三個朝代之後第四次南渡。當時的北大、清華、南開、齊魯、山大、中大、金陵、同濟、復旦、武大、浙大等院校，與國立中央研究院、國立中央博物院、國立故宮博物院南京 分院，甚至一些私立研究機關如梁思成主持的中國營造學社等，相繼遷往西南地區戰火未至的地方，如長沙，如 昆明，如萬縣（山大）、如成都（齊魯，金陵），如樂山（武大），甚至更偏僻的貴州湄潭（浙大），在那裡繼續辦學、研究，弦歌不輟，薪火相傳，文化血脈綿延不絕。
可惜好景不長，到了一九四○年七月，日軍出兵占領了法屬越南，中國僅存的一條通向外部的國際通道——滇越鐵路被切斷，日軍海陸空三棲對兩廣、雲南等地展開攻勢，之前被視為世外桃源和避戰區的雲南昆明，一下變成了戰爭的最前沿。日機對昆明狂轟亂炸，由市內擴展到郊區，日軍作戰大本營組織精銳部隊向雲南腹地進犯， 形勢日趨危急。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國民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下達撤退命令，向川黔一帶內地轉移。未久，國立 西南聯合大學、同濟大學與國立中央研究院等教育學術機關，分別在四川的敘永和宜賓李莊鎮——這個被傅斯年稱 為「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覓到了安身立命之所。
那麼問題來了，這一大批流亡知識分子，為何到了李莊這個川南小鎮，而不向重慶、成都、貴陽或如瀘州、 宜賓、自貢、南溪等中小型城市轉移呢？
當時的情形是，眾多學校與學術機關要向川、黔內地撤退，最好的選擇自然是長江一線。其優越性為，沿中國最大最強勢的黃金水道，下可通重慶、武漢、南京、上海；上可溯瀘州、宜賓，並可沿嘉陵江、岷江兩條支線 分別到達「天府之國」的腹心地帶。
然而，抗戰爆發後，許多流亡學校、機關已捷足先登，在重慶上游的瀘州、宜賓，繼之沿岷江一線的樂山、 眉山、成都，甚至漢中的城固，都有大批學校與學術機關進駐，幾無插足之地。而瀘州與宜賓之間的江安與敘永 等可供安置的縣級地盤兒，又被國立戲劇專科學校與國立西南聯大敘永分校搶先占據，只有中間的南溪縣城尚有隙可乘。不幸的是，南溪縣的官僚與鄉紳不歡迎「下江人」流亡至此，前來聯絡的使者被拒之門外。就在同濟大學與中央研究院等求告無門、走投無路，「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 山」之時，南溪縣所屬的李莊鎮人民激於民族大義和對南溪官紳做法的不服氣，慷慨伸出援助之手，發出了「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的十六字電文，以不足三千人的古鎮，熱情擁抱了在炸彈下四處流竄 奔逃，包括同濟大學、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社會學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北大文科研究所、中 央戰時通訊社等等一萬二千多名知識分子，這個在抗戰中流離失所的特殊群體，最終於李莊的「九宮十八廟」和 眾多民居安下了一張平靜書桌，直至抗戰勝利北歸復員。
在李莊鎮的六年裡，這個知識分子群體產生了巨大能量。人數最多、事務最繁的國立同濟大學，成為戰時與 戰後教育與科研成果不可忽視的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尤其是醫學和兵工製造業對抗戰和國家民族的貢獻，至深且巨。
以傅斯年、陶孟和為主要領導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社會學所，雖不時有矛盾甚至齷齪之事發生，但總的是以大局為重，造就了抗戰時期的學術重鎮，累累碩果舉世矚目。梁思成主持的私立營造學社，更是於艱苦卓絕中創造了學術界的奇跡，其《中國建築史》（漢文）、《圖像中國建築史》（英文）的完成享譽世界，戰後梁思成受邀 赴美參加聯合國大廈設計，與戰時在李莊取得的成就有極大關係。而李濟領導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無論考古發掘、文物保存、研究、展覽，還是學術研究成果，皆領一時之風騷，成為同行中的翹楚——正是緣於大師與學子們 在李莊創造的輝煌業績，這個原本「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一時聲名鶴起，蜚聲中外，被稱為「中國李莊」。若國際友人發出信件，只要寫明「中國李莊」某位學者收啟，就一定能如期收到。一九四八年，國立中央研究院選出八十一位首屆院士，從李莊走出去的就有九位，後來成為中國「兩院院士」者多達三十五人，與此相關的李莊 也引起世人注意與感念，被時人和後人譽為「人文學術重鎮」「建築科學的搖籃」「中國文化的折射點，民族精神的涵養地」「抗戰時期中國四大文化中心之一」（重慶、昆明、成都、李莊），甚至被英國來華學者、著名科 技史家李約瑟博士譽為「自由中國的心臟」。
面對那些曾被政治爭鬥的勝利者蓄意遮罩，今天複見其光的學術盛況和聲譽，身為後生小子與媒體同人，萌生「假如當年沒有李莊」的設問便不足為奇。
是的，假如當年沒有李莊，國立同濟大學與國立中央研究院等一萬多名知識分子將何去何從？最後的結局會是如何？
我的答案有二：
一是更好。如果流亡到一個交通方便，資訊暢快、生活舒適的地方，人活得精神，學術成果當更豐厚，人生與事業雙贏。但就當時的情形看，這樣的地方實在難一尋覓，其理由如前述，不再贅言。
二是更糟。最可能的是，前往李莊的十幾家教育、學術機關，因李莊拒之門外而各自為戰，各奔東西。有的 遷川，有的遷黔，有的流落川南，有的進入川北，最後孤軍奮戰，東征西逃，血路沒有殺開，卻在啼饑號寒中雲散霧消，甚而導致土崩魚爛不可收拾的悲愴結局。
——有例為證。
抗戰軍興，教育學術機關南渡之時，除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南遷長沙再轉昆明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還有一個由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三所國立大學和北平研究院組成的西安臨時大學。太原失陷以後，西安臨時大學遷往漢中城固、南鄭和沔縣，不久改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以城固為校本部。這個聯合大學如同北大校長蔣夢麟所言「三個人穿兩條褲子」，紛爭不斷，聯而不合，加之左派學生不斷發動學潮搞事兒， 弄得雞飛狗跳，刻無寧日。不到一年，即由國民政府宣告破產，被肢解為五個獨立學院各奔東西。當時與後來的事實證明，西北聯合大學的成果與西南聯大相比，不能說天壤之別，至少不可同義而喻。
古人云：在家千日好，出門事事難。西北聯大三校在盧案發生前皆稱為一流大學，何以到了漢中就亂象叢生，分崩離析了呢？除了上述所言，另一原因是環境逼仄，遙想當年項羽封他的競爭對手劉邦為漢中王，即知其 地理環境如何。況西北聯大落腳於漢中三縣之地，四面是荒山野嶺，野狐出沒，狼叫虎嘯。如此惡劣、孤獨的環 境辦學，最後流產也似是理所當然。另一所由暨南大學為首，連帶上海、浙江幾所專科學校組建的國立東南大學，剛遷往福建建陽不久，因當地官紳不積極支持，校方各派紛擾不斷，加之政府方面又舉棋不定，未久即宣告解散，無一成果留世。
另一悲慘例證是青島的國立山東大學。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學校由青島遷往安慶，再遷宜昌，複轉四川萬 縣。此時，抗戰正酣，山大銀行帳戶上的存款用之殆盡，其他一切經費來源斷絕，僅靠教育部杯水車薪的臨時補貼，無法解決師生租房和吃飯問題，且校內學潮不斷，烏煙瘴氣，地方官紳不給予同情和支持，校方無法維持下 去。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教育部下令「將國立山東大學暫行停辦」，學生大部分轉入國立中央大學，個別轉入其他大學，就地解除林濟青國立山東大學代理校長職務。至此，學者名流雲集，楊振聲、趙太侔、梁實秋、聞 一多、方令孺等號稱「八馬同槽」，又稱島上「八駿同奔」（沈從文有小說《八駿圖》）、聲名赫赫的國立山東大學土崩瓦解。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下令組建的三個聯合大學，唯一聯合到底的學校，就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任常委會主席 的國立西南聯大，其人才之盛，成果之豐，德望之隆，被譽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這個奇跡固然有自 身堅毅、剛卓的原因，但與學校所在的雲南政府特別是「雲南王」龍雲的鼎力相助是分不開的。一個顯著例證 是，一九四○年秋，西南聯大在國民政府下令撤退的風潮中，於四川瀘州南部的敘永設立分校，終因當地生活艱 苦，當地政府無力相助，分校與其他學術機關隔絕，無法溝通交流，在師生強烈要求下，半年後被迫撤回昆明聯大本部。這個分校在敘永期間取得的學術成果微乎其微，於西南聯大校史上只能草草一筆帶過。假如當年國立西 南聯大全部由昆明遷往敘永，後果不堪設想。
戰爭最忌孤軍奮戰，戰史的例證多不勝數，現代教育與學術研究亦是如此。人是群體動物，不可能離群索 居，過著魯賓遜式的漂流生活，更不可能與世隔絕，把自己長期關在一個獨立的空間，或一輩子在山洞裡苦思冥想而產生學術成果（菩提達摩祖師面壁十年出山），現代教育與學術研究是需要相互交流、切磋、碰撞的，否則很難取得進步。
李莊古鎮為十幾家教育、學術甚至新聞機關提供了一個集結的空間和相互交流，或者說是抱團取暖的環境和機會，這個環境與機會，是李莊官紳無私支持才出現的，當年發下的宏願「一切需要，地方供給」電文內容不可 能全部落實，但態度明確並盡了最大努力，這才有了流亡知識分子前來落腳，繼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一 連串神奇效應的產生迸發。
另一方面，在這個「合而不聯」，或曰「和而不同」的大團體中，由於同濟大學在李莊創辦了附屬中學，除本 校教職工外，其他學術機關人員子女亦可入學就讀，這就解決了校外人員如李濟、梁思成、梁思永等子女入學的 難題，消除了後顧之憂。遷入李莊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相隔幾裡之遙，兩家密切溝通合 作，組建了「川康古跡考察團」，在川南發掘了彭山漢墓並取得豐碩成果。繼之，有了與四川省博物館聯合發掘成 都琴台永陵的業績。再繼之，有了與西南聯大合作成立「西北科學考察團」，派勞幹、石璋如、夏鼐等赴西北考察 發掘等一系列大型學術工程的展開。直至有了董作賓所著、被陳寅恪譽為「抗戰八年第一書」《殷曆譜》的完成， 有了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有了李光濤對「內閣大庫明清檔案」的研究，以及史語所副研究員王鈴 與英國劍橋著名學者李約琴結緣李莊板栗坳的傳奇。戰後，王鈴赴劍橋加盟李氏主導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大廈 的構建並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不能說沒有流亡李莊的學者如傅斯年等人啟迪與王鈴的加盟，就沒有日後李約 瑟在中國科技史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和聲名，但會波折不斷，正如李約瑟本人所言：「本著作即使能出版，也將 推遲很久，而且可能會出現比我們擔心現在實際有的甚至更多的錯誤。」
國立學術研究機構如此，私立機構更是得益於李莊賜予的天時、地利、人和等諸方面條件。大名鼎鼎的梁啟超之子梁思成主導的中國營造學社，原是一家私立學術研究機構，戰時的國民政府根本無力顧及這樣的單位與人員，梁思成與林徽因夫婦之所以由昆明到了李莊，一個最大原因是營造學社的研究工作，需要依靠中研院史語所豐富的藏書和資料才能展開。如果梁、林夫婦沒有跟隨史語所前往，而李莊官紳沒有在上壩月亮田為營造學社同 人騰出一塊安居之地，梁思成與營造學社仍在昆明郊外或在四川、貴州等地孤懸一隅，自然不便或無法利用史語 所藏書資料，當時學社主辦的學術期刊，以及後來梁思成本人享譽中外的《中國建築史》等著作，是否能問世或 於戰時問世就要打一個折扣。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梁、林夫婦沒有來到李莊，就沒有當地人如羅家在生活上的接 濟照顧，也不會出現傅斯年、李濟等人在經濟和精神上的竭力相助（包括通過朱家驊向蔣委員長直接索款救助），肺結核病極重的林微因本人創造的一系列學術成果，不但不能完成，或許像陶孟和夫人沈性仁一樣客死他鄉，日 後聲名大噪的「林下美人」也便寂寂無名，渺無人知了。
不幸之中的萬幸是，歷史沒作這樣的假設，李莊人民於萬難中展開雙臂熱情擁抱了這個群體，而這個群體也排除萬難，雖九死而不悔，以殷勤進取的心胸與不屈的精神砥礪前行，用熱血和眼淚在抗戰烽火中創造了一曲悲壯瑰麗的畫卷，鑄就了不朽的名山大業，彰顯了吾民族知識分子抗擊外侮的家國情懷和凜凜風骨，為古樸溫潤的 李莊古鎮增添了灼灼光輝，豎起了一座永垂不朽的豐碑。
這，或許就是抗戰中「自由中國的心臟」——李莊的內涵之所在，也是我們今天仍眷戀並紀念這塊熱土，以及生活在這塊熱土上的「那時的先生」與當地父老鄉親的偉大意義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