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爭霸經營史

中國人心目中有兩個曹操。一個是小說《三國演義》的白臉大奸臣，另一個是正史《三國志》的「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現在，民間史學者陳文德先生史無前例的運用現代政治、企管新觀念，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重新認識「第三個曹操」：一個真實有據的、人性血淚的、在大變局中以弱勢奮起的爭霸大贏家！
 
　　《曹操爭霸經營史》以「天．地．人」三卷的完整大篇幅，生動刻劃了曹操一生的謀略、兵法，每章之後附有「陳文德說評」，每篇篇後則提供「實用觀點」，夾敘來議，深入分析成敗因果，同時又能歸納出現代人可以實用的精髓。
 

陳文德，台北市人，一九四六年生，政大政研所碩士，並赴日本愛育醫院潛修幼教。曾任聯廣公司經理，台視、中視製作人，社會大學教授，北京醫科大學感覺統合教室指導人，高雄縣政府顧問，教改會委員，奇德兒幼教科技董事長，創辦八家直營幼兒園，二百餘家教學聯盟。現已退休，專心教學研發、寫作及講學的工作。
 
　　著有《霸術》、《亂世經營術》、《秦公司興亡史》、《北宋危機管理》、《曹操爭霸經營史》、《策略規劃家：諸葛亮大傳》、《戰國寡頭競爭》、《一八九五年‧決戰八卦山》、《弱勢大贏家：劉邦大傳》、《陶朱公傳奇》、《鄭芝龍大傳》、《孫子兵法經營學》、《如何激發幼兒潛能》、《學習困難兒童指導手冊》、《點亮孩子的智慧明燈》、《嬰幼兒感覺教育指導手冊》、《用新教孩子》、《綠色南國──余政憲的高雄縣政經營》、《數位易經》、《數位易經談感情》、《無為大智》、《易經危機智囊》、《老子‧莊子‧孫子》等書（以上均由遠流出版）。
 

〈再版序〉
 
熱情的創業家
 
　　十三年前，在整理和撰寫這部《曹操爭霸經營史》時，沒想到居然會成為暢銷書，當時祇想用更寫實的角度，來描述這位謎樣的歷史人物，中國史上首號大奸雄──曹操。史書和小說文學對他的評價截然不同，真相究竟如何呢？
 
　　經過這些年，問題還是一直在筆者腦海中盤旋，如何更準確、更公平來觀察曹操的行事風範以及內心世界？如何讓曹操的個人經驗給讀史者更好的殷鑒？
 
■一個熱情的創業家
 
　　曹操顯然不受中國文人的青睞，儘管他本身也是一位優秀的詩人，下筆慷慨激昂，充滿對生命的熱情，又常透露出時代的無奈，以及奮鬥到底的決心。
 
　　曹操不是一個職業文學家，因為他的涉略太廣了；他也不是光說不練的理論家，他膽大、熱情、行動力強，是個創業者、策略家、政治領袖、軍事學家──《魏武註孫子》一書，被認為是史上最好的《孫子兵法》註解本。更重要地，他經常出現在最前線，和兵士們同甘共苦，衝鋒陷陣，甚至有好幾次置身於極危急的險境。
 
曹操外表矮小、微胖、大鬍子，看來有點滑稽，本身也很喜歡搞笑話，領導魅力十足。筆者總覺得他有點像日後法國的大英雄拿破崙。拿破崙也是無比熱情的人，他的情書膾炙人口。
 
　　曹操的詩歌，也非常熱情，絕不亞於情書，雖然我們看不到曹操的情書，但從他對美女的純欣賞，可以看出他對「美」的感受能力了。
 
　　雖然曹操非常好色，但也自有分寸，對兒媳甄妃及後輩蔡文姬的「純愛」表現，更可見他的多情遠超過他的色心。史書常描述他當場吟詩，可見他的嗓子和歌唱技巧一定也不錯，這個人絕不是單調、嚴肅、無趣乏味的一般政客，而是個興趣廣泛，多才多藝的創作人才。
 
■從弱勢成強勢
 
　　漢末群雄中，曹操的條件並不好。他一直任職中央政府，缺乏地方經營實力；出身宦官養子之家，社會地位也不高。群雄割據時，曹操是唯一變賣田產招募兵眾的人，他的軍隊純粹是一支私人部隊。但討伐董卓時，他卻表現得最拚命，他真的是想為當時的朝廷盡心力，沒有一點私心，因此犧牲也最大。
 
　　由於缺乏發展實力，創業早期曹操相當辛苦。他不像劉備經常遇到貴人，曹操的基業幾乎都是靠他自己的血汗一滴一點打出來的。
 
　　曹操富冒險精神，包容心又大，光從他收編青州軍，就可看出他膽識過人。南敵袁術，北抗袁紹，又在自己的地盤，和呂布纏鬥廝殺，曹操創業並不輕鬆，可以說是備嚐苦戰的。
 
　　曹操很懂得利用自己的優點。騎兵校尉出身的他擅長指揮騎兵快速作戰，利用這個優勢，曹操使自己不是很強大的軍力，發揮到了極至。
 
■以少擊眾的官渡大戰
 
　　面對大他十倍兵力的袁紹集團，曹操在外交和軍事上表現得相當頑強，一點也不畏懼。但他也不是魯莽，他用心經營打贏中國戰史上一場最有規劃性，以少勝多的決定性戰役。
 
　　不但地點選得好，時間上更可見他的苦心，大戰前夕的擾敵策略尤其精彩，用智將于禁在黃河打游擊戰，逼迫袁紹大軍南渡兩條大河，又設計事先摧毀袁紹凶猛的前鋒──顏良、文醜軍團，使初戰時壓力減輕，整個戰爭的時空運用非常巧妙，書中自有描述，在此不贅。
 
　　更重要是他的勇氣，眼看撐不下去了，雙方實力相差懸殊，努力全做到了，仍有可能被擊敗，但曹操聽從荀彧的勸告，不撤退、不投降，打算力拚到最後一秒鐘，這樣的勇氣，說來容易，真要做到，是非常困難的。
 
　　就在最危急的時刻，奇蹟出現了，少年時玩伴也是袁紹幕僚的許攸，叛敵前來投靠，讓曹操有機會在烏巢燒燬袁紹大軍的糧草，一夕間勝負逆轉，擊潰強敵，也奠定曹操成為當代首席軍事強人的基礎，曹氏兵法可不祇是紙上談兵。
 
■奉戴天子‧種下禍根
 
　　群雄各據一方，漢獻帝流離失所。當時有實力奉迎天子的軍團甚多，袁紹、袁術、劉表等都比曹操更具優勢。但奉戴皇帝，雖可挾天子以令諸侯，但也可能和董卓一樣，成了眾矢之的，何況天子周圍的公卿更是不好應付。所以大多軍閥都打了退堂鼓。
 
　　曹操雖然也有政略考量，但他主動邀請天子入許都，相信最初立意是良善的。然而，宿命的政治鬥爭一件接著一件發生，終於迫使曹操成了歷史上的大罪人。
 
　　在整個事件中，也充份暴露曹操性格上的弱點。短小、熱情、能量特高，也使他顯現焦慮、亢奮、高度不安，有容易鑽牛角尖的個性；加上長期的偏頭痛，最後甚至為此命喪營中。這些都可看出曹操的神經組織相當不健康，容易爆發脾氣到不可控制的地步，這樣的身體，在長期政治鬥爭中，自然會顯得變態了。
 
　　本性上，曹操是相當有包容力的，祇要看他對關羽的惜才愛將，和與劉備煮酒論英雄的慷慨豪氣，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曹操的確是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
 
　　活生生的歷史人物，自然是多面性的。文學的記錄和描寫都有其局限，兩千多年的歷史，祇靠史官們的片面記載，難免有扭曲和偏差的地方。不過也正因為如此，留給後人更多探討的揮灑空間，值得年輕一輩去努力探求。
 
　　年近六十，身心都退化了，倒真想多靜下來寫作，留些值得回顧的作品，承蒙讀者十多年來長期支持，遠流出版公司同仁們全力配合，給筆者有寫下去的機會及勇氣，無限感激，更期待先輩友人不吝指教，也讓筆者還有改進成長的機會。
 
二○○三年三月誌於台北
 
陳文德
 

序幕：蒼天已死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杜甫〈春望〉
 
　　後漢光武帝代王莽為帝，重建漢王室（西元二五年）以來，到獻帝讓位曹丕（西二二○年）為止，共一百七十五年間，史學家稱之為「後漢」，以別於劉邦所建立的「前漢」。由於政治中心也由長安東遷到洛陽，因此也有以「東漢王朝」稱之。
 
　　東漢王朝後半部的一百年間，外戚及宦官權力此起彼落，朝廷幾乎成了他們權力鬥爭的競技場，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主要便導因於此。
 
外戚干政，宦官崛起
 
　　所謂的外戚，是太后或皇后的親戚。皇帝去世，太子即位，皇后便升為太后，對政治的影響力增大，因此，和太后有關的外戚，個個位高權重，不可一世。偏偏東漢王朝自章帝以後，皇帝的壽命都很短，造成大部分時候都是太后掌政，外戚的權力也跟著日益膨脹。東漢的外戚，大多來自南陽一帶的豪族（河南省南部），代代相傳，力量愈結愈大，使外戚成了上流豪族集團特權的代表。太后掌權的時代，外戚的領導人往往是太后的哥哥或父親，他們大多以大將軍職位，掌有軍事及行政的大權。
 
　　和帝即位時，竇太后掌政，太后之兄大將軍竇憲握有軍政大權，竇家兄弟幾乎個個位居要津。十二歲的安帝即位時，鄧太后之兄鄧騭一族，也幾乎獨霸朝廷的決策權。延光四年（西元一二五年）安帝去世，皇后閻氏之兄閻顯立刻成為炙手人物。最兇悍的則是有「跋扈將軍」之稱的梁冀，他是順帝皇后梁氏的哥哥，順帝去世，兩歲的沖帝繼位，梁冀便以太后之兄掌握朝政；不久沖帝去世，由八歲的質帝繼統大政。
 
　　史書上記載「質帝少而聰慧」，早熟的才氣，使他對梁冀的擅權及兇暴大為不滿，常有斥責之意。梁冀一不作二不休，居然派人毒殺了質帝，擁立十五歲的桓帝繼位，梁冀仍掌握朝廷決策大權。
 
　　二十年間，梁氏一族不但佔據朝廷高官及肥缺，而且橫行兇暴。不論朝野，祇要有批評梁氏一族作風的必被殘害。所有想在朝廷當官的，必先賄賂梁家，並建立師生關係，各地區官員要朝貢天子的禮物，也必須先經梁冀之手，儼然成為「地下皇帝」。後漢王朝外戚干政的嚴重性，在中國歷史上的確是空前絕後。
 
　　幼小的皇帝剛即位時，一切母后至上，外戚也因而掌握大權，等到皇帝漸漸長大了，這些外公、舅父與皇帝間皂爭權情形便日益嚴重。奪權靠一個人是行不通的，外戚們各有一大群班底，皇帝自然也不例外。這些圍繞在成長中皇帝身邊，幫忙他進行奪權計劃的，經常是所謂的宦官。
 
　　宦官原是在宮廷內部服侍皇帝及后妃的男子，由於後宮是個除了皇帝之外，不可以有男人的世界，所以這些宦官也必須被割除生殖器官，成為一個「中性」人，俗稱為「去勢」。
 
　　一般而言，肯去勢當宦官的大多是窮苦人家的兒子，既然能入宮，想必也是眉清目秀、面目姣好者。他們的長相大多會讓皇帝喜歡，而願意與他們接近的。由於他們出身低微，對皇權毫無威脅，也較容易取得皇帝的信任。
 
　　由於皇帝的日常詔令以及文書均由宦官經手，這些宦官也逐漸介入了政治實務。他們大多比較同情成長中的年輕皇帝，對擅權的外戚更是痛心疾首。這種立場，使他們很自然結合了被外戚排斥的下級官僚，在朝廷裡成了下階層士族集團的代表，共同擁護年輕皇帝，和外戚展開奪權鬥爭。
 
奪權屠殺輪番上演
 
　　東漢皇朝宦官和外戚的流血鬥爭，始於章和二年（西元八八年）。一代名君漢章帝去世，也結束了東漢王朝的盛世──「明章之治」。十歲的和帝繼位，如前所述，皇太后之兄竇憲成了大將軍，立刻掌握朝廷軍事及行政大權。
 
　　由於皇族都鄉侯劉暢擁有很大的影響力，即使竇太后也非常信任他，竇憲深為嫉妒，便設法暗殺了劉暢。和帝在位的前四年，竇憲父子兄弟均高居朝廷公卿，成了當代最顯赫的家庭。
 
　　永元四年（西元九二年），和帝結合宦官鄭眾，以禁衛軍發動宮廷政變，大將軍府陷入重重包圍中，竇憲自殺，竇氏一族也全遭罷黜，遣送返鄉謹身思過。這一次政治鬥爭中，《漢書》作者大史學家班固，以曾為竇憲征伐匈奴事蹟作過〈燕然山封銘序〉，歌詠戰功，因而被判收監，死於獄中，成為中國史學上的一大憾事。《漢書》未完成部分，幸由班固妹妹班昭繼其兄遺志，總算順利完成。
 
　　誅滅竇氏以後，鄭眾昇任大長秋的高官，直接參與朝議。《後漢書》記載：「中官（宦官）獲得重用，由鄭眾開始。」
 
　　元興元年（西元一○五），和帝在二十七歲時去世。十三歲的安帝繼位，政權由鄧太后及其兄鄧騭一族完全掌握。十六年後，鄧太后去世。安帝的乳母王聖，連合宦官李閏、江京等發動政變，消滅鄧氏一族。四年後安帝去世，皇后閻氏結合其兄閻顯，擁立北卿侯為帝，並大肆擊殺宦官。數個月後，北卿侯去世，以孫程為中心的宦官，擁立十一歲的順帝即位，並以禁衛軍攻殺閻顯及其兄弟。十九位發動成功政變的宦官都受封爵位。
 
　　陽嘉四年（西元一三五年），正式規定宦官的爵位可以由其養子接任，並世襲其爵位及財產。曹操的父親曹嵩，便是依此規定成為宦宮曹勝的養子。
 
　　外戚派及宦官派的輪番鬥爭及奪權、流血、屠殺事件不斷，特別是宦官派不但加入了朝政，而且封官進爵，並逐漸成了一股和士大夫階層敵對的特權力量。
 
　　順帝期間，宦官力量明顯高漲。漢安三年（西元一四四年），在位十九年的順帝去世，兩歲的沖帝在梁太后及其兄梁冀擁立下即位，大肆罷黜宦官，使外戚代表的豪族勢力再度掌握朝廷大政。隔年，沖帝去世，由八歲的質帝繼位。質帝較早熟，年紀雖小，卻關心朝政，有心奪權的宦官也立刻群集在其身邊，打算伺機而動。
 
　　由於年幼的質帝常對梁冀不假辭色的斥責，「跋扈將軍」梁冀乾脆派人在進食時毒殺質帝，擁立十五的桓帝繼位。此後二十年間，梁冀幾乎獨霸朝政，沒有人敢和他對抗。延熹二年（西元一五九年）七月，梁太后去世，桓帝立刻和宦官單超密謀，發動武裝政變，梁冀被迫自殺，梁氏一族也都難逃誅殺及流放的命運。從此以後，宦官的權勢，逐漸壓過外戚，獨霸朝政長達三十年之久（西年一五九到一八九年）。
 
　　永康元年（西元一六七年），桓帝去世，十二的靈帝繼位，竇太后之兄竇武及太傅陳蕃，密謀剷除宦官，機密敗露，雙雙遇害，反而釀成「第二次黨錮之禍」。靈帝在位其間，宦官的權勢也達到最高峰，倒過來成為關心國事的知識份子的主要敵人。
 
　　中平六年（西元一八九年），靈帝去世，十四歲的少帝即位，何太后掌政。何太后之兄大將軍何進，密謀連結西涼董卓軍團發動政變，誅殺宦官。事機不密，何進被誘入內宮殺害，司隸校尉袁紹乘機發動兵變，軍隊攻入禁宮，殺盡宦官，史稱「中平內宮事變」。身為宦官後代的曹操，也直接參與了這次的流血政變。
 
知識份子與黨錮之禍
 
　　在外戚及宦官的輪番鬥爭下，到了東漢末年，身為士族的知識份子也捲入政爭，使情況更加複雜。
 
　　東漢的士大夫階層，是以鄉論（地方人士對其學問及人格的評判）為基礎，在由各地長官向朝廷作推舉的。推舉的名目計有「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等。這種制度是建立在儒家學說的基礎：「德行」是仕官的首要條件。
 
　　由於外戚及宦官奪權日益激烈，為了拉攏人馬，他們便分別霸佔了推舉的管道，用以安插自己人，使知識份子的仕官管道更為狹窄、困難，因此造成士族階層對外戚及宦官普遍的敵視。
 
　　推舉制度使士大夫階層養成好作政治議論及人物批評的風氣。這些不屈服於外戚及宦官的知識份子，將他們將朝政的批評，稱為「清議」。而將那些同流於外戚、宦官，追逐權、利的跟隨者，稱為「濁流」。與此相對，堅守儒學理念的知份子，便叫作「清流」。時潮所趨，洛陽太學生及各地方私塾的學生，兩千多人湧入京城，以郭泰及賈彪為領導者，嚴厲地批評橫行霸道的宦官政權，儼然是兩千年前古代版的「天安門事件」。
 
　　朝廷中，反宦官派系的高官李膺、陳蕃、王暢等均成了清流派所擁護的領袖，太學生間流傳著「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荿（王暢）」的讚言。
 
　　「天下模楷」的李膺，字元禮，在出仕地方長官時，公正嚴明，聲望極高。凡獲得李膺知遇者，必可在清流裡擁有極高的地位，也必有多的弟子蝟集，當時便稱之為「登龍門」。身仕司隸校尉時，李膺曾將聲勢顯赫的宦官頭子張讓之弟張朔判處死刑，張讓向桓帝求情，但即使面對桓帝的壓力，李膺仍拒絕赦免張朔。
 
　　陳蕃官居太尉之職，王暢曾任司空，他們都是朝廷內與宦官政權相抗衡的最主要的力量。
 
　　桓帝延熹九年（西元一六六年），宦官教成等上書皇帝，指責李膺等煽動學生，結黨營私，誹謗朝政，破壞風俗。儘管陳蕃極力反對，桓帝仍然下令逮捕李膺以下的兩百多位清流黨人，史稱「第一次黨錮之禍」。這次被抓的黨人，大多被判終身監禁，但半年以後，卻祇被撤免官職便獲得釋放。最引人注目的是，這些青年學生在逮捕行動中不但無人逃脫，更有不少人自承為黨人，高興地接受處刑。李膺的聲望，也因這件事而更為高漲。
 
　　隔年，桓帝去世，十二歲的靈帝繼位，太后之兄竇武出任大將軍。桓帝廢前皇后鄧氏，並在陳蕃的推藨下，由出身名門的竇貴妃出任皇后，因此竇武和名士清流派的陳蕃交情很深。第一次黨錮之禍時，陳蕃全力維護黨人，竇武便與陳蕃同一陣線，和宦官相抗衡，並且在事後極力設法讓李膺及杜密等恢復官職，以保留清流人士對朝政的影響力。這也是外戚在長年奪權落入下風後，反而與知識分子結合，以共同對抗宦官的開始。
 
　　利用桓帝去世後政治情勢的不安，竇武、陳蕃結合士族清流黨人，密謀發動武裝政變，清除宦官。陳蕃主張利用太后年度的宮廷巡視、宦官全體集合時發動軍變，以逼迫宦官交出大權。此一計劃卻被年幼的皇帝無意中洩露給身任大長秋宦官頭子曹節知道，宦官便先下手為強，以禁衛軍團解除陳蕃及竇武等軍權，加以逮捕，不久便殺害之，史稱「第二次黨錮之禍」。同時牽連被殺的黨人高達百餘人，天下知名儒學之，雖未參與此事件，卻被牽連殉難者，計有六、七百人。李膺本有逃脫的機會，但他認為自己已六十餘歲，「生死有命，不願苟免」，從容地引頸就戮。
 
　　第一次黨錮事件雖造成宦官及清流士族的直接對決，但由於桓帝仍統有大權，宦官心存顧忌，因此未釀成流血事件。第二次黨錮之禍，正值權力交接的中空期，加上竇武、陳蕃密謀動用武力，使宦官有開屠殺的絕佳口實。因此，全國知名之士殉難者數百人，朝野為之震撼，宦官惡名高漲，成為全國有心人痛恨的象徵。
 
　　此後，宦官完全獨霸朝廷，政治腐化，民不聊生。十五年後終於釀成黃巾黨人的民變事件。
 
黃巾黨人民變事件
 
　　東漢王朝後半段的百年間，朝廷裡外戚及宦官忙著奪權，地方的豪族則忙著兼併土地及累積財富。破產的農民流浪四方，被飢饉和窮困追著四處跑。這種貧民不斷的增加，勢必導致社會的重大動亂。
 
　　順帝以後的二十年間，無法生存而流亡各地的貧民集團，不得不揭旗起義，爭取最起碼的生存空間。但傳統的史書，包括《後漢書》及《資治通鑑》，大多以「妖賊」及「盜賊」稱之，其實是非常不公平的。曹操在兗州將三十餘萬黃巾黨人收編為「青州軍」，可以說是第一個以同情立場面對農民起義事件的政治領袖。
 
　　這些農民起義的領導者，大多被稱為「無上將軍」「黃帝」或「黑帝」，他們的組織鬆懈而龐大，全靠宗教的力量結合在一起。這一系列的民變事件，以靈帝中平元年（西年一八四年）的「黃巾黨人事變」規模最大，影響也最為深遠。
 
　　黃巾黨人的領袖，是鉅鹿（河北省南部）人張角，他是個非常有名的民間密醫，以神祕的宗教醫術，醫療患病的農民。張角的治療法，是讓患者先行作自我罪行告解，再以符咒浸水飲之，先不問其效果如何，至少可以看出張角的治病是宗教大於醫療的。這樣子的治病法，即使二十世紀末的今天仍到處流傳著，在醫學不發達的當時，影響力自然更大了。張角的弟子遍佈全國各地，都擅於這種神水醫療術，由於碰到苦難當頭的年代，信仰者急速膨脹，統稱為「太平道」。
 
　　據說張角曾在深山中，得到仙人傳授的《太平清領書》，囑咐他推展「太平道」救世。在神祕主義的渲染下，十數年間，便擁有數十萬信徒，遍佈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盤據在十三州中的三分之二江山。
 
　　到了光和年間，太平道的影響力，已不止於下階層的農民，不少地主、富豪，甚至於官僚也趨之若騖。執宦官政權牛耳的大常侍張讓，依《後漢書》的記載，便與張角有相當密切的來往。
 
　　眼見太平道急速膨脹，朝廷中有心人士也自然產生危機意識。清流派的楊賜，首先上書主張一方面招撫流民，給予土地耕種，以安定其生活；一方面捕殺太平道在各地的領袖，以削弱其組織力量。劉陶、樂松、袁貴等也聯名上書靈帝，主張逮捕張角，以避免事件繼續擴大。
 
　　但由於親太平道的宦官一再阻止，靈帝在軟硬政策間舉棋不定，終於消息洩露，反而使張角加速強化其組織。不久，張角便將全國信徒分為三十六「方」，大方編組萬餘人，小方也有六、七千人。每一方均由直屬弟子總領並指揮。張角自稱「天公將軍」，並封其弟張寶為「地公將軍」，張梁為「人公將軍」，共同總率著三十六方的兵馬。
 
　　靈帝中平元年，張角向信徒宣佈：「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當年正好子年，是六十年干支歲月的重新開始。張角決定在三月五日，散佈各地的三十六方眾同時起義，依金木水火土五行，漢王朝屬火德，剋火者土，代替漢王朝者應屬土德。土為黃色，故太平道信徒，均以黃色頭巾為標幟。此為黃巾黨人的由來。
 
　　負責攻打洛陽的大方馬元義，行動不夠謹慎，三月五日未到便敗露行跡，馬元義被捕，同行的黨人有數千人遇害，朝廷正式發出逮捕張角的通緝令。
 
　　迫不得已，張角會同兩位弟弟，提早一個月起義。雖然準備不週，但仍有七州二十八邵響應。頭綁黃色頭巾的黨人，攻擊官府，佔領田園，不少邵縣官吏望風而逃，《後漢書．皇甫嵩傳》記載：「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
 
　　戰爭初期，黃巾黨人聲勢浩大，張角和盧植大戰於冀州，盧植被迫向南撤退，防守潁川附近的朱雋軍團亦遭退，南陽太守在會戰中殉職。
 
　　為了保護洛陽安全，皇甫嵩將主力部隊佈防在潁川附近。張角以數萬兵馬層層包圍，皇求嵩見黃巾黨人均以茅草結營，乃趁夜以火攻戰術突擊，張角軍大亂，佈防在潁川南岸的朱雋部隊乘機反攻，洛陽方面救援的曹操騎兵部隊又及時趕到，三方面夾擊下，黃巾黨人大敗，死傷達數萬人。這是朝廷部隊第一次成功地阻擋住黃巾黨人攻擊的正式記錄。
 
　　靈帝中平元年八月，張角病死；十月中，人公將軍張梁軍團在潁川附近中了皇甫嵩埋伏，死傷三萬餘人，張梁在潰敗中遭擊殺；十一月，地公將軍張寶也戰死在南陽會戰中。黃巾黨人的力部隊，到此全部殲滅。
 
　　但散居各地的黃中黨人仍遙遙呼應。井州的白軍，冀州的黑山軍，益州及青州的黃巾軍，聲勢浩大，讓各地方政府頭痛不已。皇甫嵩等雖在洛陽附近獲得絕對勝利，但會戰中，主力軍團也曾遭到重創，根本無力協助各地方政府剿亂。朝廷為了鞏固地方的秩序，平定黨人叛亂，便不得不強化地方首長的行政權及軍事權。
 
　　中平五年（西元一八八年）三月，朝廷接受太常江夏太守劉焉建議，擴大部分動亂嚴重地區的刺史權限，改稱為「牧」。劉焉為益州牧，黃琬為豫州牧，劉虞為幽州牧，《資治通鑑》記載：「州作之重，自此而始。」
 
　　換句話說，這些地方州牧，權限擴大，漸漸形成一股獨立的力量，朝廷也慢慢失去了指揮權及控制力，終於形成了漢末群雄割據的局面，後漢王朝也因此步入了名存實亡的境況。
 
　　曹操便在這樣的政治大環境下，登上他輝煌又充滿傳奇的人生舞台。
 

還他一個本來面目
 
　　「曹操是個大壞蛋！」
 
　　大多數人談到曹操，經常會作如此直覺的批評。
 
　　有些自認為比較客觀、比較有見地的人，則會進一步地說明：「曹操固然很能幹，也很懂得用人，但他為人陰險、冷酷，是個標準的大奸雄！」
 
標準的白臉奸雄？
 
　　在平劇的舞台上，曹操的造型也很獨特：死灰色的大白臉，細長的小眼，配上鼻角及眼角勾畫的黑線條，完全是一副陰險十足的嘴臉；加上誇大的舉止，高大的身材，滿臉的大鬍子，更顯得凶猛、粗暴又威風。一說到曹操，這個印象就立刻浮現眼前。
 
　　但是，如果詳細研讀正史中的《三國志》及《魏書》，保證讓你大吃一驚。書中記載的曹操，不但性格和傳說中不一樣，連外表也有很大差異。他矮胖短小，據說身高不及當時的七尺（約一百五十五公分）。圓臉、短鬚，不但不顯得威武，反倒有點滑稽；個性積極熱情，又深具感染力；富理想，待人寬厚，風趣而機智，領導能力頗強。
 
　　曹操出身宦官後代（父親是宦官的養子），有權力卻不被尊重，加上其貌不揚，早年便顯出有點自卑又缺乏安全感。他很能吃苦，對生命則有點悲觀，傾向宿命論，卻又勇於面對挑戰，能為大局壓抑自己的情緒，在當代被認為是英雄豪傑之流。
 
　　那麼曹操是在什麼時候、被誰抹黑的呢？最主要的當然是元末明初的小說家羅貫中筆下的《三國演義》。《三國演義》是根據陳壽的史籍《三國志》改編而成的，其中史實和虛構各半。渲染最嚴重的部分是醜化了曹操，神化了關羽及諸葛亮，也丑化了「赤壁之戰」最重要的英雄--周瑜及魯肅。純就小說的觀點，羅貫中豐富的想像力，令人欽佩；但以歷史的角度來看，這部《三國演義》也的確害人不淺。
 
　　其實羅貫中並不是完全憑空創造的，他大部分的改編是來自裨官野史。早在北宋時，大詩人蘇東坡在他個人筆記上，便有如下的記載：
 
　　平常百姓家，大人常會給小孩子一點錢，吩咐他們去聽講古，說書先生往往會講三國的故事，當講到劉玄德在當陽慘敗時，小孩們都緊張得繃著小臉，但說到火燒赤壁、曹操大敗那一段，小孩們又立刻拍手歡笑了……。
 
　　換句話說，在北宋時代的民間故事裡，曹操早已被塑造為大壞蛋了。
 
魯迅、陳壽看曹操
 
　　到了民國初年，大文豪魯迅首先發難，公然為曹操打抱不平。民國十六年，魯迅在<魏晉之風氣與文章、藥及酒的關係>一文中有如下的說法：
 
　　漢末魏初是個頗為重要的時代，在文學層面起了重大變化。當時黃巾之亂、董卓之亂，以及黨錮糾紛之後，出現了曹操這個人。說到曹操，我們立刻聯想到《三國演義》，而且想像到舞台上演壞蛋角色的大奸臣，這當然不是據以觀察曹操的正確方法。我們現在重估歷史，發覺歷史上的記載及論斷，有很多地方非常不可靠，不能相信。
 
　　歷史長久的時代，往往記載了較多的卓越人物，而歷史短暫的王朝，有時根本沒有人物。這為什麼？年代久，寫史的人往往是同一朝代的人，捧之則多。年代短，寫史的人可能是後代人，死者死矣，貶之則多。秦朝短這裡指的是西元前二二一年到前二五年的秦帝國，而非縱跨春秋戰國的秦王朝，秦朝像樣的人物，史書上幾乎無一記載。曹操的情形正是如此，無可避免的被後世史家說多、說壞了，實際上，曹操是一位非常有才幹的人，至少說成英雄，絕非不當。
 
　　除了報父仇時所進行的徐州屠殺戰，以及晚年與伏皇后及皇親間的奪權鬥爭中，曹操呈現出特別的殘忍無情外，一般來講，曹操一生做事頗有分寸，也很有容人的肚量。
 
　　正史《三國志》的作者陳壽，是晉朝的官員，他原為蜀國的遺民，因此根本不必討好曹操，他的評論也應該比較公平。在《三國志》中，他對曹操作了如下的總評：
 
　　漢末天下大亂，群雄並起，以擁有四州領地的袁紹聲勢最大，沒有人能夠和他爭鋒。但太祖曹操以高明的謀略，運籌帷幄，終於擊敗袁紹，統有整個中原地區。
 
　　在政治制度的重建上，他的貢獻媲美商鞅和申不害。在用兵的神奇上，即使韓信和白起都不能比擬。用人唯才，使各適所能。待人寬容，能克制自己感情，不念舊惡。因此終能掌握天下最高權勢，完成他重建政治及社會秩序的宿願，主要便在他高明的策略及優異的行動力，真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
 
　　曹操最主要的政敵之一，也是被公認史上最具智慧的謀略家諸葛亮，更公開表示過：「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之神奇，有如被稱為兵學雙聖的孫武及吳起。」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東坡，則更明白讚賞道：「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
 
　　歷史中的曹操不但是位亂世爭霸的大贏家，也是個優秀的軍事家及兵學理論家。在重建法制及秩序上，更是一位體諒民間疾苦、重視經濟民生的政治領袖。不止此也，他還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他所領導創造的建安文風，對日後中國文學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反宦官的宦官後代
 
　　曹操生於東漢桓帝永興三年（西元一五五年）☆，於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西元二二年）病逝洛陽的軍旅中，享年六十五歲。他是豫州沛國譙縣人（約在今安徽省亳縣），父親曹嵩本姓夏侯，後由宦官曹騰收為養子而改姓曹。由於曹騰在東漢末年權勢高漲，曹嵩的地位也頗高，一度還出任三公之一的太尉（最高軍事長官）之職。
 
　　東漢末年，外戚和宦官輪番當權，最後甚至釀成兩次「黨錮之禍」。掌權的宦官對當代名高望重的知識份子李膺及陳蕃等進行整肅，尤其是第二次黨錮之禍更引發了嚴重的流血事件，使得宦官成為當代知識份子及憂國之士的首號敵人。因此，身為宦官後代的曹操，在同儕的眼裡，多少被視為「異類」而且不被信任。
 
　　但是，曹操不但不向宦官集團示好，更以鮮明的立場反對宦官。二十歲時舉孝廉，出任洛陽都尉（首都北區警衛隊長）☆時，權傾朝野的大宦官蹇碩的叔父違犯城門禁令，竟被曹操下令處死。出任議郎時，他更公開上奏章，為第二次黨錮之禍的受害人陳蕃等平反。當權派宦官痛恨不已，曾數度想設法陷害他，所幸祖父曹騰在宦官集團中留下不少人情，在一些較富正義感的宦官的刻意維護下，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之犢才不致受到太嚴重的傷害。
 
　　即使曹操如此積極表態，但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團仍不接受他。為了防範宦官奪權，曹操曾不止一次的提出非常坦誠的建議及忠告，卻也被有意的漠視。年輕時代的曹操，在仕途中一直受到刻意的排斥，因而深感寂寞及無奈。但是，讓曹操更感到苦惱的，卻是他那不顯眼的外表。
 
　　政治陷入混亂後，社會價值體系也跟著崩潰，領袖人物此起彼落，領導時間都不長，在個人才華及德行難以為人立即熟知的情況下，外表便成為一般人判斷領導人物的評價標準。最明顯的，是史書上的傳記裡常特別著重於描寫領導人物的外表。
 
　　《三國志》中記載袁紹「有姿貌威容」，描寫荊州刺史劉表「長八尺餘，容貌甚偉」，劉備身高七尺五寸，諸葛亮身高八尺，創建東吳的孫策「美姿顏，好笑語」，其弟孫權則「形貌奇偉」。這些記載似乎說明當時一個領導人物的儀表，常是他是否受人尊重及信服的主要條件之一。
 
　　曹操在這方面似乎很吃虧。《三國志》中對重要領導人物的外表都有描述，唯獨漏了曹操，想必是陳壽有心避開的。《魏氏春秋》中記載曹操「姿貌短小」，《三國演義》則說他身不及七尺（即不到一五五公分）。宋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中曾記載，有一次匈奴派遣使者來謁見曹操，當時已貴為宰相的曹操，因為自認儀表不夠威風，有辱國格，乃派崔琰冒充自己接見使者。
 
　　其貌不揚，再加上身世上的缺陷，使曹操在力爭上游的努力中，壓力頗大。或許正由於條件惡劣，使他更為好學不倦，比別人更努力，因而在軍事、政治及文學上都能獲得卓越的成就。
 
　　東漢末年，朝廷昏庸，政治混亂，民不聊生。面對這些時代的弊端，年輕的曹操滿懷革新救國的熱情。初任洛陽北都尉時，他便不畏權勢地處死違法的大宦官蹇碩的叔父，因而得罪當朝權貴。雖然他做事光明正大，謹守法令，加以先祖曹騰在官場所留下的人情，使他不致遭到太大傷害。但曹操仍不斷被調職，甚至受到藉故解職返鄉的處罰。幸而宦官中也有不少正派人士為他講情，使得曹操不久又能復出受任為議郎。
 
　　年輕氣盛的曹操並不因這次打擊而有任何退縮，不久便再度上書陳情，譴責宦官擅權的不當，並且公開替第二次黨錮之禍的受害人陳蕃等作平反的辯護。也就在這段期間，他寫下了<對酒歌>，描述他個人的政治理念：
 
　對酒歌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
 
　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
 
　咸禮讓，民無到爭訟。
 
　三年耕有九年儲，倉儲滿盈，
 
　斑白不負戴，雨澤如此，百穀用成……。
 
　　糟糕的是，時局不但未見好轉，反而益形惡化。接著震動大半江山的「黃巾黨民變」之後，中平六年（西元一八九年）冬，京城警備部隊在袁紹領導下發動兵變，攻入內廷屠殺宦官，隨即引來董卓以西涼軍團進入洛陽控制政府。不久，新立的少帝遇害，接位的獻帝又如同傀儡，兇悍的董卓獨霸朝廷，排除異己，擺出篡奪大政的架勢。
 
首揭義旗反抗董卓
 
　　由於曹操做事積極又清廉，聲望極高，董卓有意借重他以提升新政府威望，便特任命曹操為驍騎校尉（京城騎兵司令官）。但曹操以董卓為人暴虐，有違自己政治理想，乃私自棄職潛逃。其間歷盡艱難，險些被抓，幸得有心人相助，才能順利返回故鄉。
 
　　為了重振政治倫理，曹操散盡家財，並得到同鄉富商協助，募集了五千人，成為第一支高揭義旗，公開反對董卓的武裝力量。
 
　　不久，袁紹、劉岱、韓馥等華中、華東及華北的軍區領袖，也組成了關東聯盟（指函谷關以東），並共推袁紹為盟主，號召勤王，分別領軍向西討伐董卓政權。曹操也率領一批義軍加入這個組織。
 
　　在聯盟軍中，曹操是唯一沒有地盤、沒有糧秣支援、人數最少、初期聲勢最弱的軍隊，但是曹軍的行動卻最為積極，數度主動與董卓的西涼軍團進行接觸戰。曹操日後回憶道：「兵在精，不在多，為了反抗董卓，各地來的義軍，不論在人數或軍糧上都遠比我們強，但我們卻越戰越盛，他們則越戰越弱。」
 
　　關東聯盟軍團各懷鬼胎，誰也不肯直接和董卓兇猛的西涼軍團直接對抗。揭旗勤王的目的，不過在表表姿態，藉機擴充自己的地盤而已。最後幾乎祇有曹操及袁術軍團下的猛將孫堅，率領極少的兵力，不斷和董卓軍隊周旋，因而也蒙受不少創傷。
 
　　在不滿和氣憤下，曹操向袁紹等主力大軍團的領袖提出嚴重抗議：「諸君聽吾計，大事必成……然而，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
 
　　曹操的建議當然不被接受，聯盟的內鬨反而日益嚴重，不久糧秣用盡，便各自返回根據地了。聲勢浩大的義師不戰而散，曹操失望之餘，乃前往揚州，招募新兵，並將軍隊暫時帶回河內，重整旗鼓，等待機會。
 
　　就在這時候，青州的黃巾黨人數十萬攻入兗州徵糧，鎮守兗州的大軍團領袖劉岱、鮑信等先後戰死。曹操獲鮑信生前的推薦，暫領兗州牧。由於曹操一向較同情民變，對黃巾黨人召撫多於圍剿，恩威並行，反而很快地平服了這次動亂。曹操反對盲目暴力，而以較開創性手法，將投降的三十餘萬黃巾黨人作有計劃的編組，老弱婦孺遣返田間耕種，年壯的加以正規軍事訓練，組成了「青州軍團」。從此，曹操不但有了自己的地盤，更有了日後爭霸的精銳部隊。
 
　　也在這一年，挾持漢獻帝遷都長安的董卓，雖擋住關東聯盟軍團的討伐，卻死在最親信的部屬王允、呂布、李肅等的手中。不久，駐在長安附近的西涼軍團便以復仇為名攻入京城。王允身死，呂布突圍而出，僅以身免。西涼軍團在長安大肆屠殺，漢獻帝及眾公卿大臣束手無策，叫苦連天。在賈詡的策動下，西涼軍團發生內鬨，漢獻帝在董承、楊奉等護衛下乘機逃往洛陽。但董卓西遷後，洛陽早已殘破不堪，文武百官祇得立於野草荊棘中朝賀，狀況非常狼狽。
 
經過和呂布、張邈等數度攻防拉鋸戰，曹操已於兗州穩住局勢，並接受謀臣荀彧及程昱的建議，決定迎接獻帝到許都，這便是日後有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大政略。後世史學家大多認為這是曹操奪權爭霸中最成功的一步棋，卻很少提到其中不為人知的痛苦及風險。
 
「挾天子以令諸侯」大政略
 
　　奉戴天子，並將他引入境內，對一個軍團領袖而言，是個非常冒險的策略，至少有可能演變成四面楚歌--一如當年的董卓。
 
　　在兵力數十倍於曹操的袁紹陣營中，謀士沮授便曾積極主張採取此一策略，以在聲勢上取得絕對的優勢。但重臣郭圖及大將軍淳于瓊都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奉戴天子，表面上固然可以取得優勢，但實際上也可能立刻成為眾矢之的。況且天子在境內，任何行動禮儀上都必須向他報告並取得認可，因而會破壞了軍事的機動性及保密性。當然，更為嚴重的是皇帝周遭的公卿大夫不好惹，待他們太客氣，則奉戴天子根本毫無好處；態度強硬了，這些人心中必然不服，明爭暗鬥，勢不可免，有如放一顆定時炸彈在身邊。
 
　　事實上，曹操日後之所以被指責為一代奸雄，他和公卿大夫長期的政治鬥爭所導致的董國舅及伏皇后事件，都是主要的因素。
 
　　奉戴天子策略提出時，曹操陣營中的參謀及將領幾乎全面反對這個過分冒險的政策。但荀彧堅決主張說：「如今天子正處於萬般艱困中，將軍既首倡義兵，理應奉戴天子，以從民願，此大順也……。」
 
的確，若純以割地自主的軍閥立場，「奉戴天子」弊多於利。但如果以重建天下秩序，進而掌握國家大權的立場觀之，這卻是政治倫理及政治利害上不得不踏出的一步。曹操力排眾議，決定採用荀彧的策略，派遣曹洪將漢獻帝由洛陽迎接到許都安頓。這或許便是曹操在政治思慮的本質上，與袁紹等軍閥集團最大不同的地方吧！
 
「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
 
　　在軍事上，曹操的才能一向最被肯定。
 
　　蘇東坡便表示：「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諸葛亮也認為：「曹操用兵，髣孫吳。」除了實際指揮作戰外，曹操所著作的《魏武註孫子》一書，歷經兩千餘年，仍被軍事學家公認是有史以來孫子兵學註解中最有創意的作品。
 
　　曹操一生中幾乎是馬不停蹄的東征西討，南征北伐。他不但勇於行動，更能以前瞻性的眼光透視、規劃整體戰。由於天生富於機智，因此很能夠把兵學中的原理原則融入思慮中，應用自如，屢出奇兵。即使在最惡劣的條件和局勢下，也常能反敗為勝，終於使他成為漢末群雄的頭號大贏家。
 
　　「官渡之戰」是曹操一生事業中的轉捩點。面對十倍兵力、戰將如雲的袁紹軍團，曹操充分利用兵學上的天時、地利。在戰略上，他主動選擇了自己領內的官渡地區為決戰場所，以掌握地利。接著他便進行各種引誘的戰術，逼使袁紹的軍隊不得不向官渡地區進行佈防，間接造成袁軍糧秣補給上的不利。
 
　　佈局完成後，曹操便引誘袁紹軍團中最龐大也最兇猛的顏良軍及文醜軍因搶功而渡過黃河，進入設計中的主戰場。並在大規模決戰前，以突擊戰術先行殲滅了這兩股可怕的作戰力量，使袁紹陣營在一開始便陷入了大不利的情勢中。
 
　　接著便是長達四個多月的持久戰，不論袁紹如何挑釁，曹操均利用地形堅守。時值夏末秋初，華中地區糧食已收割完畢，曹軍倉儲豐盛；人數龐大的袁軍，與漫長的補給線，使得糧秣的補給反而成為嚴重弱點。曹操的持久戰，顯然便是針對此而設計的。
 
　　藉由袁軍降將許攸提供的情報，得知袁軍糧秣儲存於烏巢，曹操當機立斷，親自率領少數突擊隊，閃電攻打烏巢，並以火攻完全燒燬了袁軍糧秣。從此袁軍便無心戀戰，軍團間發生內鬨，導致大將張邰等投奔曹操。袁紹不得已下令全軍北撤，但在北渡黃河時，又被曹操以閃電戰術追及，袁軍不及準備，死傷高達七、八萬餘，精銳部隊消滅殆盡。
 
　　兩年後，袁紹病逝，袁氏諸子內鬥，曹操卻採「等待戰術」，又等了兩年，讓他們自相殘殺，實力完全削弱後，再輕而易舉地分別攻滅了袁譚、袁熙及袁尚的軍團。從此以後，除了馬騰、韓遂的西涼軍團尚佔領著關中外，曹操實際上已控制了黃河南北的大半個中國了。
 
膽大心粗，赤壁碰壁
 
　　曹操最擅長運用情報人員，再根據情報迅速採取行動，以閃電突擊的奇兵手法，讓敵人在驚慌失措下喪失作戰意志。但曹操在思慮上往往不夠謹慎，他過分信賴自己的機智及對戰情、戰況天才般的判斷力，並未能完全合乎他自己在《魏武註孫子》中的慎戰原則。在早期的兗州及徐州攻防戰中，便經常因而陷自己於危境中。在南征的赤壁水軍對抗戰中，更因此遭到嚴重的挫敗。
 
　　建安十三（西元二八年）☆年七月，也就是平滅袁氏軍團後的第二年，曹操獲得祕密情報，得知當時力量僅次於他的大軍團荊州刺史劉表病重的消息，立刻整編剛降服的袁氏軍團，配合部分直屬部隊，號稱六十萬大軍，以驚人聲勢，閃電侵入荊州。大軍未到襄陽，劉表便已病逝，幼子劉琮在其母蔡氏派系的支持下，排斥長兄劉琦，取得政權。但由於與劉表合作的劉備軍團支持劉琦，劉琮未經任何抵抗便投降曹操。
 
　　倉卒中，鎮守新野的劉備軍團，迅速向南撤退，希望在江陵會合夏口的劉琦。曹操得知劉備意圖，便率領輕騎部隊猛追，並在當陽長阪坡擊潰了劉備軍團。
 
南征的軍事行動很快獲得驚人成效。運用疾如風、掠如火的閃電攻擊，不到一個月，號稱當代第二大的荊州軍區，便完全納入曹操的掌握中。整個大中國版圖裡，也祇剩下東南的孫權軍團、益州的劉璋軍團及佔領漢中地區的張魯道教兵團而已了。
 
　　眼見中國的再統一唾手可得，曹操卻又暴露他用兵上的嚴重缺點--思慮不夠謹慎，行動又過於大膽。為了追擊劉備軍，曹操率領少數本部軍團作閃電攻擊，除由曹仁鎮守襄陽外，襄陽到長江間的廣大地區，全由袁氏降軍及荊州降軍佈防。因此，造成赤壁戰敗後，不得不迅速大撤退的主要原因。
 
　　面對劉備及孫權聯軍在長江下游及南北岸地區的佈防，曹操自認已掌有絕對優勢，因此他準備以自己少數的本部軍隊，加上荊州新降的水軍，由長江順流而下，直接攻擊孫權的水上部隊，使孫權一向憑藉的長江天險喪失效用，一舉而攻破孫權的東吳軍團。
 
　　曹操的戰略大膽而富創意，但卻忽略了長江氣候及地利情報的掌握。大膽採用自己軍隊最不擅長的水戰，也顯出曹操急功近利的心態。
 
　　時值十一月嚴冬，江上西北風怒吼。東吳的天才軍事家周瑜，卻巧妙地利用祇有幾天會出現的東南地形風，向位於西北面的曹軍艦隊發動火攻，幾乎殲滅了所有曹軍水上的先鋒部隊。
 
　　不過《三國演義》中描寫的赤壁之戰，卻過分渲染曹軍的慘敗及孫劉聯軍的勝績，華容道關羽義釋曹操，更是無稽之談。事實上，曹軍在赤壁戰中被擊潰的，祇是追擊劉備的先鋒部隊及收編荊州的投降水軍而已，大部分的南征軍團並未受創。但曹操為何會迅速放棄整個荊州南部，一口氣撤退到襄陽以北呢？
 
　　《三國志》上記載：「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其實更嚴重的危機，仍是當時過分大膽的佈防。襄陽以南到赤壁之間，幾乎都是新編入的原袁紹部隊，忠誠心尚待考驗；荊州的降軍，心理則大部分不平衡；曹操的先鋒部隊，僅有張遼、徐晃、曹洪等軍團，以及許褚的禁衛部隊，有部分又已在赤壁被擊潰。萬一降軍乘勢兵變，御駕親征的曹操，處境必然非常危險，所以必須趁戰敗消息尚未廣佈前，迅速撤退到安全地方。
 
　　曹操的另一項顧忌，便是留在許都漢室宮廷裡的公卿大臣。如果這些人乘機來個窩裡反，新打下的江山，恐怕會立即崩潰。因此曹操當機立斷，以襄陽為南方防守線，由曹仁軍團堅守，以對抗孫劉聯軍的北上壓力，其餘部隊一律退回原基地。果然，孫劉的追擊部隊也無力越過襄陽，祇能乘機收回荊州南半部的軍區。
 
穩固後方，重整民生
 
　　赤壁大戰後，曹操便將施政的重點放在穩固後方上。他開始更努力於政治、社會及民生經濟的重建。其間雖也曾數度和孫權對抗於合肥，與劉備進行漢中的爭奪戰，但規模都不大，顯然祇在重建邊區的防守線，並無真正統一的意圖。即使去世前一年，面對關羽北征軍團所進行的襄陽之役，曹操在戰略設計上仍以防守為主。
 
　　似乎這個時候，在曹操內心深處，早已有了三分鼎立的規劃了。
 
　　東漢末年，群雄割據，各自汲汲於兼併、擴張地盤，以及消滅佔領區的黃巾黨民變，以掌握更多統治資源。全國各地天天在打仗，處處在殺人，立國之本的農業經濟遭徹底破壞，遍地飢荒，民不聊生。唯一能體認民以食為天，關心人民生活的，似乎祇有曹操一人。
 
　　奉戴天子進入許都後，曹操便決心重建民生經濟。他採行棗祇和韓浩建議，推動大規模屯田政策，除轄下州郡設有田官負責屯田指導，並由軍隊協助百姓開荒墾田。屯田分為民屯及軍屯兩種：招募戰地的難民及當地的老百姓，稱為民屯；由長期駐在戰地的軍隊，在沒有戰事的空檔就地進行耕種計劃的，稱為軍屯。平定兗州時收編的數十萬黃巾黨人，大多是農戶出身，在這次的屯田政策上就發揮了很大的力量。
 
　　屯田政策的推動，由京城許都附近開始，第一年便收穫一百萬斛。數年內，年年豐收，倉庫滿盈。曹操能順利擊敗袁紹，糧秣充實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隨之而來的是水利的建設：修河堤，引河川，建橋樑，對重建民生安定有很大的幫助。比起諸葛亮治蜀，以及孫權在東吳地區進行的民生建設，曹操早了二十多年。此後每逢佔領新地區，曹操便大力推行屯田工作，讓人民能夠在兵禍之餘重獲生機。
 
　　肚子填得飽，再來便是重建社會秩序了。對管仲所講的「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而知榮辱」，曹操有很深的體會。但建立社會的秩序及規範，絕不能憑個人喜好或權宜行事，因此最重要的是建立法令及制度。
 
　　由於戰事連年不斷，為了維持行動上的機動性，以強化競爭力，大多數地方軍團領袖，在有關軍政及民政上都傾向便宜行事。因此大多數時候法令雜亂，沒有標準，常因軍團領袖個人好惡決定，軍民皆無所適從，痛苦不堪。而且在治理經營及決策上，也缺乏較長遠的規劃，一切祇為短期近利行事，這也是社會秩序愈形混亂的主要原因。
 
　　陳壽在《三國志》中便有如下記載：「天子假太祖（指曹操）師鉞，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制度始立。」
 
　　可見曹操是第一個用心在重建制度，以穩定社會秩序的軍團領袖。
 
　　在平定袁氏軍團後，曹操便大幅度進行軍政方面的革新。明定升遷獎懲制度，把軍隊的力量納入行政體系的管理，完成了軍隊國家化的雛型。其間更制定了「敗軍令」「吏士行為令」「封功臣令」「將士屬官稅捐」等重要的法令。
 
　　徒法不能自行，優良的制度更要有優秀的人才。東漢人才的發掘採推舉制，曹操本身便是受到推舉的「孝廉」出身。但到東漢末年，推舉制度早成了特權衣缽相傳的仕官工具了。
 
求賢令：才能重於德行
 
　　建安十五年（西元二一年），曹操公佈<求賢令>，強調「唯才是舉」的政策。重建破敗的社會秩序，最重要的是要能解決困難的人才，為了徹底扭轉漢末士人重視虛名、互相標榜的虛偽作風，曹操特別下了猛藥，在<求賢令>中，他強調「才能」比「德行」重要。建安十九年（西元二一四年）☆的人才政策中，曹操更明白表示：「德行優異的人才，未必有行動力，有行動力能解決天下生民困境的，未必個人德行都很好。」他更以陳平、蘇秦等為例，說明他如何來選擇治國平天下的幹才。
 
　　這個「唯才是用」的人事政策，成為曹操日後被儒家史學者嚴厲批判的主因之一，但在天下轉危為安的關鍵時期，真正有能力解決困難的進取之士，的確比空有虛名、獨善其身的德行之士重要得多了。
 
　　在待人方面，曹操一向熱情、寬容而又有氣度。但嚴格來講，除了天生熱情的性格外，寬容及氣度是他在理智要求下，刻意磨練自己養成的後天個性；祇要情況一緊急，曹操立刻會暴露出猜忌、好疑、缺乏安全感的本性來。
 
　　和秦始皇一樣，曹操也極力掩飾心裡的不安全感，並經常刻意表現他的寬容及氣度。曹操比秦始皇高明的是，他把這股心理的不平衡，化做文學裡的詩歌，曹操的詩，充滿著熱情、理想，但也充溢著宿命般的悲觀論。生命是無窮盡的「業障」，活著就必須忍受痛苦，去完成那永不歇止的使命。從他的談論及詩詞裡，我們可以看出表面豪放、有氣吞山河理想壯志的曹操，其實是相當不快樂的。
 
　　曹操非常尊重有才幹的人，因此在他的陣營裡，不論文官或武將，富於才智者比比皆是。他能由惡劣條件中扭轉為首號強者，「善於用人」便是最主要的原因。
 
　　曹操還懂得尊重有才幹的敵人，煮酒論英雄時，明知劉備非池中物，但仍不忍心加害，反而處處幫助他，即使日後遭劉備以怨報德，曹操仍不很在意。他對關羽的寬容及尊重，歷史上絕找不到第二個例子。雖然這兩人終不為他所用，但他那寬容待人和令人傾心的演出，仍使天下不少豪傑智士，向他獻出了一輩子的忠誠。
 
權力鬥爭的螺旋理論
 
　　朱堅章教授曾以曹操晚年的奪權鬥爭，說明權力爭奪的螺旋理論。掌握愈大權力的人，愈害怕別人奪權，因此必須更努力去爭取愈大的權力來保護自己。也就是說權力愈大，不安全感也愈大，便愈傾向去掌握更多的權力。權力的慾望永無止境，奪權鬥爭必會延伸成無止境的宿命業障。曹操晚年陷入嚴重奪權鬥爭，而且被指責為「一代奸雄」，這的確是最客觀而真確的詮釋。
 
　　奉戴天子的政略，雖然給曹操帶來莫大的優勢，但也是曹操晚年陷入權力鬥爭苦境的最主要原因。建安五年（西元二年）☆--也就是迎接獻帝到許都的第四年，便發生車騎將軍董承奉獻帝密詔，企圖謀害曹操並擬發動政變的事件。參與密謀的還包括在曹營做客的劉備，可見捲入的公卿大臣應不在少數。但是曹操不願和獻帝決裂，便將整肅的範圍縮到最小，僅將董承、王服、私輯等主謀者夷三族。
 
　　此後，曹操和皇族及公卿間的鬥爭，愈演愈烈。赤壁戰役的戰略性大撤退，多少也與此有關。為了讓自己的陣營更強大，更有鬥爭本錢，曹操不顧荀彧的極力反對，強迫獻帝加封自己為魏公，並加九錫，正式公然地和朝廷分庭抗禮。終於在隔年的建安十九年（西元二一四年）☆十一月，發生了伏皇后及國丈伏完陰謀政變事件，伏皇后所生的兩位皇子陪同殉難，漢獻帝與曹操間的權力鬥爭，至此全面白熱化。
 
　　這一連串的自保行為，終於使曹操的歷史形象遭到不可彌補的傷害。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對政治充滿著熱情，個性積極又好表現，心靈的深處卻有著強烈的悲觀宿命論，使曹操在性格上充滿著矛盾。但他的意志力極強，即使一生處在永不休止的戰亂及權力鬥爭中，曹操仍一再宣示他的政治理想，並為自己作辯護。以下引用在三個不同時期裡，曹操對自我的期許，或許可以讓我們對曹操的政治性格，能有更多的了解。
 
　　這是他在五十六歲公開的<自明本志令>裡的三段自我剖析：
 
　　二十歲被推舉為「孝廉」，我就不想做個明哲保身的名士，更不願大家當我祇是一般「做官的」。因此為濟南令時，全力肅清貪官污吏，革新教化，不惜得罪權貴。終於被調任為東郡太守，我看出這是宦官給我設的「殺身毀家」陷阱，因此稱病辭職返鄉退隱，原想年紀尚輕，準備再等個二十年，天下太平了再出來做官……。
 
　　出任驍騎校尉時，我一心為討賊，祇望戰死沙場，墓碑上能有「漢故征西將軍曹操之墓」，余願足矣。不料發生董卓亂政，我不得不興兵討伐之。後在偶然機會裡擁有兗州，收編黃巾黨人三十餘萬，討伐稱帝叛亂的袁術，又平定了北方力量最大的袁紹，及南方的荊州劉表，完成了全國大部分地區的統一工作。
 
　　目前我當了宰相，位極人臣，早超出我平生的願望。設使國家無有我，真不知要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了。有人見我力量日益強盛，本性又不信天命，便以為我會有不遜之志。今天我想坦白講幾句真心話，要我放棄軍權，將軍隊交給朝廷，這萬萬辦不到。因為喪失兵權，準是死路一條，而且會禍及子孫，對國家也可能是一場災禍；所以我絕對不會為了自命清高，製造這種危機。但是為了表示我對朝廷並無異心，我願將封地繳回四縣三萬食戶，以減少議論……。
 
　　面對權力鬥爭的宿命，曹操的態度是坦然而無隱的，努力去追求政治理想，但也不忽視現實世界中，必須對權力作完全掌握的必要性。五十三歲時，曹操寫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四言絕句詩，透露了他對政治生活的真實感受：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
 
　騰蛇乘霧，終為土灰。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盈縮之期，不但在天。
 
　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歷史上的曹操，和我們平常「一代奸雄」的印象，顯然有一段不小的差距。陳壽稱他為「非常之人，超世之傑」，自有其中的道理。
 
　　對一個商場的經營者來講，曹操能夠在如此惡劣的生存條件下，幾年的經營，便成為第一個亂世的大贏家，他的「爭霸經營學」，更值得我們好好地仔細體會。
 

第一篇創業理想
 
　　天地間，人為貴。立君牧民，為之軌則。車轍馬跡，經緯四極。黜陟幽明，黎庶繁息。……嗟哉後世，改制易律。勞民為君，役賦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國，不及唐堯，采椽不斲……。－－曹操<度關山>第一章少年曹操曹操爭霸經營史
 
第一章：少年曹操
 
　　曹操在日後寫的<善哉行>中，有一段描寫他早年的家庭生活：「我的過去少有幸福，自出生以來，既卑微又無依無靠，沒有慈母的愛，也沒有嚴父的教誨，孤苦無援……。」
 
　　曹操生於東漢桓帝永壽元年（西元一五五年）。
 
　　曹操的祖父曹騰，是東漢順帝到桓帝間，非常有實力的宦官。安帝陽嘉四年（西元一三五年），皇帝下令宦官的爵位可以收養子來繼承。曹操的生父曹嵩便不知為了什麼原因，過繼為曹騰的養子，並且在靈帝年間還出任三公之一的太尉，擁有相當大的權勢。曹操在二十歲時便能夠舉孝廉，受任洛陽北都尉，多少和他是曹騰的孫子有關。
 
　　大宦官的後代
 
　　但到了東漢末年，原和士族聯合共同對抗外戚的宦官，反而成為士族政治上的死對頭，原來對曹操非常有利的背景，卻成了最嚴重的陰影。
 
　　東漢獻帝建安三年（西元一九八年），決定天下大勢的「官渡大戰」即將展開，袁紹的主簿（主任祕書）、日後「建安七子」之一的陳琳，曾奉命寫檄文，其中有一段稱道：「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惲、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匋攜養，因贓假位……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偈狡鋒協、好亂樂禍……。」
 
　　曹操後來擊敗了袁紹，陳琳也因而投降曹操，曹操便對他說：「你的檄文寫得非常好，指責我罪惡的事件也都很有力；但你罵我時，應該僅止於我一人便可以了，幹麼要把先父及先祖也扯進去呢？」
 
　　曹操非常欣賞陳琳的才華，所以並沒有處罰他，反而收為己用，這便是曹操對於有才華、對自己又沒有威脅性的人才，一向的寬容態度。陳琳在建安二十二（西元二一七年）年冬天，死於流行疫疾中。
 
　　不過，曹操的祖父曹騰，嚴格來講，是一位相當不錯的宦官。
 
　　曹騰是沛國譙縣人，他的父親曹節（和靈帝時的大宦官曹節並非同一人）是個寬宏、有胸襟的熱血漢子，在當地頗有俠義之名。
 
　　《續漢書》中曾記載「曹節是個仁厚的君子」。據說，曹節年少時，養豬為生，鄰家的豬走失了，由於豬的樣子和曹節家的豬長得很像，鄰居便聲稱曹節的豬是他家的，並強行奪走了曹節的豬，曹節並不作任何爭辯。不久，鄰居家走失的豬找到了，鄰居便將原先奪走的豬送還，並一再道歉，曹節也祗笑笑，並不表示任何埋怨之意。
 
　　曹騰是曹節的幼子，也許由於家裡窮，也許由於想追尋更好的機會，便去勢進入皇宮內為宦官，這也幾乎是當代人願意擔任宦官最主要的理由。
 
　　司馬彪的《續漢書》，是承襲范曄的《後漢書》，其中的<宦官列傳>對曹騰作了補充的記載：「曹騰在宮中，仕宦長達三十年，歷任四位天子（安帝、順帝、沖帝、質帝），從未曾犯有過失。在宮中這樣長的時間，又有如此大的變局，能完全潔身而退，也的確是稀有的記錄。」
 
　　據說曹騰初入宮時，工作便非常認真，加上他長得很討人喜歡，性情又溫順，所以得到皇太后賞識，被拔擢為皇太子的伴讀。這時正是安帝在位、鄧太后專權的時代。
 
　　據說曹騰曾為國家推薦不少賢才，並頗懂得用人之道。益州刺史私嵩，曾檢舉曹騰接受賄賂，安帝以證據不足，嚴厲處罰私嵩。但曹騰反而替他講情，並在日後，還推薦私嵩出任高官。曹騰去世後，私嵩得以高升為司徒，據說便是曹常侍生前有意的安排。
 
　　在高階層政治結構中，如何以德報怨，收服人心，提高自己的聲望，放人情以建立自己的班底，是可以意會而難以言傳的高度技巧。
 
　　日後，曹操在這方面也常有突出的表現，想必是受到這位長期生長在後宮的養祖父的老練的政治手法薰陶出來的吧！
 
曹騰：擁立桓帝，敗壞皇權
 
　　鄧太后在建光元年（西元一二一年）去世，安帝在宦官江京的協助下，罷黜鄧氏一族。延光三年（西元一二四年），江京及王聖殺害皇太子乳母及側近，罷黜皇太子。在這個事件中，身為皇太子同伴的曹騰，並未受到傷害，可見他在宮廷鬥爭中的高度自保技巧。
 
　　安帝駕崩後，閻氏一族掌權。但沒多久，閻氏便喪失權勢，十九名宦官擁護順帝親政，而且全部獲得列侯的封賞，裡面雖無曹騰之名，但曾為順帝伴讀的曹騰，想必也重新獲得重用。
 
　　永和三年（西元一三八年）☆，曹騰的名字，第一次正式出現在編年史《資治通鑑》上。宦官張逵陰謀廢立順帝，但順帝的岳父大將軍梁商及其子梁冀，聯合宦官曹騰、孟賁等表示強烈反對，叛逆的張逵遭到誅殺。
 
　　順帝在事後曾表示：「大將軍父子是我所親，曹騰、孟賁是我所愛。」
 
　　由此可見曹騰深得順帝信賴，而且與外戚梁商等也保持著相當友好的關係。
 
　　順帝三十歲時駕崩，梁商、梁冀父子隨即掌握大權，他們甚至謀害了繼位的質帝，使朝廷陷入一片紛亂。
 
　　太尉李固等主張擁立清河王繼承大統，在朝臣中這一派佔有絕對優勢。
 
　　梁冀本人較傾向擁護劉志，在決議的前天晚上，曹騰夜訪梁冀府邸，雙方決定擁立劉志。
 
　　曹騰向梁冀表示：「如果清河王即位，由於在朝臣中聲望較高，將軍將不容易控制住大局，不如支持較不受歡迎的劉志，反而比較能夠保持長久的富貴及安泰。」
 
　　次日，以梁冀及曹騰為主的當權派，不顧多數反對，堅持擁立劉志繼位，是為桓帝。主張擁立清河王的李固及杜喬不久便被逮捕，死於獄中。曹騰則被擢升為大長秋，並封為費亭侯。此一事件以後，宦官派便逐漸取得絕對的優勢。
 
　　《後漢書．宦者列傳》裡，最後有一段總評：「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指曹操）☆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這便表示曹騰擁立桓帝，漢室皇權敗壞由此開始，而由於曹騰之孫曹操刻意的經營，漢室皇權也走到了最後一步，這其間是有著很微妙的因緣關係。
 
　　曹操的父親曹嵩，早年的生活均不詳，祗知道他過繼給同鄉的大宦官曹騰為養子。晉朝時的野史《曹瞞傳》（曹操小名曹阿瞞，又名吉利）記載說，曹嵩為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曹操和惇為堂兄弟。至於曹操的生母丁氏，出身及生卒情形均不詳。
 
　　從史料中，我們知道曹嵩非常的有錢，這些錢財到底是曹騰留給他的，或是原本夏侯家的遺產，不得而知。靈帝在位期間，為了應付日益龐大的宮廷開銷，西園的官職可以公然買賣。曹嵩便曾以金錢，買得司校尉、大司農及大鴻臚的官位。中平四年（西元一八七年），曹嵩更以一億錢，買得三公之一的太尉之職。不過據說曹嵩愛錢如命，和曹操的個性相差很大，父子之間感情不佳，並且常有衝突。
 
　　曹嵩對曹操政治性格之影響，遠不及他的宦官祖父曹騰。
 
　　曹操在日後寫的<善哉行>中，有一段描寫他早年的家庭生活：「我的過去少有幸福，出生以來，既卑微又無依無靠，沒有慈母的愛，也沒有嚴父的教誨，孤苦無援……」
 
　　以曹嵩的錢財權勢，根本不可能有這裡描寫的孤貧生活出現，所以曹操所描寫的，應屬於精神生活層次的。
 
　　北魏時期酈道元所著的《水經注》中，曾因「陰溝水」流向譙縣，而有如下的記載：譙城之南，有曹氏家族的墳墓群，曹嵩之塚也在於此。廟堂的礎石上，題有：「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這塊石碑記載為桓帝延熹三年（西元一六年）所建，或許曹騰便死在這個時候。曹騰的兄弟及曹家一族也都葬在這個地方。
 
　　西元一九七四年，在安徽亳縣附近發掘了曹氏一族的墳墓，和《水經注》的記載大都吻合。
 
　　從曹氏墳墓中挖掘出的銀縷玉衣，及動物玉刻、寶鏡等陪葬品，都顯示曹氏一族很有錢。在歷代地方官名冊中，也看到他們有不少人曾擔任到太守的高官，相信這大都由於曹騰的權勢得來的。曹操日後起義時的軍資，也有不少得自於此。
 
「跋扈將軍」權傾朝野
 
　　根據《曹瞞傳》記載，曹操在幼年時便非常的機智而勇敢。據說小時候有一次和同鄉的小孩到小河裡游泳，碰到一條水蛇，別的孩子都趕緊逃上岸，祗有曹阿瞞一人力敵水蛇，直到水蛇力竭逃走為止。
 
　　曹操五歲時（桓帝延熹二年，西元一五九年），發生了桓帝結合宦官向當權派大將軍梁冀發動流血政變的事件，史書上並未記載曹騰是否有參與此事件，或站在什麼立場。但這次事件被牽連者多達三百多人，想必在宮廷中擁有重要地位的曹騰，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註：曹騰死於延熹三年，西元一六年。）
 
　　梁冀是桓帝皇后梁氏的哥哥，也是皇太后梁納的族弟，梁家因而權傾朝野。他們一共出現過七位侯爵、三位皇后、六位貴人、兩位大將軍，有三人娶皇室公主為妻，擔任過尚書、校尉、尹、將軍者多達五十七人。梁冀當時便身任大將軍，專權獨斷，有「跋扈將軍」之稱。
 
　　豫州宛縣知府吳樹，因境內梁冀黨徒為害甚烈，乃把罪證確定的數人全部處死。梁冀便請他赴大將軍府飲宴，暗中在酒裡放毒，吳樹在回府途中，死於車上。
 
　　幽州的遼東郡長侯猛，接任官令後，不肯拜見梁冀，便被梁冀套上罪名，處以腰斬。
 
　　郎中袁著上書當朝，指責梁冀違法擅權，竟被梁冀派人擒捕，處以鞭刑致死。袁著生前，曾和郝潔、胡武三人，替朝廷編集《天下名人錄》。在朝廷大臣中，獨缺梁冀，梁冀在處死袁著後，便誅殺胡武全家六十餘口；郝潔知道難逃此劫，乃自帶棺木，前往梁府，遞上謝罪書後，在門前自殺，保住了家屬的性命。
 
　　東漢安帝的嫡母耿貴人去世，梁冀向其姪兒耿承索取耿貴人生前寶物，耿承不允，梁冀便派人暗殺了耿承及其家屬數十人。
 
　　崔琦善為文，曾作<外戚箴>及<白鵠賦>諷刺梁冀，為梁冀怒而殺之。
 
　　梁冀當權二十年，連桓帝都屢受其欺壓，在忍無可忍的情勢下，長大成人的桓帝便和宦官單超、左倌等密議，暗中派遣司校尉張彪，以禁衛師團發動政變。軍隊突擊並包圍大將軍官邸，並由光祿勳袁圩進府收繳大將軍印信，梁冀及其家人當場自殺。
 
　　當時年僅五歲的曹操雖仍不甚懂事，但祖父曹騰及父親曹嵩均任朝廷重職，雖然不知道他們的立場如何，但事件前後，幼年的曹操勢必也會感到情勢的緊張，而對朝廷爭權事件，留下深刻的印象。
 
　　東漢桓帝延熹九年（西元一六六年），發生「第一次黨錮之禍」，這年曹操十二歲。
 
第一次黨錮之禍
 
　　豫州人張成，精通卜卦，他預知朝廷將頒大赦令（可能是張成與宦官有密切關係，預知此事，故意假裝是卜卦得知），因此要兒子趁機殺害仇人。司校尉李膺得知張成曾有預言，乃不顧欽命，照樣處死張成父子。
 
　　由於張成和宮內皇族及宦官關係密切，加上李膺和宦官早已成為死對頭，宦官乃乘機叫張成的徒弟上書控告李膺「蓄意培養太學生批評朝政，反抗欽命」。
 
　　桓帝聞訊大怒，下詔準備捉拿李膺，但詔書經過三公府（司徒、太尉、司空），竟被太尉陳蕃退回，並且表示：「張成該斬，李膺沒有錯。」
 
　　在宦官的煽動下，桓帝不顧朝廷體制，直接下令逮捕李膺，受到牽連的清流派士族，多達兩百多人，史稱「第一次黨錮之禍」。
 
　　這時候的曹操，正是最淘氣的青少年期。
 
任俠放蕩，博覽群籍
 
　　裴松之註《三國志》時，引用晉朝野史的《曹瞞傳》，有如下的記載：
 
　　曹操十二、三歲時，沉迷於狩獵，不管父親如何禁止，他總想盡辦法，偷偷地和三五好友奔馳在原野及森林中。
 
　　有一次在狩獵途中，被他的叔父碰到了。曹操靈機一動，立刻呻吟倒地，並且臉部抽筋，作成中風狀。叔父見了大驚，馬上向曹嵩報告。但在曹嵩趕到時，曹操根本像無事一般。
 
　　曹嵩感到奇怪，便問道：「你叔父說你中風，怎麼已經好了嗎？」
 
　　曹操回答說：「叔父一向便不喜歡我，想必是他故意造謠吧！」
 
　　從此以後，不管叔叔再如何地打小報告，曹嵩都再也不相信了。曹操因此更加的為所欲為。
 
　　宋朝的劉義慶在其名著《世說新語》中，也曾描寫曹操的少年時期生活：
 
　　少年時代的曹操，和袁紹成為死黨，兩人經常在街坊上遊蕩，扮演著遊俠的模樣。
 
　　有一次，鄰村有人家娶媳婦，他倆便趁著賓客散席時的混亂場面，溜進庭園，大喊：「有小偷呀！有小偷呀！」
 
　　辦喜事的一家人，自然都急著跑去抓小偷，連新郎也不例外，留下新娘一個人，孤單地守在洞房裡。他們兩個人便乘機溜進洞房，亮出利刃，劫走新娘。由袁紹背著新娘先逃走，曹操則一面往另一個方向跑，一面大聲喊著：「小偷在這邊，大家快追呀！」結果是新娘全家人都跟在曹操後面追，雖然追不上，但這家人對這位路過的小遊俠卻是感激不已。
 
　　新娘當然被安全送回，因為這祗是少年的惡作劇而已。
 
　　《世說新語．偽譎篇》中記載：少年時代的曹操與袁紹感情不錯，但也經常鬧翻。據說有一次袁紹派刺客向睡覺中的曹操行刺，短刀擲得太低，被驚醒的曹操，直覺判斷下一刀一定會往高處擲，所以他立刻翻身下床，果然第二刀擲得較高，仍被曹操躲過了。
 
　　曹操長得雖矮小，武藝卻相當不錯，他好奇而又大膽。據說他曾潛入大宦官張讓私宅中，想看看宦官的私生活，但被發覺了。數十人圍攻他，但少年曹操，卻機智地以聲東擊西的策略，跳上屋頂逃走了。
 
　　《世說新語》屬野史傳奇，可信度不高，但可以看出在民間傳說中曹操機智、狡滑、喜歡惡作劇的個性。
 
　　正史的《三國志》中，也記載說：「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冶行業。」
 
　　其實，表面上調皮好動的曹操，私底下卻是個很用功讀書的學生，少年時便非常喜愛兵學，他博覽諸子兵法，並自己作註解，特別對《孫子兵法》十三篇，有相當深入的研究。
 
　　後來成為魏文帝的曹丕便曾表示：「父親在生前最喜歡讀詩書及古典文學，即使在征戰時的軍營中，也經常手不釋卷。居家時更是嗜書如命，他曾說：『作學問必須在年幼時為之；年長後記憶力衰退，經常事倍功半。即使如此，仍應盡量努力多讀一點書。』」
 
　　東漢永康二年（西元一六八年），曹操十四歲，洛陽政府又發生了「第二次黨錮之禍」，犧牲性命的清流派士族，多達兩百餘人。
 
　　東漢桓帝去世的第二年，竇皇后及其父大將軍竇武擁立十三歲的劉宏即位，是為靈帝。時值國喪期間，新君尚未視事。竇武原為太傳，靈帝即位時，改任大將軍兼城門校尉（京城防衛司令），原太尉陳蕃改任太傅。
 
　　竇武、陳蕃想依照往例，在新君力量未穩定前，設法整肅宦官，但竇太后不同意，事情一直延擱下來，卻從小皇帝的口中，不小心傳給宦官王甫。王甫立刻以宮中禁衛軍發動流血政變，擊殺竇武及陳蕃，連兩年前曾被逮捕的李膺也死在獄中。
 
　　曹操後來出任議郎時，便公開主張替陳蕃平反，可見這件事對他有相當大的影響。
 
何顒、橋玄獨具慧眼
 
　　東漢從光武帝以來，便非常重視「氣節」與「士風」，加以用「推舉」作為主要官途，因此是一個非常重視品鑑人物的時代。一個青年人是否能引人注意，得到發跡的機會，就在於他能否得到世所公認的名人所賞識。
 
　　由於曹操放蕩不羈，《三國志》上記載：「故世人未之奇也。」也就是說一般人根本就不看好他。
 
但就在他十五歲的時候，有兩位非常重要的名士，對曹操提出相當令人驚異的讚譽。
 
　　南陽人何顒，是陳蕃及李膺的親密戰友。黨錮之禍以後，亡匿汝陽；黨事平反後，曾高居三公之一的司空位置，在當時是清流派非常受尊崇的人物。
 
　　何顒在第一次看到曹操，便感歎地對友人說：「漢皇室將瀕臨滅亡，能夠安定天下的，就需要像這樣的一個年輕人。」
 
　　梁國的橋玄，曾因平定羌人有功，官至太尉，他的子弟也有不少人高居朝廷重職。橋玄為人謙虛、正直，為官清廉，幾乎一直都是兩袖清風，因此在當代聲望非常崇高。
 
　　面對一個毫無知名度，卻又屬他們政敵--宦官後代，年才十五歲的青少年，橋玄居然對曹操說：「天下在不久以後將陷於紛亂，非命世之才不足以撥亂反正，此後能夠幫助老百姓有和樂安泰生活的，必是像你這種人吧！」
 
　　橋玄這個勉勵的語言，對年輕時代曹操那股憂國憂民的熱情，想必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橋玄還以自己年邁，恐不久於人世，要求曹操日後多多照顧他的妻兒。
 
　　據說橋玄還對這位忘年之交說：「我死後，你若有機會來我墓地附近，務必要到我的墳墓倒上一杯酒，否則你一定會肚子痛的。」
 
　　東漢建安五年（西元二年）春天，四十五歲的曹操，正好駐軍於譙縣附近，他便特別親赴橋玄的故鄉睢陽，拜祭橋玄的墳墓。祭文中，曹操提及自己年輕時和橋玄的這段忘年之交，有如孔子和顏回一般，文中也說到自己在橋玄的墓上已倒上酒，應該不會再肚痛了。
 
　　三十年前的舊事一如昨日，橋玄對曹操一生之影響由此可見。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這麼一個才十五、六歲的「無名小子」，為什麼會被聲望崇高的社會名人如此期待呢？他們到底是看上曹操哪一點？為什麼他們會認為曹操是未來平定亂世的奇才呢？
 
　　汝南人許邵，是當時有名的專業人物鑑定家，他和堂兄許靖，每逢初一，都在鄉里替專程前來拜訪的人作人物品定。由於許邵的名氣非常高，有不少人不遠千里前來請求他品論，這便是當時非常有名的「月旦評」。
 
　　東漢末年，宦官及清流派士族早成了死敵，身為宦官養子後代的曹操，想要打入清流派的圈子裡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他更需要有名人為他作「人物品定」。雖然何顒、橋玄等已公然給他高度的肯定，但一向缺乏安全感的曹操，仍然找上許邵，希望能得到這位「品人專家」的意見。
 
　　孫盛的《異同雜語》中，有如下的記載（《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便將此記載引用在其小說中）：「曹操找到許邵，許邵乃回答說『你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操大笑而去。」
 
　　南北朝人范曄在《後漢書．許邵傳》裡也有如下的記載：「曹操在未成名時，為了不讓自己沒沒無聞，乃要求許邵給自己作個品鑑。許邵看到曹操以後，頗為驚奇，不肯輕易作答，曹操卻一再追問，許邵不得不表示：『子是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曹操大笑而去。」
 
　　但《世說新語．識鑒篇》中，這段品鑑卻是由橋玄講的，橋玄對曹操說：「子乃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後人劉孝標在作《世說新語》中的「註解」時，表示這段記載可能是出自孫盛《異同雜語》中，許邵所講的評鑑，《世說新語》作者劉義慶作了錯誤的引用所致。
 
　　且暫不去探討哪一種記載最真確，至少在後代的書籍記錄中，有關曹操的「人物品鑑」有以下三種資料，依著書時代的先後，排列如下：
 
　　1.許邵：「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孫盛《異同雜語》。
 
　　2.許邵：「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范曄《後漢書》。
 
　　3.橋玄：「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劉義慶《世說新語》。
 
　　這三段評鑑中，有關橋玄的記載，可能是資料混亂的錯誤，而前兩段有關許邵的記載，卻有著很微妙的關係。
 
　　從文法上來講，這兩段語言均屬對應關係的結構，第一段是治世對亂世、能臣對奸雄，第二段是清平對亂世、奸賊對英雄。從整段語意來講，孫盛記載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賊」，呈「+．+－－－．－」的意義，在評鑑上對曹操是較肯定的。但第二段范曄的記載「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則呈「+．－－－－．+」的結構，對曹操來講毀譽參半。
 
　　由於范曄的記載是於孫盛之後，可以看出所以有這樣差異，在於曹操的形象正隨著時代在改變中，因此孫盛的記載應比范曄的記載更接近於真實。
 
　　此外，從這些記載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年輕時代的曹操在個性上已顯示出很大的特色，他對時代的適應力極強，也具有高度的透視能力，這可能跟他活潑好動、又勤於讀書的個性有關。
 
　　許邵的品鑑主要便在預測，曹操不但能順應體制，有能力應付和平時期的治理工作，而且在遭逢異常的時局時，他也能拋棄傳統規範的限制，以異常的手段來應付亂局。這樣一個充滿著前瞻能力、遠視能力及應變能力，而且又擁有無限熱情及活力的年輕「政治人」，自然能受到有心人的青睞及期待了。
 
〔陳文德說評〕
 
　　「創業惟艱，守成不易」，制度的建立固然不輕鬆，制度的維護及執行則更為困難。一個優秀的守成者，往往比成功的創業者需要更大的智慧、毅力及勇氣。任何一位組織的經營者都知道制度的重要性，也都大聲呼籲維護制度的尊嚴，但諷刺的是，領先第一個破壞制度，造成混亂局勢的始作俑者，通常也都是經營者自己。
 
　　由於制度大多著眼於「長治久安」的設計，因此偏向中長程規劃，對於每天都在作決策的經營者，的確常會有很多的不便，因此一些缺乏遠見沒耐心的經營者，常會自我原諒地藉口權宜之計，在人事上作破格擢用，或凍結原制度的精神，隨便制定臨時性法令，以代替具有長遠規劃的制度。他們經常宣稱，祗要一切恢復正常，便可立即回歸原有的制度。但正如亞當、夏娃不可能重返伊甸園一樣，被傷害的制度絕不可能恢復原有的動能。不管這被破格任用的人有多能幹、不管這臨時性的措施有多大功效，我們都可以確定地說：當制度被破壞時，組織長遠的穩定性，也勢必遭到致命的損傷，禍亂的根源通常也從這裡開始！
 
　　當然，我們也不應認為經營者都要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來維護制度，祗是任何制度能真正發揮功效是需要長期努力的，因此經營者實在有責任，非到「生死關頭」，絕不輕易求權宜之應變。就如同一位負責的醫師，除非事關病患存活關鍵，絕不隨便下猛藥。因為猛藥固可救命於一時，但它對病人身體的健康也絕對有嚴重的副作用。
 
　　為了應付緊急情況，任何制度也都設計有權宜應變措施，可惜的是經營者常不會嚴謹地去遵循這些規定。或許為了顯示自己的權威，或許缺乏耐心去斤斤計較「白紙黑字」的規定，經營者通常祇著重於個人的方便及喜惡來作決策。通常是情況還未到緊急程度前，他們便會「未雨綢繆」地提前運用了。一個經營者是否真的優秀，往往決定於：他們是否能克制自己的情緒？是否有維護長治久安制度的決心？是否能忍耐本身的痛苦及不方便，力求維持組織體系地正常運行，而不輕易憑自己的感受去做改變？
 
　　在前面，我們看到的是東漢皇帝重用外戚、重用宦官、重用權臣，釀成漢末政治的混亂情勢。其實我們可以確信，在剛開始之際，皇太后所拔擢的外戚，皇帝所委任的宦官，絕不全是貪圖權慾的惡徒，其中必定有不少是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為了力求政治情勢的穩定，或許為了進行某一層次的政治改革，經營者於是違反制度，破格任用，或加重了他們的權力。
 
　　為了達成拔擢任用的目的，經營者常為此設計某種權宜措施，如此一來，不但擾亂體系長期運行制度下的資源分配的均衡，更造成另一股反對或反彈力量的興起，彼此在幕前幕後展開抗爭，慢慢地演化成長期的尖銳鬥爭，也因而造成情勢的混亂及惡化。
 
　　經營者的工作在本質上便是痛苦的、寂寞的，企圖心太旺盛的經營者，由於缺乏耐心，急著向大家表示他所遭受的壓力，通常便成了第一個忍不住要破壞制度、進而造成混亂的「破壞者」。「病急亂投醫，久病亂用藥」，雖是人之常情，但對一位言行足以影響整個組織成敗、甚至存亡的最高經營者，卻有責任忍受自己的痛苦及壓力，不應隨意藉助猛藥。
 

書號：N9011

ISBN：9789573249221

規格：精裝 / 單色 / 840頁 / 21 × 15 × 4.3 cm / 960公克

類別：史地類

分類號：622.4

出版社：遠流出版

 

本書分類：人文史地>中國史地>朝代史>秦漢/三國