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遊三國(軟精裝)

神會三國奧祕，心遊萬里江山
 
繼《賞味三國》之後，這本《神遊三國》，同樣讓三國書迷耽讀不厭，直呼過癮。
 
身為三國史家，沈伯俊先生的專家功力，在本書「知識點滴」相關章節展現無遺，頗可滿足某些三國迷的考據癖。
 
更精彩的是，沈先生以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為選樣，說明劇本為什麼這樣安排，那樣表現，不但增添觀眾看戲的樂趣，同時藉以進一步了解三國時代的林林總總。
 
另外，沈先生更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句千古格言的實踐者。他親訪三國遺蹟（或曰「與三國有關的名勝古蹟」），發而成文，輯錄於本書第三部分「三國尋蹤」。好看的是，這些文字並不是流水賬的舖陳，反而情真意切，或發思古之幽情，或抒歷史之教訓，談史論事，評人說理，兼寫胸中丘壑，一澆心中塊壘。
 
從《三國演義》的現代啟示，到「三國文化」概念初探，《神遊三國》是喜歡三國、有志研究三國的朋友，是企圖從三國個案幫助生涯發展的朋友，案頭不可缺少的參考書籍。
 

沈伯俊
 
　　男，1946年4月生於重慶，原籍安徽廬江。1970年畢業於四川大學外文系。1980年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招收研究人員考試，以四川省文學專業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到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歷任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哲學文化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現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南開大學兼職教授，中國《三國演義》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祕書長、中國明代文學學會理事、四川三國文化研究所所長。
 
　　長期研究明清文學，主攻明清小說。主要著作有：《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合著，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11月）、《三國演義辭典》（合著，巴蜀書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國演義》（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國演義》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整理本（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整理本（巴蜀書社1993年11月）、《三國漫談》（巴蜀書社1995年2月）、《三國演義》評點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三國演義》新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羅貫中和〈三國演義〉》（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三國漫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西遊記》校注本（岳麓書社2002年8月）、《圖說三國》（主編並撰文，三卷本，成都地圖出版社2004年3月）、《沈伯俊說三國》（中華書局2005年12月）等。校點《後水滸傳》、《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等六部明代小說。選編《〈水滸〉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1994年3月）。發表學術論文150餘篇，短評、劄記、隨筆等190餘篇。其中，《三國演義辭典》已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在韓國出版韓文版；《三國漫談》亦在韓國出版韓文版；《三國漫話》在台灣出版繁體字版；幾種《三國》整理本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被譽為「沈本《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代表了新時期《三國演義》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
 

 

神會三國奧祕，心遊萬里江山
 
　　繼《賞味三國》一書之後，拙著《神遊三國》也即將與廣大讀者見面了。我對此感到十分高興。
 
　　在《賞味三國》前言中，我指出，《三國演義》是一部公認的「奇書」。《三國》之奇，首先表現在人才之奇，其次表現在情節之奇，再次表現在文章之奇。這裡我要說，《三國演義》又是一部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這不僅指它的內容十分豐富，涉及政治、軍事、文化等諸多領域，包含了許許多多令人感興趣的奧祕；而且指由它衍生出一系列多姿多彩的文化現象，其中最突出的，一是各種門類、各種形式的改編與再創作，二是遍及全國的三國遺蹟。這本《神遊三國》共收六十四篇文章，就分為三輯：（一）知識點滴；（二）改編拾聞；（三）三國尋蹤。
 
　　在「知識點滴」部分，我秉持多年來撰寫隨筆類文章的一貫態度，主要針對廣大讀者「感興趣但不太瞭解，知道一點卻說不清楚」的問題來寫作，把學術性、知識性、可讀性結合起來，力求給讀者提供正確而有益的知識，和大家一起解讀種種奧祕。例如：〈羅貫中的籍貫究竟在哪裡？〉、〈《三國演義》有哪些重要版本？〉、〈「桃園結義」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歷史上的呂布用的是方天畫戟嗎？〉、〈諸葛亮究竟躬耕何處？〉、〈「隆中對」究竟對不對？〉、〈「軍師」是什麼官？〉、〈諸葛亮是「愚忠」嗎？〉、〈曹操方面有無「五虎大將」？〉、〈三國將軍知多少？〉、〈「荊州」的演變〉、〈東漢三國時有沒有「西川」？〉、〈「六郡八十一州」之說對不對？〉……涉及的往往是大家比較關心，甚至頗有爭議的問題。這類文章，可以說就是在探索《三國演義》的奧祕，幫助大家在愉快的閱讀中開闊眼界，增廣見聞，增強進一步閱讀原著、閱讀更多好書的動力。此外還有一些文章，如〈《聊齋》中的三國題材作品〉、〈《三國演義》現代?示錄〉、〈《三國演義》在國外〉等，大家可能也會感興趣。
 
　　在「改編拾聞」部分，主要收入兩類文章：一類談我參與策劃、具體介入和支持《三國演義》的改編與再創作的一些經歷，特別是有關我所說的「《三國》改編的三大藝術工程」（廣播連續劇《三國演義》、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系列電影《三國演義》）的種種見聞。另一類是有關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的若干問題解答。這些問題，有的直接來自小說《三國演義》，如〈為什麼以「魏、蜀、吳」稱三國？〉、〈為什麼張角要以「黃天當立」為號召？〉、〈為什麼要寫「孟德獻刀」和「殺奢」？〉、〈為什麼「割髮代首」有那麼大的震懾力？〉、〈為什麼袁紹要派淳于瓊看守烏巢〉、〈為什麼稱「南陽諸葛亮」？〉；有的則係在電視劇創作中產生，如〈為什麼寫貂蟬「化做了一片白雲」？〉、〈為什麼寫師勖其人？〉、〈為什麼使用半文半白的語言？〉、〈為什麼武打顯得不那麼精彩？〉；還有一篇從總體上探討電視劇的成功之道，這就是〈《三國》電視劇面對的五大矛盾〉。這些文章，也是在探幽觸微，解析若干大家平時未必注意、未必瞭解的知識，尋繹小說和電視劇中的一些藝術祕密。近年來，有關《三國演義》和其他古典文學名著的改編與再創作方興未艾。我認為，既然是改編和再創作（與原著無關的新編除外），其中必須堅持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在人物性格基調和總的褒貶傾向上，應該尊重廣大讀者的接受心理，與原著大致相似，至少是不相衝突。如果違背這個基本原則，自以為是，故意與原著唱反調，無論多麼聰明能幹的編導，也只能落得個失敗的結局。
 
　　在「三國尋蹤」部分，我首先指出：「人們今天所說的『三國遺蹟』，大部分並非真正的『由三國時期遺留至今的古蹟』，而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逐步形成的『與三國有關的名勝古蹟』」。這一觀點，強調了三國遺蹟的「歷時性」特徵和「心靈史」意義。以這一觀點為主線，這一輯的絕大部分篇章，以散文筆法，?述了我踏訪許多三國遺蹟的經歷，介紹這些遺蹟的來龍去脈，連綴相關的民間傳說和軼聞趣事，抒發我徜徉其間的思考和感慨，提出我對某些遺蹟保護建設的意見和建議。這些遺蹟，以成都──廣元這條最有名、最成熟的旅遊線為重點，包括成都武侯祠、綿竹雙忠祠、羅江龐統祠墓、綿陽富樂山、蔣琬墓、梓潼臥龍山、翠雲廊、劍門關等著名景點；此外，還介紹了湖北襄樊「古隆中」、河南許昌灞陵橋、春秋樓、受禪台、山西清徐羅貫中紀念館、浙江富陽孫權故里等重要遺蹟或景點。閱讀這些篇章，讀者當有目盡青天、心遊萬里的感覺。
 
　　總之，本書的全部內容，就是「神會三國奧祕，心遊萬里江山」。
 
　　是的，神會三國奧祕，心遊萬里江山。讀者諸君，請與我一起前行。
 
　　　　　　　　　　　　　　　　　　　　　　　　　　二○○六年十一月十日
 
　　　　　　　　　　　　　　　　　　　　　　　　　　於錦里誠恆齋
 

繼《賞味三國》之後，這本《神遊三國》，同樣讓三國書迷耽讀不厭，直呼過癮。
 
　　身為三國史家，沈伯俊先生的專家功力，在本書「知識點滴」相關章節展現無遺，頗可滿足某些三國迷的考據癖。大如羅貫中的籍貫、《三國演義》的版本和《三國演義》的「技術性錯誤」，小如呂布使用的兵器、諸葛亮躬耕地點、三國時代的州郡數目，都在作者深入淺出的文筆之下，還其本來面目。
 
　　更精彩的是，沈先生以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為選樣，說明劇本為什麼這樣安排，那樣表現，不但增添觀眾看戲的樂趣，同時藉以進一步了解三國時代的林林總總。
 
　　拍攝電影或電視劇，比起文字創作更需要真功夫。人物出場、場景呈現、動作進行、器具擺設，小說只須用些漂亮的形容詞，甚至籠統簡略，三言兩語，便可交代，可是，到了影片拍攝，就不行這麼混了，觀眾眼見為憑，人物造型、戰爭場面、建築景觀，乃至車馬衣裘，該長什麼樣就得什麼樣，編導若沒有點考證能力，很容易張冠李戴，張飛戰岳飛，鬧出笑話來。
 
　　沈伯俊先生長期擔任顧問、編輯，為改編事宜盡心盡力，本書第二部分「改編拾聞」，收集若干篇「為什麼」，在Q&A中，我們發現原來三國讀了半天，卻忽略了這麼多細節。比如今天我們說起三國，不就是魏、吳、蜀？想當然爾，劉備陣營的旌旗，必然書有「蜀」這個大字，殊不知劉備為強調自己的合法性和代表性，為使人心思漢，建立的政權國號仍為「漢」，不是「蜀」，後人以「蜀」或「蜀漢」來稱呼劉備政權，劉備卻不會自稱為「蜀」，因此，電視劇片頭出現「魏」「蜀」「吳」為標誌的一隊隊旌旗，是錯誤的。
 
　　又如籌拍諸葛亮七摛孟獲，其中「洞中有山」是怎麼回事，導演一頭霧水，經過說明，原來洞者，峒也，是元明時期對某些少數民族聚居區的稱呼。拍戲時不但省卻力氣，不必找一個巨大山洞，在裡頭蓋宮殿，也少出一次糗。這些拍片的花絮插曲，經作者娓娓道來，為讀者傳授業解惑，讓我們對三國多了幾分理解，少了幾分誤解。
 
　　沈先生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句千古格言的實踐者。他親訪三國遺跡（或曰「與三國有關的名勝古蹟」），發而成文，輯錄於本書第三部分「三國尋蹤」。好看的是，這些文字並不是流水賬的舖陳，反而情真意切，或發思古之幽情，或抒歷史之教訓，談史論事，評人說理，兼寫胸中丘壑，一澆心中塊壘。他在馬超墓前憑弔馬超，感嘆立志報仇雪恨的馬超，投降後，因為身非劉備嫡系，整整八年，偶任偏師，很少統兵出征，有志難伸卻不能動氣，以免遭人懷疑有貳心，其鬱抑如此，羅貫中在演義中為馬超一吐怨氣，虛構「割鬚棄袍」「夜戰張飛」等情節，凸顯他的英勇，卻離史實甚遠。又，在雙忠祠，嘆諸葛瞻無乃父諸葛亮之智，輕舉妄動，敗壞大事，致使蜀漢國勢無力回天，沈先生嘆道，政治人物不僅要有盡忠志節，還要有救亡良策。悲憤之情，惋惜之心，溢於言表。
 
　　從《三國演義》的現代啟示，到「三國文化」概念初探，《神遊三國》是喜歡三國、有志研究三國的朋友，是企圖從三國個案幫助生涯發展的朋友，案頭不可缺少的參考書籍。
 
【推薦人簡介】
 
　　羅吉甫，台灣新竹人，一九五九年生於桃園，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教職和雜誌、出版社編輯，目前專事寫作，並於智邦生活館發行《歷史智囊電子報》，擔任遠流博識網《三國大本營》討論區版主。出版有《日本帝國在台灣》（原名《野心帝國》）、《商戰孫子》、《商戰吳子》、《諸葛亮領導兵法》、《三國大謀略》（原名《謀略三國》）、《謀略春秋》、《戰國謀略縱橫》、《奇來有智》、《臥虎藏龍三國智》等實用歷史系列，和《兩好三壞的人生路》、《火車涂鴻欽》、《明華園遇鬼記》等書。
 

８　「隆中對」究竟對不對？
 
　　漢末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當時依附荊州牧劉表、屯兵新野的劉備三顧茅廬，向年僅二十七歲的諸葛亮請教。諸葛亮提出著名的〈隆中對〉，精闢地分析了天下大勢，為劉備制定了先占荊、益二州，形成三分鼎立之勢，外結孫權，內修政治，待時機成熟，再分兵兩路北伐，攻取中原，以成霸業的戰略方針。在劉備的懇切敦促下，諸葛亮出山輔佐。從此，這條「臥龍」沖天而起，在歷史的舞臺上夭矯騰飛，大展宏圖，而〈隆中對〉也成為劉備集團發展的戰略藍圖。
 
　　千百年來，人們對〈隆中對〉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它正確地預見了政局的基本走向，堪稱劉備集團的最佳發展戰略。年僅二十七歲（虛歲）的諸葛亮能作出如此英明的決策，實在令人驚歎。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便情不自禁地讚頌道：「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萬古之人不及也！」（嘉靖元年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評本；毛本末句作「真萬古之人不及也！」）
 
　　不過，歷代也有人對〈隆中對〉不以為然，有人批評諸葛亮「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此策之下者。」然而，這其實是對〈隆中對〉的歪曲。諸葛亮說得很清楚：當時曹操已經統一北方，且有「挾天子而令諸侯」的政治優勢；孫權據有江東（揚州大部），根基已經穩固。在此形勢下，要寄人籬下、勢單力薄的劉備盲目地「與曹氏爭天下」，實屬迂腐之見；劉備首先需要擁有自己的地盤，才能與曹操、孫權鼎足而立，進而聯合孫權，討伐曹操。而綜觀天下版圖，全國十三州，尚未被曹、孫兩家控制者，僅剩荊、益、交三州（張魯割據的漢中本是益州的一個郡）。其中交州遠在荊州、揚州之南，劉備無法奪取（建安十五年，孫權控制了交州），剩下的就只有荊州和益州了。所以諸葛亮向劉備明確提出「兩步走」的戰略：第一步，先奪荊州，再取益州，形成天下三分。第二步，等時機成熟，從荊、益兩州分兵北伐：一路「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奪取東漢首都洛陽；另一路由劉備親自「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奪取西京長安和整個關中地區。應該說，這是對當時形勢最正確、最可行的判斷。至於何時奪荊州，怎樣奪取，這當然要看機會。三顧茅廬的次年（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曹操南征，劉表病死，其子劉琮向曹操請降，諸葛亮就勸劉備攻打劉琮，一舉奪取荊州；可惜劉備未能採納，錯過了大好時機；直到赤壁大戰後，劉備才奪得荊州江南四郡。當然，在諸葛亮看來，由於地理環境不同，益州比荊州更適於立國建都。這是總結了漢高祖劉邦以巴、蜀、漢中為根據地，打敗項羽，終成大業的歷史經驗，而且是許多傑出人物的共識。例如龐統後來也曾對劉備提出：「荊州……東有吳孫（指孫權），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藉以定大事。」（《三國志‧蜀書‧龐統傳》注引《九州春秋》）劉備入蜀時，以龐統隨行輔佐，諸葛亮留鎮荊州；只是當龐統在雒城（今四川廣漢）中流箭而死後，諸葛亮才率兵入蜀增援，而留頭號大將關羽鎮守荊州，可見他對荊州始終是重視的。而作為劉備的股肱之臣，劉備後來稱王稱帝，諸葛亮也必須在其身邊輔佐，只能讓其他得力人員鎮守荊州，這哪裏是要「委棄荊州」呢？
 
　　現代有的學者因為〈隆中對〉提出的兩路北伐的目標未能實現，便懷疑諸葛亮的整個戰略規劃行不通；有的學者認為「跨有荊、益」與「結好孫權」這兩大原則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只有等孫權奪得荊州，劉蜀方面承認既成事實，才能與孫權重新修好，因而〈隆中對〉的基本國策是錯誤的。我認為，這些看法是片面的。劉備在「三顧茅廬」之前，奮鬥半生而屢遭挫折，此後忠實執行〈隆中對〉，僅僅用了七年時間，即到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便完成了由沒有立足之地到「跨有荊、益」的巨大轉折，形成了三分鼎立局面，實現了第一步戰略目標；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夏又奪取漢中，其勢力達到鼎盛。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證明〈隆中對〉完全符合當時的實際。至於第二步戰略目標未能實現，那是由於後來荊州失守，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能因此認為當初的規劃不對。古今中外，重大的戰略規劃，在執行過程中往往需要隨時調整，甚至發生重大改變，這是稍微熟悉歷史的人都應該懂得的，如果因後來情況的變化而否定當初的設想或規劃，其實是「馬後炮」式的看法。誠然，奪取荊州，全據長江，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乃是孫吳集團的建國方略，這與劉蜀集團的利益確有衝突。但是，這種衝突是可以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的。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孫、劉兩家以湘水為界，中分荊州，已經形成了戰略平衡。這種平衡，既可以維持相當長的時期，也隨時可能被打破，就看三分鼎立的大局如何演變，孫劉雙方如何處置了。如果關羽忠實執行「東和孫權，北拒曹操」的方針，使曹操難以拉攏孫權而偷襲關羽之後；如果關羽善於安撫和激勵部下，使鎮守江陵的麋芳、鎮守公安的士仁（《三國演義》誤作「傅士仁」）忠於職守，不懷二心；如果劉備諸葛亮在關羽北伐襄陽時能夠及時配合和支援，那?，荊州未必失守。而在劉蜀集團牢牢控制自己那部分荊州的情況下，承認既成事實的就該是孫權了；面對曹操這個強敵，雙方既需要、也完全可能繼續聯手。由此可見，荊州之失係由多種因素導致，絕非命中注定，它恰恰從反面證明了〈隆中對〉戰略構想之正確。因此，我贊同羅貫中的評價：「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萬古之人不及也！」
 

書號：N1505

ISBN：9789573259473

規格：精裝 / 單色 / 328頁 / 21 × 15 × 2.3 cm / 380公克

類別：語文類

分類號：857.4523

出版社：遠流出版

 

本書分類：文學小說>中國古典文學>古典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